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飞 王振华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语言哲学

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视域中的马丁适用语言学*

郭 飞 王振华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巴赫金站在哲学的高度考察语言，以其对世界独特的哲学认识和超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论证语言的符号学本质，另一方面阐释并确立对话主义的语言哲学基础。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马丁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将语境看作社会符号，视其为意义系统。他认为，社会语境系统附生于语言系统之上，由语言系统来实现。同时，马丁评价系统的介入子系统也是巴赫金对话性语言哲学观的具体体现。本文尝试从符号学与超语言学两个视角，将马丁适用语言学理论置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视域中，着重阐释马丁系统体现、传承与发展语言的社会符号本质与对话性理论的方式。

巴赫金；马丁；语言哲学；适用语言学

1 引言

巴赫金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美学、诗学、历史文化学和文艺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卓有建树，深具影响力(钱中文 1998：1)。而作为语言哲学家，巴赫金更可与弗雷洛、海德格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相媲美(萧净宇 2001)。巴赫金站在哲学的高度考察语言，以其对世界独特的哲学认识和超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论证语言的符号学本质，另一方面阐释人的各自独立、自有价值以及在对话中相互依存的存在形式，确立对话主义的哲学基础。他倡导的语言符号学及超语言学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渗入多种学科，深刻影响着20 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钱中文 1998，萧净宇 2001，萧净宇 李尚德 2002，沈华柱 2003，李曙光 2014)。

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马丁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语篇开展深入的研究，拓展语域的研究范围，发展语类和评价系统，产生很大影响(杨信彰 2010)。马丁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将语境看作一个符号系统和社会过程系统，语境分为语类和语域两个层次。语类和语域的关系是一种层次间的关系，语域体现语类。他认为语类是分阶段、有目的导向的社会活动。语篇是语言使用者和变化着的社会语境之间的一种互动。语篇是社会互动的结果，而不是静止的产物(朱永生 严世清 2011：12)。在马丁评价系统的框架里，“声音”被看作一种话语介入方式，是作者与其他文本“声音”、作者与读者联盟的主要方式。作为评价系统网络的一个合取分支体系，声音被置入介入子系统。这些正是巴赫金语言符号学理论与对话性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且系统的论证。本文尝试从巴赫金哲学符号学与超语言学两个视角，着重阐释马丁适用语言学在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视域中如何系统体现、传承与发展。

2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观

巴赫金认为，语言是作为意识形态创作的一种特殊物质活动(巴赫金 1998b：345)。符号的外部躯体只是一个外壳，只是一种技术手段，用以实现内部效果——理解(同上：351)。巴赫金认为，研究语言问题首先要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探讨一般语言学忽视的方面，即在交往中、具体语境中活生生的说话人的语言特征。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释一个观点多元、价值多元、体验多元的意识形态社会，指出对话是人类生存的本质。任何一个文化符号，只要它能够被理解和思考，就会进入话语形成的意识统一体，而不再孤立。所以在每个意识形态的符号周围仿佛形成一些话语反应扩展后的圈。无论凭借哪种文化符号，对鲜有意识形态的折射，伴随着话语折射，这是必然的。话语存在于所有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之中(同上：356)。下文将具体阐释巴赫金的这种语言本体符号观和他的超语言学对话主义理论。

2.1 巴赫金的语言本体观——符号学

20世纪的语言学发生重大的转折，巴赫金在语言学方面卓有建树，创立独特的语言哲学(钱中文 1998：27)。他192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批判当时语言学中的两个派别，即“个人主观主义”与“抽象客观主义”(钱中文 1998：27，沈华柱 2003，李曙光 2014)。他认为，研究语言要从社会学观点出发，意识形态创造科学、文艺学、宗教学和伦理学，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巴赫金 1998b：349)。“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所在之外存在着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巴赫金 1998d：317) 他还认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个现象有“意义”，只有符号才有意义。他强调人与人的交往，而交往的物化表现、意识形态的符号也不例外。话语最能表现符号的特性，话语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它是人的内部生活即意识的符号材料(巴赫金 1998b：354)。巴赫金概括话语的特点，就是“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往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存在性”(巴赫金 1998b：355)。他认为，意义只属于符号，“意义是作为单个现实与其他的替换、反映和想象的现实之间关系的符号表现。意义是符号的功能”(同上：370)。他辩证地阐释符号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巴赫金于20年代提出符号学观点，而索绪尔的符号学则是于50年代至60年代成为热门话题。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在70年代初说，“提出于20年代，而仅仅在今天才成为研究者们注意中心的符号和文本系统的思想的功劳，是属于巴赫金的”(钱中文 1998：31)。

