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心

（郑州大学，郑州，450001）

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势力的大举进入，国内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同时，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在一些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京津沪等地，都以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和多面向发展而著称，市民生活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不断增加。同时，社会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促进了休闲娱乐场所的发展。中外商人开办的茶园、戏园、剧场、舞厅等逐渐增多。在戏园和剧场里，时常会举办一些不同类型的音乐会。与传统的娱乐方式不同，音乐会形式是仿效西方而来，近代报纸经常刊载相关消息。笔者从中常常看到“西洋音乐会”、“国乐演奏会”、“中西音乐会”、“作品音乐会”等称谓。细究可查，这些冠名可以说是基于被演出音乐作品的文化渊源或来源而定。目前学界对音乐会演出及相关问题有了一些研究，①相关研究有孟维平、项梦露《北京近代音乐会演出史》（载《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4期），关心《近代中国学校音乐会的功能》（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清末民初学校音乐会初探》（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但是尚未注意从这一角度认识近代的音乐会演出，因而笔者对此略作分析。

一、西洋音乐会

“西洋”一词，一般是对于“东洋”而言。自近代开始，日本由于其早期向西方学习的经历与成效，常被国人以“东洋”相称。日本自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迅速发展起来，并以“文明开化”为倡导，积极发展音乐文化。东京音乐学院的学生组织音乐演出活动，身穿欧洲人音乐演出的服饰（男士着燕尾服，女士着长裙），以欧洲人常用的乐器（一般为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演奏欧洲经典乐曲，以此消闲取乐。如此以西方的乐器表演乐曲，表达西方式的音乐文化和音乐感觉，这样的音乐表演，我们通常称其为“西洋音乐会”。19世纪末期，外国演艺内容的进入成为西艺东渐大潮的最初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城市娱乐业的繁荣。除了外国的戏剧、马戏、影戏、西洋魔术等娱乐项目之外，其他艺术形式如钢琴、管弦音乐等演出活动也纷至沓来，并且在不同的群体中日渐兴旺。在国内，各城市也同样有着适合于当地的娱乐与艺术表现，如“近代京、津、沪大城市中，市民嗜剧成癖”①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版，第320页。。中国民众对于传统戏曲的热爱使得剧场的娱乐表演活动更加频繁。市民对于娱乐生活的需求也刺激了整体娱乐业的兴盛与繁荣。

西方人在华举办的音乐会外国人早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举办商业性的音乐会演出。19世纪70年代前后，由西方乐人进行的商业性音乐演出，在上海等城市已开始出现，并在部分人群中产生了影响。从《申报》的记载中，可见早期西洋音乐会的演出讯息，如：

启者拟于今晚即礼拜五在圆明园路西人戏院内弹唱戏文，有英国最著名之拉胡琴女士名惹尼嘉士手弹数出，并有寄居上海善于弹唱之西人亦相助为理，于八点半钟开门，九点钟开唱。计每位听戏者在楼下者二元，第二层楼上者一元。上海经理人里革谨告。②《今日弹唱戏文》，载《申报》1875年11月5日，第6版。

这是《申报》为来华从事商业演出的女音乐家所做的一则广告。在另一则广告中，内容的鼓吹力度更大：

现正天朗气和之际，本行延请外国著名乐手在本行徐家汇花园内弹吹奏乐，计有乐师音乾士太思先生与女三名，拟于每礼拜三，四点钟开会，英二十三日为始。此会特为华客及眷属所设，西人皆不与会。每位进园及点心费在内取银一元。波利洋行启。③《徐家汇设音乐会》，载《申报》1876年8月23日，第6版。

从这两则广告内容可见，在参加音乐会演奏和演唱的乐人中，既有应邀而来的西方人，也有一直“寄居”于上海的西方乐人；而演出地点相对灵活，既有在戏院内弹唱戏文的，也有在花园内弹吹奏乐的；在演出时间和场次的安排方面，既有受邀音乐家的一次性表演，也有定期举办的演出活动；④又参见关心《从早期〈申报〉看西乐在沪商业演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关于观赏音乐会演出的价格，是根据楼上或楼下位置远近的不同而定有差别。随着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的不断增多，以及中国民众对西洋音乐的逐步接受和喜爱，民国期间由西方人士举办的以演奏西洋音乐为主的音乐会，在一些大城市里的演出也自然是越来越多。

