（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沈阳 110167）

佛教在中国历经数世纪的本土化历程，教义思想都有了深广发展，中国僧众的佛教成就显著，著述丰富。随佛教东传，中国佛教著述也一并扩散。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直接开展，佛教随留学僧大量进入日本，随后中国赴日僧进一步推进传播，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文化是由于佛教的流入而日趋兴盛的[1]。随中国汉文大藏经的流入，日本也进行了汉文大藏经的编刊。《嘉兴藏》与《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分别是中国与日本历代编修的汉文大藏经中特点鲜明、创新突出的两部。两部藏经关系紧密，后者的形成既受前者影响，又有自己的特点。

1 《嘉兴藏》和《大正藏》概述

1.1 《嘉兴藏》的特点及对日流布

《嘉兴藏》又称《径山藏》，于明代万历时始刻，至清代康熙时刻完，又在雍正至嘉庆时进行了补刻，总历时近230年。《嘉兴藏》是由民间僧俗信众募资刊印的，由紫柏大师发起，密藏道开实际主持刻藏。《嘉兴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我国收佛教典籍最多的汉文大藏经，尤其是大量收录中国僧人居士的佛教著述；二是改梵夹装为方册装，方便普及和流通。

《嘉兴藏》没有一次发行过全藏，多个收藏单位的藏本都是不同时期请购或汇集的，全藏没有统一的目录。同时因为随请随刻、允许“附藏流通”，所以《嘉兴藏》在收录品种上可说是中国历史上至清嘉庆为止最为丰富的，其中有很多稀见的中国僧人居士著述。2008年北京民族出版社重辑出版《嘉兴藏》（后文统称重辑《嘉兴藏》）。主持重辑者韩锡铎先生在全国征集各个收藏单位的目录，集全征异，收集的品种丰富，尤其是对复杂的中国本土著述搜罗较全，虽还有遗漏,但也是之前学界所无。本文即以此本为考察对象进行研究。

《嘉兴藏》输入日本的部数有七部和九部两种说法。部数之多反映了《嘉兴藏》在日流布之广泛。单经流传暗合《嘉兴藏》在中国“随请随刻”“附藏流通”的现象。《嘉兴藏》流传到日本主要通过3个途径：一是随商贸往来流入；二是日本访华僧采购；三是中国僧人携藏渡日。明后期中日贸易往来频繁，通过中国商船，很多佛教典籍输送到了日本。日本大量访华僧在中国活动时，采购了很多佛籍回国，在日本流传的一些单经推测应是由此而来。清顺治年间，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东渡日本，将《嘉兴藏》已刻成刷印流通的部分带到日本（以正藏为主）。随后隐元禅师在日本创建黄檗宗，他的弟子日本僧人铁眼道光就据隐元禅师带来的这部《嘉兴藏》翻刻了一部汉文大藏经《黄檗藏》，也称《铁眼藏》，并依照《嘉兴藏》，在卷末也附有施资人姓名、祈愿内容、刻经者姓名等的刊记。频繁的文化商贸交流中，《嘉兴藏》里的中国佛教著述很多随之流入日本。《嘉兴藏》对日本大藏经刊行系统的影响不可避免，20世纪初《大正藏》的编修就把《嘉兴藏》作为主要校本之一。

1.2 《大正藏》的特点与受《嘉兴藏》的影响

《大正藏》是由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主持编辑的一部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从大正十一年（1922年）至昭和九年（1934年）历时11年完成。因为资料丰富、收经数量居冠，该藏出版后为学术界广泛利用，普及极广。全藏100册，收录有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的汉文佛教典籍。全藏总计收经3 493部，13 520卷[2]。其中正编55册（1—55册），续编30册（56—85册），图像部12册，《昭和法宝总目录》3册。33—55册主要收录了中国僧人居士的著述，中间杂有朝鲜、日本的著述，56—85册为日本僧人的著述。

《大正藏》与之前日本编修的大藏经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编辑分类一改以往大藏经体例（大小乘、西土撰述、此土撰述），改依佛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典籍演变、流传的先后进行排序；二是收书有特色，首先品种历代最多，其次古逸佛典收录很多，有很多中国已佚的隋唐时高僧大德的著述，最后是大量收录日本佛教著述。

《嘉兴藏》在日本流布已久，《黄檗藏》及之后《卍字藏》《卍续藏经》莫不受其影响。《嘉兴藏》也是《大正藏》的重要校本。近期关于《大正藏》的底本，研究学界有新的见解。原来普遍认为《大正藏》的底本是《高丽藏》（正藏部分），近年日本学者永崎研宣认为《大正藏》的底本并非《高丽藏》而是《频伽藏》。《频伽藏》是民国初年编修的铅印本大藏经，1909年至1913年出版。《频伽藏》是以《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为底本排版，删去了部分日本著述。追本溯源，《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依《黄檗藏》排印，《黄檗藏》是《嘉兴藏》的覆刻[3]。由此可说《嘉兴藏》是《大正藏》的间接祖本。祖本、校本双重影响下，两藏在中国佛教著述部分上收经数量及品种上差异却很大。

