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市人口经济集聚模式与人民生活水平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2017-12-25潘泓君辜寄蓉余如意

湖北农业科学 2017年22期

潘泓君+辜寄蓉+余如意

摘要：采用地理集中度、耦合度等模型对泸州市各县（区）的人口、经济集聚度及人口、经济集聚的匹配模式进行了测算，并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间消费水平两个维度探讨了不同集聚模式与人们生活水平变化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在不同集聚模式的引导下，泸州市城乡之间及城市间人们生活水平的差距正逐渐拉大。

关键词：集聚度；H指数；地理集中度指；耦合度模型；生活水平

中图分类号：C922；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22-4378-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22.042

Abstract：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model， coupling model were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population congregation， economic congregation and their matching pattern in various districts of Luzhou，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agglomeration model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was discussed from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people's consumption level between cities.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guide of different agglomeration patterns， the gap in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ities of Luzhou is gradually widening.

Key words： agglomeration； Herfindahl index；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coupling model； living standard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1.27%，中国正式进入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1]。在这一进程中，人口、經济的集聚与扩散作为一对基本矛盾始终贯穿其空间演化的全过程，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2]。人口、经济的集聚与扩散作为反映空间分布状态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其中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最早见于人文地理学大师拉采尔和白兰士的著作中，1951年克拉克采用地理衰减模型对人口密度分布进行模拟，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实现从定性描述到定量研究的转变[3]。在国内，1926年竺可桢发表《论江浙两省之人口密度》，开始采用人口集疏程度研究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成为日后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的重要方法。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著名的“胡焕庸线”，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研究的高峰[4]。随后GIS技术逐渐引入到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中，为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类似于人口集聚的研究，经济集聚的概念由Marshall最先提出，他同时提出经济外部性是经济集聚的决定因素。随后，一些学者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对经济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技术溢出或局部知识溢出是经济集聚的重要原因[5]。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学者对经济集聚的研究多出现在2000年以后，多为在国外经济集聚理论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集聚提供了理论佐证[6]。

上述研究均是对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的单独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学者分别以全国地级市、长江三角洲、三峡库区和特大城市为对象对其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7-10]；朱海波等[2]从人口、经济集聚的角度探讨了湖北省城市化的空间演变；李瑛[11]对人口、经济集聚与出口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除此之外，人口、经济集聚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由于人口、经济集聚的匹配程度可以表现为同步集聚、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3种不同的模式。本研究将在不同集聚模式测算的基础上，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间消费水平变化两个维度对泸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泸州市7个县（区）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对其2005-2013年的人口、经济集聚度和人民生活水平进行测算。在度量指标的选择上，考虑到指标获取的难易程度、连续性及可比较性，最终选取了常住人口、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食品消费支出等统计指标，这些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泸州市统计年鉴》和泸州市各县（区）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统计公报。

1.2 研究方法

式中，Vj为第j个县（区）的人口或GDP的总量；Vn为全市的人口或GDP的总量；Aj为第j个县（区）的土地面积；An为全市的土地面积。JJDj为集聚度，该值越高，表明区域人口或经济的集聚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3）耦合度模型。为了对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的空间匹配程度进行探讨，试图构建反映二者关系的耦合度模型[9]，耦合度指数用I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I=人口集聚度/经济集聚度（3）

耦合度指数将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的关系划分为3种类型：当I=1时，表明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同步；当I<1时，表明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速度；当I>1时，表明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速度。

2 泸州市人口、经济集聚特征及演化分析

2.1 整体特征分析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泸州市人口、经济的集聚特征，采用H指数模型对泸州市2005-2013年的人口、经济集聚状况进行分析，得到图1所示的人口集聚度和经济集聚度水平图。从整体来看，泸州市人口集聚度和经济集聚度的H指数值均偏低且小于0.18，表明泸州市人口、经济均表现为弱集聚现象。同时2005-2013年，泸州市人口集聚度和经济集聚度均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人口与经济分布逐渐趋于均衡。再从两条曲线的关系来看，泸州市经济集聚度曲线明显高于人口集聚度曲线，人口集聚速度滞后于经济集聚速度。

由于H指数只能从整体上反映区域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特征而忽视了区域的差异性，因此本研究采用地理集中度模型对泸州市所辖7个县（区）的人口、经济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并采用ArcGIS进行图示化表达（图2、图3）。同时为了更清晰地表达泸州市各县（区）人口、经济集聚特征，将集聚度划分为三个等级：高度集聚、适度集聚和弱集聚，分级标准见表1。