国人举办的西洋音乐会由国人举办的以“西洋”命名的音乐会，则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立之后，于1922年建立起了一支令国人自豪的管弦乐队。该乐队的指挥，是留学德国归来的萧友梅博士。在萧友梅指挥下的乐队，为准备举办音乐会而积极排练，他们的音乐会在当时的北京城内的知识阶层中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盛事”。

一般情况下，这支乐队举办音乐会的地点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的大礼堂，有时候还会在校外举办。当时乐队仅有16名队员，这与欧洲大乐团动辄百十号人的队伍相比，实在是显得过于单薄。特别不一样的是，在音乐会演奏时，演奏者并非像洋人乐队那样演奏者身着正装（西式服装），而是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也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马褂乐队”。众所周知，演奏交响乐需要有齐备的西洋乐器，而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乐器自然是缺少很多，也只是提琴和洋号。如此一来，聪明的乐队成员想出办法：不足的部分，均由钢琴演奏来替代。

尽管条件如此简陋，但在当时的北京城里，乐队举办的音乐会特别吸引人。曾经有一场音乐会，前半场的独唱和独奏节目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兴奋感，而后面的交响乐合奏开始之后，音乐会出现了高潮：当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乐曲刚刚奏完，掌声就从台下涌到了台上，马褂乐队第一次听到了中国人的欢乐颂”⑤沧浪云、李煞等著《民国音乐：未央》，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乐队从1922年底到1927年之间，在北京共举办42场音乐会，分别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格里格等欧洲音乐家的名作。

中国人演奏西洋音乐会的情况，早期在一些中心城市里出现得较少，后来随着欣赏者的不断增多和中国各类学校音乐教育在近代的发展、西方音乐的民间传播，民国时期此类音乐会出现得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并且西洋音乐与国乐的演出经常汇聚为一体来展演，也就成为了经常被媒体所称的“中西音乐会”。

二、国乐演奏会

“国乐演奏会”，即为演奏中国民族风格乐曲的音乐会。在近代西洋音乐传至中国之后，西洋音乐在国内一些中心城市的传播逐渐形成影响，特别在一些年轻人中间影响很大，如此激发起国内民众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复兴民族音乐的激情。也由此开始，在一些地区掀起了“国乐热”的浪潮。

国乐在高等院校的发展在当时的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率先支持中国民族音乐的挖掘与发展。在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影响方面，蔡元培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即：要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国外先进文化，又要防止盲目引进、简单照搬的做法，向西方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为了弘扬民族音乐，北京大学邀请早年留学日本的民间艺人王露到校举办专场音乐演奏会。1918年5月18日，一场“古乐演奏会”在北京大学举办，由此，国乐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轰动效应，这场演奏会也被称为“民族器乐演奏家在我国近代高等学府中举办个人古乐演奏会的开山之举”①杨和平《论我国近代艺术家王露的音乐贡献》，载《音乐研究》2003年第2期，第78页。。王露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担任学校的学生音乐组织——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教授琵琶等民族乐器。由此，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当地发掘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传授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气日渐形成。王露也多次举办古乐演奏音乐会，推动了音乐研究会的古乐演奏活动。据学者回忆，在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中，“音乐会”的组织发展是最快的。王露的古乐演奏会吸引了大量师生前往欣赏，还“发掘了部分同学发掘古乐器和古乐谱的强烈要求”②郑天庭《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掀起了一些学生学习国乐的热潮。③又可参见关心《民国音乐会与社会生活变迁：1912—1945》，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5页。继王露之后，又有刘天华进入北京大学，这些音乐家对民族音乐的发扬和推动、为民族音乐在近代的兴起推波助澜。

