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俊媛

（辽宁师范大学，大连，116000）

纵观中国的歌剧发展史，其数量可谓浩如烟海，其杰作可谓绚丽多姿。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大量精品之作，作为民族歌剧传播的典范，有力地弘扬了我国的民族精神理想，传达了崇高的信念和强大的意志，构筑了几代人的审美品格与集体记忆。应该说，每部歌剧作品，尤其是优秀且传唱甚广的歌剧作品，其传达出的精神力量都有着持久的光芒。正如音乐传播学理论所说：“优秀的音乐作品带给我们的是艺术的震撼力、想象力、人际间的亲和力、群体的凝聚力、历史车轮的驱动力和再现历史情感的记忆力。”①曾遂今著《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

歌剧主要以戏剧为结合载体，是一门综合性的视听音乐艺术。它既是诗情化的高雅艺术，也是饱含人生命运悬念展示的表演艺术。它用富有戏剧性的声乐旋律、独特的人物性格与带戏剧性色彩的唱腔表现，抒写了一个个传奇故事。一部优秀的歌剧，涵盖了艺术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强大的理想追求和高标准的道德判断。优秀的歌剧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活灵动、可触可感。一部歌剧与一首歌曲相比，其艺术思想内涵通常更为丰富和深刻，艺术气质更加饱满有力，发挥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也更为巨大。通过一部歌剧，我们能够了解歌剧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塑造的人物形象、传达的思想内涵。而“杰出的艺术作品，往往把人性中的美和丑、善与恶展示出来，诉诸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在正义和伦理中得到崇高的美的享受，从而获得精神上、心灵上的感悟和净化。由于艺术的直观性与形象性特点，十分容易深入人心，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甚至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②杨先艺编著《艺术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优秀艺术作品的美能够陶冶情操、净化人格，其艺术感染力可使受众实现一种心灵领悟，并进入追求崇高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优秀的歌剧作品一经上演和广泛传播，便能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以势不可挡的精神力量播撒能量之花，萌发出永不磨灭、催人奋进的精神能量，产生超越时空的影响力，对受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长期影响。因此，一部优秀的歌剧产生的艺术价值之大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歌剧艺术作品创作之路从1920年至今，近百年间大致经历了摸索期、定型期、成熟期、变革期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依据居其宏的观点），其间有过停滞，但其整体发展之路却未受影响。当然，当今歌剧艺术作品的发展状况相较于其辉煌期而言，“歌剧热”已不复见，这与中国歌剧早期的发展道路中的历史原因、传播环境有着些许关系。但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我们不能以昔日的历史为由淡漠了当今歌剧艺术的发展和歌剧本身所蕴含的光芒与魅力，这门博大精深的艺术不应束之高阁。为避免其成为明日的“保护遗产”，它所显现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音乐与音乐传播是相伴相生的，两者不可分割。“音乐传播是音乐流行的前提条件，音乐传播产生了音乐受众，音乐形式通过音乐传播实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传播深化了人们的艺术思维，并使音乐成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音乐传播是与音乐存在紧密相关的社会行为。”①《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第94页。同样，音乐传播理论对过去、当代和未来的中国歌剧艺术的传播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一、中国歌剧艺术的历史和审美延展性

在梳理中国歌剧艺术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美学角度去观察中国歌剧艺术形式的审美延展性。

(一）中国歌剧艺术的总体历史发展脉络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歌剧艺术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摸索期这是中国歌剧艺术的萌生阶段，诞生了《小小画家》、《秋子》、《扬子江暴风雨》等一批优秀作品，展现了中国歌剧艺术从无到有的探索历程，开启了中国歌剧史的最初篇章，给后来的创作以很多的启发。

定型期摸索期与定型期主要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线。定型期的初期，以《兄妹开荒》为代表剧目的“秧歌剧”形式在群众中盛行起来，掀起了一个以创作演出秧歌剧为特点的歌剧热潮。直到1945年，歌剧《白毛女》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新歌剧的全新征程。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特点与之前相比而言有了较大的突破：它谱写了大型音乐戏剧形式且诠释了深刻的历史内容，彰显了民族风格且抒发了时代精神，实现了继承民族传统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统一。这些巨大突破均为此后的歌剧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后，一大批优秀歌剧作品顺势涌现，其中《刘胡兰》、《小二黑结婚》和《草原之歌》最具代表性。这些歌剧作品在创作上借鉴了些许地方戏曲因素和广为群众所知的民间音调，形成了新的歌剧音乐语言和风格。

