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精神：生活与叙事的伦理准则

2017-11-13李建军

小说评论 2017年4期

关键词：正义感莎士比亚正义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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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精神：生活与叙事的伦理准则

李建军

正义是人类生活的首要原则和首要价值，也是全社会所有人生存的安全保障。如果一个社会完全失去了正义，人们普遍失去了维护正义的热情和勇气，那么，它注定要陷入灾难的深渊。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邪恶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无论谁都有可能受到伤害。

正义意味着公正和公平。它尊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维护所有人的人格平等。它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和社会权利，都具有不容忽视和侵犯的神圣性，正像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的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作为人类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

正义是一种具有规约性的道德理念和行为原则。它积极地规范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引导人们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交往与合作，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目标。罗尔斯说：“在目标互异的个人中间，一种共有的正义观建立起公民友谊的纽带，对正义的普遍欲望限制着对其他目标的追逐。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公开的正义观，正是它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显然，如果没有可靠的正义观，一个良好而安全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罗尔斯试图建构的是这样一种正义观，无论对人们的道德意识，还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它均可起到指导作用：“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一个完全丧失了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在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中陷入混乱状态的人，就不会正确地爱，也不会正确地恨，也就是说，无论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在公共生活领域，他都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物”，正像罗尔斯所深刻地指出的那样：“一个缺乏正义感的人，一个除非出于自私利益和权宜之计的考虑否则就从不履行正义要求的人，不仅没有友谊、情感和相互信任的联系，而且也不能够体验到不满和义愤。他缺乏某种自然态度和一种极其基本的道德情感。换言之，一个缺乏正义感的人也缺乏包含在人性这一概念之下的某些基本的态度和功能。”

莎士比亚无疑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伟大作家。正义是他许多作品的潜在主题。就伦理精神来看，他的作品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关系；个人如何在国家面前显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往往体现着他的政治意识和正义精神。一个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国家的人，不仅会热情地关心国家命运，而且还勇于指出国家的病因，包扎流血的伤口。在《麦克白》中，苏格兰贵族洛斯就曾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忧患和焦虑，对国家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唉！可怜的祖国！它简直不敢认识它自己。它不能再称为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在那边，除了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的脸上也不曾有过一丝笑容；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剧烈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

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了国家形势的混乱景象，看见了人民境遇的悲惨状况——国家已经异化为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苦难和不幸的制造者；痛苦和悲哀成为全社会日常性的经验内容，无奈和绝望则成为人民的一种普遍的情绪，而长久的悲惨境遇则使人们普遍沦为麻木不仁的冷漠状态。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悲哀和沉痛的情感，但也看到了作者的高尚的正义精神。

在戏剧写作中，正义意味着公正地处理善恶之间的冲突，正确地处理善恶之间的关系。《一报还一报》中的伊莎贝拉说：“卑劣的恕罪和大度的宽赦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合法的慈悲，是不可和肮脏的徇从同日而语的。”选择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邪恶，以什么样的尺度评价邪恶，这的确是一件考验人的正义感的事情；它不允许作家以错误甚至含混的方式来处理善恶问题。

莎士比亚无疑是在写作中处理正义问题的典范。无论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有多么复杂，他用以判断是非的“正义尺度”，却从不发生偏差，也就是说，他能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在温和的批评和严厉的谴责之间，准确地显示自己的“正义感”——既不失之于太轻，也不失之于太重；既不失之于严苛，也不失之于宽纵。

在早期的《维洛那二绅士》中，维洛那的凡伦丁和普洛丢斯，是两个很好的朋友。凡伦丁为了见世面，从告别了朋友和家人，来到米兰公爵府做事，并爱上了公爵的女儿美丽的西尔维娅。后来，他的朋友普洛丢斯，也来到了米兰公爵府。他迅速把自己的女友朱利娅抛在了脑后，也爱上了西尔维娅。为了得到西尔维娅，普洛丢斯把凡伦丁和西尔维娅准备私奔的计划，透露给了公爵，导致凡伦丁被公爵驱逐出境。凡伦丁最后在森林中与打劫他的强盗们成了朋友。后来，在森林中，凡伦丁与西尔维娅、普洛丢斯和朱利娅碰到了一起。普洛丢斯对自己的过失深感羞愧，进行了忏悔。最后，他们的爱情和友情，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公爵也赦免了森林中的强盗，放他们各回各家。

