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文/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研究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研究带来收入水平和劳动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构变化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和推动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倡导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新的发展经济学。

（一）何谓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也就是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和影响的决定因素。依照惯例，应当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故取名“新结构经济学”。那么采用新结构经济学进行分析的切入点是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如何看待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推动结构变迁的背后力量是什么？为什么发达国家通常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且生产力水平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发展资源密集或劳动密集的产业且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呢？

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和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从生产面的供给侧来看，一个经济体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决定了该时点可支配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总量，实际上要素禀赋也就决定了这个经济体该时点的总预算。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不同，因此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就不一样。但要素是可以变化的，随着时间推移，人口、资本都会发生变化，要素禀赋结构也随之改变。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时间点上是给定的，并可随时间变化。

把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对于分析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学界长期探讨一个问题，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若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一国的经济发展的好坏及长期经济增长绩效都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资本和劳动在每个时点是给定不变的，但可随时间改变，可以此为抓手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这是对改变世界有为还是无能为力的一个很大区别。

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对生产力为什么重要呢？在某一时间点，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在该时点的总预算和生产要素间的相对价格。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可选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成本不同。如果选择的技术和产业与要素禀赋的结构特性相适应，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较低，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如果所有产业或技术都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要素生产价格会最低，经济体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竞争力，因而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是该时点上的产业最优结构。换句话说，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了经济体在该时点：（1）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和企业自生能力；（2）最优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遗憾的是，除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谈到要素禀赋结构，一般的经济分析通常忽略了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重要性。

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企业的自生能力。其定义是一个处于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的能力。自生能力决定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是否跟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是快速发展的处方。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因为，企业所投资的产业和使用的技术遵循一国比较优势时，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形成最强的竞争力，成为竞争优势，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会最强，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会最快。在此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二）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与产业政策

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后，原先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不再具备比较优势。这会推动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产业和技术升级要求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要随之完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即在该市场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反映在每一时点上一国要素禀赋的结构；也要有“有为的政府”，即为了处理先行者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必须要有因势利导。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使用“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识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强调的是，“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决定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应该发展什么产业。政府发挥有为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同的产业需要政府提供的“协调”的内涵可能有所不同。而且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都是有限的，需要战略性地来使用。政府的作用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以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

新结构经济学的经验检验

前述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判断，这些理论能否得到证实？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据此形成了五个方面的推论假说。

假说1：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会产生各种政府干预和扭曲。

假说2：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将会有很差的增长绩效。

假说3：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经济将会有很大的波动性。

假说4：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将会更加不平等。

假说5：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个国家越是能够创造条件来方便以前被压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它的总体经济增长就会越好。

在对理论模型推论的实证研究上，我在马歇尔讲座中用跨国数据做了些粗糙的检验。

（一）发展战略与制度

研究发现：（1）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高，黑市溢价就越大；（2）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客观上需要的政府干预就越多，从而经济自由度就越低，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政府没收企业或对其实施国有化的可能性就越大；（3）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自主权就越低；（4）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其经济内向性会比其他情况下更高。因为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试图通过在国内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品来替代进口，从而导致进口减少；与此同时，有限的资源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了由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优先部门，其出口也受到抑制。因此，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其开放程度就越低。

（二）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

研究结果与假说2的结论相符，即发展战略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其长期经济增长绩效就越差。回归结果也显示，初始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并且显著。

（三）发展战略与经济波动

假说3的推论是，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虽然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因此，在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经济波动性可能会更高。研究结果表明，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该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性就越大。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国家内陆性和人口规模都对经济波动性有负向影响。而1960年的初始人均收入、一国离赤道的距离的影响则不显著。

（四）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

假说3中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实证结果显示与假说4的预期相符，即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该国的收入分配就越不平等；且这一结果不随初始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而改变。这些结果表明，发展战略和初始收入分配状况是一国收入分配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一国推行比较优势战略，那么即使该国的初始收入分配不平等，其收入分配的平等性也会逐渐提高。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台湾和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表现出的“平等的增长”。

（五）转型路径与经济绩效

假说5的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而言，如果政府能够处理好由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向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该国的增长绩效就会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不合理。在过去，政府优先发展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集中力量促进该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为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部门创造可行的发展环境。要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需要政府维持一个开放、自由、竞争性的市场。此外，政府也可以采取产业政策，促进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但是，产业政策的使用应限于信息分享、投资协调以及对先行者带来的外部性的补偿方面。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理论见解

（一）研究方向

新结构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各种理论数理模型化；二是用数据来检验各个数理模型的推论。