成熟期1957年的新歌剧座谈会纠正了歌剧创作中的某些戏曲化倾向，取而代之的是西洋歌剧的结构原则、以主题贯穿手法为主的戏剧性展开，以及以西洋唱法作为歌剧声乐阐释的主要方法。但“西式为主”的创作方式在中国歌剧史上依然未能占据主导地位。1957年以后，中国歌剧迎来了发展史上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在歌剧与戏曲结合的基础上，对歌剧与西洋歌剧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多方面的尝试与探索，以歌剧《洪湖赤卫队》（1959）、《江姐》（1964）和歌舞剧《刘三姐》为代表。其中，《洪湖赤卫队》和《江姐》掀起了中国歌剧史上的一个小高潮。它们的成功带来了“人人皆唱洪湖水”、“人人传唱红梅赞”的新局面，让我国歌剧成就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高点。此后几年，歌剧活动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暂时陷入停滞。

变革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艺术观念也随之更新，“严峻的环境逼迫、强烈的变革要求、执着的因循意识”三者之间发生了碰撞，争论、实验都在高速运行。这也是歌剧艺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取新生命所必须经历的历史阵痛，由此产生的《伤逝》《原野》《狂人日记》《苍原》《张骞》《屈原》等作品才显得尤为特殊。②居其宏撰“教学总论”，载郑景宣主编《声乐教学曲库：中国歌剧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这些作品均是严肃大歌剧的创作风格，采用西方大歌剧的结构模式，运用了戏剧性的展开手法，其演唱难度较此前的作品而言明显增加，一改优美婉转的“小线条”音调特点而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大线条”的戏剧性声乐旋律，音域较宽、高度声乐化、技艺性强。但是，这一时期的歌剧传播强度不足，能为广大人民所熟知和传唱的作品较少，是值得反思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新时期的歌剧代表作品如《再别康桥》（2001）、《木兰诗篇》（2004）、《野火春风斗古城》（2006）、《运河谣》（2012）等，以其大幅度的声腔旋律变化、跌宕起伏的曲式结构，展现了更大的抒情空间。它们不仅立足于中国民族风格，还大胆运用了欧洲歌剧形式和作曲技法，实现了中西创作技法的“珠联璧合”,使中国的民族歌剧在创作上有所新意。这些歌剧中一些流传甚广的宣叙调、咏叹调，节奏复杂，旋律优美而悲壮，可谓精品曲目。

（二）从美学角度谈歌剧艺术形式的审美延展性

笔者认为，中国的歌剧艺术的传播和发展值得重视，与它丰富的审美延展性是分不开的。一部歌剧，可以为人们展现特定的人物形象，呈现各个活生生的人物所特有的心理、形体、语言和音乐动作，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结合形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音乐戏剧性动作体系。歌剧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为观众揭示了作曲家的审美感受、审美判断与理想，卷起了观众心中的丝丝涟漪，乃至震撼人心。歌剧作品能引发更好的视听观感，较之一般歌曲，富有更加深刻的审美教育力量和审美延展性。

艺术美来源于现实美，却又高于现实美。艺术家通过创造性的提炼和加工，把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凝聚到艺术作品中了。艺术美要以真和善为前提，使客观事物、社会生活的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即化真为美。歌剧艺术正好符合了艺术美的多方面的标准。当我们置身于歌剧艺术所塑造的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鲜活动人的人物形象中时，可以从故事情节、唱腔造型、形体动作等美的创造中获取全身心的审美满足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从中感受到的深刻的人文关怀，更使生活经历得到了丰富与扩展。歌剧蕴含的教化功能，不同于生硬的道德说教。艺术家致力于精心创作，将艺术家的理想追求、人生态度及道德判断淬炼成歌剧整体的思想内涵，以它们为参照，化善为美，让作品发之于心、感之于情，给人以精神的愉悦。“美是人的本质丰富性的对象化，可以更具体地理解为是指人的感性、知性、志性心灵能力的共同参与和三层面心理因素在对象上的整体投注。”①胡家祥编著《审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诚然，优秀的歌剧艺术作品亦是如此。此外，部分中国歌剧彰显出了一种“悲剧美”的力量。从喜儿、刘胡兰、江姐，到后来的金子、水红莲等人物形象，无一不是通过一种女性角色把“悲剧美”展示出来，但却诠释了不同体裁的悲剧，比如命运悲剧、英雄悲剧、社会悲剧等。以歌剧《江姐》为例，它展现的是英雄悲剧，表现了英雄人物为了民族、阶级的利益在斗争中牺牲生命，颂扬其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歌剧《运河谣》中的主人公“水红莲”主要呈现的则是命运的悲剧，而悲剧中又夹杂着个人的大爱情怀和英勇精神。我国的歌剧艺术作品中，具有悲剧性矛盾特点的很多，且多数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和理想化的结局。悲剧将主人公所历经的坎坷、做出的事迹与贡献、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的过程，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以“悲剧”的效果引发观众的怜悯，使之在为主人公的命运感到深深惋惜的同时，也会产生敬畏或崇高的情绪。同时，对邪恶势力和荒谬行径进行讽刺和惩罚，以正义战胜邪恶为终，又让歌剧作品伸张正义、鞭挞邪恶，以情动人，从而给人以深刻启示，利于观众审美的深入与升华。各种伦理力量存在于国家生活、家庭生活、现实生活中，体现着一定的现实关系、自然关系和道德法则。歌剧通过戏剧性的冲突，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物性格的冲突等种种矛盾揭示出来，那也正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冲突的缩影和参照。正是这些戏剧矛盾和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差距，激起了内心的情感波澜。一部歌剧塑造出的也是一部人生戏剧，饱含着丰富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生命运的、道德的和审美的诸多内容，它通过艺术性的诠释手段，使观众的情绪与剧情融为一体，实现观众心灵的净化、精神的洗礼和行为的启迪。因此，可以看出，歌剧艺术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的审美延展性，这是一般歌曲形式所达不到的，这也正是歌剧的巨大魅力所在。

