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振東

《子藏·法家部·管子卷》共收書一百二十八種，整合成精裝十六開本六十六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有關《管子》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集《管子》各種版本及研究文獻之大成。

一

管子，即管仲，又名管夷吾。謚敬，又稱管敬仲、管敬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乃管仲之力，遂尊稱其“仲父”。

管仲生年不詳，以齊僖公三十三年(前六九八年)僖公委以重任時約三十歲推算，其生年在公元前七二八年前後。《左傳》對管仲的記載首見於魯莊公八年(前六八六年)，時年約四十二歲。關於其卒年，文獻記載頗有抵牾。《史記·秦本紀》載，秦繆公“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秦繆公十二年(前六四八年)爲齊桓公三十八年。《史記·齊太公世家》曰，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隰朋皆卒”，與《秦本紀》不一致。《齊太公世家》又記載，是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據《史記·秦本紀》，“繆公虜晉君以歸……許歸之”事在繆公十五年，繆公十五年恰爲齊桓公四十一年，依此，《秦本紀》記載管仲的卒年或許有誤。關於管仲的卒年，另有《左傳》載爲魯僖公十七年(前六四三年)，魯僖公十七年爲齊桓公四十三年，與上述記載又不同。《左傳》魯僖公十五年載：“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秦獲晉侯以歸。……十一月，晉侯歸。”魯僖公十五年是齊桓公四十一年。以《左傳》秦獲晉侯又歸之一事衡之《齊太公世家》，兩者記載頗爲相同。《史記·晉世家》記載，“秦繆公將兵伐晉。……獲晉公以歸。……十一月，歸晉侯”發生在晉惠公六年(前六四五年)。秦繆公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晉惠公六年、齊桓公四十一年係同一年，即周襄王七年，爲公元前六四五年。這樣看來，把公元前六四五年確定爲管仲卒年是比較接近史實的。

對於管仲的里籍，唯一可見的是《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的記載。潁上，在當時屬於哪一個國家，司馬遷没有説；它的大致位置在哪裏，也没有交代。

三國時期韋昭注解《國語·齊語》：“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韋注没有提及管仲故里，卻透露了管仲姬姓的信息。歷史上有管國，是周武王弟叔鮮的封地。《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史記集解》引杜預《注》：“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鮮所封。”據此可知，管氏先祖是管叔鮮，其氏族發源地在管國，即京縣東北、管城縣外城一帶。但管國壽命並不長久。三監之亂後，“周公旦承成王命……殺管叔”，“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史記·管蔡世家》)。“無後”説明管叔鮮的子孫不再享有世襲的特權，管國在歷史上曇花一現後即消失。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釋“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文之昭也”曰：“管在今河南省鄭州市，春秋前已絶封，屬檜，檜滅屬鄭”即申此意。迫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管氏族人可能會遷徙到其他地方。司馬遷不説管仲是“管人”，或許與此有關。

司馬遷説的“潁上”，《史記索隱》注曰：“潁，水名。《地理志》： 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亦有潁上縣。”此處“潁上縣”，乃隋朝大業初年新置，在今安徽阜陽。之前，漢置慎縣；春秋名之曰慎，《左傳》哀公十六年記載“吴人伐慎”，杜注：“汝陰慎縣也。”顯然，司馬貞説的“潁上縣”與管仲“潁上”没有直接關係。《索隱》又説“漢有潁陽、臨潁二縣”，其一在河南許昌，一在河南漯河，與“潁上縣”不是同一個地方。可以看出，司馬貞所言大概不是對“潁上”作解釋，而是僅就“潁”引出潁水，並附帶介紹幾個内含“潁”字的地名。這樣説來，司馬貞對“潁上”所指並不明確。

《漢書·地理志》載：“陽城……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春秋左傳正義》載：“潁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也。”陽城，在今河南登封。潁川，治所在今河南許昌。汝陰，約今安徽阜陽。下蔡，約今安徽鳳臺。潁水發源於登封市西境陽乾山潁谷，東南流向，經河南許昌、臨穎、西華、周口、沈丘，進入安徽後流經太和、阜陽、潁上，至西正陽關入淮河。入淮處稱爲潁尾或潁口。潁水之名，估計在西周時期即已出現。周王室有潁邑，在登封縣東。潁谷、潁邑的命名均與潁水有關。

