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翀(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农村，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的聚集地，历来是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战场”。农村题材电影，也是新中国电影创作的主流。1949—1966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中国电影一直把农村题材作为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相应的“农村景观”“农民形象”在银幕上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白毛女》(1950年)、《葡萄熟了的时候》(1951年)，“大跃进”时期的电影《五朵金花》(1959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农村合作化”时期的电影《花好月圆》(1958年)、《李双双》(1962年)……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电影中的“农村景观”和“农民形象”，就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

“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中集体主义的普遍化不仅构成了其创作的特点，也形成了艺术是围绕政治展开并且服务于政治的关系。即使是在如今的中国电影中，大量作品在故事情节和结局上也都表现出浓郁的集体主义观念。陈江旗先生认为：“集体主义在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也是我们历来所倡导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①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领导着广大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长期以来受压迫、被剥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广大劳动人民终于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这就注定了这个时代的上空将会高高飘扬着集体主义的旗帜……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电影的叙事流程中，个人的命运和情感都会被纳入国家和政治的话语之中，当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的利益要服从于国家、集体的利益，局部的利益要服从于全局的利益，集体主义是中国广大人民行为的最高准则。无论是个人的命运、夫妻的感情还是朋友的情谊，都将经过政治的审视和社会的考验，只有在政治思想层面上被国家社会所认可，才能被国家社会所接受，象征着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完全胜利。

一、宗族势力瓦解下的集体主义意识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电影可谓是集集体主义之大成。在这个新生活与旧社会交替的年代里，在这个农民占全国80%人口的国度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的“三兼顾”原则、“三服从”要求，以及对今后生活和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对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期待，更加容易强化人民的认同感。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电影，故事的选择要么是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受苦受难的农民阶级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堪压迫走上了反抗恶霸地主的道路；要么是农村合作化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个人政治觉悟的提高；要么是农村合作社大集体之下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的有力塑造。无论是哪一种故事题材，都充满了关于资本主义旧时代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描写，无论故事的情节如何发展，结局一定是光明的、积极向上的，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新的制度之下总能找到一种归属感。

1956年桑弧执导的电影《祝福》，由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同样表现封建族权对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害。影片中卫老二对贺老六逼债，贺老六卧病在床无力偿还，不久后病重而亡。祥林嫂在第二次失去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后，没有获得贺老六遗留下来的财物和几间破房。在卫老二的怂恿之下，贺老大强行把贺老六的遗产霸占了下来，并且把祥林嫂赶出了家门，转卖给鲁四老爷。贺老六的同族贺老大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霸占其产业，这无疑是所谓的“族权”。白凯在《中国的妇女和财产：960—1949年》一书中提到：从宋代以后直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女性都是没有财产权的。“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⑤从法律上讲，寡妇没有任何丈夫财产的继承权，她只能作为丈夫财产的监护人来管理财产。换句话说，祥林嫂丧夫以后，其所有的财产都归夫家所有，若要改嫁必须将子女和全部财产都留在夫家。这样不合理的封建思想观念也直接导致了祥林嫂的悲剧，在影片的末尾，又是一年除夕夜，祥林嫂无依无靠、无家可归，在瑟瑟的寒风和满天的飘雪中步履蹒跚，在一片祝福欢乐的氛围中悲惨地死去。所以，不合理的封建思想观念直接导致了祥林嫂的悲剧，她一生顺从于封建礼教，到头来却被封建思想和族权制度一步步地吞噬致死。

1963年李俊导演的电影《农奴》中的小奴隶强巴生长在残酷无情的西藏农奴制度之下，他从小就失去了双亲，在贵族老爷家天天被人用鞭子各种抽打虐待，被贵族少爷当人马骑着玩，过着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生活。倔强的强巴受尽了种种屈辱之后决心不再说话，把仇恨的情绪埋藏在心里。当人民解放军走进西藏以后，强巴开始了他的反抗之路。经过了几次激烈的斗争，强巴粉碎了贵族老爷的阴谋，农奴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整部影片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正如影片的摄影师韦林玉所说：“黑白胶卷最能够展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本身也有一种历史沉重感。”⑥通过黑白影调的变换，影片展现出西藏解放前不见天日与解放后大放光明的鲜明对比，凸显出西藏农奴制度的令人发指。