二、中国歌剧艺术两部经典作品的传播发展概况

中国歌剧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既显示出历史承继性，又有彼此的区别，创作路数也多种多样：有些作品借鉴了传统戏剧因素，有些作品对民间歌舞剧进行了改编，有些作品融入了西方歌剧创作的经验。同时，歌剧的表现题材也在不断地拓宽。概言之，中国歌剧艺术的整体沿革轨迹历经了对传统歌剧的突破、对新型歌剧的探索与创新等不同的阶段，而不同时期的发展又与各个时期相应的歌剧艺术的传播与推广状况息息相关。接下来，笔者以中国歌剧史上较为重要的两部歌剧作品《白毛女》、《洪湖赤卫队》为例，追溯其传播路线，透视其经典化过程，并结合当下的传播可行性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出可行的传播方式，以期对今后中国歌剧艺术的传播与推广有所裨益。

《白毛女》这是中国歌剧里程碑式的作品。伟大作品的产生，首先得益于于创作本身。这部作品严格遵循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准则。前文已经谈到，歌剧《白毛女》实现了中国歌剧艺术史上从秧歌剧到新歌剧的历史性嬗变，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它汲取了民间传说和民族音调的养料，采用中西结合式的音乐戏剧发展手法，兼用传统戏曲中的板腔发展模式、曲牌连缀模式及西方音乐中的主题贯穿发展手法，去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命运与抗争。在我国的在歌剧史中第一次较为完满地实现了“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大型音乐戏剧形式的统一”，并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秉承了几点创作原则：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继承民族传统与借鉴外来文化的统一；曲折复杂的戏剧情节与相对完整的音乐表现的统一”。①“教学总论”，载《声乐教学曲库：中国歌剧曲选》，第3页。由此，该剧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一部歌剧的广泛传播，除了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创作水准之外，还与其传播方式密切相关。笔者通过查阅多方面资料，剖析了歌剧《白毛女》的传播之路。第一，它依照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扎根人民群众，将“白毛仙姑”的故事进行了有宗旨的重现和建构，因此能在受众和主流媒体传播方面发挥出体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第二，它结合传播价值焦点（“八路军”元素），借助民间传说，调动了基层民众的精神元素，强化了传播力量，随后还发掘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具有重大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主题。依据当时的形势，它用这个新主题聚焦了时代脉搏，扣开了人民的心扉，满足了延安文艺政策的时代性要求和民众的民间伦理审美要求，并且在创造过程中不忘参考普通民众的观点，与民众特定的时代情绪相吻合。第三，媒体效应也是其传播效果不断增强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多个主流媒体平台对其以不同侧重点所做的报道，丰富了其传播价值，后来的电影和芭蕾舞剧又进一步提升了这一点。可见，顺民意、谱心声，是歌剧创作的成就之源，而舞台传播、媒体效应是传播力量的直接所在。

