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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

2017-11-13

小说评论 2017年4期
关键词:方言词语作家

张 炜

张炜专栏 松浦夜读

谦卑

张 炜

词语粉碎机

人们最初受到的写作训练和养成的文章欣赏习惯,再加上整个社会教育的影响,在某些观念方面造成了模糊不清的后果。比如说“诗言志”,对这个说法从不怀疑,但对“志”的形态与方式却不曾追问。我们小时候作文常常要有个主题,要分析主题思想,即“通过什么说明什么”,最后的“结论”等,这样一套逻辑关系。这差不多形成了写作与阅读的通识。

可是进入文学写作后又会发现,作品远远不是“通过什么说明什么”这么简单,它要表达的问题好像更多,说明的方式也更复杂。只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大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作文课,才使人不知不觉或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简单化,把文学特别是散文和小说、诗的写作与阅读,都等同于议论文。

即便是多多少少地以对待论文的方式来对待文学作品,都是一种损害,形成理解和诠释的误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虚构作品,作者的关怀比评论者预料的要开阔许多、复杂许多。作品不仅不是“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而且很多时候连作者自己都难以讲清,因为那是一个浑茫的、难以把握的世界,通常把这个世界叫“意境”。当然,也许用这两个字去表述还远远不够,这里只可以感悟。一个文学家用语言去表达根本没法言说的那一团感知是多么困难,所以他们会试着把词语“粉碎”。如果把语言、文字、词汇各标出不同的长度和体积,那么它们用来表达最复杂最纤细的感悟世界时,还嫌太大、太长、太粗。有些极细微处,它们的体量无法通过,因而难以运行。所有的字和词、概念,都有固定的长度和规模,为了进入极细微的局部,杰出的文学家只好把固有的词语粉碎,变成屑末,以便用来表达(修筑)无比细腻的感受世界。

“通过什么、说明什么”的理念中,文章里的所有词语都是既定的,是粗重结实的预制件,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快捷,然而却离作品所表达的真实有些遥远。比如小说中塑造人物与讲述故事,整个过程中有批判有歌颂有揶揄有讽刺,有诸多倾向,有愤怒喜悦和一些难言的情绪,有许多游离的部分,有烘托和裹挟,有寓意和叹息,有莫名之物。整个这一切都需要使用词语去呈现,而每个词语的边界,极可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悄悄地切换了。

有的写作者满足于考虑主题思想,并以故事和人物去表达它。这样的写作在一般读者中也许颇受欢迎,但这不会是好的文学作品。这里犯了简化的错误:把审美简化为说明,把诗意简化为问答。也正因为简单才容易得到呼应,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风行。但这一切都不会持久,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最终不会拥有大读者。而只有大读者才是诗的阐释者、记录者和保有者。

一度被很多人追随的肤浅文字要褪色是很快的,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它们吸引的全是乌合之众,但这一部分人真的没有记忆和诠释能力,他们无法将自己喜欢的文字转达和扩大,更不能创造性地转化和想象。他们驾驭不了这个过程。所以只是很短的时间,那些作品的“轰动”就消散了。

杰出的作家只面对细微而敏慧的读者,他们自己就像一架词语的粉碎机。

敏感多情

一次写作是这样展开的:开始的时候要想一下即将涉猎的对象,一些愤怒和爱,冲动,或明或暗的理念等等。这些东西会牵引一支笔。但是如果一直被它们所牵制,目光也就浅近了,视野也就狭窄了。比如写一片林子,里面发生了好多事情,有许多故事,讲述者却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方向,目无旁视。因为直奔简单而显豁的目标,一路匆促中也就忘记了一旁的小鸟,当然也产生不了那种毛绒绒的爱,没有特异的安慰和感受。没有时间研究这种小生灵,不会在意它的忧郁,更看不到两旁树叶水滴闪烁,一地草芒露珠灿灿。

昨夜花香逼人,梦中微笑;偶尔失眠的烦恼,顽皮和等待,一切都发生在进入林子之前。悉数记下这些可能过于分散了,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把握力。常常担心这是一种浪费,是耽搁,是分散精力和不务正业。有人认为把所有“琐屑”都写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空间去表达最重要的东西,如恨和爱。且不说这些是否“最重要”,单说过多的“恨”和“爱”,或许也会遮蔽生命中的另一种饱满、自然和真实。

