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益民

（宿迁学院中文系，中国 宿迁223800）

汉语主观极量构式“要多X有多X”

吉益民

（宿迁学院中文系，中国 宿迁223800）

“要多X有多X”是一种主观极量图式构式。其表义框架的生成源于逻辑事理关系结构的紧缩；“意愿+拥有→主观极性”和“大数量→高程度”是其极性语义的生成机制。作结型和统领型是其语篇信息组织模式，主观交互和去惯例化是其强化情感表达的主要手段。

“要多X有多X”；图式构式；紧缩倚变；语义演化；语用功能

一、引 言

在日常语言生活中，尤其在口语交际中，“要多X有多X”是一种具有较高使用频率的主观极量表达构式。诸如“要多美有多美”、“要多伤心有多伤心”、“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要多接地气就有多接地气”、“要多赏心悦目有多赏心悦目”等都是其常见结构用例。这些构式用例嵌入成分各异，但其主观极量赋义特点趋同，其所由出的统一结构模框为“要多X有多X”。关于该类主观极量表达构式，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王春东（1992）、许璇（2012）、张言军（2014）、甄珍（2015）、汪国胜等（2015）和胡德明等（2015）都进行过相关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建构特点、构式语义、嵌件条件、适切语境，以及生成机制等问题上。其中汪国胜等从跨句语法化角度探究了相关问题，梳理了该类构式的历时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总体来看，相关研究都认识到该类构式语义的主观极量性、表达规约性以及变项的入选条件性，部分研究还探究了该类构式的建构机制与生成理据等问题。但关于该类构式的性质、特点、变项类型及条件、生成机制及理据等问题的研究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是构式语义的获得机制问题，还需要结合构式特点和依存语境进行系统探究。本文认为，“要多X有多X”是一种紧缩构式，形式上的紧凑概括为其语义表达与用例衍生提供了规约性固化载体；语义上具有倚变互动关系，现实性的“有多X”依据意愿性的“要多X”而动，主观意愿决定现实拥有，可以为主观极量表达提供一种具有唯心色彩的语义基础。本文拟就该类构式的建构机制、语义表达和语用功能等问题展开探究，以期更为科学地揭示出该类构式的语义表达机制和语境运行状态。

二、结构模框与待嵌成分

（一）结构模框及其近似表达结构

就构式的性质及特点来看，“要多X有多X”属于图式构式，即邵敬敏（2011）所言的“双项双框式”，其结构框架为“要多……有多……”，由两个异体恒项组合而成。张言军（2014）认为，不变项“要”、“有”和“多”之间并无实际的句法关系，而是要构成该框架结构，它们在线性结构中必须出现，而且必须是紧邻出现，且部分格式中间有时可以用逗号隔开。胡德明和毕晋（2015）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结构模框及其组构部件，认为“要多X有多X”构式是一个由表假设关系的复句紧缩而成的紧缩句，该构式的演变过程为：要NP，（就）有NP→要什么有什么→要多 X有多 X，演变的动因是隐喻，演变的机制是类推。构式中的“要”已由动词语法化为助动词，意为“设想”；构式中的“有”表示性质达到某种程度；“多”为程度副词，属于程度“增强语”。我们认为，张言军的分析过于形式化，而胡德明和毕晋的分析又有主观臆断之嫌，都未能触及该类结构模框的建构本质。事实上，该类结构模框是一种紧缩倚变图式构式，其前后组配的框体成分“要多”和“有多”之间有逻辑上的依变互动关系，即意愿上的需求和实际上的拥有之间的依存互动关系。而结构框体可用标点符号断开的用例恰好可以证明该类结构为紧缩结构，可分离的松散结构为其紧缩凝固进程中的残留形式。也就是说，该类结构模框依靠逻辑语义关系得以维系，在语义关系层面具有理据性和可分析性，其主观极量义的获得涉及较为复杂的语义演化进程和认知加工机制，相关问题留待下文详述。