《洪湖赤卫队》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歌剧的第一座里程碑，也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和中国民族歌剧的巅峰之作，至今传唱不衰，还创造了1949年后创作歌剧剧目上演场次的最高纪录。它历经三次复排，不断创新，震撼了几代人，也影响了几代人。该剧的传奇之路，呈现出了一部光辉卓越的传播史，其多样化的传播景观令人惊叹。笔者个人将其经典、传奇之处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创作上叩响时代主题，不断开发作品的内在审美含量。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该剧的主创团队以歌颂新社会、回忆革命史为主题出发点，依托地方上传奇般的英雄人物，塑造出韩英、刘闯等赤卫队员的艺术形象，弘扬了人民面对反动统治者进行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此后，该剧每一次复排都力求卓越，不断开发内在审美含量和作品的魅力，丰满观众的审美需求。它“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不断建构，无论是扩展剧情还是浓缩剧情，无论是加入与时代相匹配的视听元素，还是积极适应观众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需要，都能在不断的建构中焕发出既亲切又新锐的艺术青春”。②赵阿颖、普丽华《民族经典歌剧的跨时空传播——〈洪湖赤卫队〉55年传播史论略》，载《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第二，遵循“常演常新”的舞台传播策略，跨时空、跨地域传播。该剧先是在北京、天津两地上演，然后就开展了赴全国各地的巡演。后来，在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剧的公演场次达到了一千六百多场，相当惊人。该剧闯出的这条辉煌之路，也印证了民族歌剧广泛传播与发展的一种可行路径。四代“韩英”穿越时空，代代传唱洪湖水，在历经了时代的巨大变迁之后，其舞台表演传播依旧让作品不断焕发出新的魅力。

第三，借助大众媒介广泛传播。该剧的每一次复排、巡演都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有关剧组的动态消息、剧照、专题评论等，都会成为当地报纸、网站的关注对象，显著的图文随处可见。在许多音乐杂志、论著中，专家学者对该剧的艺术成就都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并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肯定了它在民间音乐个性化、戏剧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该剧的剧本和歌曲被《人民音乐》等报刊大力刊载，中国唱片社、上海音像出版社等也大量出版发行该剧歌曲的唱片。这些举措均有力地推动了该剧的广泛传播，提升了该剧在人民大众中的影响力。此外，中国电影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也相继出版了该剧剧本及其音乐选本。

第四，学演、移植和改编的多样化传播热潮不断。该剧在京城首战告捷之后，全国各地的剧团如总政、空军等剧团纷纷学演、移植，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和光彩，开启了该剧多样化传播的大热潮，丰富了该剧广泛传播的态势。该剧通过不同的艺术样态，丰富和延展了艺术空间内涵和魅力，不断提升着艺术价值和水准，显现出多样化的传播景观。后来，该剧先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同名电视连续剧，更是扩大了影响力。

第五，借助现代技术，进行不断创新。笔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洪湖赤卫队》（以下简称“《洪》剧”）善于运用现代技术，提升舞台效果，并不断创新。它以现代技术为依托，通过音乐、灯光、道具等对舞台氛围进行有力营造，极好地完善了其舞台时空，为更好地展现该剧的气质内涵、实现富有魅力的舞台效果奠定了高水准的基础。

第六，对演员有极高的要求。《洪》剧在首排时就强调演员对角色的体验和再现，后来对每一代演员也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为了让演员对自己所演绎的角色产生更深入的体会，剧组要求他们到洪湖体验生活，强化角色认知和情感捕捉，便于更精准地将人物的精、气、神诠释出来。演员达到声情并茂、神形兼备等条件，才能进行成功的艺术演出，才可创造出常演常新的舞台奇迹。比如，演绎过该剧的歌唱家王玉珍，其歌声情真意切、细腻动听、耐人寻味，而表演艺术家夏奎斌技艺高强，两人在体验生活的基础上成功塑造了韩英和刘闯的英雄形象。

“《洪》剧四次上演，四代演员均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将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今意识主流交融在一起，在传承中突破既定形式、追求创新理念，不断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审美需求和精神崇高化的需要。该剧弘扬的红色精神和情怀，也是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亟须的精神与能量。该剧的诞生反映了激情燃烧年代人们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万众一心的思维走势。”①赵阿颖、普丽华《民族经典歌剧的跨时空传播——〈洪湖赤卫队〉55年传播史论略》，载《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可以说，《洪》剧一直保持着经典“常演常新”的舞台场面，而不是常演不变地去固守局面。再加上大众媒体的传播，它才能立足于舞台经久不衰，成为歌剧演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洪》剧的传播发展之路给了我们一个范例。一曲优美动听的“洪湖水”，传遍了神州大地，唱响了祖国山河，激荡了亿万人民的心灵，在无数人的共鸣中承载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该剧每次的复排都力求完美，第三次复排后在京城还能再掀“洪湖热潮”。剧组还广受各地的邀请，每年到全国巡演百余场，并连续数年应邀进京献演“七一”、“十一”，并参加奥运会等重大文化活动，着实震撼而动人。笔者相信，《洪》剧的将对许多其他优秀歌剧的传播与发展有重要启示。

三、中国歌剧艺术当代传播问题分析

当前，歌剧艺术依旧通过多种途径传播着，但总体上不复当年的辉煌。除了“学院派”师生、歌剧院团以外，熟知歌剧艺术作品的人依然不占多数（应注意的是，听过歌剧不等于熟知歌剧艺术）。怎样更好地普及、推广和传播中国的歌剧艺术，既是歌剧创作者面临的难题，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确切地说，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或许是观众基础和市场基础的相对薄弱。当今众多的青年受众更乐于接受流行音乐、摇滚乐等，这对歌剧艺术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是不利的。这个现象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具体问题。

