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蓓卿

《子藏·名家部·公孫龍子卷》共收書六十六種，並附《惠子》相關文獻資料十一種，整合爲精裝十六開六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先秦至民國時期(原則上截止於一九四九年)目前所知有關《公孫龍子》白文本、注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稿抄本及各類研究著作等，集《公孫龍子》各種版本及研究文獻之大成。

一

公孫龍，字子秉，戰國時趙人。善析名實，爲堅白異同之辯，與燕昭王、趙惠文王、趙勝、魏牟、鄒衍同時。《漢書·藝文志》載《公孫龍子》十四篇，列於名家，並注“趙人”。司馬彪《莊子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成玄英《莊子注疏》等亦謂公孫龍趙人，此已爲通識。唯《吕氏春秋》高誘注稱“龍，魏人也”，或因龍嘗適魏，然據此落實公孫龍爲魏人，則未可信從。

《史記》中記載了兩位不同的公孫龍，一爲孔子弟子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見《仲尼弟子列傳》)；一爲辯者公孫龍，趙人，善爲堅白異同之辯，嘗爲平原君門客(見《孟子荀卿列傳》《平原君虞卿列傳》)。司馬貞《索隱》謂辯者公孫龍即孔子弟子公孫龍，張守節《正義》亦引“莊子云堅白之談”表明孔子弟子公孫龍即《莊子》中提到的辯者公孫龍。實則以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推算，兩位公孫龍生年前後相去近二百年(胡適《先秦名學史》考證辯者公孫龍生於公元前三二五年至公元前三一五年之間，卒於公元前二五○年左右)，故僅姓名相同而絶非一人。《古今同姓名録》《漢藝文志考證》及《四庫全書總目》等皆已對此傅合混淆之説予以了必要的糾正。

《公孫龍子·迹府》云：“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明正統《道藏》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公孫龍憑其卓犖辯才遊走列國，頗得時賢賞識。胡道静《公孫龍子考》即謂公孫龍早年適魏、暮年居趙。《列子·仲尼》載，中山公子魏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悦趙人公孫龍”，即使樂正子輿之徒針對公孫龍以善射之説欺罔孔穿一事，批評公孫龍爲學“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認爲其不顧常理，只知勝辯，“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又列舉其“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諸説，譏諷公孫龍的學説“負類反倫”，但魏牟依然將公孫龍之辯視爲“智者之言”，並一一對應分析了公孫龍各個辯題的合理性。後人有以《列子》爲張湛僞作而疑之，但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魏牟考》中指出“公子牟與公孫龍交好，而篤信其説”，並嘉許魏牟的辯解“陳義精卓”，進而肯定了這條材料的真實性。

據《吕氏春秋·應言》，公孫龍亦嘗適燕。此前，燕將樂毅率五國兵破齊，大燒齊國宫室宗廟。公孫龍入燕，即以偃兵説燕昭王。昭王假意讚同偃兵的提議，卻被公孫龍當面揭穿了“王之弗爲”。公孫龍指出，昭王所養之士，皆爲“欲破齊者”、“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所獎勵的亦皆爲破齊有功的將士；相反，對於不欲破齊的士子，則“猶若弗養”。最終燕昭王面對公孫龍的犀利指責，只能“無以應”。公孫龍在趙國時，同樣也與趙惠文王討論了何謂“偃兵”(事見《吕氏春秋·審應覽》)。趙惠文王因偃兵十餘年而不成，向公孫龍質疑偃兵在亂世的實際可行性。公孫龍則指出，偃兵需要具有“兼愛天下之心”，而且“兼愛天下，不可以虚名爲也，必有其實”。觀諸眼前的趙國，戰敗失城，王即縞素加身；攻占他國，轉而加膳置酒，喜形於色。長此以往，趙王即使口頭上主張偃兵，事實上卻没有“兼愛之心”，偃兵又何以得成？總體而言，由於公孫龍遊説諸國君王時多次表現出兼愛非攻的傾向，遂使後世研究者即便認可公孫龍主張的是“正名”學説，有時卻仍然認爲其“行動是一個‘墨者’的行動”(譚業謙《公孫龍子譯注·公孫龍事迹及學術思想之記載》)，在政治上“終是墨家一派”(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别墨》)。

