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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全球分裂到全球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于2003年，但关于非遗保护的文化背景——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冲突却是上个世纪后期发生的全球政治现象，也是留给21世纪世界的重要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著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Stavrianos)继《全球通史》之后出版了一部更加惊世骇俗的著作《全球分裂》(Global Rift)，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这部书研究的是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处在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群体地位与文化特征。作者把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形成的发达国家集团与殖民主义之后兴起的欠发达国家群体之间的分裂与冲突称为“全球分裂”。*斯塔夫利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页。

全球分裂是20世纪民族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其对 “全球化”的冲击。但在斯塔夫利亚诺斯书中所说的全球化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热衷谈论的“全球化”概念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全球化”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概念，人们在不同背景和语境谈论全球化的所指往往不同。《全球分裂》的作者在书中把全球化区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和形态：书中称之为“全球性体系”的第一个全球化形态出现于1770至1870年，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老殖民主义渐趋衰落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1870至1914年，“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殖民主义的时代”。而此后自1914年一战结束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作者统称为“全球性革命浪潮”的两个阶段，也就是从全球化走向全球分裂的时代。但当代人所熟知的“全球化”观念恰恰是“全球分裂”之后出现的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形态特征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是20世纪中期以后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关于世界状况的一种表述。

简单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就可以看出一个大的趋势：从多种文明分立并存的世界转变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普遍化的世界，这是殖民化时代以来发生的基本趋势。也可以说，西方文化向全球的传播、入侵，殖民主义的发展造成了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全球不同文明之间的影响和此后文明发展趋势的全球化趋同，也就是斯塔夫利亚诺斯所说的“全球性体系的出现”。这个全球化趋势的观念根据是相信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所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按照19世纪的进化论和历史主义观念的普遍性逻辑，这意味着其他文明尚处在不够先进的低级阶段，只可能被先进的西方文明涵化或消灭。

但是后来到20世纪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民族主义兴起以及随后“第三世界”的出现，由此造成现代全球性体系的崩裂即所谓“全球分裂”。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产生一个大的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新背景。

实际上作为现代文化思潮的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更早的民俗学的背景，就是从德国18世纪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民俗学对民间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和评价，尤其是格林兄弟对“雅利安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研究，引发了现代民族-国家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到一战后形成越来越多边缘文化和殖民地的民族共同体想象与独立意识的发展，全球范围的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和激化，由此而形成了现代世界“全球分裂”的形势。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谈论的全球化就其主流而言并非如斯塔夫利亚诺斯书中所说的全球性体系那样的现代史问题，而是一个二战之后发生的新状况、新问题。

虽然在当代历史研究中两次世界大战往往并提，但实际上二战对世界秩序做了一个很特殊的重组。二战的开端是在全球两个距离遥远且关联甚少的区域分别发生的冲突：一个在太平洋地区，就是以日本侵华开始的东亚战场；另一个是欧洲战场。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东北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后日本随着国力强大而增长的侵吞朝鲜、中国东北的欲望导致的东亚地缘冲突；欧洲战事实际上是自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近一个世纪欧洲列强纵横折冲历史的延续。

这两个区域战事从历史来看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从战衅肇端来看也和以前的战争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简单地说这些战争都是弱肉强食的利益之战。以往各国之间的这类战争打完之后接着就是一件事：坐下来算账——割地、赔款、通商之类，总之都是利益问题。二战两个不相关的战场打到半道上，加入了一个本来和战争无直接关系的美国。美国加入了两个战场后实际上使两个战场变成了美国主导的一个战场，这时候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战胜国集团同盟国“五强”对这次战争进行了道德定义——不是成王败寇，而是人类的正义力量联合抵抗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结局很特殊：首先不是计算利益补偿，而是进行道义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反人类罪。这样一来，二战被赋予了全球普适的道义价值，战后依据这种普适价值观重组世界秩序的典型政治制度设计就是成立联合国。整个战后世界发展主要趋势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重组和发展理念的实施。

从总的趋势来看，从马歇尔计划冷战以及其后的国际政治局势发展中，其实就是逐渐由美国来重组世界秩序的过程。战后没隔多久就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领导的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并开始冷战。后来在冷战过程中苏联集团崩溃，80年代到90年代世界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与政治形势变化相应，这个时期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产业特征的变化更为鲜明：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性的跨国生产、贸易与金融体系的出现，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格局。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F.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成为全球的普遍价值，因而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历史终结论把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推衍为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这种泛全球化观念在80年代到90年代成为当时一个非常典型的解释历史发展的观念。除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未来学派，他们的基本的观点认为未来科技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发展将解决以前工业化带来的问题；政治冷战结束意味着民主政治的胜利，以往的政治冲突也都会被解决。这个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安排，也是美国文化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的美国化趋势。