（一）优秀剧目创作偏少且舞台上演率不足

音乐流行的核心，其根本在于作品。从理论上讲，最终获得最强的传播效果的作品，将是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既有别具一格之处又能符合绝大多数人共同的社会审美心理倾向的作品。必须承认，当前的歌剧艺术作品除了几部优秀的之外，既能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又有很高的欣赏价值的还是不多。有的创作者急功近利，一味追求“短平快”、“新奇怪”来博引“眼球”，作品审美含量低，从而造成剧目上演率低下、影响力不足。须知当今时代的形势，对歌剧艺术有一定的创作要求。中国歌剧创作所围绕的内容要有时代性意识，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跟随传统歌剧的创作道路上，或者只走传统歌剧的“复排”这条路，因为当下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形势已大大不同于昔了。

另外，从传播渠道方面看，新歌剧作品的不断上演与广泛传播和传唱之间的连接并不容易保证。事实上，中国歌剧艺术虽然每年都向观众呈现不少作品，但是演出之后的传播与推广一直制约着这项艺术的发展和进步。有些质量尚可的歌剧作品，经历了辛苦的创作、排练，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只演出几场就销声匿迹了。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二）受众面过于狭窄，市场基础薄弱

当今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或无意接触到的艺术种类可谓目不暇接。歌剧作为昔日近乎家喻户晓的艺术种类，目前主要的接触者基本局限于专业院校师生、歌剧院团人员、业余爱好者等，这种情况不免令人担忧。如果不加以重视，中国的歌剧艺术作品可能成为明天的“受保护遗产”。当今艺术领域，流行音乐的传播极为迅速，相比而言，歌剧艺术的传播还是需要不断提上日程，比如，在中小学音乐课中可融入歌剧艺术的内容。歌剧艺术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感人、形象鲜活，笔者相信，这种有血有肉的故事在更易在人民大众甚至孩童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歌剧艺术中的故事、人物形象更有益于对人们进行精神的洗礼，更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传承，其中优秀的唱段还适合在少儿和青年群体中广为传唱。

（三）歌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体系不完善

目前培养歌剧人才的学校很少，歌剧理论、歌剧表演、歌剧和音乐剧创作、歌剧导演、歌剧舞台美术与技术、歌剧制作与管理等方向的毕业生通常不够使用。另外，高校的音乐人才培养方面与歌剧舞台的实践方面也未能实现充分的有效链接，学校培养出来的歌剧表演人才、音乐剧毕业生毕业后有时还因此面临无从就业的问题，只能改行。因此，高校的音乐教育在中国歌剧艺术人才培养方面可以说还需要完善。各大音乐院校应根据自身情况尝试创立歌剧系，为培养歌剧艺术人才提供更加充足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高校音乐教育培养的歌剧人才也可以与当地的歌剧院团队进行合作，提升其舞台实践能力，以期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中国的歌剧艺术。

（四）真实性的舞台表演传播力度不足

当下的歌剧艺术传播，包括传统歌剧作品的传播与推广恐有过度依赖网络技术的倾向，这样就相对忽视了舞台表演传播的巨大效能。前文通过追溯中国歌剧艺术史上两部经典作品的传播已经指出，一部优秀歌剧若想赢得更好的传播效果，离不开常演常新的舞台传播。如前所述，笔者在观察中发现，当今有些歌剧作品质量很高，但上演两三场之后不知为何就停演了，既没有进行全国巡演，也没有大规模的宣传报道，因而未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我们说，当今的网络传播有利也有弊。“现代高新技术对艺术的介入，不断丰富着艺术传播的载体渠道和工具，创作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和文化环境。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具象的、直接的、多维的、动态的、较少受时空限制的、速度快的传播媒介，为艺术提供了新的文化环境，也改变了大众的艺术欣赏与交流方式。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的出现，虚拟现实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让社会所有的阶层都能够快速进入大众文化的传播圈。”①《艺术概论》，第76页。在网络音乐传播互动中，演唱者或演奏者与观众之间的透明性在减弱，主、客体的关系由亲密接触（面对面传播）变为近乎绝缘（虚拟传播）。在这种时空距离下，人们所接触到的音乐都是已经“凝固”了的音乐。而常演常新的舞台传播，不断突破既定形式，寻求更完美的形式，不仅有利于作品的完善、内涵的丰富，还能扩大其影响力。舞台传播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观众也是整个表演的一部分，演员扮演人物并化身为角色，连同他的身体形态、面貌、声音、表情都与他所创造的人物融为一体，精准而艺术地表现之，而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又满足了在场观众视听亲切感和精神感知的需求，从而实现愉悦和共鸣的最大化。因此，舞台传播不同于网络传播，是亟须加强的。