2.2 人口集聚度空间分布及演化分析

1）泸州市7县（区）的人口集聚分布格局保持稳定，核心区人口集聚现象显著。2005-2013年，泸州市人口集聚度县（区）分布基本一致，表现为叙永县<古蔺县<合江县<纳溪区<泸县<江阳区<龙马潭区的分布特征（图2）。从集聚度分级来看，2013年，人口适度集聚区土地面积为全市的21.90%，人口为全市的30.81%；人口弱集聚区土地面积占全市的70.07%，但人口仅为全市人口的48.25%；相比之下，高度集聚区仅占全市8.03%的土地面积上承载了全市21.34%的人口。以龙马潭区和江阳区为主的核心区人口集聚现象显著，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

2）泸州市区域人口集聚差异扩大，呈现出“南疏北密”的空间分布特征。2005年，泸州市人口集聚度最低的叙永县集聚度为0.59，与人口集聚度最高的龙马潭区相差2.16。经过9年的发展，龙马潭区人口集聚水平迅速提升，到2013年已高达3.05，相比之下叙永县则呈现出下降趋势，从0.59下降到了0.57，二者差距增加到2.98，说明县（区）间人口集聚差距正逐渐扩大。与此同时，人口高度集聚区和适度集聚区均分布于泸州市北部的浅丘宽谷区和河谷阶地区，而除合江县外的弱集聚区则分布于泸州市南部的低中山区，人口空间分布“南疏北密”的特征显著。

2.3 经济集聚度空间分布及演化分析

1）泸州市7县（区）的经济集聚总体格局基本不变，核心区经济集聚作用增强。2005-2013年，瀘州市经济发展成效显著，GDP总额从284.94亿元增加到了1 140.42亿元，年均增速高达33.36%。在经济总体增长的大背景下，泸州市各县（区）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其经济集聚的总体格局保持稳定。经济集聚度仍然表现出龙马潭区>江阳区>泸县>纳溪区>合江县>古蔺县>叙永县，逐渐降低的趋势（图3）。从经济集聚度分级结果来看，经济适度集聚区和经济弱集聚区土地面积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21.90%和70.07%，但其GDP占全市的比重均低于30%。而以龙马潭区、江阳区为主的核心区其土地面积仅占全市的8.03%，但其GDP占全市的比重从2005年的40.08%增长到了2013年的42.80%，经济集聚作用明显增强。

2）泸州市区域经济集聚差异扩大，“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显著。2013年，泸州市高度集聚区的经济集聚度平均值为5.24，远远高于全市2.04的平均水平；而适度集聚区和弱集聚区的平均值仅为1.25和0.44，远远落后于高度集聚区，区域差距明显。同时，2005-2013年，县（区）经济集聚度差值从4.95上升到5.17，县（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扩大。而泸州市经济集聚“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映证了泸州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状态。

2.4 不平衡性分析

从上述分析来看，泸州市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分布和演化基本呈现出一致性特征，但是单要素的分析和图示表达并不能真实反映二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本研究采用耦合度模型对泸州市各县（区）的人口、经济集聚度匹配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见图4、图5。

由图4可见，泸州市各县（区）的人口、经济匹配程度仅呈现出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和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两种模式，而不存在同步集聚模式。其中人口、经济均高度集聚的江阳区、龙马潭区耦合度指数值小于1，属于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型，经济集聚对人口集聚具有带动作用。而泸县、合江县、叙永县、古蔺县的人口、经济适度集聚或弱集聚区的耦合度指数值大于1，尤其以古蔺县和叙永县的耦合度指数值最高，表明该县（区）以人口集聚为主，经济集聚的速度缓慢。由图5可见，2005-2013年各县（区）耦合度指数值的变化同样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其中龙马潭区、泸县、古蔺县表现为经济集聚速度加快，而江阳区、合江县、叙永县则表现为人口集聚度逐渐增强。相比之下，纳溪区在2009年之前人口集聚略微滞后于经济集聚，2009年后人口集聚超过经济集聚速度。鉴于该区域对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的特征，在分析中暂且将其划分为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型。

3 不同人口经济集聚模式与人民生活水平变化分析

由于区域所处的区位条件、产业发展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泸州市各县（区）呈现出了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和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两种不同的集聚模式，不同集聚模式是否会对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直观反映在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上，因此本研究从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和城市间消费水平变化两方面来分析。