另一部影片《暴风骤雨》中的恶霸地主韩老六仗着自己家有钱有权有势力在村子里嚣张跋扈，他扣下赵玉林长期劳动所应得的工钱并将其捆去当劳工，他强占白玉山家里的土地并害死白家的小孩，当地的村民只能无奈地被地主剥削，敢怒不敢言。当萧祥队长奉命率一支工作队来到村里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时，以赵玉林和白玉山为代表的被剥削阶级从自身的苦楚中萌发了革命的冲动，率先站了出来与地主阶级的韩老六进行斗争。土地改革运动为广大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带来了切身利益的变化，而农民也正是在作为党代表的萧队长的领导之下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获得了农民信任的萧队长发动大家英勇战斗去保卫自己的村庄，在县大队骑兵的增援之下，韩老七被击毙，恶霸地主韩老六被依法惩办。影片结尾处的一场追逐戏中，韩老七落荒而逃，村民赵玉林在后面紧追不舍，双方机枪互射，赵玉林腹部中枪，忍着疼痛在韩老七骑马逃跑之前射出了致命一击。导演谢铁骊别出心裁地在战斗结束后运用了一个很长的移动镜头，通过中景镜头和仰拍的跟踪拍摄去表现赵玉林，主人公身后茂密的松树林更加表现出人物坚定的意志力和崇高的精神。赵玉林由于胜利的喜悦而忘记了自己的枪伤，双眼看着远方直至其他村民赶来才昏厥倒下，特别是赵玉林临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咱们终于保住了穷人的天下了”更加凸显出英雄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导演在细致刻画英雄人物的同时，真实地、具体地描写了追逐的战斗场景，表现出土地革命运动这样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并且以社会主义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去教育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

二、农村合作化时期农民对组织的集体主义情感

在近代氏族主义瓦解的同时，阶级的划分让广大农民有了身份的依附，农民由此能获得政治身份和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然而整个农村的生产还是一盘散沙，对于农民合作化仅仅靠阶级的划分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以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入了永久的穷苦中。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⑦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剥削下层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组织化目标，从土地革命运动到农村互助组形式，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人民公社，从把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个体经济改造成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体经济，这些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和政策上的转变都在“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中一幕幕地呈现出来。

集体主义的基调是“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主要的特征之一，它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人性的，而是一种普遍的深具覆盖力的意识形态存在。⑧农村合作化时期，随着农民组织化目标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并且这种阶级意识更多地与社会资源的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农民自愿或是不自愿地产生对单位、对集体、对国家绝对权威的服从。这就使得每个农民主动或者被动地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建立起集体合作和献身集体的高品质的集体主义精神，实践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在“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中有一大批表现农业合作化时期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矛盾的影片，《花好月圆》中不给别人留活路的互助组“糊涂涂”马多寿夫妇和热衷于做小买卖的村长范高登，《女社长》中不满意公积金想退社的老社员吴老瑞，都给农村合作化的进程增添了重重的困难。这些影片描写了一个个普通的农民从自私自利的单干户、互助组的个人主义思想转变为农村合作社先进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的过程，可见农村合作化时期土地革命在农村开展的渐进性和艰难性。

1962年鲁韧导演的影片《李双双》中，李双双性格善良真率、直言不讳，对于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的人敢于当面训斥。对于生产队成员工作不认真的情况，李双双敢于向公社党委提出记工分的意见；对于思想作风的不端正她廉洁公正，敢于向公社书记揭发自己的丈夫孙喜旺、副队长金樵和生产队社员孙有不认真干活，利用货车撒化肥投机取巧多记工分的行为。虽然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胆小怕事、懦弱无能、政治立场不坚定，在工作上徇私舞弊，但是在李双双的帮助和指导之下，孙喜旺克服了自己思想观念上的不端正，控制了自我日益膨胀、自私自利的欲望，从而融入人民公社集体利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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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作品还有1958年王炎导演的影片《三年早知道》中的中农赵满囤。赵满囤脑袋瓜十分机灵，外号“三年早知道”，在解放军弟弟的来信建议之下赵满囤心不甘、情不愿地加入了人民公社，但他自私自利、爱贪小便宜的性格始终改不了。他在公社里做饲养员，竟然给自己养的牲口开小灶，给公社里的牲口吃糟糠。公社让他去赶车，他不但偷懒没有进城，反而拉起了脚杆下起了象棋，还挪用社里买肥料的公款买了一对小猪崽子。这样折腾了几回赵满囤在公社里简直是声名狼藉，所有的生产队都不要他，连他自己的亲戚都对他敬而远之。最后社长亲自去找他，分配他去干村里的打井工作。在共产党不断地教育之下，中农赵满囤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克服了自己自私自利的思想，在全村水利化的工作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成为优秀的社员。