强烈的道德感对作家至关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力量和价值。但可惜的是,在压倒一切的抨击与谴责中,在巨大的道德激情的缝隙中,我们甚至看不到一棵植物,听不到一声鸟鸣。这样的世界是令人怀疑的。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一棵树也会让他感动。

螺 壳

在一些地区,作家们因为历史的或多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调整生存与工作的方式,进一步把自己界定为专门家和手艺人。

杰出的专业人士敬业而娴熟,最终成为大匠,令人尊敬和钦佩。我们许久没有看到一个超绝的专门家了,所以对高度娴熟的职业人士无一例外地顶礼膜拜。

可是稍稍退开来看,有一些专门家却并非一定要钻入专业螺壳之中。在螺壳里的也会是二流人物。以文学而论,写作者大部分由于智力、立场、观念诸问题,把精力与兴趣局限在写作之内,甚至局限在某一个体裁之内。

这对有些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专注于写小说,别的不管,一辈子吃定了编故事这种手艺。好像这个专业只要进入、撑开,里面是很宽大的,像跑马场那么开阔。殊不知退远一些看,它就小如口袋了,而且不透气。

杰出的专业人士需要是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人。专业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与整个生命连接一起才有深刻的表达。还是要说说托尔斯泰,尽管耳朵起茧。这人一生办过教育,当兵,管理庄园,做的事情多极了。作为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遇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没有回避。写小说只是同样投入。苏联出版了一百卷的托尔斯泰文集,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感触多,对世界牵挂多。里面的许多稿子写一遍不满意,就再写一遍,《复活》这部长篇的好多开头都收在里面了。他看到庄园小学课本不好,就自己编,亲自为孩子撰写了许多寓言故事。他一直在改革农奴制,用心良苦。文集里面记录的事情太多了,什么艺术理论,宗教论述,应有尽有。后来人可以从诸多方面谈论托尔斯泰,无论怎么争论,都难以否认他是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写小说的不崇拜他,有可能是故意使性子。宗教人士需要极认真地对待他的学说,做教育的也要学习他,做庄园管理的也没有忽略他。打仗时,据记载他非常勇敢,是战事内行。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生命,文学这一块只是一个方面的呈现。

一个人把自己塞到专业的螺壳里,其实很局促,从此人生的恢宏与舒展,都没有了。

谦 卑

一个人有效的创造时间不过四五十年,只做纸上事业有些可惜。这里说一下诗人艾略特传记里写到的一些事情。他是现代诗坛的代表人物,离今天的人比较近。一般人都知道艾略特是个了不起的现代诗的开创者,但不一定知道具体的生活细节。艾略特特别喜欢猫,见了猫就挪不动腿,抚摸它,端详它。他给猫写了许多诗,美国百老汇一票难求的《猫》剧就是根据他的诗改编的。从他写猫的诗中可见,这是一个多么幽默丰富的人。这样一个人日常做什么?特别枯燥的工作,在银行里管理国外金融,每天填报表,跟浪漫的诗意相去甚远。他还写小说,戏剧作品也不少。就是这样一个人,日常生活既平凡又忙碌。

名声大噪之后,艾略特的诗在美国各阶层的影响都很大,甚至连公务员系统里都有好多人开口能诵。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功者,却一直怀疑自己有没有写诗的能力和天赋。可见他不是那种小有得手就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也并不把别人的盛赞当成鉴定,没有飘飘然。他在书信里几次跟朋友说:我怀疑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这样说不是矫情。有的人不要说有了盛名,就是在一个小地方得到推崇都傲气十足,哪里还会怀疑自己的才能?艾略特很朴实,可能有时候写诗很不顺手,觉得很难搞,就怀疑起自己的能力了。

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意思是大家都赞扬你的时候,你也不必过多地肯定自己,不要自满,不要更起劲地去做这件事。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开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不停地写,就得不停地解决问题。一个生命如此朴实,就会少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独立思考。一般来说获得了像艾略特那样高的世俗地位,那样大的荣誉,再怀疑自己就不好理解了。但这是真正的诗人,很自我,很朴素。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其实也带有一切好的劳动者的特征,总是能够直面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真实的、认真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可能是最好的。他在劳动面前是谦卑的,因为他会把探究真理看得高于一切,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是这个态度。当他在某个领域获得了荣誉的时候,深知这是生命的一个侧面,并不能取代其他,更不值得骄傲。

