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丹红

——从诗学观差异看中国文学的外译问题

曹丹红

近期一些研究指出，在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目标语社会比较关注小说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对译本的评价主要不是其文学性，常常片面地解读中国文学。”这一状况促使部分研究者与读者呼吁：“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选择最值得翻译的作品，构建最好的译文，并对译本进行有效的推介，让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呈现出最佳的状态，被更加‘文学地’加以对待。”由于外译过程中，中国文学的认知价值被过分强调，审美价值被遮蔽，文学面貌被歪曲，国人因而不得不反复提醒外国译者和读者，把中国文学当做文学来对待。这看似同义反复的呼声中不仅有维护文学纯洁性的焦虑心情，更有捍卫中国文学尊严的迫切心情，因而这呼声和愿望本身无可厚非。不过，面对种种焦虑、质疑与呼吁，我们也心生一些疑问：在所有译介了中国文学的国家与地区中，究竟有多少“片面地解读”了中国文学？对“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关注是否与对“文学性”的关注截然对立？怎样的翻译与接受才算关注到了文学性？怎样的方式才是全面解读或者说“更加‘文学地’对待”中国文学的方式？所有这些问题之中，“文学”二字被凸显出来，因而我们拟主要借助诗学理论，对上述关系到中国文学外译的本质、现状与未来的问题作出思考。

一、诗学观的差异之一：不同质的“海外”

中国学界和读书界之所以会认为中国文学的文学价值在外译过程中没有得到如实的呈现和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国研究者的结论。近些年，以中国文学外译为主题的项目和研究日渐增多。研究者或从翻译选材入手，或从翻译方法和结果入手，或从国外专业或普通读者的评论入手，考察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翻译接受状况，得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其次是媒体的报道和宣传。“文学文化走出去”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后，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越来越多的国际文学文化交流活动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迅速反应与及时报道。这一过程中，某些言论被不同媒体竞相传抄后，很容易从个人的甚至有些片面的观点变成普遍的真理。再次是国外译者和汉学家的言论。汉学家和翻译家是助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功臣，因此他们的言论似乎很容易博得国内研究者与学者的信任和重视。而不少汉学家确实又都指出过中国文学在海外令人担忧的命运，例如葛浩文在某次受访时坦言，中国作家中“真正能够深入美国社会里面的并不算多，或者根本没有，这是目前，将来希望会有。”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在《大跃进》一文中指出英国出版界在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时陷入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大部分英国出版商慎于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认为其“文学价值贫乏，无法吸引读者”，另一方面，即便当他们决定翻译出版时，也往往对译文质量不加控制与检验，这反过来“促使普通读者和其他出版商更加确信，可以毫无顾忌地忽略中国近期的文学。”最后可能还有翻译理论的影响。熟悉图里多元系统理论、勒菲弗尔改写理论、韦努蒂后殖民理论等翻译理论的研究者时常会带着这些理论的影响去考察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状况，之后得出下述结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强势制约在译介策略中的体现，使得西方立场成为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审视者和裁判员，在这种‘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支配下，中国文学被西方随心所欲地解读和扭曲。除此之外，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得对这种边缘地位的改变更加困难。”