3.1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分析

目前，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城乡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研究采用城乡收入比进行计算[14]。城乡收入比的计算主要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指标作比，指标值越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贫富差距越明显。2005-2013年泸州市7县（区）城乡收入比折线图见图6。

由图6可见，泸州市各县（区）城乡收入比的变化呈现出倒U形分布的基本特征，2005-2009年城乡收入比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并于2009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缓慢下降。同时泸州市城乡收入差距由大到小依次为古蔺县、叙永县、纳溪区、泸县、江阳区、合江县、龙马潭区，与人口、经济集聚度由小到大的排序基本一致。

在不同集聚模式下，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不同特征：①人口、经济高度集聚且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的县（区），即江阳区和龙马潭区城乡收入比均保持在2.60以下，且其均值小于泸州市的平均水平，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②人口、经济适度集聚或弱集聚且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的县（区）中，合江县因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城镇体系的分化，经济、技术、资金等要素分流而促使区域协调发展，故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其余县（区）多数年份的城乡收入比均保持了较高水平。同时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的程度越高，城乡收入比越大，城乡差距越大，如古蔺县。因此，经济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低收入地区的人们能够通过流动获得较高的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而经济、人口集聚度低且以工业为主、农业比重较大的县（区），随着人口较快集聚于少数工业区，工业职业工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大。

3.2 城市间消费水平变化分析

不同的集聚模式除了会对城乡间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外，也将引起城市间消费水平的变化。本研究采用人均GDP及恩格尔系数（2009-2013年）两个指标进行分析。

人均GDP作为衡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工具，反映了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状况。2005-2013年泸州市各县（区）人均GDP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良好（表2）。从不同集聚模式来看，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的江阳区和龙马潭区人均GDP总量远远高于其他县（区）且增长总量均高于35 000元，经济集聚的态势明显。而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的县（区）人均GDP增长缓慢，9年间人均GDP总量增长均小于20 000元。再从各县（区）人均GDP的绝对差值来看，2005年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县（区）之间的差值仅11 229元，到2013年已上升到了39 470元，城市之间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正逐渐拉大。

在不同集聚模式导致的城市间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城市人民消费水平是否也会呈现出相应的规律呢？由于恩格尔系数反映了居民日常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比重越高表明家庭越贫困，反之越富裕。在国际上确定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本研究以此为标准对泸州市各县（区）2009-2013年的恩格尔系数进行了测算，得到计算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2009-2013年泸州市各县（区）恩格尔系数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居民整体消费结构得到优化。从不同集聚模式来看，5年间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的龙马潭区和江阳区从小康水平进入到了富裕阶段，人们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逐渐减少，而享受性消费开始增加，消费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相比之下，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的县（区）中除合江县从贫困水平转变为小康水平外，其余县（区）均在小康水平上徘徊，整体消费水平没有显著改变。因此从不同集聚模式下消费水平的变化来看，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的发展模式更能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相反在经济集聚缓慢而人口集聚较快的模式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相对缓慢。由于泸州市着力构建成渝经济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打造以中心城区为核心、长江及主要交通干线为纽带的“一心一带、一区二轴”的城乡空间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因此以江阳区、龙马潭区为主的核心区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泸州市各县（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城市间贫富差距也将同步拉大。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人口、经济集聚的视角对泸州市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集聚模式及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得到以下结论。

1）从整体来看，泸州市人口、经济呈现出相对均衡的分布状态；从县（区）来看，2005-2013年各县（区）人口、经济集聚的演变特征及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均表现为江阳区、龙马潭区高度集聚，纳溪区、泸县适度集聚以及合江县、叙永县、古蔺县弱集聚的集聚特征及集聚程度“南疏北密”的基本分布格局。

2）泸州市各县（区）的人口、经济集聚匹配程度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其中江阳区、龙马潭区为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型，而泸县、合江县、叙永县、古蔺縣为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型。纳溪区表现出两级分化状态，2009年前为经济集聚略快于人口集聚型，2009年后则表现为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型。

3）不同的人口经济集聚模式对人民生活水平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的模式下城乡收入差距更小。当城市间表现为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时，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更有利于促进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的区域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则相对缓慢。因此，从当前情况来看，泸州市各县（区）之间人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正逐渐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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