从理论建模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包括：（1）引进各种摩擦、软硬基础设施来讨论政府和各种制度安排的作用。引入信息不完全和摩擦等因素，可讨论政府、产业政策、金融等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引入家庭储蓄、企业投资、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可讨论金融的作用。（2）把结构引进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AD）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使没有结构的AD一般均衡变为有结构的一般均衡的一个特例。AD一般均衡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结构，经济发展的表现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技术结构和决定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结构的不断变迁，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及其演变是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所决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又是由家庭生育选择所决定的劳动力增减及家庭消费和储蓄所决定的资本积累相对速度所推动的。

（二）新的理论见解

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引入发展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得出一些与旧结构经济学和传统新古典理论不同的见解。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市场规模、基础设施、风险特性等都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不只是量的差异，还有很多质的差异，因此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适用。

最优金融结构。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另一方面，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各有优劣。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资本需求和风险结构，对应于不同的最优金融结构。比如，在低收入阶段可能更适合地区性中小银行，在高收入阶段更适合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

人力资本投资。和最优金融结构的论述类似，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速度和风险特性不同，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发展阶段的产业特性和风险特性相匹配。发达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决定该国发展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本所限，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支持足够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投资，大幅提高人力资本的结果很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在国内找不到合适就业就会到国外就业，造成人才外流；留在国内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则会产生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收获周期长，比如孩童阶段和青年阶段的学习机会成本低，若等到产业升级时再来投资教育可能会来不及。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应先于产业升级。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农业社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会有人口红利。随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殆尽，这个说法对吗？理解一个理论，要注意理论背后的假设和内涵。刘易斯的模型是二元结构，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所以，当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后，就不再有人口红利。但从本质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的红利来自于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现实中制造业并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个无限细分的谱带，从劳动密集型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只要把劳动力从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就会有人口红利。除非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只要有升级空间，就有人口红利存在。

经济开放：好还是不好？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开放是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前提。那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的绩效表现得反而更差呢？为什么很多国家开放后并未取得二战后13个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那样的发展呢？我认为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之前存在很多扭曲，而扭曲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企业所处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如果在开放过程中，没有采取双轨制，原先违背比较优势产业的政府支持和贸易壁垒被取消，这些产业就会垮掉；而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因势利导，经济表现当然就会更差。总的来说，当经济体处于转型阶段时，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否则，开放可能带来经济的危机。

国际资本流动。是否要开放资本账户？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到底是哪种资本在流动以及流向哪些部门。现在很多研究把资本看作同质的，没有结构的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所以开放资本流动让资本进来就是好的。但是，如果流进来的是短期的投机性资产组合，这类资本一般不进入实体部门，可能会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市和股市泡沫。此外，短期资本的流动具有周期性，突然大量资本进入，会造成货币升值，企业出口竞争力下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旦实体经济不好，短期资本又会大量流出，造成较大幅度的宏观经济波动。而且，外资流入采用外币，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是储备货币，还可能出现货币不配套的问题，带来货币、金融危机。所以，在讨论资本流动时，要把资本的结构分清楚，对资本流动方向有较明确的区分。

卢卡斯之谜。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到发展中国家来。但卢卡斯发现，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国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为了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会有很多扭曲，就会有很多寻租行为，依靠寻租获得的财富缺乏合法性，资本不敢也不愿在国内投资，而且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低，资本就会大量外逃到发达国家。

货币是否中性？主流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货币宽紧只影响物价水平。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利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利率，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货币政策并非是中性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低利率补贴创新者，将导致收入向企业家倾斜，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且，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有一个最适度的货币增长速度。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不同。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我从2009年2月开始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结合了周期政策和增长理论，提倡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因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都可以很快，发展中国家有条件将周期政策和增长政策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尤其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期，可以采用积极财政政策，以支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可以增加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增长，长期可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政府税收弥补扩张性财政所增加的赤字。因此，经济萧条时是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机会。高收入国家这类投资机会较少，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有大量投资基础设施的机会，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范围更广。现在这个观点已逐渐成为国际主流。

货币政策和流动性陷阱。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前沿，当经济下行时，需求减少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时利率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因为即使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发达国家产能过剩时仍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少数新产业（如3D打印、电动汽车），也不能拉动整个经济改变产能过剩情形。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基本无效，会导致流动性陷阱。但是，发展中国家则不一样。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仍可降低升级成本，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从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的运用空间更大。

结语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50年到2008年，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从低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台湾和韩国）；在1960年的110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也只有13个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分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我认为，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败是发展思路的问题。过去的发展思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有而发展中国家欠缺的产业（如结构主义提出的现代大型资本密集型的工业），或要发展中国家自己做得不好的按照发达国家做得好的去做（如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提出采用休克疗法来推动市场制度改革）。

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建议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现在有的（要素禀赋）、能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协助私营企业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并将其转变为竞争优势，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高速增长数十年，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

理论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能够帮助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共享和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的“金矿”，理论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继续完善。新结构经济学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和认识世界，把结构引入主流经济学，这将是非常大的工程，值得大家去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摘自《经济评论》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