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全球文化冲突的结束。全球化并非世界大同的愿景实现。质疑者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亨廷顿，他《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不可能成为西方化的统一文明。世界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支配的阶段，走向了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阶段。全球化以来，世界不是一个历史终结的统一世界，而是由“断层线”(fault lines)形成的不同文明相互冲突的世界：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S.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与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相应的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批判思潮，即对抗美国的普世主义和文化同质化的全球化而提出的多元文化主张。普世主义的全球化被意识到是对不同文明价值和权利的剥夺，因而在这样一个新的全球文化关系背景下产生的“断层线冲突”，实质就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普世主义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文件都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在这个背景下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可以看出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延伸和深化发展。这是对20世纪中期以来的普世主义全球化批判性反思形成的新的全球文化认识和对策，也可以说是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观念。

二、多元文化主义与分形全球化

亨廷顿的“断层线”理论是在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全球化问题的重新定义，也可以视为后全球化的一个预言：

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由于这些发展，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S.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9页。

亨廷顿从捍卫西方文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对多文明的国际体系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而对于自由主义精英来看，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恰恰是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合理趋势：

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必须确保具有多元、多样和充满活力的文化个性的个人和群体之间和睦交往和共处。促进所有公民融入和参与的政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市民社会活力及和平的可靠保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二条“从文化多样性到文化多元主义”，2001年11月2日。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13179&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如果说20世纪80到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而形成了普世主义全球化的乐观主义思潮，那么此后从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蓬勃发展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潮则意味着对抗普世主义全球化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兴起。从2001年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这一系列文件体现出一个关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度，就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提出和实施，推进多元全球化的实践策略。

然而自“9.11”恐袭事件之后，全球文化关系迎来了新的挑战。越来越多针对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怖袭击使得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受到质疑，右翼保守主义兴起；基于文化多元主义立场的多元全球化观念在实践中遇到日益强大的保守主义挑战。亨廷顿把文化多元主义视为对美国传统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和消解：

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化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S.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2-354页。

亨廷顿代表的西方保守主义与激进的左翼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形成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反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普世主义/本土主义、自由贸易/新关税壁垒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的形成及其影响的增长，标志着20世纪美国主导的普世主义全球化时代走向终结，同时文化多元主义也渐渐改变了争取文化平等与文化间性沟通的方向，越来越走向文化对立与政治对抗。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政治发展中出现了强烈的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全球化趋势似乎已经逆转，“后全球化”时代临近了。

在这个时代，福山心目中作为历史终结形态的普世主义全球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否这就意味着全球化已经走向终结还是个问题。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后退、保守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当代文化冲突中的一种演变形态。但比政治正确与否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科学地研究他的国际政治主张是否有意义？他的“保卫文明断层线”理论看上去符合当代人所看到的全球性文化冲突现实，但这种表面的断层划分能否科学地解释文化冲突的内在意义与特征却值得怀疑。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达沃斯文化”概念：

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S.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4-45页。

亨廷顿注意到了“达沃斯人”在西方文明之外的世界很少有代表性，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全球文化精英在西方文明中也并非具有当然的代表性和主导性。在他提出“达沃斯人”和“达沃斯文化”概念十年后，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撰文说“广场人让达沃斯人靠边站”：

随着IT革命和全球化蔓延开来，变得普及——当初只有精英人士才拥有笔记本电脑，现在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当初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上网，现在人人都上Facebook；当初权力机构里只能听到富人的声音，现在每个人都能在Twitter上反驳他们的领导者——一股新的全球性政治力量正在诞生，而且它比达沃斯人更巨大、更重要。我称他们为“广场人”。

大多数广场人都很年轻，渴望拥有更优质的生活和更多的自由。无论是寻求改革还是革命(这取决于他们现在的政府)，他们都通过在广场上集结，或者是在虚拟广场汇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与彼此连接在一起。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方向，而不是共同的纲领团结起来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朝那个方向迈进。*T. 弗里德曼：《“广场人”让“达沃斯人”靠边站》，纽约时报中文网·国际纵览2014. 5. 15.

实际上弗里德曼所说的“广场人”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就已在“占领华尔街”等广场运动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广场人”和“达沃斯人”的冲突在极多的情境中与亨廷顿以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划分的“文明断层线”并不同维。许多占领广场反对全球化的人恰恰是发达国家大学生、学者等西方文明意义上的社会精英。随着21世纪信息传播、社交、生活方式日益流动多元，全球联系趋向越来越复杂和动态化，如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所说，

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张力与结合……通过互联网水平传播的扩展，加速了片断化和象征性沟通的个体化过程。所以，片断化的都市和沟通的个体化促使双方产生无止境的文化次领域群体。*M. 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译，《国外城市规划》(京)，2006.5.93一100