2 《大正藏》与《嘉兴藏》收录中国佛教著述的数量与品种差异

2.1 数量、品种的差异

（1）数量上，《大正藏》所收中国佛教著述共424种（仅以正编统计，不含古逸部、疑似部即敦煌出土的逸典或伪经）。重辑《嘉兴藏》中收录中国佛教著述有832种。重辑《嘉兴藏》收录的中国佛教著述在统计时，如《阅经》十二种、《云栖法汇》二十五种等均按12种、25种统计。盖因有的书零种《大正藏》中有收，如《云栖法汇》二十五种中《往生集》，《五家语录》中的灵佑禅师、慧寂禅师、文益禅师三家语录。另外排除了杂入其间的3部高丽僧人著述，2部译经。从数量统计上看，《嘉兴藏》收录的中国佛教著述是《大正藏》的近2倍。

（2）品种上，《大正藏》收录多以隋唐宋元时僧人著述为主，其中很多为国内失传而在朝日两国流传的珍稀典籍。由东晋始至宋，《大正藏》中有240多种为《嘉兴藏》所缺，如隋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大师的著述22种、唐唯识宗窥基大师著述15种、唐华严宗法藏法师15种等。这些典籍对中国佛教著述是很好的补充。《大正藏》不足在对中国明清僧人居士的著述收录很少，《嘉兴藏》续藏、又续藏中这一类收录则最为丰富。

《嘉兴藏》中国佛教著述中有639种为《大正藏》缺辑，明清僧人居士的著述就占了90%。其中不乏各宗派里的高僧和著名的学士、政治人物。有一种无收者，如明代四大高僧中的德清、真可，明末僧人道开，明末清初的曹洞宗僧人弘赞，明代居士钱谦益、僧人姚广孝等。略举几例具体如下。

德清：续藏中的妙法莲华经通义七卷、憨山老人梦游集四十卷、憨山老人梦游全集五卷、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二卷；又续藏中的庄子内篇注四卷。

真可：续藏中的紫柏老人集十五卷、紫柏尊者别集四卷附录一卷。

道开：密藏开禅师遗稿二卷（续藏）。

姚广孝：道余录一卷（续藏）。

有收录不全者，如明四大高僧中的智旭、祩宏，清初临济宗高僧道忞。举例如下。

智旭：续藏中的相宗八要直解八卷、佛说盂兰盆经新疏一卷、蕅益三颂一卷、周易禅解十卷，法华堂四问并答一卷，净信堂初集八卷；又续藏中的阅藏知津四十四卷目录四卷、毗尼后集问辩一卷、梵室偶谈一卷、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十卷等。

祩宏：又续藏中的竹窗随笔三卷，拾遗中的云栖法汇二十五种。

道忞：续藏中的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六卷、天童弘觉忞禅师语录二十卷；又续藏中的布水台集三十二卷。

这些或为禅宗高僧，或是著名政治人物，其著述的研究价值很高。对比可见，两部藏经收录著述侧重点不同。

2.2 同品种内容差异

《大正藏》与《嘉兴藏》收录的同品种佛经在内容上有差异，内容编次不同。如唐释匡真禅师的著述，在《大正藏》47册诸宗部中收的是《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三卷（简称《广录》），《嘉兴藏》是在续藏中收的《云门匡真禅师语录》三卷（简称《语录》），同为宋释守坚编，收录的都是匡真禅师生平行实。《广录》的体例是三卷：卷上对机，卷中实中语要、垂示代语，卷下勘辩、游方语录、遗表、遗诫、行录并请疏。《语录》的体例是三卷：卷一机缘、示众，卷二实中语要、垂示代语，卷三垂示代语。整体内容上《广录》多出遗表、遗诫、行录并请疏的内容。两经其他内容文字基本相同，但编次不同。如《语录》中的“机缘”分拆入《广录》中的“勘辩”“游方语录”中，《语录》中“示众”的内容在《广录》中列入“对机”中。这应该是匡真禅师的著述有过重新的汇编整理，而《大正藏》因为用的本子是新的、后出的，所以出现了同品种佛经在《大正藏》中体现的内容更为丰富、编次有差异的情况。

内容含量上例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大正藏》收在诸宗部中，《嘉兴藏》收在正藏中，千字文用字为“说、感、武”。比较《大正藏》与《嘉兴藏》二书版本，《嘉兴藏》多了宋释祖咏编的《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卷。《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的内容丰富可以独立成书[4]。在重辑《嘉兴藏》中，便将《年谱》单列一种。

以这两个现象对比看，因为《大正藏》校本很多，采用新的、内容丰富的本子可以理解，但是《嘉兴藏》中汇辑的内容更为丰富的僧人著述却没有采用，理念产生矛盾，令人费解。

经上述考察，《嘉兴藏》流入日本多年，最为显著的特点却并未被《大正藏》的编辑所吸收，中国佛教著述大量失辑。早于《大正藏》的《卍续藏经》中已经收录大量的明清僧人著述，可见不是流传的原因。

