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宁

老舍与李永平南洋想象的对比研究

杨君宁

如果我们不过分执着于“原乡书写”及与之相关的“原乡”所指称的范畴，一定要是未经现代文明开化的乡野（如鲁迅的未庄和许杰的浙东农村，甚或沈从文的湘西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重镇”），也能相对消解所谓“城乡对立”的概念，而诉诸更为广义的城市概念，则老舍笔下的《小坡的生日》所写之新加坡和李永平《吉陵春秋》中所塑造的吉陵镇，便因其在南洋书写上的某些共性与相异之映照，而有了实在的牵系。在如此放宽控制的光谱，也是广谱之下，就会浮现出更多以前为人忽略的面向。

进入现代以来，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居住的基本单位。现代文学传统尤其是小说中对此表现尤力。真正具有现代感的城市诗则佳作不多，较好的则大多有外国文学的影响痕迹渗透其中，本土制造的成分不纯。中国的城市形态是复合的、混杂的。现代以降，小说家各擅胜场，将其生身之地或久居之地的城市以文字形塑，写出了其专属感。北京、上海、台北这样的重要大城市，都各自有人认领，与老舍、张爱玲、白先勇的名字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新文学的版图扩张与中国的城市地图割据正可相映成趣。延至当代，人类学研究亦受城市这种划分单位的量度与限制，基本化约为具体的社区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城市面貌的趋同，各种连锁店的星罗棋布使其难分伯仲。如何在这种大生产复制时代的流水线模式下重新找到可称为个性、异质，而不是被符号化、传奇化所简单挟裹的单一板滞形象，正是与城市研究相关领域学人所应思考的课题。对于城市的身世，其研究的路径是否能再出新意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论及台港（和其他地区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和文化关系时还是很习惯以城市为单位进行勾连。亦即城市书写和文化研究中的城市研究经常采用的“城记”式论述。这种讨论方式在研究城市彼此关系和文化影响时，固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久而久之亦成为惯性论述。不再有新意可寻。

从台港的殖民历史观之：香港的无历史感使得其城市书写幻化和虚构的成分甚为浓重，成为“看不见的城市”；台湾城市研究的中心区域则锁定在台北，因其复杂身世亦生出重重迷障。如果以区域的概念重新审视不同地方经验之间的接驳过程和方式，当可使度量单位扩大，着眼与更为宏观的状况。离散经验中的流寓和迁移也与作为区域形成动力的流动性彼此呼应，甚至是将两种论述叠加来看“地点”意义上的区域与离散经验的关系。虽然区域形成动力的流动性更倾向于其内部的因素变动，而离散则是异地之间发生的变迁移动，但两者有重合亦有交集。

很可能在城市之外我们恰恰需要引入新的，对“地点”这一概念的新描述以应对新情况下的讨论。此处区域的概念其实是统观性的，以世界为畛域的。而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所言的区域，当然是以政治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为主导和变化的动力，但与文史学科中这一近似观念打通之后，未尝不能成为跨学科研究的良好对象。

南洋即今日所称的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现代文学看似相去甚远，难以挂钩，其实有着微妙的牵系。当代马华作家黄锦树在其短篇《刻背》中，以学者兼小说家的二重身份，生发了其大胆的追踪与想象，对众说纷纭的郁达夫下落之谜另做文章。之于郁的结局，黄未采用通常所认为的其遭日本宪兵杀害之说，而将文学史重要人物的命运跨文体延伸至小说中，亦真亦幻，为其续写了其在南洋的后半生身世：大隐于市经商维生，且蓄须变貌，作别前半生的文人才子形象。这一推衍虚构的性格逻辑发展其道不孤，有实例可循。很似早年叱咤现代诗坛的象征派先驱者李金发，晚年成为美国的养鸡场场主，其思想旨归不脱陶渊明王维的归园田居之志。 郁达夫“死在南方”的可能收梢，经黄锦树的巧为引渡，将五四文人的命运奇异地与南洋辽远之地相连，也使得本来仿佛毫无关联的两个文学时代，发生了遥相喊话的勾连，语言和文体的嬗变可作追寻。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被两相隔离的文学传统，如果脱离开了直接传承的源流关系，是否能通过另外的途径（如共享某些旧文学的阅读资源）而达到殊途同归式的汇合？这也正如未必具有原象-映象影响关系的两位作家，其表现出的相似特征是由于都师法一些共同的名著而成。如以张派作家的谱系划分而论，在有些学者的论述中，白先勇亦被归为张派一系（这种划分方式本身可能存在误判之嫌，而张大春在其《小说稗类》中，曾从腔调的角度出发辨析了白张在派别上的相异和差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判断，白先勇和张爱玲之间，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旧文学”（中国古典说部）资源，作为他们共同阅读并深受其影响的启发性文学典范，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归根结底，南北之间两种原本底色不同的文学传统，藉由更早更古旧的中国文学经典互相连通，并有了交流碰撞。也像五十年代赴港的大陆南来文人为其时香港文学的发展注入新声，或者是当代台港文人的北上大陆出版作品，发表演讲。风水轮转，彼此的往还推进了文学融合。