另一部根据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更是展现了农村组织化时期不同类型人物性格和新旧思想之间的交锋和碰撞。三里湾村在村支书王金生的带领之下，在农村先进青年范灵芝、王玉生和王满喜等人的支持之下，积极开展修水渠和扩大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但三里湾开渠扩社的工作由于利益之争遭到了以村长范登高、“糊涂涂”马多寿和共产党员袁天成为首的村民反对。经过了村里青年们的斗争，村长范高登和共产党员袁天成受到了教育和批评。共产党员袁天成在思想觉悟后以离婚要挟自己的妻子坚决要入社加入大集体，而“糊涂涂”马多寿夫妇也在众人的孤立之下只能向主流趋势妥协回到农村合作社的大集体中。

无论是《李双双》中憨厚老实的孙喜旺，还是《三年早知道》中聪明伶俐的中农赵满囤、《花好月圆》中自私自利的村长范高登，他们更像是传统的中国农民，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没有理想，在人情往来上对于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双双》中心直口快、爱管闲事、容不得他人揩生产队油的李双双，《三年早知道》中对中农赵满囤耐心教育的老社长和《花好月圆》中不认同父亲的观念，敢于和单干户斗争的先进青年范灵芝，他们的思想觉悟更高，在众人都还处于迷茫徘徊的时候就已经走在改革创新的最前端，不断地去感化和帮助他人，成为农民中的榜样。在这些影片中农村合作社也是反复强调的内容之一，同时影片也总是告诫观众，个体经济必将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所代替，单干户没有好的结果，无视集体利益片面地去追求个人的利益也必将被村里的其他人所遗弃，成为农村合作社时期的边缘人物。当一个个自私自利的农民迷失自我徘徊在合作社边缘地带的时候，无不是在身边亲人或是在党的教育之下克服了旧思想观念上的不正确，而重新回到农村合作社的大集体中来。

三、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应强化了人们对集体主义的认同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是不会自己跑到农民的脑子里去的，所以对于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思想所遵循的原则到底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取决于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宣传教育。中国共产党为了让全国人民普及集体主义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政治的宣传教育和鼓动，在农村合作社组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的政治宣传教育，一方面是靠着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是运动式和灌输式的宣传教育方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短短几年内激发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心中的集体主义热情。

道德榜样具有政治的鼓动和教化作用，苏联学者伊·谢·康对榜样的定义为：道德上主动精神的一种形式，表现为一个人(一群人或集体)的举动变成其他人行为的楷模。⑨道德榜样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为去激励别人效仿自己，规范他人的行为和思想，并且以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普及给其他人。人们在与道德榜样接触交往的过程之中，通过观察道德榜样的言行举止，在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和熏陶之下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谓道德榜样，就是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道德境界、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令身边的人去学习和模仿，从而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对人们产生重大影响的先进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对当时农村社会的道德榜样进行了全面塑造，并在全国范围内全力去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影片中的这些道德榜样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常常表现为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去维护集体、国家和共产党的利益，这种无私奉献、舍己为国的行为受到了社会大众的高度弘扬和尊重。

