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泽浩

（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40）

1 引言

1.1 研究目的

本文基于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和战略地位、农民收入偏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的负面影响、农业产业化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对我国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进行详细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分析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从而找到促进农民增收的最有效路径，为今后我国优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完善农业制度政策、提高农民收入，提供理论支持。

1.2 研究意义

研究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有助于完善我国农业政策和制度。农业产业化是一种产业运行模式，也是一种新制度的探索和完善。不完善的农业制度或政策会导致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也会导致农业生产供给无法满足农业需求；而合理的农业政策能促进和带动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完善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减少或避免经济发展中的无序状态，促进有序交易，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降低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促进农民增收。通过研究推动完善我国农业政策和制度，改变城乡发展的失衡局面，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对我国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农业产业化与农民收入的内涵

2.1 农业产业化内涵

农业产业化(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这一概念源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由美国的John H.D avis和RoyA.Goldberg首先提出的，然后传入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戴维斯和戈尔德伯格把它定义为“农业综合经营”或“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1]。在我国，农业产业化是在农村经济改革实践中产生的：1993年，山东潍坊提出了“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的农业发展战略。自此，农业产业化在我国开始起步。

对于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由于研究的角度和侧重不同，国内不同的学者对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陈吉元(1996)认为，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产品按照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的经营原则，实行多层次、多元化的优化组合，发展各具特色的龙头产业实体或体系，形成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2]。牛若峰（1998）认为，“农业产业一体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行种养加、供产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系统内非市场安排与系统外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立发展的基本营运机制，是多元参与者主体自愿的经济利益共同体”[3]。倪斋晖（1999）更强调农业产业化的结果，即把农业产业化归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列，或归结为一种模式，认为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托本地资源，对农产品实行产加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的模式”[4]。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目前社会各界对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特色产品为重点，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实行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建设规模化、加工系列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使农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5]。

2.2 农民收入的内涵

按照收入来源的性质，农民收入可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农民外出务工到乡镇企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种植、畜牧业、林业等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林权制度改革、土地征用补偿、土地有偿流转、农村泥草房改造、拆迁补偿、新型合作社、出租土地和房屋所收取的租金、银行存款的利息所得、有关的专利收入、股票与证券的红利收入等。转移性收入包括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的各种补贴。

在我国，研究学者们认为农民收入主要由纯收入和总收入两部分组成：农民的纯收入指的是一个农民家庭中，其总的所有收入扣除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费用及其他费用之后所剩余的收入，这类收入最能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总收入指的是一年中农民从事各项生产活动中获得的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在内的全部收入[6]。

3 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

在农业产业化的众多组织模式中，“龙头”企业带动型（企业+基地+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的典型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可以将原本分散的企业、基地、农户组成一体化的联合体，并采用合同契约制度、参股分红制度、全面经济核算制度，互补互利、自负盈亏、讲求效益，对全系统的营运和成本效益实行企业式管理。这样的管理方式可以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紧密地联系起来，发挥出一体产业链环节间的协同效应，使之形成规模产业，使农业在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效益通过产业链利益分配反馈到农业中，从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7]。具体而言，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共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3.1 构建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收入

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是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系统中最核心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当利益分配机制存在时，企业、基地、农户三者才能完成一体化，否则，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就建立不起来，维持不下去。

利益机制是通过分配方式来实现的，现行的利益分配方式有:①“龙头”企业按合同保护价收购签约农户的产品，农户至少可获得15%～20%的利润；②实行股份制的按股分红，红利均等；③利润返还和让利于农户，即“龙头”企业按照各参与者主体交售产品的比例将一部分利润返还给签约基地和农户；④企业与农户有租赁关系的，以租金方式付给租让其承包地的农户；⑤“龙头”企业大多实行工资制，既企业按职工的工种、技术水平、完成任务等指标付给职工工资，并对成绩突出的职工发放奖金。

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不仅保障了农民能够从种养中获得生产的一次收益，而且让农民可以分享企业在加工、销售环节中利润的二次收益，从而实现了农民增收。

3.2 构建运转约束机制保障农民利益

构建运转约束机制对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至关重要，参组各方从一开始就必须界定产权，使企业产权明晰，责任明确。同时，产业一体化“龙头”必须按照现代企业要求实行公司制或合作制，以法人身份在社会上出现，与其他市场主体打交道做生意。公司依法设立董事会，实行董事会负责制，总经理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决议行事。构建运转约束机制能够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和调控机制，保证全部业务营运的有效运转。在我国，现行的运转约束机制有以下几种：

①市场约束机制。农业产业一体化初始试办时期，尤其是松散的“一体化”经营，“龙头”凭靠自己的信誉和传统的产销关系，与农户和原料产地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价格随行就市这种运行方式多适于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与系统以外的市场主体进行交易，而在系统内部当保护价低于市场价时也采用市场机制。

