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其錟

内容提要 人類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中國和世界正站在過去與未來的交匯點上，面臨的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以美歐爲核心的西方，經濟衰落又引發了政治文化危機，“‘美國夢’已死”，“山巔之城”、“世界燈塔”的神話破産了。與其相對的是： 以中國爲代表的東方正在崛起，中國正逐步走向世界中心；但也面臨嚴重的挑戰，特别是“話語權陷阱”。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復興，不但需要經濟、軍事硬實力作基礎，更需要文化軟實力通民心，才能夯實民意基礎、筑牢社會根基。“子(含經)學”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生存經驗的理性積澱和智慧結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新子學”建設是時代需要、歷史要求，發掘思想精神資源，探索文化基因，實現古今轉化、中外溝通，爲實現“中國夢”貢獻力量，這是應有的歷史擔當。

關鍵詞 西方衰落 中國崛起 文化復興 歷史擔當 “新子學”建設

自方勇教授在2012年10月22日《光明日報》發表《“新子學”構想》始，“新子學”命題很快便成了學術界的關注焦點。五年多來，《諸子學刊》和全國許多報刊以及各種會議，圍繞“新子學”提出的意義、内涵、定位、任務、建構，及其同經學、西學、馬學的關係與如何繼承傳統和面向世界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在許多方面都基本達成了共識。現在緊迫的問題是如何把理念轉化爲行動，把設想轉化爲實際，把“新子學”的學科建設落在實處，並一步一個脚印地將它向前推進。對“新子學”學科建設我們要有緊迫感，因爲構建“新子學”是時代的需要、歷史的要求，是子學研究者應有的擔當。

習近平同志在2017年5月14日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中指出，“從歷史維度看，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從現實維度看，我們正處在一個挑戰頻發的世界”。中國在崛起，中華民族要實現復興夢。東方在崛起，西方相對在衰落，發展與守成、“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在博弈，“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所以，中國和世界正站在過去與未來的交匯點上，面臨的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這就是建構“新子學”的大環境，也是所以有“緊迫感”的原因。

一、 西方經濟的相對衰落與文化危機

西方世界是以美歐爲核心的，兩三百年來，憑藉强大的經濟、軍事實力，通過殖民推行資本主義全球化，取得了主宰全球的地位，在文化上，也形成了歐洲中心地位。但是，這種局面現在已走到了由盛到衰的轉折點。

以美國爲例。美國在二戰後確立了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經濟一枝獨秀，GDP比重曾經占世界50%，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黄金本位制”。1971年後又把美元與黄金兑换脱鈎，確立了“美元本位制”，還通過與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達成用美元爲石油定價協議，取得了以一國貨幣爲世界貨幣體系基礎的金融霸權地位。但是，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着歐洲、日本經濟的崛起，其GDP所占世界比重下降至35%左右。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由於信息産業、互聯網繁榮，進入所謂的“泡沫十年”，其GDP所占世界比重又從1990年的25.99%上升到2001年的32.5%。“瘋狂的消費和數字的浮誇”，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像脱韁野馬式地漫延，引爆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接着又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美國GDP所占世界比重也從2001年的32.5%下降到2010年的20%左右；國内工資增長率20年裏從3.5%下降到2%，從2000年以來，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下降了12%；國債從1980年的1萬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6萬億美元，如今已達到20萬億美元——這還只是賬面負債，而實際負債還遠不止此。

歐洲也不例外。過去10年，歐盟在全球的經濟份額快速下降，從2000年的21.29%降到2016年的16.7%，25%的歐洲人面臨貧困或被社會邊緣化。受美國金融、經濟危機影響而爆發的“歐債危機”，重創了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至今尚未得到真正的恢復。