毛泽东主席曾号召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做斗争，去歌颂赞扬“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⑩。譬如，在农民阶级的内部，通过道德榜样示范的效应，让大家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让每一个农村合作社下的社员都自觉地去维护这个大集体的利益。1959年沈浮导演的电影《老兵新传》就成功地塑造了老战这样一个在集体主义的大环境熏陶之下富有时代气息的道德榜样形象。东北解放初期，部队退伍转业的老战主动请缨，去北大荒创办农场。在北大荒开荒建农场毫无疑问是一场充满挑战的任务，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让人窒息，一夜的暴风雪能把人和房子都埋没。白天有成群的匪徒劫抢，黑夜又有可怕的狼群吃人。过去从来没有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连日本侵略军也抵御不了这里寒冷的天气。正像影片开头车夫刘老头唱的那样：“北大荒啊真荒凉啊，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没有大姑娘……”这种人间炼狱般的环境没有让奔赴北大荒的革命者打退堂鼓，老战、小冬子、周清和一行三人，凭着革命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战胜了这里寒冷的天气和艰苦的环境，给田地里种上了庄稼，建立了农场，把杳无人迹的贫瘠之地变成了五谷丰登的幸福乐园。战长河说得好：“我们革命的传统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怕一切困难白手成家。只要不是懒鬼、愿意革命，我们上山伐木砍柴搞副业就一定能度过冬天。”老战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道德榜样形象，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革命热情和乐观精神，即使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和寒风凛冽中依然能听见老战爽朗的笑声。这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豪迈的革命开荒事业，就是老战同志力量的源泉。

另一部1962年由鲁韧执导的电影《李双双》中的先进女性形象李双双更是道德榜样的形象，具有绝对主体地位，成为革命话语权威的发送者和革命的直接受益人。她的丈夫孙喜旺更像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传统的农民：在家仗着男权主义思想不做家务、不带孩子，在外爱偷懒、爱面子，胆小怕事、容易心软，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正是因为孙喜旺这种软弱无能的性格，导致了他利用公社计分员的身份和生产队副队长金樵、社员孙有同流合污、偷懒不干活，利用货车投机取巧多记工分。李双双作为妇女队长以身作则，没有包庇自己的丈夫，主动向公社的党委书记揭发了自己丈夫孙喜旺的行为。并且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之下，丈夫孙喜旺克服了自己不断扩张的欲望和旧的、不端正的思想观念，成长为优秀、先进的公社社员，自觉地从自己的小世界融入农民公社的大集体中。

同样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去改变他人的女性榜样形象还有影片《女社长》中的宋春梁，作为公社社长的她爱社如家，自始至终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全体社员的利益，为了公社的名誉，她没有原谅丈夫刘寿生挪用社里公积金的错误，毅然将丈夫交到法院处理。经过妻子宋春梁的批评和帮助的刘寿生洗心革面、改过自新，纠正了之前爱贪小便宜的错误思想，他被释放出来后到公社里帮忙，很好地完成了社里派给他的工作任务。

在农村合作社时期，党中央政府在农村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统一生产，平均分配”的管理体制。农村合作社要想良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在公社社员之间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形象，使得公社里每个社员都自觉地去拥护这种集体主义的生产方式。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电影中的农民道德榜样不仅是农村建设和农村生产中的主力军，同时也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高度的自觉意识，积极带领其他农民响应政府和党的号召，在农村政策的指导之下，在农村里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总体来说，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影片的艺术创作是围绕着“十七年”时期中国农村政策展开并且服务于此的。这些银幕上的农村故事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新农民自觉主动地支持阶级斗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歌颂赞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新农民积极配合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工作，同时还要与违背农村社会发展的旧的、不端正的思想观念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通过阶级关系、家庭婚姻关系和政治身份关系之间的戏剧矛盾冲突，阐明了农村个人主义、氏族主义的瓦解以及集体主义思想的建立是必然的趋势。当农民个人的一些自私自利的行为违背农村合作社的集体利益时，必将遭到夫妻、朋友和国家社会的审视，成为农村社会的边缘人物，只有在政治思想的层面上被认可，才能被国家、社会和家庭所接受。影片中这种消灭资本主义、大家共同富裕的思想以及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也是“十七年”这个典型的乡土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特征。

注释：

① 陈江旗：《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论》，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13页。

③④ [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版，第46页，第75页。

⑤ [美]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⑥ 袁成亮：《电影农奴诞生的台前幕后》，《党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⑦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31页。

⑧ 安燕：《中国早期电影的乐观主义传统》，《当代电影》，2016年第5期。

⑨ [苏]伊·谢·科恩编：《伦理学词典》，王荫庭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⑩ 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