2.2 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核心与灵魂——超语言学的对话主义

对话形式，早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就把它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在康德的二律背反中也得到运用。后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这种思维方式。然而，只有巴赫金首次把对话作为一种语言哲学方法。对话主义在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中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萧净宇 2001)。

巴赫金的对话哲学即超语言学是他交往哲学的进一步实现(钱中文 1998：35)。他建立的超语言学重新审视语言学的范围与对象。他指出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为超语言学：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巴赫金 1998e：239)。超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就是“表述”。人的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在巴赫金看来，不是语言体系，而是语言活动中的“表述”。表述的范围小到一个词语，大到一篇文章、一部艺术创作、一部论著。语言通过表述进入生活，生活通过表述而进入语言。这种超语言学指出言语交往中表述的事件性、主体的个体性、交往性、价值评价与对话性。巴赫金(1998d：196-199)指出，独白与对话的区别是相对的。每个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独白性(因为是一个主体的表述)，而每个独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对话，因为它处于讨论或者问题的语境中，要求有听者，随后会引起论争。独白在转折点上排除听者的介入，听者只能是对整个独白做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只是背靠背的。因此，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指话语(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意和反驳、肯定和否定、保留和发挥、判定和补充、问和答等言语关系。这一理论的深刻哲学意蕴就是探讨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思想(萧净宇 2001，萧净宇 李尚德 2002)。

3 马丁的适用语言学

Halliday在2006年首次使用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这一词语，胡壮麟(2007)认为适用语言学的长期目标是建立语言的意义发生系统。马丁认为适用语言学就是一种语言构型，该构型来自于理论与实践的对话(王振华 2015：73)。这种构型是对将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视为两种学科的回应，适用语言学认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犹如同一硬币的两面。理论只有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才能得以最好的发展与完善。巴赫金的符号学语言本体观以及他的超语言学语言哲学观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马丁产生深远影响。马丁将巴赫金的“意义是符号的功能”的思想具体呈现为中国的阴阳转换图，展示出符号与意义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转换的关系。作为对巴赫金对话哲学的继承与发展，马丁将“声音”看作一种话语介入方式，作为评价系统网络的一个合取分支体系。下文将在巴赫金语言哲学视域中，就马丁适用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观和评价中的介入子系统两个方面进行具体阐释。

3.1 马丁的语言本体观——社会符号

符号学的定义是“符号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igns)(Thibault 1991:1)，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研究“所有信息及其所属的符号系统”的科学。它的起源可以回溯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研究。在公元前2至3世纪，斯多葛派首倡符号学理论，其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一个符号包括3个部分：物质能指(semainon)、所指(semainomenon，meaning)和外在对象(external object)。他们所持的语言符号的观念首先在两千多年后的索绪尔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理论核心是符号概念，他把符号看作“所指”和“能指”的结合。索绪尔观点的重要含义是意义与符号之间关系的关联性——“值”(valeur)。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发展索绪尔的观点，将所指和能指分别称作“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指出符号既是内容实体的符号，又是表达实体的符号。叶尔姆斯列夫将这一系列复杂的关系用“层面”(plane)表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观，将其称为“层次”(strata)，即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韩礼德和麦西逊认为，语符是内容层面(plane of content)和表达层面(plane of expression)的统一体，两者的关系是一种体现关系，即表达层面体现内容层面。

马丁(Martin 2013：6)指出语言学研究的是系统网络关系，如图1所示：

图1语言系统网络关系

图中连接“所指”和“能指”的那条线指各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本质上是无形的，不能被感知，但从符号的意义上讲，却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物质，但至关重要(同上：5)。马丁将巴赫金的语言符号理论表述为“意义”(sense)与“符号”(sensibility)，如图2所示(Martin, White 2005：212; Martin 2010)：

图2绑定—符号与意义系统

马丁(2010：370)认为“意义”与“符号”犹如语篇的阴与阳。在这个图中，“符号”与它所体现的“意义”之间，即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简单地看，这个图类比的方式比拟符号与意义的关系。但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阴阳学说并非强调二，而是一的理念。阴阳是统一体，而非二元对立。马丁将巴赫金的“意义是符号的功能”的语言哲学思想图示化为中国的阴阳图，符号与意义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可以相互转换，它们的互动关系推动人类认识的发展。符号是关于世界的语言，世界是语言建构后的世界。

在这种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马丁继承弗斯、叶尔姆斯列夫和韩礼德等人创建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以一种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的观点看待语言，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社会文化与语言结构和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马丁(2014)区分社会语境和语言之间的附生关系和嵌套关系，如图3所示：