在这部剧作里，普洛丢斯抛弃旧爱和出卖朋友的行为，都是不义的，但是，考虑到这一切都是出于年轻人的少不更事，而且，动机上没有十分严重的恶意，也并未酿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莎士比亚并未对普洛丢斯进行严厉的嘲弄和谴责。随着普洛丢斯对自己的良心谴责，以及在道德行为上的调整，莎士比亚让针对他的正义性批评，以温和的方式体现了自己的存在。莎士比亚晚期所写的浪漫传奇剧《冬天的故事》（1611年）和《暴风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也都属于这种以温和的方式显示正义感的戏剧作品——犯有罪错的人，最后幡然悔悟，弃恶从善，生活恢复了新的秩序，人们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伟大的正义最终通向伟大的和谐。

当然，莎士比亚也用极为严肃和严厉的方式，来显示叙事的正义精神。只不过，他所采用的方式，是高明的戏剧化的手法。这一点，在《奥赛罗》中，有着近乎完美的表现。

《奥赛罗》悲剧发生的全部心理原因是嫉妒。伊阿古嫉妒奥赛罗，然后，设计破坏他的婚姻。他通过自己的妻子爱米利娅，拿到了苔丝狄蒙娜的手帕，并以此刺激奥赛罗的猜疑和嫉妒，使他陷入疯狂状态。婚姻内部的伴随着猜疑的嫉妒，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奥赛罗必须为苔丝狄蒙娜的死和自己的死，负一部分责任——他缺乏成熟的理性意识和起码的自制力。但是，他本质上是善良的，对自己的不智行为也有反省：“要是你们愿意，不妨说我是一个正直的凶手，因为我所干的事，都是出于荣誉的观念，不是出于猜嫌的私恨。”显然，悲剧和灾难的几乎全部的罪责，都得由存心险恶的伊阿古来担当。他在人格上的卑鄙和行为上的邪恶，是极端形态的和不可原谅的。他甚至带着极大的快意来欣赏自己导演的恶作剧：

不要说出来；我自有用处。去，离开我。（爱米利娅下）我要把这手帕丢在凯西奥的寓所里，让他找到它。像空气一样轻的小事，对于一个嫉妒的人，也会变成天书一样坚强的确证；也许这就可以引起一场是非。这摩尔人已经中了我的毒药的毒，他的心理上已经发生变化了；危险的思想本来就是一种毒药，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尝不到什么苦涩的味道，可是渐渐地在血液里活动起来，就会像硫矿一样轰然爆发。我的话果然不差；瞧，他又来了！

他对自己的作恶手段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都有明确的设计和准确的判断。根据设定的目标来有条不紊地作恶，乃是一种极其邪恶的道德故意，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巨大的恶。莎士比亚用冷静的戏剧化方式，让人物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显示自己的道德本质。他最后被觉醒的奥赛罗刺伤，——莎士比亚用这种颇具象征意义的方式，体现了正义对邪恶的惩罚。受伤而未死的伊阿古，注定要受到正义的严厉审判和惩罚。

作者写作的正义性，既见之于对所有人物的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也体现于对所有人物的客观而公正的描写。也就是说，正义性的写作，要求作者尊重每一个人物的人格尊严，拒绝任何形式的偏见和简单化。

在《威尼斯商人》中，外在地看，正义与邪恶的冲突的情形，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因而对人物品质和行为的评价，也同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莎士比亚却不那样认为。他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发现正义并不总是固定不变地存在于某一方，或表现在哪一个人物身上。换一个角度看，正义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所以，一方面，莎士比亚批评了夏洛克的狭隘、贪婪和残忍，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公正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备受歧视和伤害的犹太人，夏洛克的愤怒和报复，也是有来由的。他所受到的歧视和伤害，使他的境遇和极端形式的反抗，就显得不那么难以理解，甚至有些让人同情，就像哈兹里特所分析的那样：“在人们的心目中，莎士比亚笔下邪恶的犹太人形象比坎伯兰笔下的善良的犹太人形象要长久得多。夏洛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恶人，一些有思辨头脑的观众逐渐地有点喜欢上了他，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犹太人对基督徒的报复与他受到的伤害至少是相当的。夏洛克是一个有理有据的怀恨者，一个被别人侵犯的程度与自己犯罪的程度相当的人。如果说他实施报复的手段有些过激的话，他确实有充足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对于安东尼奥抱着久积的仇恨和深刻的反感’的那段话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他似乎代表着自己的种族进行复仇。……在他充满恶意的怨恨中有一种强烈和深刻的正义感。”虽然并非一个犹太人作家，但哈兹里特却像夏洛克的同胞一样，对他的屈辱、愤怒和反抗，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强烈的共鸣。他对夏洛克报复心理的分析，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显示出很强的正义感。