3 差异原因分析

日本学者干泻龙祥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之新修意义与经纬》中有提及《大正藏》的编纂原则：①以丽、宋、元、明四藏及日本古写经、敦煌文献进行校对；②对校梵、巴原典；③打破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体例，按照学术原则重新分类，以反映佛典思想的发展与文献的变迁；④增收敦煌文献、日本古写经、续藏中的优秀典籍及日本诸宗要典。从这四原则可见《大正藏》编纂的重点有三：一文本校勘，二建立新的大藏经结构体例，三收录日本佛教典籍。对应编纂的背景和重点我们可以分析出《大正藏》失辑大量中国佛教著述的原因。

（1）重视弘扬本国佛学。《大正藏》收录日本著述丰富，在续编的56册至84册中计有500余种。从《大正藏》编修背景可见这一倾向。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人都曾留学西方，时值西方佛教研究“蔚成热潮”，这些留学西方的日本学者将这股研究热潮带回，相信这里也有对本国佛教著述整理和丰富研究的强烈意愿在内。这在前文第四条原则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在日本编修者们侧重本国佛学著述这一思想指导下，除传统经典正常收录外，中国佛教著述体量变小，侧重收录隋唐以来在中国佚失而日本续存的典籍以及敦煌文献。

（2）收录标准不明确。这个问题方广锠先生有过阐述。方广锠先生指出，《大正藏》在正藏部分就出现很多重要典籍没有收录，在众多校本大藏经中收录的许多经典，《大正藏》也没有收录。而却又收录了历代大藏经没有收录的典籍，当然这其中有部分是在中国失佚的[5]。可见，无论是在继承前藏经典方面还是补入新入藏典籍方面，标准均不一致，有矛盾。《嘉兴藏》收经原则很明确，一是继承前代经典，二是大量收录之前未入藏的中国佛教著述。

这种模糊的标准在《大正藏》的“中国撰述部”中是有反映的，如明祩宏的著述。《大正藏》只收了《净土疑辩》一卷、《禅关策进》一卷，像《嘉兴藏》中所收祩宏的《云栖法汇》和展现其佛学思想的晚年著述《竹窗随笔》都没有纳入《大正藏》中。《大正藏》中收禅宗各家著述均为宗派创始者、二代或发扬宗派的名僧的重要著述，如曹洞宗的悟本禅师语录、良价禅师的语录，临济宗黄龙派创始僧慧南的语录等，但是禅宗的知名著作《正法眼藏》、临济高僧晓莹的《罗湖野录》、临济黄龙派慧洪的《石门文字禅》等又都缺录。这种对经典选择的矛盾之处很多。

（3）材料收集有局限。《频伽藏》凡例中言“本藏初议，原欲广搜罗明藏未收诸作，汇辑校印，编为续藏……顾以从事之际，适遇中华光复，兵火遍于南北，故规定之程序，因之受其顿挫。又以人事之不齐，印刷工厂之易主，纷紊紏射，皆为宿谋所未及。故不得已暂将初意欲增入者，悉行搁置，以俟续藏之刊。”[6]说明作为底本的《频伽藏》有很多品种还未及刊入，这些待刊入“续藏”中的佛经不免被《大正藏》遗漏。《大正藏》还有很多重要的大藏经版本没有收集到，如《赵城金藏》《碛砂藏》《龙藏》等，这就错漏了其中很多中国佛教著述[7]。《嘉兴藏》单经在日流传，这一类单经多为中国僧人著述，也没有列进《大正藏》收集范围内。再有《嘉兴藏》续藏、又续藏过于复杂，在国内已是散逸众多。重辑《嘉兴藏》中就多列出了一个“拾遗”部分，还有36种待访书目。这些著述流入日本后情况复杂，除非进行专项搜集，否则遗漏是必然的。

（4）受人力、财力局限。《大正藏》校勘精密详实，搜罗众多古今校本，有宋《资福藏》、元《普宁藏》、明《嘉兴藏》、隋唐写经、天平古写经、敦煌文献，还有梵文、巴利文。并且单独辟有一校勘栏，将底本与其他各本藏经校出的字句差异，都标注于此栏内，同时标注梵文、巴利文拼音。一种经典需要进行多个版本的校勘，再进行差异标注，这样校勘的工作量是巨大的，需要的人力与财力也是巨大的。《大正藏》编辑在当时二三十年代已是举全日本佛教界之力进行，但仍然遗漏众多经典。如果把品种复杂、数量众多的中国佛教著述全部列入校勘工作之中，私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是能力范围之外了。

[1]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0-21.

[2]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622.

[3]方广锠.略谈《径山藏》的历史地位[C]//中国杭州径山禅寺.刻本大藏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径山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径山禅寺,2015:153.

[4]蓝吉富.佛教史料学[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21.

[5]方广锠.随缘做去 直道行之—方广锠序跋杂文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71-72.

[6]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总目·凡例[M].北京:中国图书公司,19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