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

借改革开放之机，尤其是非遗运动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基本被定性为负面的庙会因为多方参与的自我调适而获得了生机，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与此同时，在一些没有意识到的预设前提之下，既有的关于庙会的相当一部分研究，不是机械套用某种理论，就是依旧局限在村庄或街区，陷入一些熟悉的套路。在此语境下，推出这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庙会专栏文章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这组文章，研究对象中、日皆有。

中国的两个案例皆来自江南。在系统对人类学界之于庙会，尤其是仪式研究传统路径总结、反思的基础之上，偏爱认知人类学并兼涉心理和情感的杨德睿教授，更加关注庙会行动者的感官感觉世界。他以江苏高淳庙会出菩萨和苇航庵的禳解法为例，描绘了庙会中的关键符码——“影像”等可具体感知的物，如何强化行动者天赋的认知倾向，以及这种基于感官刺激的认知如何反向影响人们的美感和行动模式。换言之，作为庙会掺乎者的物，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行动者，作为一个能动者，物还与传统意义上的行动者形成了一种互为主体性的关系，甚至还相互“物化”，形成了相互客体化、对象化的反转、互渗。

在对当下俨然主要是“国家赞助人”主导的上海金泽三林圣堂庙会的观察中，郁喆隽指出了庙会在自我调适过程中，乡镇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和在快速都市化，必然导致仪式的表演化和景观化，这些未曾预料到的现代性之果引发了当代庙会传衍的复杂性、杂乱性与无所适从性。其明敏的哲学思辨，不仅是对庙会研究，对非遗等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着醍醐灌顶之效。对他而言，因为庙会本身的开放性，官与民、管制与被管制这种长期套用的二元框架对当代中国庙会这一繁杂的社会事实不再具有诠释能力。

异曲同工的是，虽然作为民俗学家的王晓葵有借他山之石对中国都市民俗学理论建构的诉求，但他对日本“祭礼”的演进及相关研究的绵密梳理，同样涉及到被多数中国庙会研究者漠视的庙会之开放性这一不容忽视的主题。即，与整个社会的演进相伴，原本同样强化地缘连带和认同的日本祭礼早已经突破“地方”，尤其是乡野、乡土和乡愁的束缚，而对都市、现代、他者具有了全方位的开放性。同时，祭礼的行动主体——社群(community)也随之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在相当意义上，强调开放的“社会传承”也就更替、刷新着传统意义上的指向地域社会内部的“地方传承”。

另外，王子涵的论文从理论上梳理了“神圣空间”的确定性、延展性特点，认为基于本土经验，“神圣空间”则具有了纯粹性与不纯粹性的张力。对于思考当下庙会文化的复杂性，具有一定的启发。

或者，立足于整体社会演进中的行动者的这些创新性认知，会将中国庙会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显然，庙会作为社会发展演进的棱镜，也关涉个体生命观、世界观和地方认同，不仅仅只是乡土宗教和日常生活的集中呈现。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之定义为：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人与神明、城与乡、传统与现代、虚与实、主体与客体等相互之间叠合的艺术性的交流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