图3语言与语境的附生关系(左)和嵌套关系(右)(Martin 2014)

马丁认为语言作为包含3个层次的符号系统，是有2个层次化的社会语境的表达层面。语境和语言这两个系统中5个层次(strata)之间的附生关系如图4所示。马丁认为下一个层次和上一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关系。

图4语言与社会语境的附生性模型

这个附生性模型中的5个同切圆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语境，另一部分是语言。社会语境包含语类(genre)和语域(register)两个层次，语言包含语篇语义(discourse semantics)、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和音系(phonology)3个层次。社会语境和语言两个部分的关系是附生关系，即社会语境附生于语言之上，由语言实现。也就是说，语言是原生物(subvenient)，社会语境是附生物(supervenient)。社会语境传递的意义高于语言传递的意义，具有高度概括性。语言传递的意义使社会语境意义具体化(王振华 2014：8)。马丁认为在语言的3个层次，即音系层、词汇语法层和语篇语义层都存在意义。马丁主张把语境看作社会符号(social semiotic)，同样可视为意义系统(朱永生 严世清 2011：108)。马丁同时强调语境是高于语言的一个意义层次，而不是嵌套关系强调的语言嵌套在语境中，语境是语言外部的、与语言没有内部联系的独立体。语境令使用中的语言具有确切的意义，是语境让人们把非语言的东西识解、规定、呈现为意义(王振华 2014：6)。

马丁的符号与意义的阴阳统一体理论以及他的意义存在于语境与语言的5个层次中的观点，即每个层次均是符号与意义的阴阳统一体，正是巴赫金语言符号观的系统体现与发展。在哲学方面，马丁继承巴赫金的思想，不把语言看作上层建筑，而把它看作社会的基础(朱永生 严世清 2011：108)。虽然马丁一直谦虚地说自己是语篇分析学家，我们认为他以独到的视角构建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图谱。正如巴赫金(1998d：317)指出，语言不是科学，不是艺术，不是世界观，但是它使所有这些成为可能。只要有语言的地方，就有思想。在一个社会，人们所见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交流，不是言语表达，而是对话互动。语言和与之相关的思维，在言语交际链上成为话语和世界观的内容。我们认为马丁的语类与语域的大语境概念构型，即社会理据。以社会理据来解释和描写语义发生是适用语言学的工作机制(胡壮麟 2007)。正如胡壮麟总结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着眼于从语言功能和语言系统来研究语言的理论和方法，适用语言学则侧重于从语言的外部估量语言研究的目标与价值。系统功能语言学和适用语言学是对同一问题的两个视角，是互补的。

3.2 马丁的语言人际意义研究——语言介入系统

巴赫金(1998c：99)在论述对话性时曾经指出，言语者有可能在语言方面没有独立的存在，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向从一个语言体系转到另一个语言体系上，把“真理的语言”同“生活的语言”结合起来，用他人语言讲“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他人的意思”。语言使用者动态地选择语言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构筑自己的形象，既从自己内心出发，又从他人的视角出发，借已有之言、已知之见、已明之理，共时顺应内部的“心理世界”和外部的“社交世界”(Verschueren 2000)。

韩礼德(1978/2001)指出语言严格地说应该是语言过程(languaging)，旨在强调存在于人类的相互交往过程中。马丁也同样认为语篇作为语言的意义单位，是一种承载着语言使用者目的的社会过程(Martin 2013; Martin, Rose 2008)。马丁等人建立和发展的评价系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篇层面上分析言语者人际语义的系统(Martin 2000; Martin, Rose 2003，2007; Martin, White 2005)。评价系统包括3大次系统：介入、态度和级差，它们又分别次系统化。态度次系统化为情感、判断和鉴赏；级差次系统化为语势和聚焦；介入次系统化为自言和借言。巴赫金的对话性语言哲学观，体现在马丁在评价系统理论的介入子系统中。马丁指出人们使用语言表达态度的时候，路径可以有两种：一是直接陈述其所思所想；二是借助他人的符号系统，间接表达自己意义系统。这两种路径，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构成态度表达的来源，成为介入的两个析取构成成分，最终构成一个系统。前者为“自言”(monogloss)，后者为“借言”(heterogloss)。通俗地讲，自言就是自说自话，借言就是借别人之口说自己的话。借言还包括命题或建议中暗含的其他“声音”(王振华 路洋 2010)。