问题在于，无论是研究还是报道，通常都有时间与地域的限制，没人能以一己之力为广阔的海外世界代言。实际上，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海外”甚至“西方”本身是种异质的存在。仅以我们关注较多的欧美几国也就是通常被称为“西方世界”的国家为例，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与接受，这些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一大原因是诗学观的差异。诗学观首先体现为整个社会赋予文学的地位与价值：在不同国家，文学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根据美国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福林的言论，在美国政治家眼中，与政治经济相比，文化没有优先权，在文化之中，文学处于边缘地位，在整体文学之中，翻译文学仅占百分之几的体量，而在美国全部翻译文学中，中国文学又处于边缘地位。由此可以想见美国社会对待中国文学作品的态度。从学术研究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领域，很少涉及人文学科方面……反而是欧洲人要比美国人更关注中国文化。中国当代作家在法国、意大利、德国有一定知名度，在美国却不受关注。”“美国学者往往从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就算有一些谈到文学作品的学者，也并非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夏志清其实是从文学研究的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第一人。”相比之下，法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法国是个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国家，文学在法国社会的文化版图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均占重要位置；从学术研究角度看，研究中国的法国学者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平衡分布于不同学科，一些研究者即在比较文学或中国研究系科内专门从事文学研究，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文学在法国能得到相对更好的翻译与接受。事实上，不少中国当代作家都认为法国读者对他们作品法译本的接受情况令人满意，例如池莉就曾指出法国读者对她的阅读“是更加纯粹地从文学出发。”

不同国家民族间诗学观的差异不仅体现于对文学的不同重视程度，还体现于对不同内容与主题的青睐。例如由中外编辑共同编写的《人民文学》外文版即会根据不同语种选择不同主题，“如英文版主题设计‘未来’，选取了年轻科幻作家、‘85 后’新人作家作品，英文版的主题还有‘大自然文学’‘中国多民族文学’‘速度’‘丢失与寻找’等；法文版主题包括‘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作品专号’‘中国当代男作家作品专号’等；德文版主题是‘思想’。”选题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民族对“文学”的想象，以及《人民文学》对这种想象本身的想象。

诗学观的差异还表现为各地文学代言人的观念差异。在2014 年于华师大召开的“镜中之境”研讨会上，当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接生婆”的葛浩文发言指出，冗长琐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缺点，如果不改变则难以为西方读者接受，法国汉学家兼文学译者何碧玉当即表明，琐碎正是生活本身的面貌，因此琐碎的描写不仅不是文学的缺陷，甚至是文学的优势。葛浩文与何碧玉诗学观的差异体现出两位译者不同的文学趣味，导致他们无论在待译作品的选择上还是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都体现出差别，例如何碧玉欣赏余华，翻译了其多部作品，但葛浩文从来没有翻译过余华的作品。余华《第七天》在国内出版后毁誉参半，甚至有读者指责其是“微博段子串烧”，但与何碧玉长期合作的法国南方书编出版社（ACTES SUD）出版《第七天》法译本时，为其撰写的封底介绍透露出译者与出版者对作品诗意的密切关注与高度赞扬：“余华表现出与之前作品同样游刃有余的叙事能力，同样的幽默与激情，不过，本书中，人物被置于一个充满柔情的世界，而他们的记忆却时常促使我们去面对今日中国社会的暴戾，这样的安排令余华达到了之前作品都不曾表现过的诗意维度，因为那些游荡在绿树遍野、飞鸟成群的自然环境中的死者，它们的目光充满了诗意，将读者带到了一个美得揪心的世界。”

何碧玉与葛浩文的诗学观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小说或者说叙事文类。在叙事文类之外，还存在其他文类的翻译。例如顾彬曾指出“在翻译工作上我们会发现美国和德国有很大的区别。美国重视翻译中国的当代小说，比较认可莫言、余华、苏童等，老请他们去美国大学做报告……而在德语国家最红的是你们的诗人，他们是由大学、文学中心邀请在那里开朗诵会，会来好多人欣赏或者跟他们交流，他们出版的书也会卖得很好。”如果德国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接受确乎如顾彬所说，那么我们就不能下判断说海外读者只看重中国文学的社会价值与认知价值，因为诗歌出于篇幅短、非写实性等特点，很难直接提供认识社会与文化的材料。