高校演奏国乐只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其他团体像各级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等，也都开始教授民族音乐，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民族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

国乐在民间的兴盛上海的“国乐热”浪潮是民国前后兴起的。1920年，大同乐会在上海成立，它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此期音乐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发展国乐的愿望。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说，以引进西乐为这一时期新音乐运动的主流的话，那么大同乐会的创立和艺术活动却……具有强烈的‘国粹主义’色彩。”④王同《对“大同乐会”在现代国乐演进中的认识》，载《音乐学刊》（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1999年第2期，第34页。乐会主持人郑觐文有深厚的古琴功底与良好的社会声望，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当地知名音乐人士，如戏剧家欧阳予倩、琵琶演奏家汪昱庭、音乐教授卫仲乐，还有许多京剧表演艺术家。大同乐会的会员人数最多时达到四十余人。该会非常注意与社会名流的交往，由此也获得了当地各界主要人物的支持，蔡元培、李石曾、史量才、叶恭绰、梅兰芳、周信芳等许多社会名流应邀出席，并列名为大同乐会的赞助人。⑤朱明《振兴国乐不遗余力——民族音乐家郑觐文》，载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20世纪20年代，大同乐会参与和举办的音乐演出就有不少，⑥据陈正生《大同乐会活动纪事》（载《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整理。到了30年代，该会又组织起共32人的管弦乐队，演出活动异常活跃，有时政府有了对外交流活动，也会请其为外宾演出。⑦同④，第35页。

20世纪30年代在京津沪这样的大都市里，国乐音乐会日益增多。“二胡为我国流行乐器，但一般奏法均属乖戾，而音调亦多鄙俚。经已故音乐家刘天华改革后，此乐器逐登上品。上海音乐教授陆君为继刘氏之最热心提倡者，于11月5日晚8时，假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二胡演奏会，并请沪江大学音乐系教授卫仲乐之琵琶及古琴协助演奏。”⑧《陆修棠教授举行二胡演奏会》，载《申报》1941年11月5日，第9版。像这样的一些国乐演奏会在当时的舞台上不断展示出民族音乐的深邃艺术魅力。然而，尽管民族音乐家付出了较大努力，但此时民族音乐的市场仍然未能达到理想的热度。而此时，以中西音乐相糅一体的“中西音乐会”则非常活跃，也得到了较多的呼应。

三、中西音乐会

进入近代之后，随着西艺东渐之风的愈来愈烈，中西音乐的交融成为大势，将中西音乐汇聚一体举办音乐会日益普及。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文化生活内容丰富的城市里，中西音乐交流融会、中外艺术异彩纷呈的音乐会纷纷亮相，对其的喜爱不仅体现于社会各个阶层，它也在各级教育机构中获得越来越多青年学子的追逐和热捧。

中外艺术同台展示受到欢迎近代上海有大片外国租界，旅华西方侨民众多，因此西方音乐在此地具有较大市场。而当地中国民众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对传统音乐的崇尚也带来了国乐演奏的市场需求。此时，“中西音乐会”的出现也就自然而然。同时，中西音乐会将不同特点的文化艺术相融合，不仅得到更多受众的心理认同，给他们带来精神满足，还赢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我们还从一些报刊史料中发现，在各类主题的中西音乐会演出中，除了有较多剧院戏班的商业演出外，在较早时期就有了社会团体旨在救助贫弱的慈善义演。

1874年，上海丹桂戏园戏班就与西人剧团联合，在兰心大戏院举行同台演出。当时报纸刊载了演出的情景，并从娱乐的角度评价此次中西音乐会带来的欢乐效果：“西商皆拟届期以闺阁偕往，想华人之带巾帼类以去者亦必甚多，果然中外男女一时之大快乐场也。”①《西国戏院合演中西新戏》，载《申报》1874年3月16日，第2版。这是在上海较早出现的中外艺术团体同台演出的事例。