夏洛克的愤怒和报复，听起来恨残忍和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从他对安东尼奥的朋友萨莱尼奥的反驳中，的确可以感受到他的仇恨包含着极大的正当性，甚至具有很强的“正义感”：

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怎样表现他的谦逊？报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表现他的宽容？报仇。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

这也许是人类文学中最令人五味杂陈、感受复杂的一段话。夏洛克的复仇，已经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复仇，而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对另一个加害和侮辱他们的民族的复仇。对夏洛克的不满和反诘，莎士比亚喜剧化表现，是客观的，也是同情的。他甚至赋予了这部戏剧以悲剧的性质。德国伟大的犹太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记录了这样一幕：“我在德瑞街剧院观此剧时，包厢后面立着一个面色灰白而秀丽的不列颠人，到了第四幕临完之际痛哭起来，叹着气说了好几声：‘那个可怜的人是受冤抑了！’那人的脸有高贵的希腊风度，眼大而黑。我永不能忘一双为夏洛克而流泪的大黑眼！”海涅接着说道：“我一忆起那些眼泪，我就要把《威尼斯商人》列在悲剧一类。”海涅自己就是犹太人，所以，他的感受自然会大有不同，自然会从这出戏里看出更多的悲剧意味。

从夏洛克形象的塑造，人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在处理“正义”问题的时候，的确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他对人物内心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心理反应，都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进而选择了那种几乎是唯一正确和完美的方式，来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让每一个人物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莎士比亚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尊严的人，都受到了作者公正的对。莎士比亚的良好的正义感，使他将自己的文本，缔造成一个伟大的民主世界，在这里，每一个人物都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机会，都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很多时候，在自己的作品中，莎士比亚总会安排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可靠的的观察者和批评者，他出现在戏剧的重要场景中，向人们传递正义的声音，提供可靠的判断。有的时候，他通过小丑、女巫、幽灵、诗人、预言家、老人等功能性角色，来实现传递正义性声音的修辞目的。有的时候，则通过剧中的次要人物，来显示正义的力量和光芒，来告诉人们，正义的光芒并未被愚昧和邪恶的黑暗所吞没。

在《李尔王》中，肯特和奥本尼都扮演着正义的批评者的角色——前者批评李尔，向他提供正义的判断：“君主不顾自己的尊严，干下了愚蠢的事情，在朝的端人正士只好直言极谏。保留你的权力，仔细考虑一下你的举措，收回这种卤莽灭裂的成命。你的小女儿并不是最不孝顺你；有人不会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可并不就是无情无义。我的判断要是有错，你尽管取我的命。”后者则站在“正义”的立场，向李尔的两个无情无义的女儿，发出了严厉的质疑：“智慧和仁义在恶人眼中看来都是恶的；下流的人只喜欢下流的事。你们干下了些什么事情？你们是猛虎，不是女儿，你们干了些什么事啦？这样一位父亲，这样一位仁慈的老人家，一头野熊见了他也会俯首贴耳，你们这些蛮横下贱的女儿，却把他激成了疯狂！难道我那位贤襟兄竟会让你们这样胡闹吗？他也是个堂堂汉子，一邦的君主，又受过他这样的深恩厚德！要是上天不立刻降下一些明显的灾祸来，惩罚这种万恶的行为，那么人类快要像深海的怪物一样自相吞食了。”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安东尼的随从人员爱诺巴勃斯虽然背叛了他自己的主人，但他的两次“旁白”，却可以被视为正义的声音。《辛白林》中的考尼律斯，也是向人们提供“正义”声音的人。他警告试图加害于伊摩琴的王后说：“娘娘，这种试验的结果，不过使您的心肠变硬；而且中毒的动物不但恶臭异常，还容易把疫气传染到人们身上。”语气里含着明显的谴责意味。他拒绝做王后的帮凶，以“旁白”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向观众揭示了关于“毒药”的至关重要的秘密：“我不喜欢她。她以为她手里有慢性的毒药；可是我知道她的心意，我怎么也不会让她把这种危险的药物拿去害人的。我刚才给她的那种药，可以使感觉暂时麻木昏迷；也许她最初在猫狗身上试验，然后再进一步实行她的计划；可是虽然它会使人陷入死亡的状态，其实并无危险，不过暂时把精神封锁起来，一到清醒之后，反而比原来格外精力饱满。她不知道我已经用假药骗她上了当，可是我要是不骗她，我自己也就成了奸党了。”《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的传递“正义”声音的功能角色是赫力堪纳斯。他不仅为人正直、忠诚，而且也非常练达和睿智——他关于向权力谄媚的一段议论，一针见血，极其深刻。