反过来，美国重视翻译中国的当代小说，并不代表美国读者对中国诗歌的完全忽略。顾彬欣赏北岛的诗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同样肯定北岛具有“杰出的诗歌天赋”。另一方面，顾彬之所以欣赏并选择翻译北岛，是因为他认为翻译北岛就是翻译他自己，因为两人的“来源一个样，是西班牙朦胧诗派的二三十年代的”，因此“很容易能把北岛的诗歌翻成很好的德文”，由此观之，西班牙诗歌对北岛创作的影响，甚至北岛诗歌体现出的西班牙朦胧诗风格在顾彬看来应该构成诗歌的品质。宇文所安的观点恰好相反，他认为在意象、情感、结构和行文方面对西方诗歌的摹仿确实使北岛或其他中国当代诗歌具有更高的可译性，但这种无根基的“世界诗歌”无甚新意，有时“其虚假做作远比以往时代的古典诗歌所有令人乏味的东西更甚。”

由上文可见，我们希望中国文学被更“文学地”加以对待，但中国文学的海外受众本身不是一个均质的存在，他们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状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少海外读者已经充分“文学地”对待了中国文学。

二、诗学观的差异之二：想象的“文学性”

提出让中国文学“被更加‘文学地’加以对待”的愿望后，我们会面临另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如何才算被“文学地”加以对待了呢？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应该是“对于在西方或者世界其他国家中，中国文学具有真正‘文学性’意义上的阅读，一种并不仅仅是‘中国’意义上的‘文学’的了解，而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的阅读的出现。”以这种观点来看，“文学地”对待文学这种看似同义反复的说法实际强调的是对作品文学性的关注。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性又是什么呢？自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概念以来，这个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一直在演变。而讨论文学外译中的“文学性”问题比一般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涉及不同文化体系对文学性的认识。仅以我们收集的讨论中国文学外译的文献资料来看，面对这一问题，研究者认为关注作品的文学性意味着：用细读的方法来阅读文学，并在细读过程中注重“对词语确切意义的探讨和挖掘”，“对于文本语言特色的敏锐感知”，或者主要关注作品的情节、人物与结构，或者关注“文本的语言与美学问题、作者对整体叙事技巧的把握”等。一位考察过理雅各《诗经》翻译的研究者在比对译者1871 年与1876 年两个英译本《诗经》后，指出1871 年版“注重《诗经》的文化阐释，但在翻译的文学性方面存在缺失”，而1876 年版“在文化阐释的深广度有所不及，但在文学性上有显著提升。”对该研究者来说，以文化阐释为导向的翻译注重发掘原作的文化内涵，而以文学阐释为导向或者说更具文学性的翻译“注重用韵和格律……译者改变了逐字逐句的直译，实施拆句翻译，将原文句式打乱、内容打散……努力保持译文和原诗相同的行数和长度，保留了原诗韵式，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表达效果”，总之就是注重诗歌的“韵律、格式、节奏、修辞等方面”。

上述观点对“文学性”的理解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它们仍有相似之处，即都认为文学性主要与作品尤其原作的语言特色与叙事特征有关。另有一些观点则认为谈论翻译与接受中的文学性问题，不能不考虑译文读者的互文感受。例如胡宗峰曾将贾平凹的《黑氏》翻译成英文，并发表于美国文学期刊《新文学》。在谈到《黑氏》翻译时，胡宗峰指出文学翻译“不同于科技翻译，文学翻译要保持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以贾平凹的《黑氏》为例，在翻译这个题目时，开始直译‘黑’字，就被会被人冠以种族歧视的嫌疑。于是，他们意译为‘乡下的老婆’，而这恰和英国17 世纪的一部作品同名，熟悉英语文化和历史的读者也能立刻理解其意。”胡宗峰没有对文学性展开定义，不过由他这番话看，文学性更多是译者和译文读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熟悉译入语文化的译者通过一种较为自由的“意译”法，令译作与原作形成了奈达意义上的动态对等，而译文读者将译文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经典相联系，自动将译文归入文学作品行列，并对它的意义与内涵展开想象，由此获得审美体验。