公孫龍在趙國時，遊於平原君趙勝家，頗受厚待。據《史記》《戰國策》等記載，公孫龍數次爲平原君及趙國化解危機。時秦來攻趙，邯鄲急，幸有平原君求得信陵君魏無忌襄助，秦兵乃罷。而後虞卿爲平原君向趙王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力阻受封，並結合智能、功勛、親戚、權術等錯綜複雜的各方形勢爲其分析了受封弊端。平原君信之而拒封，自此厚公孫龍而遠虞卿。直至後來有“談天衍”之稱的鄒衍來到趙國大談“至道”，平原君“乃絀公孫龍”。又及秦趙盟會締約，居無幾何，秦攻魏而趙欲救魏，秦王不悦，以爲“非約”，公孫龍卻通過平原君向趙王指出了秦王邏輯上的錯誤： 若因秦攻魏而趙欲救魏，趙王的不助攻被視爲一種“非約”；那麽趙欲救魏而秦不助趙，同樣也是一種“非約”。公孫龍藉此消解了秦王對於趙國背約的指斥。

公孫龍生平流傳最廣的事迹當屬其“持白馬之論以度關”(《初學記》卷七引劉向《七略》)，《新論》與《吕氏春秋》高誘注對此皆有所載，《韓非子·外儲説左上》則將此事附於宋國辯者兒説：“兒説，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羅振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輯録唐寫本類書也記有此事，謂公孫龍騎白馬度關，關司禁明令“馬不得過”，公孫龍卻提出“馬白非馬”，認爲“不得過”的“馬”與自己所騎的“白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最終得以順利過關。對此，信者以公孫龍憑白馬非馬之説而乘白馬度關爲其馳名一世之資，質疑者則認爲公孫龍是在繳付馬税後才得以騎馬過關。推究原文，短小精悍，内容卻如杜撰傳聞，故僅備一説，未可全信。作爲戰國時期的著名“辯士”，公孫龍的思想與學説還是更多地保留在今本《公孫龍子》及《莊子》《列子》《吕氏春秋》等相關典籍所記載的議題與論辯中。

二

揚雄《法言·吾子》稱公孫龍“詭辭數萬”，《漢書·藝文志》名家類著録《公孫龍子》十四篇。《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等公私書目均著録《公孫龍子》三卷，《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則著録一卷，均未言篇數。傳世本《公孫龍子》最早爲明正統《道藏》本，作三卷，其間雜有注文，後人題曰宋謝希深注。自明以下《公孫龍子》傳本，有三卷與一卷之别。三卷本多沿襲《道藏》本體例，明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劉禋刊本(白文無注)、明弘治九年(一四九六)李瀚刊《新刊五子書》本、清嘉慶七年(一八○二)嚴可均抄本《子書六種》、民國間中國書店依嚴可均校《道藏》本排印本等。一卷本最早傳本爲明萬曆四至五年(一五七六—一五七七)刊《子彙》本，含注；其後則有明萬曆三十年(一六○二)緜眇閣刊《先秦諸子合編》本、明刊《且且庵初箋十六子》本、明刊《十二子》本(以上俱白文無注)、明刊《六子書》本、明刊《十子》本、清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刊《墨海金壺》本、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王氏棠蔭館刊《二十二子全書》本等。

又，《隋書·經籍志》未著録《公孫龍子》，後人嘗有疑議。傳世本《公孫龍子》六篇，首篇《迹府》輯録公孫龍與孔穿論辯等生平事迹，前後文意有所重複；其餘五篇《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分别以主客問答或論文形式撰寫，反映了公孫龍的正名思想。吕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指出，《漢書·藝文志》見載名家學派著作中，“今唯《公孫龍子》，尚存殘本，餘則非亡即僞矣”，肯定了今本《公孫龍子》中保留了《漢書·藝文志》十四篇古本的部分内容，只是篇目有所佚失。但此前清人姚際恒《古今僞書考》則因《漢書·藝文志》有《公孫龍子》而《隋書·經籍志》無，指今本《公孫龍子》爲僞作。近人汪馥炎駁斥姚説，並引《隋書·經籍志》道家下列《守白論》一卷，謂《公孫龍子》原名《守白論》，至唐人做注始改今名。汪説頗有從者。考今本《公孫龍子》並無“守白”專論，而《迹府》篇首確有“公孫龍……爲守白之論……以守白辯”一語(《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則曰“公孫龍……爲堅白之論”)，然參之《莊子》《淮南鴻烈》等先秦兩漢著作，凡論公孫龍之説，皆謂“離堅白”，《史記》《論衡》稱“堅白之辯”、“堅白之論”，獨《迹府》篇曰“守白”。“離”“守”二義相去甚遠，以《公孫龍子·堅白論》所推崇的“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結合本書其餘諸篇所論，自以“離堅白”之“離”較“守白”之“守”義更勝。且《迹府》篇本爲後人彙集公孫龍生平事迹而成，非龍自著，其“公孫龍……爲守白之論”一説，未必能够確切概括公孫龍名學精義。再者，《隋書·經籍志》所列《守白論》本無作者標屬，又歸於道家，僅憑“守白”二字巧合，無從判定其與《公孫龍子》有所關聯。則幾可確證《隋書·經籍志》未嘗著録《公孫龍子》。