流动空间与地理社区之间的张力正在造成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由此产生着越来越混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相对明确固定的历史文化和空间特征“断层线”来标识社会区隔、身份及其矛盾冲突，这种研究范式出现了明显的缺陷和偏差。可以说，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的特征不再是疆界清晰的“断层线”，而是复杂多维的分形(fractal)几何图形。当美国社会学家萨林斯说出“爱斯基摩文化还在”*M.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19页。的时候，就已经预示了未来全球文化关系超出全球化想象的复杂性。

美国城市学家索亚在谈到后现代的城市形态“后大都市”特征时用到过“分形”这个概念，即“把流动、碎片、散乱的社会重组成复杂的构型”。*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p 264-265,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UK这种分形化的重构并非如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意指的碎片化或无序化，而是在信息与物质移动互联状态中通过自组织形成的流动链接的世界体系。这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全球连接形态的开始。全球化趋势不是在向前全球化的列强时代倒退逆转，而是在转向超越传统的全球关系——信息化与智能化构建的多元多维自组织的分形连接关系超越了物质拥有和地理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新的分形重组关系才是美国主导的普遍主义全球化崩盘的内在原因与动力。由此而产生的后全球化新型全球关系特征可以命名为“分形全球化”。

在这种新的“分形全球化”形势下，基于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文化多样性保护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文化冲突挑战——文化的主体、权利、价值、意义等问题都需要深度探讨和交流。非遗保护不再是单纯从技术层面考察、确定保护对象的范围、形态和方法，更需要从理念展示转向意义理解与沟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6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文件提出了非遗保护的12项伦理原则，从道德、立法和商业利用等各层面确认了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位，旨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尊重和滥用。

非遗保护伦理问题的提出涉及了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直接相关的文化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即文化传承的内在根据与当代多元文化环境中文化传播、交往的意义与价值，这在分形全球化的多维文化冲突场景中具有促进不同文化立场相互沟通与分享的意义，有助于非遗保护标准问题的深度探讨。

三、分形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标准

非遗保护的标准制定问题起于1972年巴黎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制订。在世界遗产公约获得通过之后，一部分会员国提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制订有关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遗产各个方面的国际标准文件。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建议，并在最后的一章关于促进国际 合作的条文中指出，会员国要对那些民众或社团的具有象征性精神价值的非物质遗产给予更大的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出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标准时，注意到非物质遗产“具有象征性精神价值”因而需要不同于保护物质形态遗产的方法和标准。简单地说，一般意义上的物质遗产保护对象是物质形态，保护目的和标准都是与保护对象可感知形态的本真性、完整性及其价值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是一种固化对象的行为。而非物质遗产与物质形态遗产的主要差异在于非物质性质，就是说真正的保护对象不是物质形态，而是物质形态背后的“象征性精神价值”，即文化形态的意义内涵。这种对精神价值的保护体现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保护的基本立场和价值根据。正如在该组织的组织法中所说：“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序言》，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55/125590c.pdf这种全球文化沟通和世界和平理想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形成的重要价值观念，也是非遗保护标准所涉及的精神价值内涵的评价基础。

然而近几年来的反全球化趋势对这种全球化价值理念和文化保护标准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川普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大表现。美国因为不满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许多做法和立场而“退群”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的退出在这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转折时期产生了不同以往的重要影响。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刻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是川普表达的一个清晰立场和态度：美国将从文化立场上放弃20世纪中期以来的普世主义全球化理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迄今的70多年来，在促进世界各国文化表达、对话与沟通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从而建构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文化交往行为场景。自联合国以及下设各国际组织成立起，这类全球性文化交往主要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21世纪以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美国政府影响力下降，因此产生退出这些国际组织的行为。

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味着放弃在这个国际文化活动场景中的主导地位。一个直接、现实的影响就是正式减少了美国原承担的占比22%的会员费(实际上已拖欠甚久)。这将使得各个成员国承担的经费比例发生变化，因而也就相应地使得各成员国在教科文组织实际运作中的影响力也将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后全球化场景——传统的“老大”离场，美国放弃了在国际文化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也就意味着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一体化格局结束。各国将不得不重新定义、协商、组织和引导国际交往行为。

反全球化并非从全球化倒退到列强争霸的前全球化，而是美国主导式全球化正在让位于多元多维自组织的分形全球化。这种变化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最大的成员国来说具有更重要也更复杂的意义。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中国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变化，这将影响到中国在新的全球文化发展情境中所处的立场、挑战和机遇。

这种国际政治和文化交往关系的重大转折对于世界非遗保护实践来说，意味着要适应于这个分形全球化新时代的情境，重新审视和研究多维复杂全球关系中的文化保护规则和标准。就中国而言，不仅意味着需要面向当代世界情境研究自己的非遗保护标准即中国标准，而且由于中国在分形全球化的国际文化交往关系中地位、义务和影响力的突出，也使得非遗保护的中国标准研究同时具有了全球性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把非遗保护的中国标准研究内容区分出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个层面是本土性研究，即基于中国非遗保护的本土性特征进行的对中国本土非遗保护的标准进行的研究。