无论如何，尽管讨论者一致主张，“文学地”对待文学即是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但对于什么是“文学性”这一问题本身却存在认识上的不统一。不止国内如此，国外的研究同样如此，以上文提到的几位汉学家和海外译者为例，文学价值对蓝诗玲来说是“微妙的心理分析，对时间空间的有力呈现，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哲学领悟”，对葛浩文来说是“故事很强、很值得看；人物，写得比较有血有肉的。”两位译者的回答差别很大。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我们有时指责国外对中国文学的选择与翻译过分强调文学外因素，导致中国文学被歪曲、被冷落，但如果只要求关注“文学性”，结果可能也不一定乐观。原因就在于彼此对文学性的不同认识与理解。例如顾彬曾说：“2000年以前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好像基本上都是一种社会学角度，和其他汉学家们一样，觉得通过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多了解中国社会，当时研究工作的目的不一定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在政治、社会学，文学无所谓……我为什么2000 年后慢慢开始公开地批判中国当代小说?因为我开始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不再仅从社会角度来看文学，而是从文学本身、从语言来看。我觉得应该用这样的标准看待中国作家和当代小说。”

但我们也不必因此类言论恐慌，因为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谁也无法宣布自己掌握了终极答案。文学本质与价值问题在东西方被持续讨论了成百上千年，关于它的回答也在历史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变化之巨大，促使朗西埃在面对伏尔泰与布朗肖的答案时，忍不住发问：“伏尔泰的定义和布朗肖的语句告诉我们的，难道是一回事？”文学观念与时代和文化语境紧密相连，即使被普遍接受的“文学性”术语与定义也是时代——确切地说是20世纪的产物，与雅各布森和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努力不可分割。就中国文学史来说，将文学本质等同于狭义的“文学性”其实也是1980 年代以来的产物，受先锋文学影响，人们谈论文学时越来越“注重形式、注重技巧、注重叙事方式”。面对“文学性”，真实情况可能如朗西埃所言，一方面“人人都知道个大概”，另一方面“由于概念太过宽泛”而无法被定义，也正是因此，让中国文学在外译过程中被“更加‘文学地’加以对待”只能作为一个良好的愿望，而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或检验，因为我们既缺乏落实的手段，又缺乏检验的标准。

三、文学的多元诉求与文学接受的多重可能

不过朗西埃也指出，文学观念既不是完全实证的，也不是完全超验的，换句话说，尽管“文学性”缺乏统一的定义，但对“文学”的外延与内涵，学界还是存在一些共识，促使我们大致能据其判断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是否被“文学地”加以对待了。

那么，什么是文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为理解中国文学外译活动提供怎样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不会否认，文学作品可以被人为地分为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从形式看，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作家雕琢语言描绘外部现实、刻画人物情感与心理，调遣语言讲述人物行动，借助语言发表有关世界的看法。从内容看，文学作品包罗万象，万事万物都可入诗。巴赫金将这万象主要分为认知因素与伦理因素两个部分，认为此二者赋予了文学作品以认知和伦理价值，指出它们对文学作品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为使形式具有纯粹的审美意义，它所统辖的内容应该有某种认识和伦理意义；形式要求内容蕴涵有非审美的价值，没有这种价值，形式就不能作为形式而实现自己。”

也就是说，文学除了上文提到的语言特殊性、词语意义、情节结构、表达效果等被等同于狭义“文学性”的因素，还包括认知与伦理因素，而文学的认知与伦理功能在东西方历史上早就得到认识和肯定。以认知功能为例。《论语》指出“诗”有“兴观群怨”的功能，其中“观”即是指文学作品对社会政治与道德风貌的记载与呈现。由于文学作品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描绘社会，因此常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当做研究社会的史料，对于已消逝的远古时代来说尤其如此，文学也因此博得了“纪念碑”的名声。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远远超越了对社会的记录功能，由浅层至深层，分别指向“最基本的善恶观和道德世界”“社会生活世界”“社会情绪世界”“文化原型世界”“生命意识世界”。实际上，很多作家不但对文学这一功能了然于心，有时甚至将其作为自己写作的重要任务。2014 年《第七天》法译本出版后，余华在巴黎接受了一些法媒采访，当采访者提到他是“书写现实的作家”时，余华明确地说：“我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介绍自己国家的使命。”由此来看，读者将文学作品当做认知材料不仅无可厚非，甚至还是切入文学作品的一种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具备认知功能的并非只有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作品，“假若分析得当，即使最深奥的寓言、最不真实的牧歌和最胡闹的滑稽剧等也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情况。”因此，面对“专业读者常常把虚构的小说（fiction）当作详细了解现实生活的重要渠道……译本更多是被当作文献来研读”的情况，似乎也应具体地去分析，而不是立即对其作出否定。