志 向

专家也要尊重人,尤其是对专业以外的人不能盛气凌人。比如到医院,有人因为亲人或自己的病,总要找专家探讨和请教,谈话时小心得不得了。因为一些医界“专家”动不动就喝斥人,问者稍不注意,“专家”的自尊就受了伤害,就要发火。不过接触更大一点的专家就可以稍微放开一点了,这时候谈话反而可以放松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大专家都是和蔼的,谦逊的,别人说了外行话他也能原谅,甚至还能从外行话中受到启发。

民间有一句话:“姥爷好见,舅舅难见”。姥爷地位高,阅历丰富,晚辈说多说少他不在意。舅舅则不得了,端起来,外甥就得老老实实。

知道生命的渺小和珍贵,才会知道自己。作家作为专门家,像某些医界人士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既是写作者,也是一个读者和批评者。读后有感受就会说出来,也就成了一个评论者。耍小聪明的人认为既然写作品也就不宜做批评,不然就是“过界”。他们只想老老实实编自己的故事,然后等着那些专门搞批评的人来夸自己。其实作家更应该有基本的是与非,直爽,求真。这是一种质朴。

一个人永远只是虚构故事,编造了十年二十年乃至四十年,其他事情全都不做或基本不做,似乎也不正常。文字生涯也是各种各样的,能虚构就不能写实?直接的纪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直接的评述与议论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鲁迅、艾略特、托尔斯泰,所有的好作家都在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既是文学的操练,也是人生的操练。一个人过于行当化专业化就走不远,奖赏受不了,委屈也受不了;书印得少了多了都影响睡眠。其实没有必要。

艾略特的朋友们见他天天坐在银行的桌子前,为那些报表操劳,有些心疼,认为他应该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写诗。他们为他搞了很大一笔钱,是什么基金一类,这样就可以辞去那份枯躁的工作了。可是艾略特谢绝了朋友的帮助,觉得还是有一份实在工作更可靠一些。

第一线

二十世纪80年代初,刚写了“芦青河系列”那会儿,有人找我谈话:要停一停了,赶紧深入生活,不然会出问题。什么问题?会写空,胡编乱造或更严重的方向性问题。一个创作欲强旺的年轻人突然停笔受不了。但还是依从规劝到“第一线”去了。最后,大约是两年之后有点忍不住,又动笔了。

新的作品对我同样重要。有人再次说:不能写了,要读书,快到“第一线”去。这是一个不少的难题。

写作者有时候是停不下来的,心里有很多感触,阅读也会引起冲动。生活的各个细节都会引来创作的欲望。所以我在无法忍耐的境况下写出了《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只得服从生命的自然需求,同时强制自己阅读和关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强烈的写作冲动需要把握和积累,当一切准备充分,只能开始创作。

现在写得比较少,不是担心没有到“第一线”去,而是其他。“第一线”到底在哪里,是我一直思考的,因为这是一个晦涩的问题,相信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如此。生活如果是一场战争,那么肯定会有前方和后方。生活是否是一场战争,一时还无法判定。有时候像,有时候却也未必。我许多年里一直在寻找“第一线”,甚至非常焦灼。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

的确,作家有“写空了”的现象。有人误以为只要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只要时间充足,就能一口气写出无数的作品,而且肯定在“水平线”之上。仅仅如此就算成功的写作?恰恰相反,作家的失败常常就在这样的状态和认识之中。需要对自己有极大的不满足,这个不满足既折磨人,又极其必要。重新设计自己,不停地思考和总结,或许需要借助一个时间的界线:重新开始。

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者对艺术、思想、社会、宗教诸问题,常常不可回避地纠缠一起。如果一个作家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很少思考这些,那可能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生命的感悟问题。到了五十岁以后就必然要跟这些东西相撞。生命在时间里苍老,这个时期专业的问题反而退得远了。表面上看二者割裂了,实际上当然不是。

这就走向了“第一线”,无论愿意与否。

修尖顶

人的事业如果比喻成一座建筑,基础结实,有立柱,有墙,有门窗。要盖大建筑,基础必得坚牢。什么是基础?有人认为是阅读和学习,有人认为是去生活深处。深处这个说法太通俗也太晦涩了。阅历、知识方面的准备,道德操练和修养,都属于基础。开始工作了,立柱,垒墙,透气采光,留下窗户。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一座建筑开始矗立。

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建筑,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建筑主体有了,但不能说已经完工。上面敞着,下雨会浇成一片废墟。还有尖顶待建。一些大建筑恢宏无比,因为它有一个了不起的尖顶,金闪闪的,精致,向上。