另如《申报》刊载的一次募款慈善义演活动：1877年2月18日，在“在外国戏院串作音乐会，所收银则以供济中国饥民”②《醵资施赈》，载《申报》1877年2月26日，第2版。。在此次演出中，外交官黄遵宪得讯到场倾听，洋人到场观赏者则更多。虽然报纸的记载较为简略，但仍然可见演出节目的丰富多样：“或一男一女独唱或男女十余人互唱，丝竹杂陈不一。其式观者皆闻之忘倦。”③《音乐会醵资》，载《申报》1877年3月5日，第3版。

教育机构音乐演出的丰富多彩20世纪初，教育机构的音乐会体现出中西音乐多姿多彩的交会样态。我们以最具典型性的北京地区为例。

首先，器乐演奏交相呼应。器乐的演艺水平与演奏曲目，随着教育与交流的不断推进，不仅种类增多，水平也日益提高。如1919年4月，北京多所学校联合起来，连日举办音乐会。此次音乐会的器乐演奏节目中，既有西方乐器的艺术展示，如有“弹琴”、“弹钢琴”等，还有中国器乐演奏，如“吹箫”、洞箫“合奏”等，构成了中西艺术同台演出的精彩场面。④《北京学校音乐会通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343号，1919年3月27日，第1版。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年成立后，以“养成乐学人才，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⑤《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简章》（1922年8月12日），载王学珍、王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为宗旨，将培养音乐人才、提高学生演艺才能作为主要任务，向他们传授包括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在内的多种演奏技艺。⑥又可参见关心《民国音乐会与社会生活变迁：1912—1945》，第110页。

其次，表演形式多种多样。汇文大学1921年4月23日举办一场音乐会，既有军乐、古乐、琴瑟、弹筝、燕乐，也有歌诗、跳舞、舞剑，还有昆曲、独唱、提琴、武术、洞箫、火棒等。⑦梁志《汇文洞箫音乐会》，载《晨报》1921年4月20日，第6版。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音乐会也不例外：1923年10月10日的演出共有21个节目，器乐演奏占15个。其中，西乐演奏居多，钢琴、小提琴与风琴演奏最集中。中国乐器节目主要是琵琶独奏等，但所占比例较小。⑧《双十节之音乐会》，载《晨报》1923年10月9日，第6版。1924年5月25日的音乐会，器乐演奏共有16个，钢琴、提琴和风琴等西乐演奏仍占节目的大多数。⑨《北京师大附中第二次音乐会曲目》，载《北京师大周刊》1924年5月25日（第231期），第6版。

从这些学校音乐会的演出节目可见，其内容与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好不热闹，其中也表现了中外文化的不同特色与融会互动，满足了各类观众的不同娱乐喜好。

四、作品音乐会

作品音乐会，即演奏特定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在进入民国时期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音乐文化发展较快，二三十年代的音乐会演出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其中有不少以所表演曲目的创作者、代表性作品或作品的创作时期为主题，并经常冠以“作品音乐会”之名。

西方音乐家的中国风格作品音乐会旅华俄罗斯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是一位长期旅居中国的犹太人，他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特别敏感，而且感情深厚，创作出了一系列中国风格的作品，因此被国人认为是把一生奉献给中国民族音乐的西方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非常欣赏梅兰芳，并为他创作了一首女声独唱协奏曲——《柳堤岸》，还曾为《诗经》和唐诗谱曲。

1925年4月24日，阿甫夏洛穆夫的第一部舞台作品——歌剧《观音》在北平北京饭店舞厅进行了首演。为此，他的妹妹——女高音演员萨拉专程从西伯利亚赶来为其助阵。萨拉协助并辅导歌剧《观音》的排练，并且还扮演剧中的女主角“观音”。

鲁迅就曾听过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音乐会。1933年5月21日，工部局乐队与大同乐队合办的中西作品联合音乐会在上海大光明大戏院举行。鲁迅偕夫人许广平持姚克赠券到场聆听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音乐会演出了阿甫夏洛穆夫的交响诗《北平胡同》、舞剧《琴心波光》、女声独唱曲《晴雯绝命辞》，以及西乐《G大调钢琴协奏曲》等。在这场演出中，作品极富中国风味，特别是作曲家尝试用钢琴表现琵琶、二胡、竹笛、洞箫、扬琴、古筝等民族乐器的特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①许步曾著《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此次音乐会由梅兰芳报幕，上海育才公学高中学生表演舞蹈。