由于内容的认知与伦理因素又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因此，一方面，文学作品允许读者从多元的角度与途径对其进行解读，而且恰恰是一种穷尽文学作品内涵、意义与价值的理想，促使了种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诞生。以我们从法国各类媒体上收集的对《第七天》法译本的评论来看，形形色色的读者之中，自然有对小说“呈现”的中国社会现状感兴趣的，但也有如译者和出版者这样特别关注作品叙事和语言特征的，或者关注小说家创作方式与小说批判现实力度的。在海外翻译出版的其他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情况也往往如此。另一方面，上述因素在不同作品中所占比重不同，在形成作品独特性的同时也影响着读者的解读。就中国文学而言，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文学进程与政治社会进程之间都有着紧密联系，使得强烈的政治色彩与社会抱负成为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也使得大多数时候，中国“文学的表现‘内容’被突出和重视，而形式的探索相对处于边缘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或许正是中国文学作品本身对政治与社会因素的强调引起了海外读者对这些因素的关注。

反过来，在文学阅读与批评中，人们关注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的方式和认知与伦理实践不同，因为此时读者必须经由语言审美因素才能抵达文本意义，意义受审美因素的限制与塑造。因此对内容的谈论往往离不开形式，反之亦然。笔者曾考察法国读者对毕飞宇法译本的接受，发现在很多评论中，“要区分哪里是对内容的谈论哪里是对风格的谈论其实是很困难的。”即使评论没有明确涉及形式元素，形式元素——包括人物形象、叙事结构、核心意象等——也往往隐含在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谈论中。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法译本2016 年初在法国出版后，译者柯梅燕（Myriam Kryger）曾应邀做客法国电视3 台“一日一书”节目介绍新书，她就这本书谈了三点：首先，少年时代的作者也曾像堂吉诃德一般，骑水牛与假想敌展开过斗争；其次，身处极度贫困环境中的少年只有依靠这种浪漫主义想象才能战胜外界，得以存活下去；最后一点也是柯梅燕特别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堂吉诃德”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隐喻。从“猎奇”角度看，柯梅燕确实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的极度贫困状态、中国乡村儿童的童年生活这些可能会吸引海外读者眼球的元素。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译者提出了“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并对其进行了强调。在原作中，这一形象连接了不同故事，赋予了原作以整体性和统一性，令原作产生了不凡的立意，向读者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译者准确抓住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点睛形象，并用它串联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这样的解读，我们不能不说它是文学的解读。

四、结语

希望中国文学得到“文学的”翻译和接受，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愿望。但从上文讨论看，要从学理层面考察中国文学在外译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能被“文学地”加以对待并非易事，因为读者受众的异质性和文学的多元化都在挑战着简单化倾向，提醒我们慎下以偏概全的结论。实际上，当判定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概念逐渐受到质疑甚至失效后，某些外部因素反而成为判断的标准，例如外译图书是否由偏重出版文学作品的出版社翻译出版，是否被列入文学系列丛书，是否被图书馆收编于文学作品目录中，是否被放置在书店的文学类书架上，对其的评论是否发表于偏重文学研究的报纸或刊物中，等等。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文学确实已经被“文学地”加以对待了。人们之所以有反面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目前海外某些国家地区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还停留于较为单一、粗浅的文学解读模式。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改变这一状况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作为翻译研究者，我们可以做的，一方面是认清和接受译介规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翻译与接受很多时候是少数几位译者与研究者的行为及其结果，其中包含不少偶然性因素，因此，与其从普遍角度思考中国文学是否以及如何能被“文学地”加以对待，不如借助个案去分析文学作品特殊性的再现可能性及程度、读者的接受反应、译者的策略方法，由此为同类文学作品在某个国家地区的外译提供策略与方法上的建议，这似乎是更为合理的做法。