就构式结构模框的生成机制来说，汪国胜等（2015）从历时层面进行了梳理，认为“要多A有多A”（即“要多X有多X”）是从两个相对自由的并列句发展成为具有事理逻辑的主从关系句，最后再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构式。整个构式是以聚合关系上构式项的扩展和组合关系上谓语单核化的紧缩为基础形成的。不过，他们将“要多A有多A”的跨句语法化源头追溯到唐宋时期没有直接逻辑语义关联的“当时要杀项羽，若有人说道：……”之类的并列线性组合结构，似乎溯源太远，显得有点牵强附会。真正与该构式跨句语法化有直接关联的是他们梳理出来的明末清初以来的若干表达形式，诸如“要豆腐，小神就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七六回）、“就是每月要四十起也是有的”（《醒世姻缘传》四八回）、“任凭我主要多少兵丁有多少兵丁”（《续济公传》一四）、“我要什么她就有什么”（《济公全传》二○八回）、“要多么难受有多么难受”（《三侠剑》九四回）、“仗着他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气，要多长有多长”（《老残游记》二回）等。

综观这些用例，我们发现，“要多X有多X”跨句语法化的直接源头应为有假设性条件语义关联的主从复合句，而没有直接逻辑语义关联的并列线性结构则无法构拟为其跨句语法化的肇始。因为，只有当“要……”和“有……”之间具有直接逻辑语义关联时，二者在表达形式上才有可能融合聚集乃至凝固为一个整体。汪国胜等（2015）所言的“双核源结构的单核化过程”其实就是该表达结构紧缩固化的过程，该过程的完成标志是规约性构式语义框架的形成，结构简化凝结和变项抽象状化是其评价参数。

考察发现，除了常见的“要多X有多X”结构模框外，还有其他许多近似表达结构模框。关于这些近似表达结构模框，张言军（2014）认为“要多…有多…”是典型代表，而“要多…就（有）多…”和“要多么…有多么…”为实际使用中出现的两个变体。我们认为，诸多近似表达框架在实际使用中的确存在频率上的高低差异，其中“要多X有多X”建构简洁，结构语义高度规约，使用频率最高，但据此认定其为正体，其他框架为变体，还缺乏科学依据。而且很有可能是其他复杂表达结构在前，相对简化的“要多X有多X”在后，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先不要简单地给相关表达结构定性，而是要弄清相关近似表达结构的共性及其生成理据。比较发现，诸多近似表达结构的框架构件尽管存在形式差异，但其语义表达具有内在一致性，这是它们能够运行于相同语境的概念基础。具体来说，若以使用频率最高的“要多X有多X”为参照，其结构框体可切分为“要”、“多”和“有”三个组件，可概括为“要”类构件、“多”类构件和“有”类构件。这三类构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有近义乃至同义构件替换的可能。其中“要”类构件表达的是主观意愿，心理活动动词“想”与其用法相当，因此二者具有较高的可互换性和可组合性；“多”具有程度表达功能，近似于程度副词“多么”，因此二者亦可互换使用；“就”与“有”高频共现，语义相互侵染，因此在具体语境中，二者也具有较高的可互换性和可组合性。现将该构式的可替换构件及其同义框架列表概括如下：

表1 “要多X有多X”可换构件及其同义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理论上由可替换构件组建的构式框架可以有多种类型，但受节奏韵律和表达规约的影响，实际使用中的构式用例并不均衡，“要多X有多X”构式语义高度规约，使用频率最高，为同义构式群中的典型构式。

（二）“要多X有多X”的待嵌成分

“要多X有多X”构式极量义是构式框架与待嵌构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构式框架提供了极量义得以生成的结构形式，待嵌构件提供了极量义得以生成的概念实体。考察发现，能够进入构式框架的待嵌构件在音节形式和语义表达方面还需要接受一定的条件限制，即并非所有构件成分都可自由进入该类架构。