隋置的潁上縣，在古人稱爲潁尾之正陽關西北方六十里處，潁水從這裏再行幾十里即將匯入淮河。《太平寰宇記》以“地枕潁水上游爲名”解釋潁上縣名稱的由來似乎不正確，因爲從潁水的流經路綫看，潁上縣是位於潁水的下游而非上游，把潁上縣與潁水上游聯繫起來有欠妥當。

按常理推測，司馬遷記述管仲里籍，不會憑空杜撰一個名詞，“潁上”一詞肯定有歷史根據。即是説，它在古文獻中出現過，有固定的含義，司馬遷正繼承了這一用法。事實上，《左傳》中是出現過“潁上”一詞的。其成公十六年記載：“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此處“潁上”一詞，其大致地理範圍在許昌、臨潁境内潁水流經的那片區域。

“潁上”一詞在先秦典籍中極少出現，在司馬遷之前的漢代典籍中亦未見到，《史記》一書也只是存在於《管晏列傳》中。由此而言，《左傳》成公十六年“潁上”一詞所指應該作爲確定《史記》所載管仲里籍的重要參照。

隋以前的史書中，“潁上”一詞也極少見，大概只在《晉書》中出現兩次。一次在《晉書·趙王倫齊王冏列傳》記載：“泓徑造陽翟(河南許昌禹州)，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潁陰(今許昌境内)，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於潁上，夜臨潁(指潁水之邊)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此處“潁上”或是確切地名，或是表示大致區域範圍的域名，但不管怎樣，它指代潁水流經許昌、臨潁一帶的某片區域。另一次在《嵇紹列傳》，嵇紹對惠帝上疏：“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嵇紹也是把當年齊王冏與叛軍交戰的許昌、臨潁境内潁水附近戰場稱爲“潁上”。

綜上可見，“潁上”乃今河南許昌、漯河臨潁一帶潁水流經之地。管仲故里約略在此地域之内。

二

管仲生於東周前期。彼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强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絶若綫”(《説苑·尊賢》)。就管仲即將輔政的齊國而言，前任齊侯襄公對外窮兵黷武、四面樹敵，外部强盛掩蓋不住室如懸磬、“蜩唐沸羹”的内政危機。從周王室的角度看，周天子需要一位既能尊王又能攘夷的諸侯霸主；從地域方國發展的角度看，齊侯需要一位既能富國又能强兵的賢臣良相。經過商、當過兵，始終胸懷家國社稷的管仲，自覺地肩負起這一歷史重任。

管仲治理國家富有改革精神。他讓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定居，以此穩定社會組織結構，並提高其實際技能。他在“參其國伍其鄙”的階梯式行政管理基礎上，“作内政而寄軍令”，把政權建設和軍隊建設暗相結合，組建了一支“世同居，少同遊”(《國語·齊語》)，晝戰目以相識，夜戰聞以相親，既是鄰里又是戰友的軍民一體化隊伍。他改變周制“繁而曲”的軍旅編制，代以“簡而直”，大大提高了軍隊戰鬥力，被蘇軾譽爲“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的“軍旅什伍之數”(蘇軾《管仲論》)。爲了發展齊國的農、商業，他改變過去不分土地肥瘠同等賦税的做法，代之以“相地而衰徵”(《國語·齊語》)；他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主動與萊國進行魚鹽商業往來；他强調按時令開發山林湖澤，不在農忙時節亂政撓民，不侵奪人民的牲畜以爲犧牲。一系列“通貨積財”(《史記·管晏列傳》)的經濟政策，不但使人民“不移”、“不偷”、“不苟”(《國語·齊語》)，生活安定富裕，齊國也因之“强於諸侯”(《史記·管晏列傳》)。管仲還對西周傳統的貴族世襲制進行改革，實行由下而上薦舉人才的“三選”制(《國語·齊語》)。他憑藉“生、殺、貧、富、貴、賤”(《國語·齊語》韋昭注)六柄，“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國語·齊語》)，實施亦“懷”亦“威”(《國語·晉語四》)的統治策略，成爲法家以法治國的先驅。