李永平对于其阅读资源和书写语言看法的夫子自道，亦表明了他的创作来时路的取舍抉择之不易。在谈及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河尽头》（下卷：《山》）时，李永平是这样陈述的——“这是要提醒读者，达到诗歌中叠句（Refrain）的效果，读起来像是诵经的感觉，达到诗的意象。”李永平说，“在我早年的创作中，为了刻意回避马来西亚式的中文，会坚持使用纯正的中文。我热爱中国文本，初中一年级就看《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我爱看中国书，到现在还是如此。”这些古典名著对于如老舍这般的现代文学作家，自然是阅读书单上的必经之路，但对于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像李永平来说，还要经历一个自我觉醒，重新拣选读物的过程，以认祖归宗吸收中国文学的养分化为己用。

无论是《吉陵春秋》还是《小坡的生日》，在李永平和老舍各自的作品中都属于较为非“常态”的书写，也是相比他们的其他小说，并不那么典型的创作。这种在作家整体写作中偏于边缘的位置，或许亦是两者某种相通之处的体现。李永平提及《吉陵春秋》，会将其特殊对待，说：“虽然我将《大河尽头》的地理位置配置在婆罗洲，但是雨林深处的故事细节、语言与风格、都是我创造、想像出来的，不属于马华文学书写，而是李永平的内心世界；就像《吉陵春秋》也不是写中国，是一个大杂烩，是我过去受过的教育、想法，全部融入进去的作品。”他也并不认为《吉陵春秋》铸造的语言风格是最好的，无可替代的：“《吉陵春秋》的文字是为了那个题材而创造的，换了另一个题材就要换另一种文字风格，用《吉陵春秋》的文字来写《海东青》，太怪异了。《大河尽头》则是把《雨雪霏霏》的文字再作调整，还不是写出另一种风格，我不能用《吉陵春秋》的文字来写之后的小说嘛，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同，考虑的文体就不一样， 写完了，那样的文字就消失掉了。等我写完这三部曲，再写另一本小说时，作个预告，我想写武侠小说，那个空间一定要设定在中国大陆某个模糊的朝代，到时侯， 也许《吉陵春秋》的文字又重现江湖了。”

《小坡的生日》不同于老舍一贯擅长对城市采取的梦华录全景书写方式，例如写于同期，在其之前不久（《二马》为在伦敦期间所写，而《小坡的生日》正好写于离开英国滞留新加坡的那段时间）的长篇小说《二马》中对伦敦风物人情的细致刻划，乃至时而回首与北平城生活体验、景色氛围的对比，是质感十足的风俗画描绘，并进而深化为“反思国民性”的议题。老马先生和儿子一起到伦敦后，依靠开古玩铺维持生计，但因文化差异，生活上仍感诸般不适，于是他便萌生了思乡之念，其简单朴素的愿望也无非就是：“伦敦买不到老绍兴，嗨，还是回国呀！老马始终忘不了回国，回到人人可以赏识欣踏雪寻梅和烟雨归舟的地方去！中国人忘不了美和中国，能把这两样充分地发达一下，中国的将来还能产出个黄金时代。”中西审美观的根本差异是老马恋土怀乡的症结所在，对于中国美学的信心未免又带了几分自我解嘲的色彩。