《隋志》雖未著録，晉唐時期卻未必無此書。《世説新語·文學》：“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禄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阮、謝所解《白馬論》顯出《公孫龍子》，可見在玄風大暢、清談名理盛行的東晉，公孫龍之説仍因其名辯特色而與時人精神有所契合。後《文苑英華》又載唐人撰《擬公孫龍子論》，提及隱士“王先生”所藏《公孫龍子》書，“凡六篇，勒成一卷”，論列篇目亦與今本同，則《漢志》所載《公孫龍子》十四篇，最晚至唐初已亡佚八篇，而成今六篇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公孫龍子》至宋時亡佚八篇，時間上多有推延，或即未見此條材料而致誤。

三

今言公孫龍，必稱“白馬論”，《迹府》篇引公孫龍語，亦自道“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確實，公孫龍善“假物取譬”，以使人們更爲直觀地理解其學説，《白馬論》正是采用了這一論述方法，借剖析“馬”與“白馬”的概念外延差異與關聯，將艱澀的形名之辯化爲普世通解的“白馬論”。但合觀傳世本六篇，聲名煊赫的《白馬論》更像是公孫龍名學思想中較爲淺顯的入門之作，而其著述核心仍應在於名實之論。《堅白論》與《通變論》都是在《白馬論》基礎上發展而來，或者説，《白馬論》借用極爲形象易懂的具體事例，爲我們打開了整部《公孫龍子》深宏可觀的邏輯之門。《堅白論》中，公孫龍將多重客觀限定性(“堅”、“白”、“石”)與主體認知(目見、手知)雜糅在一起進行梳理辨析。歷代所稱公孫龍“離堅白”、“善爲堅白之辯”，即源於此。《通變論》的着重點則在於同異問題，而其舉類之繁複、構思之嚴密、措辭之精煉，無形中也導致部分讀者望之卻步。《指物論》中，公孫龍深入辨析了物之指稱與物本身的關聯，並對“物莫非指而指非指”這一觀點進行了反復論證。莊子在《齊物論》中對此説亦有所回應。《名實論》論述了名實關係，名爲實之所謂，實爲名之本體。居亂世而正名實，使“物其所物”、“實其所實”、“位其所位”，這也正是公孫龍子名學根本之所在。《崇文總目》曰：“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别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四庫全書總目》更直指《公孫龍子》全書所論乃“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此語當本自公孫龍子在《名實》篇末盛讚古之明王凡事皆能“審其名實，慎其所謂”一語。在《通變》篇中，公孫龍子甚至分析了“名實無當”的現實危害：“暴則君臣争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意謂名實之不符，終將導致君臣相争、政局混亂、至道淪喪。即使在談論“白馬非馬”辯題時，公孫龍也明確表示了“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迹府》)的志向。此不可不察。

公孫龍之名學思想，除系統保存在今本《公孫龍子》的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列子·仲尼》“中山公子牟”一章亦提及公孫龍“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諸説。此外，《莊子·天下》記録的辯者二十一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中也包含了公孫龍所主張與參與的名學辯題。