（五）传播方式创新性亟待加强

不难发现，中国当下歌剧艺术真正的“亮相”方式未能从根本上创新。这里笔者想援引从2017年2月17日起在安徽卫视看到的一档大型中国风音乐竞唱节目《耳畔中国》，作为参照。在综艺类文化节目日渐火爆的当下，《耳畔中国》采用了将“竞技与选秀”融为一体的节目形式，立足于传播中国的民歌文化。它的成功传播为中国其他音乐文化的传播树立了一个典范。这个节目的一大亮点在于以竞技的激烈感带动不同民歌的传播。此外，除了聘请阎维文、雷佳等歌唱家担任评委外，节目还请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的郦波教授作为观察员嘉宾，在每位选手唱完作品之后，由他来为观众讲解该民歌的文化渊源以及歌曲背后的文化意义。《耳畔中国》一经播出就反响热烈。由此看来，高雅的文化不应该束之高阁，而是要用更亲民的方式让大众接受并再次传播出去。好的事物总是会凭借自身的创新性和细节亮点，以惊人的传播潜力赢得受众的认可和喜爱，进而迅速流行。中国的歌剧艺术，同样可以借助这样的节目形式进行传播和传承。

四、中国歌剧艺术当代传承传播的对策

经过上述分析，至少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提出中国歌剧当代传承与传播的对策。

（一）创作与时俱进，完善表现形式，深化精品意识

通过前文透视的两部经典歌剧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一致的追求：创作上要深入生活，扎根本土、扎根人民。经典的歌剧作品启迪着我们的精品意识，中国当今的艺术创作要结合当今的时代意识，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传播中国当代审美追求，而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具体来说，应主要从“说好中国故事、运用中国音乐音调”入手。优秀的歌剧应符合三个最基本的标准：好的剧本、富有中国特点的音乐、优秀的演员。2017年5月9日，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在文化部召开的“中国民族歌剧创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解决民族歌剧创作中“唯洋是举”、“唯洋是从”的问题。中国民族歌剧不是把意大利作品拿来，要穿上中国衣裳，贴上中国标签，而不是唱洋调。否则歌剧作品只会让观众不喜欢、立不起来、传不下去。从近些年的发展情况看，中国歌剧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以我为主”的创新创造还不够。实际上，也就是歌剧创作要始终遵循“本土化”原则。“艺术家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才能在广泛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创造道路。民族性是情感表达的内部源泉，没有民族性，也就没有艺术创作的动力。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情感表达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艺术只有深入其特定的时代生活，充分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才能从纷杂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轴心和主旋律，从容建造自己的精神乐园，艺术家只有在把握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艺术创造才具有真正的意义。”①《艺术概论》，第80页。因此，创作出立足中国民族特色、弘扬中国民族主旋律、叩响时代心声的作品，应该是我国歌剧艺术创作人才努力的方向。

（二）重视人才培养，完善学科体系

要正确认识普通高等院校开展歌剧艺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完善学科体系方面，笔者以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和一些师范院校为具体案例做了调查。以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为例，据笔者目前所了解到的，该院是“专门从事歌剧研究、创作和表演的高等教学科研机构，致力于加强歌剧研究，推动歌剧创作，强化歌剧实践，传承民族文化艺术优良传统，吸收世界艺术精华，培养杰出歌剧人才，促进中国歌剧流派的形成和推动中国歌剧学派的建立”。它“设歌剧理论、表演、创作、导演、舞台美术与技术、指挥、艺术管理等专业方向，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主，招收歌剧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同时开展非学历教育，为社会培养歌剧艺术方面的师资和创作、表演、导演、舞美、艺术管理等人员”。该院“采用科学、创新的教学模式，把日常教学和创作、表演等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提升歌剧艺术需要的各项技能”。②选自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官方网站（截至2017年10月19日）。http://opera.pku.edu.cn/about_academy北京大学将创立独立、完整、系统的歌剧学学科和歌剧教学科研体系，目前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体现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发展模式上的逐步完善。笔者认为，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应在我国的高等教育、艺术教育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值得结合具体情况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中应用和推广，以便从歌剧艺术的创作、演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专业化、产业化的体系建设。