管仲爲政，齊國由之富强，下一步則要協助齊桓公稱霸諸侯，完成尊王攘夷的歷史重任。在這方面，管仲更多地繼承了周代的禮樂文化。據《左傳》記載，較典型的事例有以下幾個： 一、魯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對齊桓公諫言：“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二、魯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三、魯僖公七年，諸侯盟於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四、魯僖公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的這些外交政策，奠定並維持了齊國在春秋初期長達三十餘年的諸侯霸主地位。

“内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積極開展德、禮外交，顯示出與内政建設不同的思路。可以這樣説，管仲於外交看重傳統，於内政看重創新。他對外秉承周禮，借助西周文化餘威成就了齊桓公九合一匡的霸業；對内排除時弊，勇於改革，使齊國成爲春秋時期第一個國富兵强的國家。

三

《管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著録八十六篇，與現存《管子》篇數相同。《管子》分爲八個組别，即“内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語”十八篇、“區言”五篇、“雜篇”十三篇、“管子解”五篇、“輕重”十九篇。多數學者認爲，這種分組源於劉向校書。

張守節《史記正義》在爲《管晏列傳》作注時稱：“《七略》云： 《管子》十八篇。”此處“《七略》”是阮孝緒“《七録》”之誤，“十八篇”爲“十八卷”之誤。對此，前人已有論説。這裏需要説明的是，如果阮孝緒《七録》著録“《管子》十八卷”，那麽由《漢書·藝文志》的“八十六篇”到《七録》的“十八卷”，其間由篇爲卷的變化始於何時，又是何人所爲呢？在漢代，除了漢成帝時劉向主持的那次大型圖書整理活動，見於記載的還有兩次。一次是東漢安帝時，“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誤，是正文字”(《後漢書·孝安帝紀》)。另一次是東漢順帝時，“詔無忌與議郎黄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後漢書·伏湛列傳》)。之後直到南朝梁阮孝緒，其間未見有圖書整理載於史册。依此，《管子》由八十六篇到十八卷的變化，或許源自東漢的那兩次校書。

阮孝緒《七録》著録“《管子》十八卷”，《隋書·經籍志》卻著録“《管子》十九卷”。其中的一卷之差，並不表明前後有兩種不同的分卷方式，而是“十九卷”者將目録一卷計算在内，“十八卷”者把目録一卷排除在外的緣故。

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載：“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關於《九府》篇，劉向在《管子叙録》曾提到“《九府》書民間無有”，這裏的“民間”是相對於官方而言，是民間無而官方有之意，並不是指司馬遷時尚存而劉向校書時已經亡佚。緣此，《九府》篇應在當時八十六篇《管子》之内。司馬貞《史記索隱》對司馬遷之言注曰：“皆管氏所著書篇名也。按： 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説明在司馬貞時，《九府》篇依然見於《管子》一書，但現存《管子》没有《九府》篇。今本《管子》“輕重”一組，計有十九篇，分别爲《臣乘馬》《乘馬數》《問乘馬》《事語》《海王》《國蓄》《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揆度》《國準》《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輕重庚》。司馬貞曰：“《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謂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也。”(《史記·齊太公世家》注)他所言“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與《管子》“輕重”一組最後七篇《輕重甲》至《輕重庚》在數量上相符，估計二者具有同指的性質。又説“有捕魚、煮鹽法”，這不僅在現存《管子》書的“輕重”一組没有對應的篇章，即便從其他組别來看，也是如此。從《九府》篇到“捕魚、煮鹽法”，它們在司馬貞時尚存，而現在卻無從見到。以此審視現存的《管子》，恐非舊時原貌。