本文为2015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翻译诗学研究”（项目号15WWB003）阶段性成果。

曹丹红 南京大学

注释：

①⑰㉝王颖冲、王克非：《洞见、不见与偏见——考察20世纪海外学术期刊对中国文学英译的评论》，《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

②⑯许诗焱：《翻译中的“文本批评”》，《文艺报》2016年8月19日第3版。

③㉓木叶：《葛浩文：中国当代文学真能深入美国社会的根本没有》，中国文学网，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29132。

④Julia Lovell, “Great Leap forward”, The Guardian, Friday 10 June 2005.

⑤吴赟、顾忆青：《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探讨》，《中国外语》2012年第5期。

⑥⑦张芳：《美国中国学的红色想象与现代转型——罗福林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⑧高方、池莉：《“更加纯粹地从文学出发”——池莉谈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中国翻译》2014年第6期。

⑨杨鸥：《十几个语种〈人民文学〉外文版向世界立体传播中国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2月11日第15版。

⑩Yu Hua, Le septième jour, trad. Angel Binot et Isabelle Rabut, Arles : Actes Sud, 2014.

⑪㉔顾彬：《海外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⑫⑭宇文所安：《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2期。

⑬顾彬： 《顾彬： 我看中国作家， 喜欢睡午觉喝白酒》， 搜狐文化，http://cul.sohu.com/20151019/n423608233.shtml。

⑮张颐武：《文学“走出去”之惑》，《解放日报》，2010年10月30日第12版。

⑱马逸珂， 《中外专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支招》， 中国文化传媒网，http://www.ccdy.cn/wenhuabao/sban/201609/t20160905_1253756.htm?jsiqgmfbcvomfiqn?dxsbmfkbtdqnrzfu。

⑲⑳刘永亮：《理雅各〈诗经〉翻译出版对中国典籍走出去之启示》，《中国出版》2016 年第13 期。

㉒Julia Lovell, “Great Leap forward”, The Guardian, Friday 10 June 2005.

㉕朗西埃：《沉默的言语》，臧小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7 页。

㉖李松睿等：《重建文学的社会属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 年第4 期。

㉗朗西埃：《沉默的言语》，臧小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 页。

㉘巴赫金：《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与材料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333 页。

㉙转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102 页。

㉚宋耀良：《文学认识功能解析》，《文艺理论研究》1988 年第6 期。

㉛Pascale Nivelle, Yu Hua : J’ai transposé au crématorium ce qui se passe dans les banques chinoises, Libération, le 5 novembre 2014.

㉜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2005 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第114页。

㉞Pascalzh, Bibliographie : Le Septième Jour, Yu Hua, WordPress.com,http://sinoiseries.wordpress.com/2013/12/07/bibliographie-le-septieme-jour-yu-hua ;Dany Venayre, Courage ! Mourons ! , Parutions.com,http://www.parutions.com/index.ph p?pid=1&rid=1&srid=121&ida=16900.

㉟Pascale Nivelle, Yu Hua : J’ai transposé au crématorium ce qui se passe dans les banques chinoises, Libération, le 5 novembre 2014; Pascale Nivelle, Défunt sans les moyens ,Libération, le 5 novembre 2014.

㊱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389 页。

㊲曹丹红：《从风格视角看法国对毕飞宇的翻译和接受》，《小说评论》2014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