1.音节形式

“要多X有多X”是一个具有特定语义功能的习语构式，语义规约和高频使用对其结构形式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套语有助于增强话语的节奏感，同时又有助于记忆，套语是固定词组，容易口耳相传”（沃尔特·翁，2008：26）。格套化表达对填充物的音节形式有一种倾向性需求，所选音节形式与构式框架结构特点有关。鉴于“要多X有多X”框架构件分别为“要多”和“有多”，皆为双音节构件，根据汉语韵律节奏表达规律，该类构式中的待嵌构件“X”也应以双音节构件为常，这样可以和框架构件组建成“［2+2］+［2+2］”双复合韵律结构形式（冯胜利，1997：26-53）。所谓双复合韵律结构形式，是参照了冯胜利的“复合韵律词”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冯胜利（1997：31）在探究韵律构词问题时，提出“标准韵律词都是双音节‘模块’，因此标准韵律词的复合，无疑就导致了四字之‘格’”，“传统所谓的‘四字格形式’其实都不过是汉语韵律构词系统中的‘复合韵律词而已’。如果四字格形式都是复合韵律词，那么它们必然都是由两个‘双音模块’组合起来的，即2+2”。并将复合韵律词图解为：

图一 复合韵律词建构分解图

汉语词法与句法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尤其是具有习语表达特点的规约性构式，其形式建构亦需遵循韵律节奏表达需求。比照上述图解，此处探究的“要多X有多X”也是一种典型韵律结构形式，即双复合韵律结构形式。相关分析见图二。

图二 双复合韵律结构分解示意图

此外，由于单音节“X”构件也可以和构式框架组建成“［1+2］+［1+2］”韵律结构形式，在具体语境中也较为常见，三音节以上较为罕见。这一表达规律已经为人民网中的相关语料统计所证明，因为检索统计（截止到2016年11月17日，含重复用例）发现，双音节构件为3081条，单音节构件为1014条，三音节构件为378条，四音节以上构件参与建构的构式用例极为稀有。

2.语义类型

如上所述，“要多X有多X”主观极量义的表达是构式框架与待嵌构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X”提供了主观极量义得以表达的概念实体，整体构式为“X”赋予极性值，因此，“X”的选择必须吻合整体构式表达的语义条件。鉴于该类构式语义具有主观极量表达特征，为程度化表达，因此，待嵌构件“X”必须具备可度量语义特征，一般为性状描述构件，内蕴程度差异。由于汉语表达性状的手段具有多样化特点，相应地，该类构式中的待嵌构件“X”也具有多样化特征。根据性质特征，能够进入构式的待嵌构件“X”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形容词性成分。由于形容词专司性状表达，因此，在所有待嵌构件中典型性最强，用例最多。例如：

（1）林心如恋情公开后首晒自拍笑得要多甜有多甜（八卦阵·舜网新闻2016-06-02）

（2）纵观近期的街拍就知道，要想美美的暖暖的度过初春，还得是蛇皮纹短靴啊亲！无论搭配复古牛仔裤、帅气阔腿骨还是优雅小裙子，要多时髦有多时髦，宝宝赶紧学起来！（人民网2016-02-17）

此外，具有形容词性质特点的固定短语，特别是成语也可以进入该架构。例如：

（3）孙宁一番话是夸奖，可看到观众眼里，郭晓冬的表演却引发了两极评价，因为他演的数学天才陈家鹄太过于情绪化，要多歇斯底里就有多歇斯底里。（人民网2011-02-23）

第二，表心理活动状态动词。由于该类动词表心理活动状态，内蕴程度差别，因此，亦可进入该类构式，接受极性程度赋值。例如：

（4）娶了个农村老婆，要多后悔有多后悔！（http：//bbs.gz.house.163.com/bbs/showing/399216005.html）

（5）对旅客来说，钱就是旅途的保障，一旦发生丢失钱物或随身携带的钱款不够，那是要多着急有多着急。（人民网2015-04-07）

第三，少数述宾类短语。由于该类短语可以实施性状描述，等同于性状类形容词，具有程度差异，因此，由其参与建构的构式用例也较为常见。例如：

（6）这回她头上不再顶着“女神”的花环，而是当起了家庭主妇，老公还出轨最终导致离异，简直就是一个有点悲哀的主妇，再加上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活脱一“滞销品”，角色要多接地气就有多接地气。（人民网2014-05-20）