《管子》在唐代出現注本，且從十九卷增至三十卷。作爲十九卷白文本的《管子》在《舊唐書·經籍志》《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通志》中先後有著録，此後便從目録書中消失。較早提到《管子》注本的是唐吴兢《吴氏西齋書目》。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在對《管子》作考論時曾引用吴氏《書目》的相關著録：“《崇文總目》曰： 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注。按吴兢《書目》，凡書三十卷，自存十九卷，自《形勢解》篇而下十一卷已亡。”依此，尹知章作《管子注》三十卷。《舊唐書·尹知章傳》亦載：“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雖未明卷數，但尹注《管子》應没有疑問。不幸的是，尹注《管子》後不久，當同時代的吴兢見到《管子注》時，它已經亡佚後十一卷，成爲只有前十九卷的殘本了。一百年後，唐杜佑在《管氏指略序》中稱，《管子》“唐房玄齡注，……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依杜氏，他見到的《管子注》的作者署名爲“房玄齡”，不是“尹知章”。那麽，房玄齡有没有爲《管子》作注呢？史書及當時的目録書均無此記載，而從杜佑質疑之口氣，《管子注》似也不出於房氏之手。由此推論，《管子》注本署名“房玄齡”名不符實，説明尹注《管子》不久，作者姓名即被後人篡改。此直爲《管子注》的又一不幸。杜佑《管氏指略》今已亡佚，其《序》中的這一信息多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才得以保留下來。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晁公武引用這一信息是對“《管子》二十四卷”，而不是對“《管子》十九卷”的書解。事實上，不獨晁公武，此後陳騤《中興館閣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對《管子》注本的著録均爲二十四卷本。與尹注十九卷殘本不同，這個二十四卷本是足本。

南宋鄭樵《通志》在提到《管子》注本時，將尹注與房注並列。他説：“《管子》……十九卷，唐尹知章注，舊有三十卷。又二十四卷，唐房玄齡撰。”這給人一種假象，似乎當時有尹注《管子》十九卷和房注《管子》二十四卷兩種不同的注本，其實不然。“《管子》十九卷，唐尹知章注，舊有三十卷”的著録文字，源自於鄭氏對他書的轉録，由於他本人並未見到實物，所以雖然著録尹注、房注兩個注本，而就當時的《管子》注本而言，只有署名“房玄齡”的一個注本。

尹注《管子》不久，就因亡佚成爲十九卷殘本，此後《管子》注本以署名“房玄齡”的房注本出現，且由十九卷變爲二十四卷。尹本亡佚的後十一卷，是《形勢解》以下的二十三篇，這在房注本二十四卷中相當於最後五卷。尹注的後十一卷既已亡佚，房本的後五卷及其注解又從何而來呢？當時，十九卷的《管子》白文本依然流傳，房本後五卷的《管子》正文當來源於白文本，其中的注文則是時人傳抄的尹注之舊。據《舊唐書》，尹知章所注《管子》，“頗行於時”(《尹知章傳》)，作僞者采掇相關注文是完全可能的。

房本二十四卷《管子》的著録見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鄭樵《通志》，説明由殘本的尹注十九卷變爲足本的房注二十四卷在此之前即已完成。文獻著録尹注十九卷殘本在署名上没有變化，卻在二十四卷完本出現時發生變化，這大概不是一種巧合，是《管子》作僞者爲掩蓋其作僞痕迹、增飾其作僞可信度故意施展的一種改頭换面的伎倆。若此推論成立，杜佑在《管氏指略序》中提到的署名“房玄齡”的《管子》注本，很可能也已經是二十四卷本了。對於《管子》注本署名上的變化，四庫館臣做出一個較合理的解釋：“殆後人以知章人微，玄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四庫全書總目》)

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較早《管子》版本是房本二十四卷南宋刻本。該刻本前有北宋楊忱《管子序》，後有南宋張嵲《讀管子》，習慣上稱爲楊忱本。《漢書·藝文志》載《管子》八十六篇，此時的南宋刻本僅有七十六篇，十篇有目無辭。對此，四庫館臣解釋説：