第二个层面是全球性研究，即基于分形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发展状况，由中国倡议、创新对全球性非遗保护标准的重新认识和深化研究。

第三个层面是互享性研究，即在多元多维文化关系情境中，中国介入、推进多元文化相互沟通互享的保护标准研究。

这三个层面显示出非遗保护标准问题研究的当代性、全球性和复杂性，这种研究及其成果将对正在重构中的全球文化关系以及中国在这种文化关系情境中所需要构建的文化自知-自信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

四、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

福山《历史的终结》代表了一种全球化走向顶峰时代的普遍主义想象——相信理性主义的普适性必将引导全世界人民和文化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识走向世界大同的普遍价值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普遍价值观而提出的。非遗保护虽然是从文化多元主义立场上提出的文化多样性保护理念，也强调了不同文化特有的象征性精神价值，但在具体的保护内容、方法、标准等实践性意图方面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及其保护。这种基于形态保护提出的实践方法与标准与文化保护的动机、精神之间存在着差异。

文化形态保护可以通过物质条件支持以传习模仿的方式实现，但如果没有对文化内涵的保护，最终会使得传统文化遗产失去活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使文化保护变成对传统的临终关怀。要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活态传承和发展，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活化。在进化论和总体主义历史观看来这是个反历史的悖论，而在当今多元多维的分形文化环境中，不同时空各种文化的再生、共生、并置和相互影响发展将成为未来趋势。通过深入研究去认识、理解这些深层文化内涵，使之在当代文化生活中活化，才能使非遗在当今全球文化生态环境中获得生机和发展，从而推动当代社会的交流进步和创新。

基于这种文化传承发展观念，非遗保护的标准问题需要从原点出发进行新的探索——不仅需要制定和完善对可感知形态的保护标准，而且需要探索保护文化内涵的标准。恩格斯1859年在写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一封批评作品的信中有一句很有名的关于文学评价标准的话：“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恩格斯致费迪南·拉萨尔，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1页。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分析文学作品和两个维度；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就是基于这两个研究维度而生成的评价文学的两条基本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非遗保护也需要认识文化价值的两个维度和两个评价标准——关于文化形态特征及其历史、社会价值的标准和关于文化内涵的精神意义及其人文的标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标准和美学标准。

这里提出的非遗价值评判的美学标准涉及的美学概念是一个文化理论意义上的美学观念。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娱乐、生活习俗、地方性知识、信仰仪式等历史文化形态是非遗的表层，而深层则是在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中整合、积淀生成的审美意蕴——集体意象、情感体验、文化认同和审美趣味等活态的文化内涵。非遗从形态保护到内涵保护的扩展就是美学价值的发现与评估。

物质形态的评价方法和标准是可以量化和客观化的，而精神内涵和美学价值的评估方法标准如何制定？这里涉及到两个评价标准的不同性质和功能。中国传统美学中通常把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标准称为“法”或“文法”。清代文人叶燮把文法区分为死法和活法两类，他认为死法是“定位”，活法是“虚名”，是“神明之法”、“感通之法”、“变化生心之法”，“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叶燮:《原诗》内篇下，霍松林校注《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这种以言说定位的“死法”与神明感通的“活法”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批评史上以二元对立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一系列美学范畴——言/意、气/象、风/骨、神/韵、意/境、格/调、情/趣等等，通过对体验的辨析与沟通形成活的美学评价标准。

非遗的精神内涵包含多方面意义在今天都可以归为广义的审美内涵，对这些审美内涵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借鉴传统美学的“活法”。但问题在于，“活法”如何能够从玄虚惝恍的心灵感悟进入社会交往，成为评价非遗保护效果的实践标准？

实际上这倒不是什么不可解的难题。在当代世界的艺术品评价体系形成机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活的评价行为所起的作用：在商业化的艺术品交易市场机制的背后，存在着由传统的艺术教育、创作、传播活动生成的主流趣味及其影响社会的意见体系。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主流意见体系实际上构成了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艺术品评价标准的生态基础。

非遗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与标准体系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艺术品评价体系的生成逻辑。非遗保护中的保存、传承、教育、传播、交流等各种具体实践行为不应当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作为保护对象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通过美学研究和接受活动培育对非遗精神内涵的感受、体验、认同和想象力。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只有通过这种心灵能力的美学培育才可能使历史成为能够激活当代人精神需要的当代史。有了这种接受实践所培育的文化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形成对社会趣味和精神的影响力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有助于培育起主流文化趣味和意见体系，从而构建起对非遗精神内涵的评价方法与标准，使非遗真正从文化精神根基上得到保护和活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