②股份合作约束机制。在“产业一体化”系统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农户之间实行股份合作制，互相参股。有的农户和其他单位以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向企业参股，形成新的资产关系。“龙头”企业运用股份合作吸收农户投资股，使企业与农户以股份为纽带，结成“互利互惠，配套联动”的经济共同体。

③租赁约束机制。“返租倒包”是其中典型的租赁方式，即“龙头”企业将已经分包给农户的土地返租回来，作为企业的生产基地再倒包给农户经营，成为企业的一个生产车间，生产的产品全部由企业收购。

④契约约束机制。契约约束机制是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普遍采用的主要运转方式。“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资金扶持合同和科技成果引进开发合同等，明确规定各方的责权利，以契约关系为纽带，进入市场，谋求发展。

3.3 运用农业科技降低农业成本，实现规模效应

我国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商品率极低，仅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可以满足当时我国的农业发展需求。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规模不经济、科技水平低下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而农业产业化的兴起赋予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新的内容和活力，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通过农业机械化、农业水利化、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降低各环节成本，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实现规模效应。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在生产环节发挥出了体制的优势，在确保农民生产自主权前提下，利益的驱动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效率提高又会带来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使农户而且还有企业主，双方扩大生产规模的愿望都大大增强，既促进了经营主体的规模化，也促进了关联产业群的规模化，推动着土地散碎问题的解决和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3.4 延长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传统农业产业链条短，绝大部分农产品只经历生产和销售两个节点，农产品成熟后就直接投放市场，不仅生产产量低，而且由于缺少加工环节，也导致农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增收机会减少。尽管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产量发生了质的飞跃，但作为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往往缺乏需求弹性，单纯的产量增加不但不会带来需求的增加，反而会形成农产品市场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价格只会不断地下降，农民收入不但不会提升，反而会减少[8]。

而农业产业化的实施，改变了传统农业只在生产方面下工夫的现状，把农业加工、销售等环节都纳入到了农业产业内，减少各环节的交易费用，实现产业化经营。通过延长农产品的加工链条，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农产品的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环节，将更多的必要劳动转化成价值，并转移到加工的农产品中，这样既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还丰富了农产品的形式，让农产品以不同形态展示给消费者，更大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9]。

3.5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实现他们的充分就业，使之获得应有的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发展农村经济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虽然目前家庭经营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基础来源，但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农业产业化的实行，一方面，不仅能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范围，摆脱土地、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数量的禁锢，使大量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而且能降低农村劳动力因长距离转移而产生的转移费用[10]。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企业所从事的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农村劳动力不再需要离乡背井去外地务工，可以在家门口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去，从事加工、销售等工作[11]。这样不仅解决了一些因地少人多而造成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让农民在农闲时节也能赚取额外工资，既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就地转移，又降低了外出务工的成本，从而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具体而言，农业产业化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源自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吸纳劳动力就业于产业化链条的环节。一方面，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将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连接起来，实行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提高农业中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通过增加农产品的加工环节，延长加工链条，将原来纯粹的农产品生产延伸至加工尤其是深加工的领域，可直接或间接创造出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是对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引入合理的约束机制、组织机制和利益机制，提高农业一体化程度和组织的经济效益，有效地刺激了就业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从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相关的社会服务体系也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间接渠道。随着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会不断深化，与农业产业化相关的社会服务体系会更加完善，农业内部资源会重新整合，衍生出许多新的产业，这些新的产业会消化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3.6 优化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致富能力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中，企业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把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企业为农户提供专业化指导，农户为企业进行标准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可以通过多种组织形式的参与、多种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多种生产技术的实践，学到很多先进农业知识、技术、生产方式，开阔农民的发展视域和专业技术知识水平，提高劳动技能，逐步从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12]。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土地和家庭成为龙头企业的“第一车间”，农民成为企业的“工人”或“股东”，农户既是企业会员，又是独立的经济个体，组织纪律性和独立自主性相结合，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了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而且节省了企业和农户在市场中寻找交易对象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双方的市场交易成本，避免了中间商的盘剥，提高了双方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市场经济参与热情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大大提高，发展能力大大增强，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4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可以发现传统的农业之所以会造成农民收入低，归根溯源是没有把农业当成一种产业来经营。有关农民增收问题的解决措施很多，但农业产业化囊括了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多种措施，造成农民增收困难的每个因素几乎都可以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得到矫正和解决。因此，农业产业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路径。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在发展农业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产业化经营发育依旧不够完善。因此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要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实施，以实现在联产责任制基础上，促进农民增收、加速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促进和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提升农民的获得感、使广大农民尽快步入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