考李善注陸機《猛虎行》曰：“江邃《文釋》引《管子》云：‘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邃見之。”則唐初已非完本矣。

儘管南宋刻本是現存較早的刻本，但它並非《管子》的初刻本。《管子》的首次刊刻，在北宋仁宗慶曆四年(一○四四年)(鞏曰國《宋本〈管子〉考説》)。由於這個本子訛誤太多，張嵲“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刑政，頗爲改正其訛謬”(張嵲《讀管子》)，其後書坊據張氏校勘手稿對北宋本進行翻刻，成爲現在我們看到的楊忱本。該刻本經書家輾轉收藏，至清嘉慶年間流落於書肆。此時，第六卷已有抄補、僞刻之葉。黄丕烈花重金購得後，“命工用宋紙從影鈔本(注： 指後面將要提到的墨寶堂本)重摹，輟鈔補僞刻之葉而重裝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光緒年間，張瑛據之影印。之後，輯入《四部叢刊》。

與南宋楊忱刻本同時，又有蔡潛道墨寶堂本，它們均出於張嵲《管子》校勘手稿。黄丕烈見到這個本子時，第十三至十九卷已缺佚，遂以陸勅先校宋本將之補全。楊紹和《楹書隅録》描述此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注二十八字。卷一後有木記云‘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又末卷後有木記云‘蔡潛道宅板行紹興壬申孟春朔題’，並巨山張嵲《讀管子》一則。……潛道所刊當即據張氏鈔藏之本，在今日爲最古矣。其中佳處，足正各本之謬者實多。”

南宋楊忱刻本與蔡潛道墨寶堂本，雖同出於張嵲校勘手稿，但在文字上仍有差異。如楊忱本《形勢》篇“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蔡潛道本作“久而不忘焉可以往矣”；楊忱本《權修》篇“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蔡潛道本作“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儘管文字上存有出入，但它們作爲《管子》研究難得的善本，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可惜的是，墨寶堂本在民國時期已去向不明，至今音訊全無。幸陳奂於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曾臨抄此本，可借之約略探其概貌。

明代重要的《管子》版本是劉績《管子補注》本。該本是在尹注《管子》基礎上，加以補充注釋而成。從其所用底本來看，與南宋刻本有很大不同。它不僅比南宋刻本多出二十餘條尹注，還有南宋刻本已脱而己未脱之句，在某些用字上也有明顯優於南宋刻本之處(郭麗《明刻劉績〈管子補注〉考述》)。劉績是弘治庚戌(一四九○年)進士，其刊刻當在此後。冒廣生跋曰：“此書不及世傳兩宋本(注： 指楊忱本和蔡潛道本)，而在明諸刻爲最古。……第其刻工最爲草草，如……與作與，猶作尤等字，觸目皆是。又注文之末，任意增者、也、已、矣等字，殆當時通行坊本，未加校對。卷數、葉數尤爲凌亂。”不過，相較明代其他刻本，《管子補注》亦有優長。“明人刻書喜改古書，績則至爲矜慎。其所考訂，及所見别本異同，均加按語在原注後，較之趙文毅(指趙用賢)本遽改原文爲勝。”(冒廣生《跋〈管子〉劉績本》)

劉績本後，又有以其爲祖本的安正書堂《管子》無注本。此本前後無序跋，書後有“太歲癸巳孟春安正書堂重刊本”木牌墨記。安正書堂是明劉宗器書林之堂名，其刻書事業前後有一百多年。墨記中“癸巳”前面没有年號，其刊刻或爲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年)，或爲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不能確定。安正書堂既言“重刊”，則之前已有刊刻。郭沫若《管子集校叙録四》提到自己曾得一無注本，以之相校安正書堂本，二者幾同，“唯古本有奪字待刻未補而遺留墨印處，在安正書堂本則爲空白，示於刻板中已剜去其字位而無待刻之意，即此已可見板之先後”。安正書堂既以此無注古本爲底本重刊，“則此底本在當時必已視爲難得之古本”。郭氏的無注古本，今天難以見到。