（7）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渐渐又有些闷闷不乐。因为，我们知道的事情，别人也都知道，彼此毫无交流的必要，要多没意思有多没意思。（人民网2011-02-22）

上述两例中的“接地气”和“没意思”虽都是动宾短语，但语义表达却具有性状描述特征，其中的“接地气”为具有比喻性质的惯用语，意为“深入群众”、“贴近生活”、“与基层人民打成一片”、“关心基层人民的愿望、利益和诉求”等。这些释义侧重性状描述，内蕴程度义，由此决定了其能够进入极量程度构式“要多X有多X”。而“没意思”的同构表达形式还可以有“没价值、没新意、没趣味”等，词类表达“无聊、无趣、乏味、枯燥”与其等同，内含性状义，自然可以成为合法构件。考察发现，在实际语言生活中，由“没”参与建构的这种动宾结构已成为较为常用的待嵌构件，诸如“没出息、没素质、没品位”等都可成为待嵌构件。

第四，内涵凸显类名词。汉语中有些名词不但具有显豁的理性意义，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还逐渐生成了内隐的色彩意义，特别是性状意义。如事物可以有性质、形状、功效、影响等方面的特点；人物可以有相貌、性格、性别、身份、经历等方面的特点。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在特定的语境中会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联想，从而使名词在相对稳定的理性意义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较强主观色彩的内涵性状义。这是相关名词能够进入“要多X有多X”构式的重要语义基础。例如：

（8）美丽孕妇那一低头的温柔，要多女人有多女人。（bbs.ttx.cn/simple/？t6033139.html）（转引自张言军，2014）

（9）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别喜好来设定自己的五官和身材哦，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漂亮的服饰来装扮自己，真是想多萝莉就多萝莉，如果你也想感受这种童颜的魅力，那就赶快来体验吧。？（人民网2012-05-31）

（10）坐了半个多钟头，他双手搭肩要多绅士有多绅士：“算账。”（魏润身《挠攘》）

三、紧缩倚变与极量表达

（一）构式义的推导与不可推导

构式语法理论强调，构式成分的形义组配具有整体性和不可预测性。即“每一个构式都是一个独立的（separate）形义结合体。每一个构式的语义和话语功能并不是其组成部分的语义和话语功能的简单加合，而是大于其组成部分的语义和话语功能之和。每一个构式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an integrated whole）。构式的一些句法、语义或话语功能是不能从其组成部分和其他现成的构式中完全推测出来或预知的”（牛保义，2011：82）。不过，国内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如陆俭明（2007）在检讨构式语义问题时就提出“构式义是哪儿来的？构式义是不能从已知的构成成分、内部结构关系或其他构式推断的，那么这种构式义是什么赋予的？是不是每个构式都有构式义？”等问题。刘大为（2010）在陆俭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相关问题，并提出“语法的可推导性其实是一个无须多加论证的显豁事实，语言之所以是结构的而不是整体性的，就在于结构能带来可推导性”，“构式语法选择的几乎全都是以非典型的方式使用语言而造成的例句，从它们的构成成分确实无法推出构式的整体意义，相反需要构式将意义加在构成成分上以获得语义的协调”，“语言的事实应该是既存在不可推导的构式，也存在可推导的构式，……不可推导性不是构式的唯一性质。”两位专家的意见表明，关于构式语法理论中的构式义的性质与特点，我们还需要结合汉语实际，深入思考，谨慎对待。刘大为明确表示语言中兼有不可推导构式和可推导构式，并着重探究了不可推导性问题，从而阐明了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不可推导和可推导并非泾渭分明的两种样态，换个角度考察，往往能寻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表现为：汉语中有很多构式在共时层面上呈现出鲜明的不可推导性，但在历时层面上却能梳理出其可推导性的来龙去脉；在常规表达层面上显示出不可推导性，但在认知识解层面上却能寻出其可推导性端倪；在逻辑语义层面上显示出不可推导性，但在修辞动因层面上却能发现其可推导性线索；在句法形式层面显示出不可推导性，但在语用推理层面上却能解读出其可推导性信息。就此而言，其不可推导性只是一种被种种不同要素遮蔽了的可推导性。历时流变、认知处理、修辞动因和语用推理等要素都有可能降低乃至消弭其常规理据性和可推导性。因此，所谓构式义的整体性和不可预测性还需要结合实际语言运用进行重新考量，其程度差异来源于极为复杂的语言符号系统及其实际运用过程，既存在于共时层面，也存在于历时层面。