美歐的經濟相對衰落，也引發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危機。以往，以美歐爲核心的西方世界，憑藉强大的經濟、軍事實力和科技競争力的支撑，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發展模式説成至善永不衰落的“山巔之城”、“世界燈塔”、“各國楷模”，他們“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方法得到孤立的人類個體的‘普世價值’，作爲源於‘天理’的‘人類本性’，凌駕於一切社會和一切人之上的‘普世法則’”，宣稱他們主導世界是世界的福音，他們有責任通過各種手段，甚至包括軍事手段，向全世界推行他們的經濟、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他們在各個領域掌控了話語權，通過教育、傳媒、文藝、廣告進行推銷、滲透，進行洗腦，又利用霸權地位，掌控世界治理，製訂各種符合他們利益和價值觀的標準、規約。由於長期被殖民化和自殖民化，“歐洲中心論”在文化領域影響深刻。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霸權地位達到了頂峰，西方世界處在一片勝利歡呼之中。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84年宣告：“我們或許在目睹，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爲人類政府形式的普遍化。”這就是所謂的“歷史終結論”。美國更是躊躇滿志地策劃推動所謂“天鵝絨革命”、“顔色革命”，甚至不惜捏造“理由”發動後殖民伊拉克戰争，“發明”“邪惡軸心”，祭起“反恐”大纛，用武力推行所謂“全球社會學工程”。但是，隨着美歐經濟衰落，金融、經濟危機和歐債危機爆發，2012年底，西方社會便轉向民主自由危機的討論，自由民主政治機制至善的神話破産了。討論中，許多人公開表明對民主自由制度失去了信心，認爲這種政治機制不能阻止社會不公平問題的惡化，也無法確保社會正義和統治精英決策的合法。有人指出：“自由民主制的危機以及無法爲後工業社會提供經濟穩定和社會公平，導致許多非西方國家對西方模式的醒悟。”西班牙《起義報》還發表了《“美國夢”已死》的報導。有人還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的衰落源於它内在難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對追求物質欲滿足的消費者以及追求激勵技術創新與生産力增長的社會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是同時，對加速破壞地球環境、掠奪第三世界資源以及剥削經濟弱勢團體而言，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如果從文化深層次考察，其根柢還在於西方文化以個體本位、自我中心、自由至高、以利爲先的核心價值觀的消極作用。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言：“只要把無節制的競争心作爲支配人類行爲的原理並堅持下去，少數富人和多數窮人之間的物質財富上的鴻溝和文化福利上的鴻溝也就繼續擴大下去。”這種價值觀從個人擴大到國家，也必然出現“美國優先”、“法國優先”之類把一國利益置於世界之上。因此，湯因比得出結論：“西方對政治上的影響是使世界分裂。”西方核心價值觀指導下的國家決策，是同人類和平發展“全球化”趨勢背道而馳的，當今“逆全球化”、“民粹主義”的出現就是明證。習近平説：“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逆世界發展潮流而動，必然導致自己的失敗和衰落。2017年7月在德國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漢堡峰會19∶1(19個國家對美國)凸顯美國孤立，正是一個例證。

二、 東方中國的崛起與面臨的挑戰

與西方衰落成鮮明對比的是以中國爲代表的東方迅速崛起。近百年，中華民族飽受災難和屈辱，曾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是經過浴血奮戰，終於在1949年贏得轉機，“站起來了”。經過近70年的艱苦建設，經濟總量GDP從40年前的世界第10位，躍居到第2位，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年前中國在世界工業生産中的份額不超3%，而現在已占20%，成了世界第一製造大國，並且還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和出口大國。1948年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所占的份額僅有0.9%，2015年上升到14.2%。對比中美兩國經濟總量： 1980年美國GDP(現價)是同年中國GDP現價的9.4倍，實際GDP占全球實際GDP的21.9%；到2016年，美國GDP(現價)只比中國GDP現價高63%，實際GDP占全球總量份額下降到15.9%，只相當同年中國所占份額(17.86%)的87%。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從“十五”和“十一五”期間的14.2%上升到“十三五”期間的30.5%，2016年更是達到41.3%，而同年美國則爲16.3%，日本爲1.4%。1997年，中國經濟總量還不如意大利，但2017年中國GDP是意大利的5倍。20世紀70年代，中國有1/4人口處於極端貧困狀態，而今天則不超2%。