而在《小坡的生日》中，经由小坡之眼所望出去的新加坡，却是一座隐性的、白描的，“看不见的城市”。小坡身为起到“行动元”角色的人物，由其生活动线和活动范畴带出了城市的图景，作者对其声色质地，仍无太多着墨。“在花园里”——“在家中”——“在学校”——“在动物园”的简单地点转换链条中，人物的语言和行动鲜活可感，浮于纸面之上。小说整体结构上亦与儿童的思维特征相符，选择了那些在小坡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近于其思考“兴奋点”的生活场景和片段着重加以记叙，并非严格的线性或时间叙述逻辑。各段单独看，都是可提另成章的短小故事，又被统摄于一个共同主题之下。虽说是明言要写其生日，生日也只是占了其中一个章节，并非绝对的核心，实际要写的却是更广泛的日常生活情态。

第一章起始写到小坡名字的来由，是就地取材，根据父亲店铺的位置变迁而定的。“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他这个名字，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可是一样的有来历，不发生什么疑问。”这里以人带事，虽然看不到详细新加坡街景的描绘，然则主人公本身的来源就是具有在地性，和新加坡无法分离的一种存在，也像是先天不能逃避的命运。命名在中国小说的传统中是具有隐喻象征的关键环节，为了不使得这种关联思考显得刻意和过分沉重，老舍紧随其后却又宕开一笔，继续追问下去：“可是，生妹妹的时候，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为什么她不也叫小坡？或是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每逢叫妹妹的时候，便有点疑惑不清楚。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 “生在大坡叫大坡，生在小坡叫小坡，没有仙坡为何要叫仙坡？”这样有趣无理的联想，如同张大春在《聆听父亲》中记下的曾祖母关于饺子馅儿搭配的“口诀”一般：“猪肉馅儿要配韭菜，牛肉馅儿要配大葱，羊肉馅儿要配胡萝卜”。

老舍的外位视角下所展示出新加坡的扁平感，显得整个城市几乎没有真正的质感温度，却也因此意外地保持了观察的距离和可供反思的空间。便如在第二章陈述之“种族问题”，章的名称已开宗明义。倘若以今日的时新理论分析，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讨论，在此却以小儿杂语的形式出之，显得朴素天真，作者的用心寓于看似戏言的荒谬结论之中。人种肤色的转换当然不是瞬息可以为之，但其差异并非绝对不可逾越的壁垒。只因世俗偏见的有意区隔，才造成了各种疏离与误解。这一轻巧的匡正之后蕴藏了意欲对之扭转的巨大能量和希冀。

王润华在其关于老舍《小坡的生日》之预言性的论文中写道：“今天的新加坡人，看了小说中花园的结构，一定会深深的佩服老舍的远见。在1930年，他心目中居然就有花园城市的蓝图，实在不简单。……所以现在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完全实现了人民的愿望，而这个理想，三十多年以前，老舍就看到了。”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老舍自己在关于这本小说的创作谈中所言，因没有钱到马来西亚内地详作考察，所以只买了到新加坡的船票，并在当地的华侨学校边教中文边从事对南洋的写作。而再度因时间和条件所限，他无法完成原计划中宏大的南洋华侨史书写，一再打折扣最终写成了这个“最小最小的南洋”。这种限制在今日返观，未尝不是更大的自由。大历史的叙述在逐渐瓦解，具有寓言和预言性质的书写因其内涵的深广存在得更为长久，意义也更为显著。

《吉陵春秋》中的吉陵镇是“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城镇（刘绍铭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的存在。与童话化的花园城新加坡比起来，吉陵镇诡怪无所本，像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小镇。它是成熟老到的，也是“罪恶的渊薮”，一座缩小集中的所多玛城。严格来说它非城非乡，其镇的名称虽有内文的实景书写填充撑场，但更像是一个镇的模型，仿制中国、马来，甚至台湾的小乡镇而造出来的，不是原生态本来如此的。余光中甚至做惊人语，认为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境就是在大陆：“在空间上，《吉陵春秋》也似乎有意暖昧其词。就地理、气候、社会背景、人物对话等项而言，很难断言这小镇是在江南或是华北。对话 里面虽有‘您’‘挺’等字眼，交通工具虽然也有骡车，但是从第四页的‘正赶着南货大批北销，红椒行情，一日三涨’等语看来，却又似乎在讲江南。李永平生于东马的沙劳越，二十岁来台湾读台大外文系，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以迄留美，回国后一直在高雄中山大学教书。他对中国大陆的村镇，并无切身的体验，所以也不便经营乡土的写实。朱炎说吉陵镇是华南，台湾、南洋一二地的综合体，我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书中从来不见马来人和椰树，而人物的对话也和台语无关，所以就从虚构的立场说来，这本小说只宜发生在中国大陆。”