《冬天的故事》几乎就是一部探讨“正义”问题的戏剧作品。其中的大臣安提哥纳斯，把“合乎正义”当作行事的原则，所以并没有服从国王的杀死婴儿的命令，而是放她一条生路，自己为此被熊咬死，付出了生命代价。另一个体现“正义”的功能性角色，则由正直而忠于友谊的宝丽娜来担任。她为自己的朋友、受冤屈的王后赫米温妮辩护；她把刚刚出生的公主抱给里昂提斯看，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解除对王后的误会；她将“死亡”的王后，硬是在自己家里藏了十六年。她甚至与国王里昂提斯唇枪舌剑，毫不留情地批评他的昏愚和冷酷：

宝丽娜好王后，陛下，好王后；我说是好王后，假如我是男人，那么即使我毫无武艺，也愿意跟人决斗证明她是个好王后。

里昂提斯把她赶出去！

宝丽娜谁要是向我动一动手，那就叫他留心着自己的眼珠吧。我要走的时候自己会走，可是必须先把我的事情办好。您的好王后，她真是一位好王后，已经给您添下一位公主了；这便是，希望您给她祝福。（将小儿放下。）

里昂提斯出去！大胆的妖妇！把她撵出去！不要脸的老鸨！

宝丽娜我不是；我不懂你加给我这种称呼的意思。你自己才是昏了头了；我是个正直的女人，正像你是个疯子一样；我敢说和你的疯狂同等程度的正直，在这个世界上应该算过得去的。

里昂提斯你们这些奸贼！你们不肯把她推出去吗？把那野种给她抱出去。（向安提哥纳斯）你这不中用的汉子！你是个怕老婆的，那个母夜叉把你吓倒了吗？把那野种捡起来；对你说，把她捡起来；还给你那头老母羊去。

宝丽娜要是你服从了他的暴力的乱命，把这孩子拿起来，你的手便永远是不洁的了！

里昂提斯他怕他的妻子！

宝丽娜我希望你也怕你的妻子，那么你一定会把你的孩子认为是亲生的了。

里昂提斯都是一群奸党！

安提哥纳斯天日在上，我不是奸党。

宝丽娜我也不是；谁都不是；只有这里的一个人才是，那就是他自己。因为他用比刀剑还厉害的谰言来中伤他自己的、他的王后的、他的有前途的儿子的和他的婴孩的神圣的荣名；可恨的是没有人能够强迫他除去他那种龌龊不堪的猜疑。

里昂提斯这个长舌的泼妇，刚打过她丈夫，现在却来向我寻事了！这小畜生不是我的；她是波力克希尼斯的孩子；把她拿出去跟那母狗一起烧死了吧！

宝丽娜她是你的；正像古话所说，“她这么像你，才真倒霉！”瞧，列位大人，虽然是副缩小的版子，那父亲的全副相貌，都抄了下来了；那眼睛、鼻子、嘴唇、皱眉头的神气、那额角，以至于颊上的可爱的酒涡儿，那笑容、手哪、指甲哪、手指哪，都是一副模型里造出来的。慈悲的天神哪！你把她造得这么像她的生身的父亲，如果你使她的性情也像她的父亲，但愿你不要让她也有一颗嫉妒的心；否则也许她也要像他一样疑心她的孩子不是她丈夫的儿子呢。

