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谦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临沧，677000）

有关“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个话题的由来，已经很难说清楚。但是关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倒是经常见诸各种文艺评论。那么，什么是民族性？什么是世界性？它们在音乐作品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疑问让人感到十分困惑。下面笔者尝试对此做出一些分析，以争取把这个貌似简单却又很难言说的话题廓清一些。

（一）音乐作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在讲民族性之前，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音乐。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而民族音乐，在英文中表述为ethnic music，本意是少数民族音乐，也就是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对少数民族风格的音乐的一个称谓。

民族音乐的概念可大可小。广义的民族音乐是指国家所继承的所有音乐总体。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来说，它包括扎根于各民族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等传统音乐，也包括近现代由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具有中国人审美特点的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狭义的民族音乐是指，扎根于各民族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具有该民族的音乐形态特征的传统音乐，在中国主要指民间歌舞、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祭祀音乐、佛教音乐、道教音乐。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音乐文化，甚至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其音乐的特点也会有所不同。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之间，也存在着特殊性和普遍性，即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一些广为传播的作品正是通过这种共性才让其他民族对其产生共鸣的，比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主要借鉴了越剧唱腔的旋律，有很强的江浙文化地域性，但是，其演奏乐器是西洋乐器小提琴，演奏形式是协奏曲，乐曲所表现的创作母题——爱情更是带有全球公认的色彩，所以得到各国受众广泛认可。这可能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作品中在保持自身鲜明的民族性的同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手法最为成功的具有大众化审美特点的作品。

（二）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观点的辨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被很多人经常引用的话语，究竟出自哪里？现在已很难查清，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实在太多，而又都没有说明可靠的原文出处，或者注明的出处各不相同，借用了很多名人、权威的名号。很多专家、学者、行政人士也习惯把此话当成定理去到处使用，以说明文艺作品中民族性的重要程度，在某些具体的语境中，甚至可能显得是在说民族性越强越好。

笔者知道的是，鲁迅在1934年的一封致陈烟桥的信中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①《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这句话大概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语的原型。后者随即被用到不少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议论中，以强调民族性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毕竟不是鲁迅的原话，他只是想指出文学中要重视民族性而已，希望文学创作不要丢掉自己的根，要植根于其所赖以生养的土地。以中国为例，如果提炼好民族精神，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作品或许不但中国人喜欢，外国人还会更喜欢。鲁迅的原话并没问题，问题出在后人把此话的内涵给外延化、绝对化了。正所谓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谬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表述无疑具有片面性。是否具有世界性，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是“民族的”，而在于是否具有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民族的”有可能是“世界的”，也有可能仅仅是该民族的。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的历史、文化、环境被打破，在或快或慢地跨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滞后于历史进程的文化因素必然被逐渐淘汰，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也一定有些“民族的”文化因素不但难以被外界认可，而且会被本民族抛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夸大民族性的作用。

音乐作品中的“民族性”，是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民族风格特征。比如马思聪的小提琴作品《思乡曲》的主题旋律直接改编自内蒙古民歌《墙头上跑马》，所以我们说它具有民族特征或民族性。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采用了小提琴这一外来乐器，这个作品就世界化了，就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了。如果我们把巴赫或贝多芬的音乐录音带到一个封闭的小山村去，那儿的听众会认可吗？或者把这个村落的一段原生态的民歌带到欧洲国家去，那儿的听众是否能感受到此歌的魅力？情况就算不是非常糟糕，恐怕也是猎奇心理强于审美心理。若连理解都困难，就不要谈作品与心灵的碰撞了。

有人过度强调作品的世界性，更可能是“西方中心论”在下意识里作怪。欧洲国家近几百年来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政府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进步无疑是惊人的，于是西方人难免以“文明中心”自居，并以自己为标准审视其他国家。其他地区若自认技不如人，也难免一切向“西”看齐，产生浓重的后殖民化氛围。现在有些音乐创作简单照搬西方的技法，轻视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以为这样做就是和国际接轨，结果弄得不伦不类，西方人不认可、本民族不接受，这是亟待引起重视的一种肤浅和急躁的倾向。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说，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的思想同样不可取。

（三）优秀作品的共同特性

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好的音乐作品也不乏其例。限于篇幅，笔者仅以二胡作品为例（二胡这件乐器，放在今天说，归为中国的民族乐器是没问题的），简析两位殊途同归的创作者的成就，即刘天华和阿炳。刘天华一直走的是学习西洋音乐以“改进国乐”的路子，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结构和调性设计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阿炳则是江苏无锡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他的创作完全植根中国传统。要说作品的民族性，肯定首推阿炳；而要讲“中西合璧”当然是刘天华。不过，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刘天华的《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都得到了中外受众的广泛认可，流传时间也很长久。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优秀的音乐作品是以质量取胜的，而博采众长和精于传统的创作都能诞生好作品。音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不能夸大艺术内容的作用，也不能贬低艺术形式的地位。传播得成功且长久的音乐作品，往往很好地拿捏了内容与形式、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我们常说的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在很大程度上讲的也就是个性与共性、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

从字面上理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语，就会认为音乐作品越有民族特色就越优秀，听众认可度就越高，传播机会就越多。然而，音乐作品能否走向世界，民族性诚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应该是作品质量。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有瑕疵的命题，如果简单认同，不仅会误导思想与行为，也会对文化的健康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正确看待和处理本国本民族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我们需要时时注意的问题。妄自菲薄、唯我独尊都不可取，兼收并蓄、去粗取精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