中國從“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傳統理念出發，順應世界發展潮流，提出“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戰略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案。五年來，發揚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爲核心的絲路精神，得到各國的熱烈響應。現在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重要決議也將“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載入其中，充分體現了國際社會的共識，也彰顯了中國方案對全球治理的重要貢獻。“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從理念轉爲行動，從願景轉變爲現實，成果豐碩： 政策溝通不斷深化，中國已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産能合作，同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協議；設施聯通不斷加强，以鐵路、港口、管網等重大工程爲依托，一個復合型的基礎設施網絡正在形成；貿易暢通不斷提升，2014年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貿易總額超過了3萬億元；資金融通不斷擴大，由中國發起的“亞投行”已爲“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9個項目提供17億美元貸款，“絲路基金”投資達40億美元，“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已初具規模；民心相通不斷促進，各類絲綢之路文化年、旅遊年、藝術節、影視橋、研討會、智庫對話等人文合作項目百花紛呈，人員往來頻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與心的距離。2017年5月，中國成功舉辦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有來自130多個國家、70多個國際組織、29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1 500多位代表參加，有來自全球逾千名記者采訪報導，這是一個由中國首倡舉辦的“一帶一路”建設框架内層級最高、規模最大的國際會議。正如一位西方前政要所説：“這是二戰以來除聯合國會議之外最大規模全球峰會，對世界格局變化的影響是深遠的。”這個峰會反映了中國日益崛起的軟實力，更折射了中國在全球與日俱增的吸引力、號召力。“一帶一路”使中國第一次在對外政策與全球治理理念上實現了知識與思想的全球輸出，全世界主要國家都來北京站臺、背書，所以有人説： 2017年正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節點年。

但是也應該清醒看到： 西方也只是相對衰落，我們還面臨種種挑戰。有人説我們正面臨三個陷阱： 一是國際關係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矛盾的陷阱；二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以“三低”(低工資、低福利、低效率)和“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爲代價高速發展模式轉型中，可能出現經濟發展潛力損失，發展速度放緩，引起社會政治危機；三是“話語權陷阱”，即面對西方國際資本擁有話語霸權的嚴重挑戰。西方國際資本經過二百多年的侵略擴張，以其核心價值、“普世價值”、“普世法則”灌輸、滲透、影響全世界，占據了所謂“人類道德制高點”，通過對弱小民族的被殖民化和自殖民化，解構弱小民族的文化體系，使之失掉了自己的話語權，成爲他們的附庸。百年來，中華傳統文化體系就因爲過分依傍西方文化體系而被解構，日益流失，而失去話語權。因此，在今天已然崛起，並逐步走向世界中心之際，如果不加分析，不提高警惕，盲目與既定的“普世價值”、“普世法則”進行世界接軌，那就會不自覺地落入“話語權陷阱”。也無須諱言的是： 我們在改革開放前期，由於盲目片面批判傳統的“義利觀”等，全盤接受西方市場發展理念，結果帶來兩極分化、環境嚴重污染等社會問題。這不能不説是個深刻教訓。所以當急之務，就是要擺脱對西方文化體系的過分依傍，加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徵的價值體系，梳理和重建中華文化體系，拿回民族話語權，參加世界治理，與世界各民族進行文明對話，促進“一帶一路”建設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新子學”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夢中的歷史擔當

經濟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基礎，文化才是民族的靈魂。世界上2000多個大大小小的民族，中華民族是唯一的在文化上獨立自創綿延發展而不曾中斷過的民族。其中的奥秘何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習近平説：“自强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支撑着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强大精神力量。”(《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58頁。)勤勞勇敢，奮發圖强，容載萬物，協和萬邦的强大精神支撑，就是中華民族能够綿延數千年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奥秘，世界睿智之士對此也早已洞察并有預見。