介入系统资源使说话人对话性地介入文本，介入的特征则因使用的介入价值是否使说话人开启或关闭与其他观点的对话而变化，其区别在于开启或关闭对话性的程度。换句话说，借助一个或多个词汇，话语在对话性层面上准备考虑其他立场或声音，还是相反，表现出要挑战、避开或约束这一范围。因此，根据这些资源的主体间功能的变化，马丁和怀特(Martin, White 2005)将介入系统再次系统化为对话压缩(dialogic contraction)和对话扩展(dialogic expansion)，如图5(同上：134)：

图5介入系统

受巴赫金超语言对话主义的影响，介入系统在词汇语义层包含投射、情态、极性、让步和评论状语。对话扩展是对话人在表述的同时，开启对话空间允许其他观点的存在，分为包容(entertain)和归属(attribute)。归属包括对外部声音的承认(acknowledge)以及不为外部声音承担责任的疏远(distance)。对话压缩是对话人在表述时，通过否认(disclaim)和公告(proclaim)关闭对话空间，从而拒绝对话人的观点。否认包括否定(deny)和反预期(counter)。巴赫金认为听话人不仅仅是在消极被动地接受和理解言语的意义，同时就要对这一言语采取积极的应对的立场：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也有可能补充它、应用它、准备实现它。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这一对应立场是从他开始聆听时就开始，而且存在于整个过程中。任何交流都有回答，可以是积极的大声应答，或直接体现在行动中，也可以是消极的延迟应答，会在随后的言语或行动中体现。巴赫金指出，说话者本人期待的不是将他的思想复现于应答者脑海中，不是一种简单的物理再现，而是期望通过积极的回答、认可、共鸣、否定和实施等互动方式形成的吸纳理解。被理解是说话者言语构思中的一个抽象因素。实际上，任何说话者本身也是应答者。因为他不是第一个打破宇宙沉默的说话者，在讲话之前，他已经获得语言体系，而且接受他人或自己先前的表述。此刻的表述是这些表述的再现与演进，每一个表述都是相关的表述所构成的链条的一环(巴赫金 1998d：150-152)。

马丁的语言评价介入系统正是巴赫金超语言学对话主义的系统体现与传承。该系统网络体现出介入是语言使用者对其所言所持态度、观点和立场：主观的/主体的，或客观的/主体间的，或中立的。这些态度、观点和立场的鲜明与否直接影响或控制对话者不同的声音。语言使用者在表白个人态度和立场的同时，给对方的不同立场和观点留有多大的“辩驳”空间。这正如巴赫金所言，在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我”和“他人”永无休止的互相争论(巴赫金 1998d：78)。

4 结束语

巴赫金对语言的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他对语言的符号学本体观与超语言学的对话理论的语言哲学观，都对语言功能进行动态分析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马丁将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系统地体现在他的适用语言学理论之中，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马丁符号与意义的实然性的继承。巴赫金站在哲学高度指出符号与意义关系的诚然性关系，马丁借用中国的哲学理论思想，将其系统地实然为符号与意义阴阳图。符号与意义的阴阳图强调一，而非二的理念，两者是统一体，而非二元对立。

第二，马丁语境与语言附生观理论阐释。马丁认为，社会语境和语言这两个部分的关系是一种附生关系，即社会语境附生于语言之上，由语言实现。意义存在于语境与语言的5个层次中的观点，即每个层次均是符号与意义的阴阳统一体，正是巴赫金语言符号观的实然性的发展。

第三，马丁评价系统的子系统介入系统是巴赫金对话主义的系统体现。“声音”被看作一种言语介入方式。单纯性断言只提供一种立场，成为单声。多声则是开启或关闭容纳另一种声音的方式。

基于上述几点，我们认为马丁作为适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和探索“语义发生”系统的语言学家，深刻而且系统地体现、传承与发展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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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日期：2017-03-07

【责任编辑谢 群】

Martin’sAppliableLinguisticsfromthePerspectiveofBakhtin’sPhilosophicalIdeasonLinguistics

Guo Fei Wang Zhen-hu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Bakhtin; Martin; language philosophy; appliable linguistics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基于语料库的食品专门用途英语的语料分析与应用研究”(12YS077)和上海交通大学文科项目“作为社会过程的法律语篇——语篇语义学视角”(13TS02)的阶段性成果。

B089

A

1000-0100(2017)03-0022-6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3.005

Bakhtin gives an insightful elabo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linguistic and semiotic studies and dialogism. Martin, as a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 takes context as social semiotic, realized by languag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Martin inherit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develops the supervenience theory and the engagement system by aligning him in Bakhtin’s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