一个写作者最后要修起一个尖顶,避免化为废墟。随着成熟和苍老,最后挺向苍穹的,不一定是虚构的故事。需要稍稍不同的构筑材料。当然一个好作家什么材料都有,诗,宗教,思想与哲学,形而上。

随着苍老,尖顶开始修筑了。

一个生命在年轻的时候,比如二十来岁,可有构筑尖顶的能力?有人一起手好像就已经有一个尖顶了。果真如此,这尖顶像什么?像一个帐篷。没有体量,没有地基,还不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原来生命过程是不能省略的,要经受四季。如同树木,结果之前要生长,要经历冬天的风。尖顶无论闪烁怎样的光泽,但由于没有加在一座庞大的建筑之上,就不是尖顶了。

那个尖顶没有从地表起建,它的直接“抵达”或许只是虚幻的、概念的、移植的、模仿的、矫情的。

我们虽然不能否定拔地而起的天才,却更相信一个艺术家非常朴素的操劳,他首先是一个大劳动者。许多人说到一个年轻的诗人,说他的奇异与不幸。其实主要是可惜,因为他具有对诗的无限热爱、看不到尽头的可能性、巨大的才能和极度的敏感,而且似乎具有跟个人生命经验对接的契机。但最终还是“在路上”:没有经历复杂的生命过程,从幼稚到成熟、到苍老。

尖 叫

有人多么谦虚,甚至用宗教里的一个词叫“谦卑”都不过分;不急,慢慢向前;有一点随遇而安的、宿命的心理。正因为对世界怀有朴素的包容之心,这才有了真正的勇敢和锋利。那些貌似勇敢的尖叫,有时倒是大可怀疑的。

网络时代的尖叫太多。急切的尖叫会引起注意,被听到、被纪录、被传播。尖叫既不悦耳也不持久。但不能否定所有的尖叫。有时尖叫确实需要,因为不能让所有人都沉默,或者都用中气发声。

尖叫不等于一切,更不等于正常的表述。总是尖叫即令人可疑。有人也会发出一声尖叫,但这是不得已的、不能持久的。

有人爱诗,写诗,又怀疑自己这些长短句子是不是诗,是不是好诗。读一些当代诗,怀疑常存,因为看不懂,莫名其妙。也许有意思,但意思不大。不过是词语的调度,机灵的拆解。好在十三亿人中潜藏了多种可能。可能性建立于恒河沙数。有时候不过是三两句,好得让人受不了。读诗与读散文是两个概念。诗不像小说那样有头有尾地叙述,它是怦然心动且不可言表的某种感悟,是一次捕捉,是心头的闪电。亮光逝去又模糊。这就是读懂。

诗必言之有物,有生命经验。诗很难对付。一个大读者,与诗人拥有同等量级。捕捉诗意,参悟,对莫名其妙灵光一闪的参悟,苛刻的把握,准确的落实,很难。有时候觉得捕捉到了,经验上却没有把握。很容易从指缝里溜走,抓了些毛发。只将词语调度拆解是无聊的。

词语本身有意象有内容,许多时候是个实体。词语本身的调度拆解也能够衍生出诗意,它是有效的,然而也是有限的。所以那些玩弄了几百万字的人,文字在手里驯熟了,就像差遣自己的孙子、下级,对方还不得怨言。这时候就会自大和骄傲。过分地相信自己的手段,这个不行。一定要警惕,要明白词语本身衍生和创造的限度。就像鲁迅所讲: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词语的使用正是这样。有术就是技巧的娴熟,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一个写了几百万字上千万字的人,更需要回到严格苛刻的心情,敬畏词语。如果认为熟知词语本身的套路,以此吃一辈子,那就完了;以为随便弄一堆词,连缀一番就成了,殊不知诗人和作家的死亡就是这样开始的。须用生命的力量去投入,深刻感受词语本身的魅力和能量。词语很神秘,生命投入了,力量就保存在里面。

学习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那样的文学评论家,用全部的生命投入艺术,投入真理的寻求。为了这些,他常常激动得浑身发抖,灼烫,咳嗽连连,甚至昏倒在地。他有巨大的愤怒和爱的能力。在一个苟且的、为了所谓成功什么都可以做的时代,稍稍地学一点别林斯基就不得了。据说这个人是孱弱无力的,看上去一点劲儿都没有,面色苍白。可是一谈到艺术问题,事关诗与真,他就再也不会退让了。他的生命能量调动起来,辩论,追究,直到最后。