中国青年作曲家的作品音乐会在抗战时期，中国作曲家曾经举办过钢琴曲作品音乐会。1931年，留学法国归来的唐学咏博士出版了钢琴曲集，此后，中国的钢琴音乐“由尝试性转向专业性，由稚嫩的模仿转向创作探索的过程，对推动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参见宋歌《中国第一部钢琴曲集》，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对于该钢琴曲集的出版时间，学界有不同说法，刘立新《音乐教育园地的耕耘者——音乐教育家唐学咏》（载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412页）一文认为，曲集出版于1930年。宋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认为出版年代应为1931年。本文取此说。。

1943年6月，唐学咏博士的作品音乐会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连演两场，观察者注意到，这样的作品演奏会在国内极少见。③钱亚新《唐学咏博士个人作品音乐演奏会素描》，载《国立师范学院旬刊》1943年7月1日（第97期），第3页。此次中西合璧作品音乐会，是当时规模可观的音乐演出。唐博士精心筹措，不辞辛苦，准备期历时两个月，与本校60名学生密切合作、反复训练，实为集全院精英，集器乐作品、声乐作品创作精华，使音乐会成为难得的艺术展示。

在这场音乐会中演出的作品不仅有唐博士早期创作的钢琴乐曲，还有一些器乐组曲，包括四部合唱、钢琴独奏、独唱和洞笛独奏等等。多数作品具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特点，例如，以西洋乐器钢琴演奏的中国风格的乐曲《流星》《赠车里赛氏组曲》《怀母》《闻》《年颂》等等。唐博士用钢琴表现不同情调的乐曲——虽然学校处在“四郊多垒，寇患犹深”④廖世永《音乐会特刊·发刊词》，载《国立师范学院旬刊》1943年6月19日（第96期），第1页。的战争状态下，但艺术演出丰富了文化生活环境，使观众从音乐作品的艺术表演中体验到了多彩的生活与乐趣。更为重要的是，音乐会突出展示了唐学咏博士丰富的艺术创造能力，推动了该校在当地的音乐影响，带动了当地音乐教育的发展。学校也对此次音乐会出版了专刊进行宣传，发表文章对音乐会给予高度评价与期望：“不断的有伟大的作品出世，为我国新音乐史创造崭新的一页”，“让我们都接受音乐的熏陶，提起我们高尚的兴趣，养成优美的情操”，“我们希望这次演奏对乐艺乐教都有极大的意义”⑤冯覃燕、陈乃真《这次演奏会的意义》，载《国立师范学院旬刊》1943年6月19日（第96期），第2页。。

在1939年的上海，作品音乐会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也是报章的重点内容。青年作曲家陈歌辛是中法戏剧学校和明星演艺训练所教员，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通晓意、俄、法、英四国文字”，由他发起组织的管弦乐队也崭露头角。他26岁时已在上海音乐界显示出较高的音乐造诣，能“制曲、填词、奏乐器”，“唱歌、作品和演奏”经常在各媒体出现，⑥《音乐家陈歌辛》，载《申报》1939年9月19日，第14版。为人们所熟悉。他的乐队多次举办音乐会，曾经“于1939年9月1日起，在新都玻璃电台夜花园公开演奏”⑦《陈歌辛发起组织管弦乐队》，载《申报》1939年9月1日，第18版。。1940年9月，他的“新作演唱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作第一次公开演奏。据媒体报道，演奏会共有四段歌——“冬风雨、风雨中的摇篮曲、布谷、冬之葬曲”，并由“实音”合唱队50余人合唱，由爱因齐克管弦乐队伴奏，作者自任指挥，⑧《陈歌辛新作音乐会》，载《申报》1940年9月4日，第11版。规模和影响力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