里昂提斯好一个蠢俗的妖婆！你这不中用的汉子，你不能叫她闭嘴，你也是该死的。

安提哥纳斯要是把在这件工作上无能为力的丈夫们都吊死了，那么您恐怕连一个臣子也没有了。

里昂提斯我再吩咐一次，把她撵出去！

宝丽娜最无道的忍心害理的昏君也不能做出比你更恶的事来。

里昂提斯我要把你烧死。

宝丽娜我不怕；生起火来的人才是个异教徒，而不是被烧死的人。我不愿把你叫作暴君；可是你对于你的王后这种残酷的凌辱，只凭着自己的一点毫无根据的想像就随便加以诬蔑，不能不说有一点暴君的味道；它会叫你丢脸，给全世界所耻笑的。

里昂提斯你们要是还有一点忠心的话，快给我把她带出去吧！假如我是个暴君，她还活得了吗？她要是真知道我是个暴君，决不敢这样叫我的。把她带出去！

宝丽娜请你们不用推我，我自己会走的。陛下，好好照顾您的孩子吧；她是您的。愿上帝给她一个更好的守护神！你们用手揪住我做什么？你们眼看他做着傻事而不敢有什么举动，全都是些没有用处的饭桶！好，好；再见！我们走了。（下）

这实在是一场难得的好戏！之所以要连篇累牍地将它引用在这里，是因为宝丽娜的形象卓然不凡，光彩照人，值得我们反复观赏，细细品味。国王里昂提斯心胸狭隘，性情暴躁，有一颗像冬天一样寒冷的心，然而，逢彼之怒，海丽娜却无所畏惧，痛快淋漓地挫其锋芒，批其逆鳞。她说里昂提斯对王后的猜疑，是“龌龊不堪的猜疑”，认为他的行为比“最无道的忍心害理的昏君”还要“更恶”。他斥责那些眼看国王“做着傻事”却不劝阻的人“全都是些没有用处的饭桶”。宝丽娜简直就是正义的化身。她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辩锋，使人油然联想到蔺相如廷斥秦昭王的无畏和机智。

莎士比亚还有一个表达“正义感”的策略，那就是让那些犯有罪错的人，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进行自我反省，甚至自己审判自己。例如，在《约翰王》中，约翰王就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么不义，自己的罪孽有多么严重：“他们一个个怒火中烧。我好后悔。建立在血泊中的基础是不会稳固的，靠着他人的死亡换到的生命也绝不会确立不败。”他为自己所犯的谋杀罪而惴惴不安：“我的贵族们抛弃了我；外国的军队已经威胁到我的国门之前；在我这肉体的躯壳之内，战争和骚乱也在破坏这血液与呼吸之王国的平和。我的天良因为我杀死我的侄儿，正在向我兴起问罪之师。”他的自我忏悔，并没有使人陷入对“同情”或“厌恶”依违难决的矛盾状态，而是更强烈地感到了他的罪恶之深重，以及正义力量之巨大。正像哈兹里特所分析的那样：“也许因为他对自己罪恶的企图表示后悔，反而使我们的是非感大大增加而使我们更加地憎恨他。他所说的话使我们相信他的想法一定是非常丑恶的，他本人也对此感到害怕。”也就是说，让犯罪者自己说出来比别人说出来，体现正义感的效果更好。让他们的心灵感受到巨大的不安和痛苦，让他们为自己的罪孽而惶恐不安，从而强烈地感受到正义的惩罚力量对自己的精神重压，这是莎士比亚特别伟大的叙事成就。

在莎士比亚的所有剧作中，最具有政治上的现代性正义感的作品，也许非写于1599年的《裘力斯・凯撒》莫属。作为悲剧，它比《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毫不逊色，甚至，按照我的趣味和尺度，它完全可以排在莎士比亚的几大悲剧之首。就探索民主和正义主题的主题来看，它的重要性，几乎没有哪一部莎剧可以与之相比并。

在这部作品中，莎士比亚探讨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共和的理念，权力的本质，极权的危害，民粹的危险，反抗的意义，慈悲的边界，民众的觉悟，等等。它的最令人神旺的激情，来自于对暴政的警惕，来自于对暴君的反抗。凯歇斯说：

凯歇斯将要从奴隶的羁缚之下把凯歇斯解放出来。就在这种地方，神啊，你们使弱者变成最强壮的；就在这种地方，神啊，你们把暴君击败。无论铜墙石塔、密不透风的牢狱或是坚不可摧的锁链，都不能拘囚坚强的心灵；生命在厌倦于这些尘世的束缚以后，决不会缺少解脱它自身的力量。要是我知道我也肩负着一部分暴力的压迫，我就可以立刻挣脱这一种压力。