赫尔岑记录他的这种状态,用了一个词:“势不可挡”。他这会儿力气大得不得了,有雷霆万钧之势。这是一个瘦弱的、边区来的孩子,但通过学习,日日精进,懂得了为真理而献身的意义。关于艺术的准则一旦被他掌握,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孩子就有了不可估量的能量。他在城里,在莫斯科的艺术沙龙里,在贵族面前,辩才惊人。这连带了原始的力量,朴素的大地的力量。瘦弱的肩膀上挑着真理和责任的沉重,多么令人敬仰。赫尔岑的记录让人看了垂泪。但是天亮了,看一眼窗外的烟筒,庸俗的生活,跟夜里经历的别林斯基的感动相去太远。不过睁开世俗的眼睛,还能记住一点别林斯基,仍旧是好的。

爱诗,爱真理,爱一点点就做一点点。不是为了反驳他人而倔犟,而是出于爱的捍卫。为了诗与真,得罪多少人才能承受?那要问自己。有的人非常强壮,得罪二十个人还能活得很好;有的人很弱小,得罪两个人就没法活了:那就得罪一个人。

方言写作

大多数人都在用方言写作。有人可能认为普通话环境里出生的人一定不是用方言写作的,究其实也会有此地的专门词汇、一些表达的特质。程度不同,都是方言写作,有的明显一点,有的隐晦一点。

但是作家需要在写作的那一刻把方言翻译出来,让别人能够理解,而不是一般的方言。作家随着运用语言的能力增强,就会处理一些很浓烈的方言板块。缺少这种能力,只能用语言的平均值,即普通话去表述。作家用了大量方言,但很少有人不懂,奥妙在哪儿?因为作者有处理不同的语言板块的能力,能够驾驭。他一边写作一边翻译,知道一些语言的切口怎么处理:既能保留原来的特质和气氛,又能让其他人读懂。这样做的难度是很大的。

有的地区如果保持了语言的原生态,其他地方的人根本读不懂。把生活中的语言直接搬到作品中,当然不行。因为没有对文字学、民俗学、字源学的深入探究,只好按当地发音写,别人也就没法读。同样的方言,处理起来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说方言最生动,就一定要如数保留。有一部分方言味道浓烈,读起来却没有障碍,多的是地方性,强烈的地方色彩,比如说那种特别的幽默感,生活趣味,总之极生动的地域表达,一点没有遗漏地保留了。去掉的是哪一些?是造成障碍的那一部分。这就需要巧妙的转化和翻译,把握分寸:既得到转换,又不失掉方言的个性色彩。

某地曾有一个特别能写的人,搬出一摞稿子就有几百万字。令人惊叹的是全都用了本地方言写成,读来生动,但外地人不懂,无法出版。谁如果让他改一下,他就很不高兴,说这才是文学语言。他忽略了微妙的、高难度的语言转换。仅仅是掌握方言多,还不是衡量文学水准的指标。有人曾愤愤不平地问:我们为什么要往普通话上靠?道理很简单,为了使更广大地区的人能够阅读。有人想到了注释,当然可以,但不能满篇都是注释。

谈到外国语言的翻译,与方言转译的道理也差不多。现在要么是语言的平均数,没有什么色彩和个性,要么是完全不加转译地原样写出,没法读。

城市动物

我们这里很少有源远流长的大都会,大致还是新结合的农业体。植根很深的地方文化、地方语言,只有在农村得到自然地生长。现代城市本身大都是刚搭建起来的,没有根。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虽然不是全部。如果有纯粹的城市作家,那需要是城市动物,市井里的无数曲折,真相与隐秘、不同的层次、复杂的人性,他都知晓。这种作家在西方比较多。我们这儿由于不断经历战乱,老城破坏,新区初建,没什么传统。这使人对城市文化没有信心。像美国的索尔・贝娄这一类的“城市动物”,我们这里太少了。

写乡野并不等于什么“野地立场”。没那么简单。正好相反,可能是太追求现代了,超越了所谓的“城市文化”。一些所谓的“现代”其实是很野蛮的,也很土。某些“现代”是夹生的,基本是蒲松龄当年嘲笑的“村里装俏”,不伦不类。在这种情形下写一点淳朴的乡村更好。这里追求的是更完美、更先进、更合理的一种生活形态。比如说自然环境,一定要被“现代”破坏掉才是合理的?往前发展,如果能够超越,才能更高更好更快更完美更人性更合理更理性,才不是夹生的“现代”,不是老土。

