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巍 孟月明 （辽宁社会科学院）

中日关系是东北亚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维护稳定东北亚局势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开始建立并不断得到加强。1979年12月，中日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认开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由民间、半官方交流的模式转向了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对于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经济贸易、社会发展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在中日关系走到新的历史节点的背景下，积极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引导两国向着合作共赢、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的两国文化往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中日两国的原始先民就有往来，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从远古到约3世纪前后，中国不断有先进的工具、技术、思想等传入日本，从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日两国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一直延续不断。周一良先生在《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曾经说过，“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能体现出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例子，是中国与只隔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在隋代，日本共派出遣隋使5次，在唐代，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的200余年中，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其中有16次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主要学习儒学经典、文物典章制度、佛学、文学艺术、社会习俗等，回国后在奈良时代以“大化革新”为契机，推动了日本走向封建社会。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在1894年、1931年、1937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日关系进入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文化交流亦受到严重影响。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双方已经进行了大量文化交流，被称为“围棋外交”“兰花外交”“乒乓外交”和“芭蕾外交”，面对战后起伏不定的中日关系，这些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有了这样的基础，当双方关系在政治上获得改善时，两国民间都较为乐于接受。1972年9月，中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篇章，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方式也越来越多，逐渐从仅限于少数友好人士、外交人员、学界人士、留学人员的交流进入到国民交流的阶段，两国之间通过互相设立研究机构加强深层文化交流，对共同关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加强深层次合作，交流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史学、教育、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建筑、工艺、园林、民俗、体育等领域。经过多年的交流互动，民间文化交流目前占据主体，约占中日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中日关系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文化交流都是相互往来最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国民喜闻乐见且有着巨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主要交流形式。文化交流使双方民众能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欣赏、理解、接受彼此，并乐于相互合作、共荣共利。因此文化交流在双边关系中起到很特殊的作用。

二、当前阻碍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变得波澜起伏，文化交流虽然受到影响，但仍继续发展。但由于中国强劲崛起，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尤其是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一举超过日本，中日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2012年日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挑起钓鱼岛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冲击中日关系正常发展。领土争端问题、历史问题成为近几年中日关系始终不能真正回暖的核心要素，并由此引发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不断攀升，甚至出现“民粹主义”思潮。中日关系受到很大伤害，两国交流受到很大影响。“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强调极端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竭力煽动民众的造反精神，从而极易做出对社会有破坏力的行为。当前，日本社会正处于各种社会舆论冲突期，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推行“民粹主义”信条，如鼓吹“大和民族优秀论”“皇国史观”“废除和平宪法”“打倒雅尔塔体制”等，以此煽动日本民众。日本右翼势力的舆论，意见坚定的人数约350万，占日本1.27亿总人口的近3%，尽管所占比例不多，但其人员多是政府要员、精英阶层，往往更能左右日本的政治方向，特别是每当中日关系紧张时，他们极易对普通民众产生巨大的煽动力。与此同时，中国民众也有一些“民粹主义”的声音，由于“民粹主义”往往利用舆论传媒混淆是非，极易引起舆论斗争，给民众造成巨大心理影响，严重时甚至可能激发民众愤怒，酿成社会冲突。

三、中日文化交流的未来展望

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文化交流作为民间交流的主要形式，已日益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软因素和稳定剂。中日两国应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增强互信、加强合作、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原则，以多种方式进一步推动各领域的中日文化交流。以往中日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文物、书法和传统戏剧方面。近些年，拓宽到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开拓文化市场时，政府的服务与协调要考虑两国间政策的异同，要以适应双方共同发展的途径，实行多方合作，并努力消除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这一阻碍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尽力避免以自己民族为中心，用自身的文化特点、价值观、习俗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观念或意识。建立固定的机制，确保中日文化交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其一由中日官方和民间共同组成文化交流协调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推动双边文化交流活动。其二是致力于打造媒体交流协调委员会，更好地发挥媒体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并有效发挥媒体在双边交流中的正能量。其三是组建中日青年交流协调委员会，创造更多条件，让更多年轻人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中日交流当中。

当前，信息时代的发展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16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数据显示，66.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多种民间交流途径中，“媒体间交流”位列第一，为50.3%。2017年，两国受访者认为增加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中国受访者为71.5%，比2016年的66.9%上升了4.6%；日本受访者为63%，与2016年基本持平。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网民在新媒体上发出的声音已成为日本媒体观察中国国民情绪的指标，对此，中国舆论媒体应加强对舆论导向的积极引导和调控。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二分法”已经很难概括日本民众，在涉及领土争端等国家利益问题上，对华友好派和反华派又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舆论媒体应对日本社会进行科学的舆情调查，不但重视研究日本“网络右翼”的发展动态，更应跟进报道日本进步人士如“中归联”“日本遗孤”的舆论动态，并加强同这些进步人士的合作，让这些感恩的日本人民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2018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日关系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当前，东北亚局势瞬息万变，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威胁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李克强总理于5月9日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中日关系出现改善势头。当前中日关系的回暖势头来之不易，是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加强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意义就显得更加突出。进一步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是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引擎与必要步骤。加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对促进两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对中日两国人民、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都有重大意义。（此文为辽宁社会科学院2018年度自选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名称《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背景》，课题编号：lnsky18zx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