那么为什么要让凯撒做一个暴君呢？可怜的人！我知道他只是因为看见罗马人都是绵羊，所以才做一头狼；罗马人倘不是一群鹿，他就不会成为一头狮子。谁要是急于生起一场旺火来，必须先用柔弱的草秆点燃；罗马是一些什么不中用的糠屑草料，要去点亮像凯撒这样一个卑劣庸碌的人物！可是唉，糟了！你引得我说出些什么话来啦？也许我是在一个甘心做奴隶的人的面前讲这种话，那么我知道我必须因此而受祸；可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危险我都不以为意。

这是一段特别令人振奋的启蒙话语。它揭示了暴政和专制形成的秘密：正是被统治者的软弱、低能和愚昧，纵容了暴君们的野心，助长了他们的傲慢，成就了他们的黑暗而残暴的事业。暴君是平庸的，因为，他赖以存在的力量和德性，都是平庸的。无论凯歇斯的性格多么复杂，就冲他对暴政的这种深刻认识和反抗勇气，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应该向他致敬。他的内心充满了热爱自由的激情和捍卫民主的牺牲精神。从反抗凯撒的专制威胁的角度看，他无疑是正义精神的化身，是一个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式的悲剧人物。

事实上，正像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记载的那样，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凯撒确实是“恶多于善”的：“他被认为是滥用了职权，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不仅接受了过分的尊荣，诸如连任执政官、终身独裁官和公民道德督查，尤其是‘英白多拉’（‘统帅’）的头衔、‘祖国之父’的尊号，他的塑像与诸王并列，在剧场中坐高人一等的座位。不仅如此，而且他还容许授予自己只有神才配享用的东西。”显然，凯撒已经背叛了共和主义，完全蜕变为一个妄自尊大的独裁者。“共和国治下，个人崇拜是被禁止的，长久以来的传统，甚至总督也不允许在广场树立自己的雕像。”所以，凯撒的个人崇拜，就惹起了所有共和主义者的反感、不安和愤怒。

个人崇拜不仅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现象，反映着独裁者严重的自卑心理和傲慢倾向，更是一种极其肮脏的政治现象，是对所有公民肆无忌惮的人格羞辱和厚颜无耻的精神掠夺。一般来讲，个人崇拜与共和政治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哪里有个人崇拜，哪里就不会有真正的共和政治。勃鲁托斯虽然颇受凯撒器重，但是，他还是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和情感上的牵绊，坚定了铲除暴君、捍卫共和的决心：

只有叫他死这一个办法；我自己对他并没有私怨，只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他将要戴上王冠；那会不会改变他的性格是一个问题；蝮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所以步行的人必须刻刻提防。让他戴上王冠？——不！那等于我们把一个毒刺给了他，使他可以随意加害于人。把不忍之心和威权分开，那威权就会被人误用；讲到凯撒这个人，说一句公平话，我还不曾知道他什么时候曾经一味感情用事，不受理智的支配。可是微贱往往是初期野心的阶梯，凭借着它一步步爬上了高处；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他便不再回顾那梯子，他的眼光仰望着云霄，瞧不起他从前所恃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段。凯撒何尝不会这样？所以，为了怕他有这一天，必须早一点防备。既然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就得这样说：照他现在的地位要是再扩大些权力，一定会引起这样这样的后患；我们应当把他当作一颗蛇蛋，与其让他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死。