对“现代”的批判是必须的。没有批判就没有超越。这非但不是后撤,还是激进。有批判,有认可,有创见,有幻想。以此筑成的个人世界,才是作家的世界。

各种可能

有人注意到我作品中的一些变化:过去是极其自信的形象,现在不那么自信了,有些犹豫了。也许真的如此。过了这么久,会有变化。或许是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再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那种非白即黑的判断会越来越少。面临一个事物,会觉得有各种可能性。这等于我们常常说的“年龄不饶人”。二三十岁在大学里发言,语速很快,极其流畅,废话很少,也有激情。而今讲得很慢,讲了这一句不想讲下一句。人脑跟电脑一样,随着碎片太多,空间少了,影响运转。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子里会想到事物的许多方面,觉得一切远没有那么简单。这就阻挡了流畅的表达。如果只是强调一个方面,听起来很痛快很干脆,实际上却是片面的。问题原本就很复杂,知道得越多,就越是谨慎。

使用文字越久对文字的功能越是了解,会小心许多。像中医一样,年轻医生开药方较快,一挥而就。老中医胡子长到胸口了,做得很慢,加一味减一味反复琢磨。他做了一辈子,深知药性。作家写了上千万字以后,对文字的掌控会很严格,改来改去,写得很慢。他知道词性好比药性,容易走偏。我们平常讲“是药三分毒”,不是说吃了以后把人毒死,而是走偏的药性。所有的句子、词汇也都是有毒的,要慎用。

个人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脑子去想、自己的心灵去悟。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潮流,不盲从很难;有时候是非常高兴地、自然地、心悦诚服地跟上去了。这没有办法。人在每天的灌输中,等于身不由己地被浸泡。网络时代的喧嚣,好似大街上尘土飞扬人喊马叫。就在极其反感不安甚至愤怒的忍受中,也仍然会被引导和牵拉,会跟从。当有人指出这种生活的不合理性,拿出个人的方法时,他人就会反感和抵触。你向往安静,有人就问是否要回到远古?回到野地?身陷水泥丛林,却不允许向往树林。

在文学表述中,有一种现象很容易被识别,即为了一己私利的服务与跟随。某种“尖叫”却很具迷惑性,它貌似鞭挞与批判、揭露与呼号,然而更急切的攫取欲望则藏于其中,说到底也是一种服务与跟随。这里既没有高于对手,也没有对诗与真的敬畏,表露的是同一种难看的“吃相”。

文路遥遥,难易自知。曾有一家出版社为某人出版了一套文集,责编私下说:编这套文集,痛苦得晚上失眠:一个人如此有才华,却写下了大量毫无价值的文字。作者几乎一直在跟随切近的功利,一直为此抒发。一个写作者的才敏在鄙俗的方面耗尽了,真是悲哀。几百万字流于此,当然不会有深度,也不会有艺术的个性。泛社会化,道德化,却无真正的道德高度。一辈子为功利服务,为观念服务,为潮流服务。

类似的一支笔即便刺向了黑暗,也往往与对手一样拙劣,境界并无超拔,胸襟并无开阔,甚至算不得个人的表达。

文学必须是个人的沉静,是幽深的生命之吟,是幻想和沉湎,是欣悦与忧伤的诗意。一个人用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作肤浅的功利表达,耗尽了一生,虽有赞声送来,但绝非善意。关乎世俗功利的歌颂与愤慨,还不如写一只小虫子有价值。有人一辈子主要写小虫子,如法国作家法布尔,多么好,多么有意思。这是个人生命在自由状态下的观察与共鸣,是觉悟和关爱,发现和记录,自有思想和艺术价值。

强烈的社会批判,责任感与道德感,始终是大艺术的组成部分,但这需要源于灵魂之中,需要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与真的表达。

作家有强烈的道德感,始终对邪恶与不公和黑暗充满了愤怒,执着于抗争与揭露,只缺少了另一些东西:艺术的满足感。他的幽默哪里去了?对异性的爱哪里去了?寂寞和绝望、无助和怜悯,这一切哪里去了?非常复杂的生命内容都被省略了,强烈的批判与揭露意识取代和覆盖了一切。作为一个生命绷得太紧,其他也就无法游离出来。

我们大概不能简单地谈论道德和责任,这些既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艺术表达不能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虽然这种痛快淋漓往往受到推崇。

张 炜 山东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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