（三）重视音乐流行激发环节，提升“角文化”核心力量

音乐流行激发环节自有其“权威性”值得重视。培养优秀的歌剧表演人才，推出一批“高、精、尖”的歌剧表演名家，对歌剧艺术的传播来说将大有裨益。“名角效应”自古以来就是巨大的核心传播力量，正如今日的明星效应一样，权威人士的带动有助于提高歌剧艺术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因此，歌剧艺术的传播应该借鉴流行音乐广泛传播的缘由中的“明星效应”。音乐人才的权威性越高，相应带动的群体效应也会越强，这对歌剧作品的传播推广来说是很有利的。我们的歌剧艺术，继郭兰英、王昆、王玉珍、万山红、彭丽媛等名家之后，目前新一代的艺术名家越来越少，值得关注。此外，歌剧对歌唱表演人才的要求很高，③如歌剧《江姐》中单就《五洲人民齐欢笑》这一唱段而言，故事的戏剧性情节决定了人物唱腔中的心理活动与情感变化，对演唱者就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也就是要用戏曲的抑扬顿挫的唱腔特点使声音虚实、明暗对比鲜明，表演上还要借鉴戏曲表演的些许技艺，与写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融会、补充，演绎出江姐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憧憬未来的坚定信念。这些要求都显示了歌剧这门表演艺术的特殊性。所以歌剧表演人才应具备扎实的唱功和精湛的表演技巧，才能使主人公丰富的内心活动和人物形象得到鲜明的展示，才能让观众深入感受歌剧的艺术魅力。演员挑选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歌剧音乐艺术表演的水平，所以还需要不断地挖掘和培养表演人才，以求提升“角文化”的核心传播力量。

（四）重视舞台表演传播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音乐网络复制的一个弊端在于虚假性的电子模拟割裂了传播的空间。录音、录像、唱片这种虚拟性的复原，严格地说并不是真实的再现，它缺乏现实舞台表演中主、客体之间真实的人际互动，缺乏透明性的亲密接触（面对面传播）。现实舞台表演传播是面对面的音乐传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在这种时空场域下，音乐的传递才是真正人性化的。“音乐作品的真正呈示与存在，是和真人、真实的音乐表演（指尖触键、肢体、面部表情、体位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表演者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相互的运动关系、都是完成音乐作品的要素。”①《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第88页。音乐的现场表演传播、舞台表演传播，才是更有心气、更有温度、更有生命的传播。因此，音乐传播媒介发展到今天，舞台表演传播、现场表演传播的地位依然是其他传播方式不能彻底取代的，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动态的音乐传播是用生命换来的事物，必将体现出生命成本的核心价值。舞台音乐传播、现场音乐传播这样的传播形式是用时间的成本、生命的成本换来的空间的累积，它所赢得的是作品更加丰沛的艺术生命力。在音乐可以在网络上被复制无数次的今天，我们需要加大舞台音乐传播的力度，从而提升音乐的人性化生命力。

（五）培养歌剧音乐受众，拓宽传播空间

加强对歌剧艺术受众的培养，实现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推广也很必要。为了歌剧艺术免于局限在狭小圈子里，我们应当力争一方面找回失去的受众，一方面挖掘潜在的受众。学校的歌剧艺术教育和培养应与中小学音乐教育之间实现有效链接。如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欣赏课可以与高校师生的音乐会、音乐讲座、音乐汇报相结合。这样不仅扩大了受众面，还拓宽了学生的审美视野，能使他们深入认识并接受优秀歌剧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的熏陶，同时也有利于扩大音乐会的潜在价值。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年轻的后备军中培养潜在的歌剧艺术爱好者。让歌剧艺术走进中小学课堂、走进校园，走进学生的视野中去、生活中去，才有利于它的长久传播与发展。在音乐教育中，要重视培养学生在欣赏歌剧艺术方面的知识和兴趣。歌剧院或者学校可以要求具有歌剧艺术教学经验的表演者走进校园，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相关的歌剧艺术培训，为中国歌剧艺术的长远传承夯实基础。

（六）歌剧的媒介传播方式亟待丰富多元化

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传播应该互动、互补。由于音乐网络传播的“自来水效应”，音乐变得随手可得、信手拈来。传播媒介根本特性的完全改变，决定了音乐作品的呈现方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歌剧在当今网络传播媒介蔓延的大环境中未能幸免。但是，网络传播能够超越时空地域的限制，让人随时随地欣赏内容，这与传统的舞台媒介方式相比，仿佛立交桥相比独木桥。当然，具体如何让“人人皆听洪湖水、人人传唱红梅赞”的昔日局面在网络空间上演，还需要适宜的传播和推广手段。比如，建立专门的歌剧艺术网络平台，汇集有关歌剧的理论研究、音像资料、乐谱资料，并进行歌剧动态发布等，使全国各地的相关歌剧信息集中起来实现共享，改变当下只能在某些视频网站观看部分歌剧片段的窘境。另外，还要开发丰富多样且高质量、高效率的传播手段，除了网络论坛等空间，广播、电视等媒体也可以推进相关的歌剧方面的演艺信息互动，利用微信、社交网站等多样的推广平台发布信息。此外，还可以与旅游业相结合，根据特定地方的旅游资源和民族音乐的特性创作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歌剧作品，以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包装运作，通过媒体宣传、政府支持，提升关注度和知名度。旅游文化产业带动歌剧艺术的发展，对弘扬和传播音乐文化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笔者就曾在旅游期间，观看了《宋城千古情》、《云南印象》等大型地方特色民族艺术节目。笔者真诚认为，中国的歌剧也可以借鉴这种传播方式，实现多方共赢。