如细究《吉陵春秋》一书的故事主线：长笙遭辱自尽和刘老实手刃仇人的情节更为惊心动魄，但这个杀仇人的结局始终不是明确交代的。其闪躲腾挪的叙事方式虚实相生，在其世情小说的脉络之外又平添了一种颇具侦探推理的意味。此书中有些情节和其内部各个短篇之间，始终都是存在矛盾、模糊，无法严丝合缝对上榫头的状况。如果说，林徽因同样取材市井民情的名篇《九十九度中》是采取近伍尔芙小说（知名短章如《墙上的斑点》等）意识流写法，令作者意识自由流动，如随拍的摄影机顺时记录下所见的情景人事，写出了“人生如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的困境。在共时的某一当下将若干荒谬、突兀、理路相悖的境况并置其中，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且震撼的艺术效果；那么《吉陵春秋》在作为短篇集的结构安排上，则是方枘圆凿的中国式玲珑棋局，如同孔明锁和九连环一样的玩具设置。

《小坡的生日》与《吉陵春秋》在其虚设想象以陈辞陈情的层次上，亦能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里找到与其近似的创作品类。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是这类具童话与小说杂合特征的作品，惟其政治讽喻与现实针对性更强，更指向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局变化。老舍则将视角移置邻邦的东南亚再做审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小说家之所以在当时纷纷选择这种俏皮轻巧的文体，其思想渊源和取意究竟如何，也可再做进一步探究，乃至近于建立了某一种单独的书写类型。而现有的文学史多将老舍与张天翼等擅幽默讽刺笔调的作家归为一派，和沈从文废名的恬淡牧歌显然风格大异。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好似判然且成定论的写作类型之间，又产生了新的沟通和互相观照的可能。单就老舍个人的作品来看，一直要推到《猫城记》那样极端家国狂想的光谱之后，我们再将光度逐渐减弱，就能明白《小坡的生日》正堪为其先声。

从体量上看，《小坡的生日》被视为长篇有些言过其实。如果不受短篇集和中篇的表面名称之限，则《小》与《吉》的篇章构成都是攒花串珠式的。这种写法在当下的长篇中也极其常见，因为传统意义上以情节繁复、逻辑线条清晰、人物形象突出等特征见长的长篇写法似乎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片段、场景、心理感受为主的，情节和叙事都弱化的表达形式。这固然与今日生活形态、环境与叙事习惯的变迁都有所互动和连带，也遥遥通向主题贯穿式的汇集，如像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写法，白先勇《台北人》的写法。以地域为中心或者以该地之人为中心，只是名目上的差异，都是意在当时当地的文化景观。关于这种文体的变化，不妨引录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在为丰玮小说《九月里的三十年》所作序言中，对现代小说看法的一段话以为佐证：“大概两年前，当时我自己才刚要写完《世间的名字》这本书，有回和小说家骆以军聊到，我们两人都同意，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已实质都是无业之人了，不是小说家不给他笔下的人物某个身分某个职业，而是小说故事总是以某种下班后的方式发生（不管实际场景是在家、在办公室、在大街上在夜店里或随便哪里），也就是说，人每天八小时十小时认真或被迫认真做着的事，这部分的成果、经历、视野，以及最重要的，看事情想事情的方法，完全隔绝于（小说所揭示的）人的基本生命处境之外，好像人回到生命现场和回到生命之初是同一件事，都得是赤裸裸的、重新来过的乃至于一切从零开始的。