據《莊子》《列子》《荀子》諸書記載，以公孫龍、惠施等爲代表的名家學派在戰國時足可與儒、墨、道等重要學派分庭抗禮。公孫龍生前亦自恃善辯，傲世負才，《淮南鴻烈·道應訓》即録其語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然其説雖盛極一時，譬如“指物論”、“白馬論”等辯題更是在《莊子》等先秦子書中獲得了相當深入的辨析與議論，卻還是屢屢被其餘諸子及後代學者斥爲詭辯，學脉傳承亦不及儒道悠久廣遠，因而終至凋零荒蕪。《莊子·天下》評論公孫龍等辯者之徒，稱其“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唐人《擬公孫龍子論》也認爲：“公孫之論，非不中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恡，其術空，其義觕，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也。抑可以爲聖人之理，不足以爲聖人之教。”奈何歷代“高賢”、“明達”，多半未必有此耐心來關注這門漸趨冷僻的學問。鄭樵《通志》記有《公孫龍子》陳嗣古注、賈士隱注各一卷，今俱已不存。現通行注本爲宋謝希深所撰，然謝於自序中亦謂“今閲所著書六篇，多虚誕不可解”，注者尚疑，何況世人？故近人王琯在《公孫龍子懸解自序》中乃有“千載榛莽”之歎，並惜其“駘蕩幼眇，蒙世詬病，遺簡殘編，旁皇異代”，更斥“學統之箝人，固若斯其極耶”！千百年來，對於《公孫龍子》，爲學者縱有翻覽，亦多盤旋奇辭華章，抑或嗤譏虚妄無稽，罕有誠解其深意者。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甚至直接批評公孫龍之説“淺陋迂僻”，質疑“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此語甚烈，《四庫全書總目》以爲“過矣”，於是糾正陳説，謂《公孫龍子》“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更讚其人“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充分强調了公孫龍子在先秦時期的學術影響力。今人馮友蘭更是在《新理學》中指出：“晉人雖善談名理，而未能有偉大底哲學系統。在中國哲學史中，對於所謂真際或純真際，有充分底知識者，在先秦推公孫龍，在以後推程朱。”從而將公孫龍子名學的獨特價值與重要性完全凸顯於完整的學術史中。

四

惠施，戰國宋人，與魏惠王、莊子同時。以善辯著名，爲名家“合同異派”代表。正史無傳，其生平與學説散見於《戰國策》《莊子》《荀子》《韓非子》《吕氏春秋》《説苑》等書中。較早的相關評論見署名歸有光、文震孟輯《諸子彙函》，清馬國瀚《玉函山房輯佚書》始有輯本。近世西學東漸，惠子等名家學派思想也隨之受到重視，相關諸子學研究著作大多設有專章或專節論述。

惠施嘗仕魏爲相，雖蒙魏惠王倚重，但其仕途並非坦蕩無礙。馬陵之戰魏大敗於齊，齊虜魏太子申，魏惠王仇怨欲起兵，惠施教以“變服折節而朝齊”以激怒楚王，借楚毁齊，計果成。惠王以惠施賢，尊爲仲父，並欲效仿堯舜傳之以國，惠施辭。惠施爲魏惠王製法，其法成，得惠王與民間賞識，卻爲翟剪所忌，譏其包藏鄭衛之音，故其法終未實施。惠施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莊子·逍遥遊》)，但據《吕氏春秋》所記，白圭也曾在魏王面前詆毁惠施之言美而“無所可用”。惠施勸惠王偃兵，以“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而爲匡章所難。及張儀入魏獻策，欲聯合秦魏而攻齊楚，惠施則仍以偃兵爲主，並力勸魏王，終至被逐而逃至楚國。馮郝進諫楚王，以爲收留惠施會得罪張儀，於是楚王只能推薦惠施去往宋國。惠施居宋，直至魏惠王卒，張儀歸秦，方復返魏國，後數度爲魏使出訪遊説楚、趙等國。終其一生，惠施都在“不可行”、“無可用”的詰難聲中堅持着自己“偃兵”、“去尊”(《吕氏春秋·愛類》)的政治主張。

惠施與莊子善，相爲辯友，兩人關於“無用”、“無情”、“濠梁魚樂”等辯論，機鋒閃爍，精彩絶倫，皆見《莊子》。莊子妻死，惠施悼之。惠施死，莊子乃有郢人之歎，以天下自此無可與言者。據《莊子·天下》，“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可見其博學善辯，著述豐富。當南方奇人黄繚來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遍爲萬物説”。而《漢書·藝文志》僅著録“《惠子》一篇”，歸於名家。隋唐以下各《志》均未著録。則《莊子》書中提到的惠施著述，至漢代基本已亡佚，僅剩孤篇，此孤篇今亦不傳。惠施學説，唯賴《莊子·天下》輯録，得存“歷物之意”十題，分别爲：“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此外，《莊子·德充符》篇末，莊子對惠子所説的“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可以證明惠子對公孫龍子等名家辯士擅長的“堅白論”也有所涉及。又如《荀子·不苟》引“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卵有毛”數條辯題，而歸於惠施、鄧析名下。其中，“山淵平，天地比”應當就是《莊子·天下》所載録的“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其餘諸論則無法確定是否一定出自惠施。因此傳世文獻中可以完全確定爲惠施所作的應當就是《莊子·天下》中的“歷物之意”十條。