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於1920年到中國生活了11個月，1922年寫了《中國問題》一書。書中説：“中國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經沿襲數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納，地球上肯定有更多的歡樂祥和。”1922年中國正處在積貧積弱、軍閥混戰之時，他以哲學家的犀利眼光通過現象看到了本質，並且預見中國的前途，説幾百年後世界“只剩下那些愛好和平的國家，儘管它們貧窮而又弱小。中國人能自由地追求人道的目標，而不是追求白種民族都迷戀的戰争、掠奪和毁滅”。他還看到中華文化的包容力、融化力和生命力：“(中國人被征服之後)中國文明未經變化地保存下來，幾代人之後，征服者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美國“中國學”的創始人、著名學者費正清也説：“不管文明的什麽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徵——只要一進入中國，它們就都併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補充、制約與限制。”

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阿諾爾德·J·湯因比在中國還處於“十年内亂”，經濟幾近崩潰的1972年3月和1973年5月，他同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世界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以展望21世紀爲中心，就世界的方方面面作了長篇對話，後來根據録音整理成書，題爲《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録》分别用英、日兩種文字出版(中譯本於1985年出版)。在對話中，湯因比預言：“如果我的推測没有錯誤，估計世界的統一將在和平中實現。”“我所預見的和平統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軸爲中心，不斷結晶擴大起來的。我預感到這個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就中國人來説，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衆，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絶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爲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就在這裏。”“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湯因比還總結了“可以使其成爲全世界統一的地理和文化的主軸”的東亞歷史遺産八個方面，其中六個方面是中國的： (1) 中華民族的經驗： 始終保持邁向全世界；(2) 在漫長中國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3) 儒教世界觀中存在的人道主義；(4) 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義；(5) 道教帶來的最寶貴的直感： 認爲人要想支配世界就要遭到挫敗；(6) 中國哲學共有的信念： 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一種必須與自然保持協調而生存。至於第七日本將科學應用於技術的競争戰勝西方，第八日本和越南敢於向西方挑戰的勇氣，其實這兩方面中國實際證明也不遜色。湯因比結論是：“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並且正因爲中國有擔任這樣未來政治任務的徵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歎的威望。”説實在，當我在三十年前初讀中譯本《二十一世紀的展望》的時候，我對湯因比的預言是充滿懷疑的。今天重温他的預言，驗之30年中國的發展歷史和現在已露端倪的實際，不能不深佩他的睿智和對中華文化洞察的深刻。

諸子學説乃是“博明萬事”、“入道見志”、“述道言志”、“拯世救俗”之學，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生存發展經驗和智慧的理性積澱與升華，也就是方勇教授在《“新子學”構想》中所説的，“代表了中華民族文化最具創造力部分”，“是對宇宙、社會、人生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學、美學、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技術等諸多領域多維度、多層次的深入展開”。因此，子學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庫。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復興，不僅需要强大的經濟、軍事硬實力，也需要强大對話話語——富有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的文化軟實力。在這歷史節點上，“新子學”應該發揚先秦諸子“述道言治”、“拯世救俗”的優良傳統和精神，在時代大變局中找準自己的位置，勇於擔當，爲兩大歷史任務提供思想資源和理論支持： (一) 爲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高治國理政能力，以便有效整合社會意識，使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讓社會穩定長治久安；(二) 爲“一帶一路”建設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和創造跨越時空、跨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中國文化創新成果，以便用中國的話語同世界各民族進行文明對話，促進民心相通，夯實民意基礎，築牢社會根基。

“新子學”的本分是學術，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必須保持，“新子學”應該用自己獨立研究得到的成果爲上面兩大歷史任務服務，無需越俎代庖，也絶無可能去包攬非自己所能爲的任務。但是“新子學”不能遊離於時代、歷史提出的重大命題之外。正如著名學者、已故的當代思想家王元化所説，“思想家或作家參與意識及時代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並不意味着喪失獨立人格和獨立見解，更不等於放棄或沖淡藝術性”，因而“不能讚賞那種心如古井、超越塵寰、不食人間烟火的隱逸高潔”。爲此，當務之急，就是盡快落實“新子學”學科建設，在舊子學基礎上，一方面繼續文獻整理、研究；另一方面從時代提出的新使命出發，打破學科、學派的人爲區隔，進行整體、綜合、系統研究，發掘資源，提煉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的民族基本文化基因，爲内外決策提供文化歷史資源和思想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