电视综艺节目近年来广受关注。我们也可以考虑将歌剧的表演方式恰当地、有选择性地融入综艺节目中，尤其可以考虑与当下受欢迎的正能量综艺节目合作，这些节目依托“明星效应”，其传播能力不可小视。比如，笔者看到《奔跑吧兄弟》2017年第5期中，几位明星在黄河边与李云迪、西安交响乐团以及80名合唱团员组成强大阵容，一同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黄河大合唱》，场面颇为壮观。明星们参与合唱课训练，竞争主唱资格，并在历史文化名城延安的黄河岸边共同演绎经典作品，效果震撼人心，感动了无数网友和电视观众。这样的感动如何在未来尽量持续和传递下去，如何借助明星效应、综艺节目的力量传播博大精深的歌剧艺术，都是值得我们追踪关注的。此外，还可以每年定期举行歌剧艺术节等，让各大院校之间进行比赛，以加强和深化交流，推动歌剧传承。

（七）借助政府力量，加大传播力度

政府的资金、政策保障，有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了政府部门的参与，社会的关注度与重视度就容易增加。在政府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可以定期举办歌剧讲座、专场音乐会、音乐文化节，为市民提供各类相关的演出或者比赛等。笔者有幸接触到了郭建民教授富有前瞻性、可实施性的观点，即“政府搭台、高校唱戏”新举措，通过举办惠民文艺演出，在群众中普及和传播中国的歌剧艺术。“这一举措在大连地区见效颇丰，主要是借助政府推手，联合大连高校音乐人才通过多种渠道直接参与到文化产业当中去，共同推广高雅艺术，把音乐艺术更好地融入文化市场中去，来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水平，增强社会底蕴……让政府搭台、社会企业与大连音乐教育联合共唱音乐文化大戏……”①郭建民《高校音乐教育与城市文化产业的互动与整合》，载《东北之窗》2011年第Z3期。笔者认为，这一举措不仅能增多高校歌剧的演出实践、提升音乐人士的专业能力，又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提升人民大众审美格调，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应大力提倡和推广。此外，他带队主持的“民族魂、中国梦”中国歌剧系列讲座，精心筹划、挑选并按年序编排优秀的中国歌剧艺术唱段，以“讲唱”结合（即导师讲、学生演唱）的方式，在高校、教育团体、政府机关单位以及国家干部培训机构等地点广泛传播，所到之处均受热烈欢迎，赢得一致好评，无疑也是成功的、值得仿效的。当然，有关部门还应着力打造好歌剧音乐文化传承的物理空间，深化其文化内涵，从而为歌剧艺术提供更为强劲、持久的场所支持。

小 结

中国的歌剧艺术要继承、改革，更要传播、传承。在继承方面，我们要重温历史经典，丰富和拓展历史经典，运用大众更能接受的方式传播和推广之。在改革方面，我们要加强歌剧艺术作品的创作，扩大其受众群体，要进一步结合当前的社会生活，比如创业故事、文化名人、人间大爱等具有现实性的主题内容，创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新剧目，另外也要在传统中推陈出新、常演常新。同时，深化歌剧创作者的艺术素养也是必要的：“艺术创作应该是建立在一种自觉基础上的创作活动，真正的艺术创作者会将艺术创作看作是自己人生的追求与渴望，它是完全建立在非功利基础上的自觉自愿，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创作是艺术家心血与生命的结晶与升华。”②《艺术概论》，第80页。在传播方面，要采用“走进校园”与“走出校园”相结合的策略，培养更多的继承者与后备军，结合当今的技术发展与丰富新颖的媒介传播方式，去继续推动中国歌剧的实践，确保后继有人，为中国歌剧艺术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提供重要保证。

“传统主要由文化积淀而成，但传统并不是风干了的标本，尘封了的印迹，它是一条流动的江河，每一时代的人们一面继承传统，一面创造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积淀是相对保守的，生成更具积极性。”③《审美学》，第103页。审美文化便是在人类既有的心灵结构的基础上不断生成、不断积淀的，它在生成与积淀的张力结构中发展、壮大。笔者也期待歌剧这一重要的综合性音乐艺术形式能以崭新的面貌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民族特色之路，唱响“中国梦、歌剧梦”的时代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