其结果之一便是小说人物的实质趋同，小说的杂语特质消失，小说中不再有各种不同看待事物方式、不同思维途径的有趣交锋（如书中胡琴所说的，她就是喜欢同一事物的不同定义，不同说法、解释和期待），小说一路向着抒情言志倾斜，小说于是愈来愈像散文甚至是诗。”

文体界限模糊的现象不是今日才出现的（虽然如今更为显著），如若再将眼光放到当代的中文书写世界，甚至再缩小至台港文学的范围，或许可找到某种能与这类后现代状况下人的自身状态危机及应变议题衔接的表达。譬如董启章最新的“自然史三部曲”第三部曲之上部《学习年代》，乃至回转去追溯其自然史三部曲的写作初衷：在倾斜的现实之外再造平行的另一世界，生命房子与小说房子的建造辩证。作者要努力建造一个多声部讲说下的精细复杂世界，来对抗现实的空洞与香港本身无有历史和城市面目暧昧的困境。不只是对文字本身的实验，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扩容增值中测试其延展性和耐受力，将其推拉到一个极端；也是借此机会试炼香港究竟能承受怎样的文字冲力之构形，平行城市的想象于焉开展。

此一代中文书写者写出这类并非传统叙述讲故事手法而又卷帙浩繁的小说，其更认真的用心恐怕在于希求以竭力建构的知识结构和可能的新世界，来自我教养和教养读者，以弥补先天经验和教养的缺失。因为大历史叙述和旧日的家庭结构逐渐瓦解，所以其直接经历和写作经验都无从再由此汲取，只能寻找新的材料库与书写资源。伦理和亲族关系淡出之后，孤单的个人将如何出路，是否每一次书写都必然要回返自身，在与他者和世界的关系中重新艰难地自我定位呢？小说书写者还有无能力回到更为崇高的悲剧或喜剧意境，而不是插科打诨取消价值意义的闹剧？于是现今董启章论及阅读范围内对其影响最大的作家，总是会又再回到普鲁斯特，看来这并非是偶然的相遇。

另一位与董启章同年的台湾中生代小说家骆以军在其繁复华丽的文体中，通常对于爱欲、死亡和伤害都有精准的描摹，因而可谓是认真对待悲伤，奋力与之一搏的勇敢书写者。在关于其创作思考的访问中，他曾经述及《银翼杀手》中人造人与真实之人的情感关系对之造成的震颤：现代之人失去了爱的能力。由此再回到本文的讨论对象，新加坡对于老舍，马来西亚对于李永平，一是过客之地一掠而过，无暇对此做更详尽的开掘；一虽是生身于彼地，但其实缺乏足够的文化认同感。于是无论是乐观的寄托愿景，抑或是心怀谴责之意逐一检点其衰朽，都抱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怀。突破文学史的以地域时间为限的外在框架，更注重考察作品文本肌质及其内在理路的话，则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段生途纪历的界碑与存在物，行行重行行。毋庸置疑，其中不仅表达了作者在文学上的追求与野心，亦寄寓了写作当时他的个人情志。他们的寄托其实是无以寄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真正的风物历史并不重要，在记忆与遗忘之间，真实与虚构之间所存留的花园城和吉陵镇，是对永恒失落南洋的遮挽，亦是文化漂泊者对文化中国的追寻和想象方式，并以文字存留的努力。

杨君宁 苏州大学

注释：

①②朱国珍采访整理《李永平——迈向大河尽头的重生之旅》，《联合文学》2010年12月号，第314期，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此处引录自网络版：http://cn.mag.chinayes.com/Content/20101201/b625a8bca40d4fc2b86cdba2e970416f.shtml.

③伍燕翎、施慧敏访问整理《浪游者——李永平访谈录》，2008年11月25日于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此处引录自马来西亚“有人出版”部落格：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9/03/23/liyongping.

④老舍：《二马》，《老舍小说全集》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⑤⑥老舍：《小坡的生日》，《老舍小说全集》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⑦王润华：《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老舍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⑧余光中：《十二瓣的观音莲——我读〈吉陵春秋〉》，李永平：《吉陵春秋》，洪范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⑨唐诺：《与时间有关 与眼睛有关》，丰玮《九月里的三十年》，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