明萬曆十年，趙用賢《管韓合刻》問世，其中《管子》二十四卷。趙氏在《管子凡例》中説，“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他“按宋本(指楊忱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趙刊《管子》是明代劉績本之後較重要的本子，也是此後坊間最通行的刻本。

四

《管子》學史上，最早對管仲及其思想進行評説的史料，見於《論語》《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文獻典籍。戰國時期，《管子》的部分篇章開始在社會上流傳，《韓非子·難三》對《牧民》《權修》有關思想進行評判，成爲《管子》研究之濫觴。

西漢時期，朝廷實施黄老無爲之政，《管子》一書受到統治者重視。其豐富的禮法及軍事思想也成爲賈誼、晁錯等人上疏言治的重要借鑒。劉向整校群籍，結束了《管子》單篇流傳的時代。他對其篇章内容的編排顯示出某種辨僞觀，引起後人對《管子》成書的種種猜測。由於《管子》“輕重”篇内含豐富的政府理財思想，其輕重學説自武帝時起，被歷代理財大臣用作增收國家財政、調劑社會供求的理論工具。歷朝歷代財經政策多有變化，卻無一不可在《管子》“輕重”篇找到各自的思想源頭。

三國時期，軍閥混戰，各國統治者對《管子》治道思想很感興趣。特别是偏居一隅的蜀國，其政權建設明顯從《管子》法治、軍事、人才及農業思想中借鑒了不少内容。兩晉南北朝，《管子》一書鮮見於士人的言談著述，西晉傅玄批評“輕重”篇“鄙俗”，梁劉勰評價《管子》文風“事核而言練”，是僅存的可專門提及的兩件事。

唐代以前的《管子》學，西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那時候，“學士諸生以是書爲教”，“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葉適《習學記言序目》)。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至漢末，《管子》學略顯冷寂。魏晉玄風流熾，南北朝佛教大興，《管子》研究也隨之跌入低谷。

唐代文化昌盛，思想多元，《管子》重又争得一席之地。在史學繁榮的時代背景下，一部分政書，如《群書治要》《意林》《通典》，或廣稽精要之語，或搜羅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之議論，將“經國禮法程制”(李翰《通典序》)以類相從，編纂成書以備聖覽。《管子》以其精言妙語、多備治道，成爲它們重要的取材對象。國子博士尹知章爲《管子》作注，頗行於世。後世對尹注雖有偏激之辭，卻没有人否認他在《管子》注疏方面的“篳路藍縷”之功。柳宗元作《四維論》，認爲“禮義廉恥”的説法不符合聖人之道，其“四維者非管子之言”的結論，把傅玄辨僞的矛頭一下子從“輕重”轉向“經言”。這種大膽的質疑精神，似乎受到當時重釋經文的疑經之風影響。它預示着《管子》學上的辨僞研究開始波及整部著作。

宋代學術繁榮，涉足《管子》研究的人大爲增加。他們或爲《管子》作序，爲《管子》作校勘，對《管子》的軍旅編制、輕重思想進行闡釋；或討論《管子》的作者，在與他書的對比中進行辨僞研究；或評析尹注，避開唐代柳宗元純粹學理上的糾結，以四維論匡正時弊。《管子》學進入多維、立體的研究階段。在唐代，《管子》一書雖在科舉改革與完善的進程中被列爲應試者必讀書目之一，但終究没有進入科舉應試的主流文化圈。時至宋代，《管子》才被列入科舉考試的采題範圍，成爲制科應試的内容之一。加之《管子》刻本出現與散播，終於迎來《管子》學含苞待放的時節。