章太炎《莊子解故》云：“歷物之意者，陳數萬物之大凡也。”但惠施所談論的“萬物”之意與我們日常經驗所接觸的“萬物”又頗有不同。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曾指出名家學派“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前文公孫龍子正名實、離堅白，將物的性質一一分離，又將物之概念獨立於物之上，讓名與實互爲牽制，專決於抽象名稱，最終提煉出“白馬非馬”等與常識認知有所違逆但按其邏輯又完全解釋得通的結論。惠施的“歷物之意”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譬如十條中所謂“至大”、“至小”、“無厚”等，本就不是在經驗世界中能實際觸碰與丈量的單位，而必須用抽象思維才能對其進行語言上的描述。又如“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兩條，只有主體不設立空間及時間上的固定坐標，並放下狹窄的自我中心，才能實現不斷推移的南方無窮與毫無隔閡的今昔互動。惠施之“合同異”，並非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簡單比對，也並非凝固不變的物類的分割與疊加，而是萬事萬物在流轉時空中，彼此會通，彼此融合。放諸至道，則萬物同爲其中一物；彼此相照，則每一物又顯現其獨特的光芒。惠施所謂“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也正是因爲立論者不再以自我所在爲中央，不再以經驗世界所標定的“中央”爲中央，如此才能實現燕之北、越之南，無所不在、飄逸而自由的“中央”。惠施名辯思想的意義正是在於突破固有的概念、固化的語言以及固定的立場，使人們不再被日常經驗所局限。不能做到這層突破，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惠施的名學。舊論惠施，或惜其“逐萬物而不反”(《莊子·天下》)，或諷其“好治怪説，玩琦辭”(《荀子·非十二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荀子·解蔽》)，或謂其雄辯“務在求勝”(章太炎《諸子學略説·原名》)，殊不知反是解讀者被惠施運轉天地、飄移時空的駘蕩之才所惑，只聞其“大同異”與“小同異”之佶屈聱牙，而未見其“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之通透徹底。自古連環無解，《天下》篇所保留的這十條歷物之意，卻正如一串晶瑩璀璨的運智連環，在惠施的宛轉辯説中，終究完成了“連環可解”。

五

最早輯録歷代《公孫龍子》書目者，當推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其所輯《公孫龍子》傳本及相關文獻資料甚爲完備，然其間多有源於文獻記載而未見傳本者。故《子藏·名家部·公孫龍子卷》(附惠子)廣搜博徵，輯得《公孫龍子》相關文獻資料六十六種，規模空前。綜合而言，《子藏·名家部·公孫龍子卷》(附惠子)收書特點主要體現如下：

(一) 注重不同傳本的收録，以期完整體現《公孫龍子》的流傳過程。白文本收明嘉靖三十年劉禋刊本、明萬曆三十年緜眇閣刊《先秦諸子合編》本、明刊《且且庵初箋十六子》本、明刊《十二子》本(方疑校)、明刊《十二子》本五種明刊本；署名宋謝希深注本收明正統《道藏》本、明弘治九年李瀚刊《新刊五子書》本、清嘉慶十四年刊《墨海金壺》本、清抄本、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民國間抄本等十八種。這些傳本的收入，爲《公孫龍子》研究提供了更爲廣闊的空間。

(二) 關注名人批校本，如上海圖書館藏江藩校《公孫龍子》一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嚴可均跋、沈宗疇校《公孫龍子》三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校並跋《公孫龍子》一卷，嚴可均跋《公孫龍子》一卷等，這些批校者均爲文獻大家，其校跋之文均有很高學術價值，今一併收入，以便學者取資。

(三) 努力搜尋海内外孤本，如中山圖書館藏《二十一家子書摘抄》所收《公孫龍子》等，本卷亦設法收入。

(四) 盡力搜集各種抄本，如上海圖書館藏明抄本《説郛》、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七年嚴可均抄本《子書六種》等所收《公孫龍子》，今均予以收録。

(五) 注重收録民國時各種專著中的有關論述，如高維昌《周秦諸子概論》、錢基博《名家四子校讀記》、陳柱《諸子概論》等，均論及《公孫龍子》，且成一家之説，今截取此類著作中相關章節，一併收録，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