冷酷和傲慢是暴君的两个最恶劣的德性。冷酷使他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视人命如草芥，嗜杀成性，残暴地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和一切；傲慢则使他蔑视他人的尊严，陶醉于一种严重歪曲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评价，甚至使他将自己想像成无所不能的超人，想象成人类命运的绝对意义上的拯救者和主宰者。凯撒不仅无情地放逐坡勃律斯・辛伯，而且还要把为自己兄弟求情的麦泰勒斯“像狗一样踢开”。虽然凯歇斯、勃鲁托斯等人一起替辛伯兄弟求情，但凯撒仍然不为所动。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勃鲁托斯才毅然引刀刺死了他。他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们因为不忍看见罗马的人民受到暴力的压迫，所以才不得已把凯撒杀死；正像一场大火把小火吞没一样，更大的怜悯使我们放弃了小小的不忍之心。”他将“正义”当作自己行动的绝对原则，也将它当作自己追求的伟大理想：“伟大的凯撒不是为了正义的缘故而流血吗？倘不是为了正义，哪一个恶人可以加害他的身体？什么！我们曾经打倒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因为他庇护盗贼；难道就在我们中间，竟有人甘心让卑污的贿赂玷污他的手指，为了盈握的废物，出卖我们伟大的荣誉吗？我宁愿做一头向月亮狂吠的狗，也不愿做这样一个罗马人。”正义的人，爱惜自己的“伟大的荣誉”，也有勇气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高尚而值得尊敬的人，即便失败了，也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一个正义的战士。卓越的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所有善良的人都竭力要杀恺撒，有些是缺乏计谋，有些是缺乏勇气，还有些是缺乏机会，但没有一个是缺乏这种愿望的。……在这个城中，甚至是在全世界，还有什么行为比这更伟大、更光荣、更值得人类永远纪念呢？”他认为，人们刺杀一个暴君一件天经地义，所以，根本不存“任何人由于杀死恺撒而遭到了报应”的事情。

是的，勃鲁托斯就像中国的荆轲一样，是一个值得人类永远赞美的英雄。他们是暴君的噩梦，但却是人民的希望，是追求正义和体现正义精神的伟大典范，就像柳无忌先生所说的那样：“他获得了我们的同情心，使我们尊敬他，仰慕他，也惋惜他——尊敬，为着他的高贵的人格；仰慕，为着他的崇高的理想；惋惜，为着他在这个庸俗自私的世界内一些不合时宜的怀抱，最后铸锭了他的悲惨的结局。”他虽死犹生，虽败犹荣，是人类精神的天幕上永远不落的一颗璀璨星辰。

虽然普鲁塔克按照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将勃鲁托斯和狄昂一起，归入“弑杀君父者”，但是，却对他的人格和德性高度赞扬，说他“拥有善良的个性，因为学习和研究哲学，能够达到悲天悯人的境界，先天的禀赋受到激励，培养出严肃和温和的气质，从事政治和处理公务能将这种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好像他是为实践德行而塑造出完美的人格。”也就是说，勃鲁托斯对凯撒的诛杀，根本就是正义的，因为，一个精神如此高尚、人格如此伟大的人，不可能做出完全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

比较起来，安东尼就是一个缺乏正义感的政客。他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属于天才的修辞家和演说家。他虽然通过夹杂着反语和嘲弄的演说，煽动群众赶走了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夺得了罗马的最高权领导权，但是，从正义的角度看，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失败者，是一个可耻的出卖者和偷窃者。

总之，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正义就是最明亮的北斗，是最热烈的火焰。用这颗星辰，莎士比亚给黑暗时代的人们以方向；用这团火焰，他给恐怖时代的人们以力量和信心。在他的文本世界的上空，回响着正义的高亢而雄壮的旋律。

然而，正义感的麻木和正义精神的失落，却是当代中国文学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某些作家的道义尺度是歪曲甚至颠倒的。

我们对捍卫正义和人的尊严这类重大的问题，态度极度冷淡，就像爱因斯坦所担忧的那样：“人们好像失去了追求正义和尊严的热情，不再欣赏更可称颂的那些时代的人们以空前的牺牲所取得的成就了。有时好像是永远在走下坡路。甚至在理智的努力中，虚假的成功往往抑制了真正的关键性的努力。”

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甚至失去了缺乏准确地判断善恶的能力。他们将邪恶审美化，常常沉迷于、陶醉于对暴力等黑暗事象的欣赏和描写。对照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他们的精神病象，会更加清晰地彰显出来。

爱默生说：“正义比私情美丽。”希望我们时代的那些以“私人写作”和“消极写作”为模式的作家，能明白爱默生的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性内容，能看见它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但愿他们能从莎士比亚的典范文本中，获得摆脱困境所需要的丰富的经验资源。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注释：

①②③④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4页、5页、50页、490-491页。

⑤㉒㉕㉖㉗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74页、230页、251－252页、255页、277页。

⑥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20页。

⑦⑧⑫⑬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00页、342-343页、154页、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