明代諸子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收穫，是對諸子散文文辭藝術的發現與挖掘。“明人嗜好《管子》，但大抵重視其文藻”(郭沫若《管子集校叙録六》)。陳深《管子品節》、陸可教《管子玄言評苑》、焦竑《管子品彙釋評》、張榜《管子纂》、沈鼎新《管子評注》、歸有光《管子彙函》、陳仁錫《管子奇賞》等評點著作接踵而至，第一次把《管子》的辭章之美毫無保留地展示給世人。儘管明代《管子》學以評點爲主流，但弘治年間劉績的《管子補注》，“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四庫全書總目》)。從其取得的學術成就看，足以與這一時期的《管子》辭章研究相頡頏。此外，朱長春、凌登嘉、梅士享等人的《管子》學多具有綜合研究的傾向，在《管子》成書、内容真僞、治道思想、哲學義理、文學表現及管仲思想特徵的辨析、闡釋上，均有各自獨特而深入的理解。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此時出版事業興旺發達。萬曆十年，趙本《管子》問世，由於刊印精良，大小書坊競相翻刻。明代《管子》學“萬樹梨花開”的熱鬧場面，受此澤惠頗多。但明人刻書喜改頭换面，於版刻、著作任意篡改，所以對明代《管子》學作一番仔細甄辨的功夫極有必要。

清代的《管子》學，一言以蔽之，曰“《管子》考據學”。自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年)洪頤煊《管子義證》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劉師培於《國粹學報》上發表《管子斠補》，一百年間《管子》考據著作此起彼伏、間而未斷。經過王念孫、宋翔鳳、張文虎、俞樾、孫詒讓、郭嵩燾、章炳麟、于鬯、陶鴻慶等二十餘位學者的校勘、疏解，《管子》一書才真正易讀易解。鴉片戰争後，清廷日益積貧積弱，西人入侵、割地苟延，一部分士人如張佩綸、何如璋、宋枬，把驅夷自强的目光轉向《管子》研究，他們闡發《管子》的富國强兵之術，借《管子》之言寄寓自己經世濟民的政見，期望以此影響時政、拯危除弊，真正恢復了《管子》一書期於用世的本色。

民國以降，除沿襲乾嘉考據之舊，以新式的學術方法重新解讀《管子》，對其作全面系統的研究，如梁啓超《管子傳》、俞寰澄《管子之統制經濟》以及期刊雜志上刊登的各類《管子》專題研究論文，成爲這一時期《管子》學的特色。民國三十餘年，結束了此前兩千多年傳統思維下的《管子》研究，並開新時代《管子》學之先河。

五

《子藏·法家部·管子卷》收録《管子》各版本及研究著作，總計一百二十八種。從最初的宋楊忱本到民國學者的研究著作，盡可能多方搜羅，以展示歷史上《管子》流傳及研究全貌。

《子藏·法家部·管子卷》注重名人批校題跋本的收集，主要是清人的批校題跋本，如國家圖書館藏陸貽典、黄丕烈校並跋明刊本《管子》，國家圖書館藏袁廷檮、顧廣圻校並跋又莫棠跋明趙用賢《管韓合刻》本二十四卷，上海圖書館藏戴望校跋並録清孫星衍、洪頤煊、王念孫、王引之、丁士涵、俞樾校明趙用賢《管韓合刻》本二十四卷，上海圖書館藏王念孫、王引之校又臧庸、宋琨、葉景葵跋明趙用賢《管韓合刻》本二十四卷等。除名人批校題跋本外，還收集了部分佚名批校本，如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佚名批校萬曆四十年張維樞刊本《管子榷》二十四卷等。

《子藏·法家部·管子卷》注重抄本、稿本的收集。如上海圖書館藏明人《管子約鈔》本，國家圖書館藏明人抄《管子》劉績補注本，上海圖書館藏清張佩綸《鈔白帖引管子》，上海圖書館藏清王紹蘭《弟子職古本考注》，上海圖書館藏清丁士涵《管子案殘稿》，上海圖書館藏清何如璋《管子析疑》等。

《子藏·法家部·管子卷》還注重白文本的收集。如上海圖書館藏明劉氏安正書堂刊本《管子》二十四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刊《二十子全書》本《管子》二十四卷。

此外，《子藏·法家部·管子卷》對海内外孤本也盡可能收集，如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陸可教選、李廷機訂《新鐫諸子玄言評苑·管子》。對於民國時期的各種《管子》研究專著或專著中有關《管子》研究的部分，也從多個角度進行收集整理，以備讀者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