（二）“要多X有多X”构式义的生成机制

1.相关研究概述

关于“要多X有多X”的构式义及其表达特点，已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有关该类构式义的研究已取得大致相同的结论，即主要用于表达某一性状的主观极性程度，诸如“说话者主观认为某个主体的某一性状程度量极其高”（许璇，2012）、“说话人就某主体在某一方面的性状做出主观极量评价”（甄珍，2015）、“主要用于评价某一性状的程度达到了极限”（胡德明、毕晋，2015）、“表达‘极性程度’，任何一类X进入该结构后，都传达了某种情态在属性‘X’方面到达了最高值”（张言军，2014）、“表达的是说话人主观性评述达到极限值”（汪国胜、杨黎黎、李沛，2015）等。综合考察发现，关于“要多X有多X”构式义的研究，表述虽略有差别，但基本精神趋同，可大致概括为三条：主观性、极量义和评价性。而关于该类构式的表义特点，王春东（1998）曾将其概括为“体验性”、“夸张性”、“想象性”和“表现性”；许璇（2012）认为该类表达“有些夸张的意味，说话的同时表露出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有很强的主观性，表达的情感比较强烈，或褒或贬，或喜或厌”；张言军（2014）认为该类表达具有“夸张性”、“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总之，该类语义表达的共性是，通过夸张性表述，传达极性评价和强烈情感，激发想象，以引起接受者的注意和共鸣。

2.结构紧缩：表义框架的生成

关于“要多X有多X”构式的生成，汪国胜等（2015）从跨句语法化角度梳理了其发展演变轨迹，即：两个相对自由的并列句→具有事理逻辑的主从关系句→固定构式。我们认为，如果两个相对自由的并列句语义相互独立，不具有逻辑关联性或者不具备这种语义潜势，其发展为结构紧缩固定格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该固定格式的真正来源应是具有事理逻辑的主从关系句，因为，语义关联是结构紧缩的必要条件。甄珍（2015）提出的“S1要NP1。S2有NP2”为构式“要多A有多A”的构式原型，有主观虚构之嫌，可信度令人生疑，可信度较高的构式原型当是“S1要NP1，S2有NP1”，其可以紧缩为“S1要NP1有NP1”，进而泛化为“S1要多A有多A”。

结构变化与语义生成同步。对于构式“要多X有多X”来说，跨句语法化过程也是其结构语义转化乃至固化的过程，即所谓“组合关系上谓语单核化的紧缩”过程，也是其语义-语用环境扩展（Semantic-pragmatic expansion）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其“在语义-语用上增加了新的用法，增加了说话人的主观性判断，表示主观极限值”（汪国胜等，2015）。就此而言，该构式的跨句语法化过程，也是构式语义的主观化过程。“要多X有多X”结构紧缩的基础是其语义上有事理逻辑关联，在紧缩过程中，这种关联可以超脱于具体概念实体范畴，而寄托于关系性结构框架，由此引起结构语义的泛化衍生，从具体概念域中的“意愿—拥有”义演变为抽象程度域中的主观极量义。在演变过程中，原结构语义的事理逻辑关系依然存在，成为新生固化构式语义表达的深层理据，呈现出可推导的一面；而紧缩之后的固化构式所接纳的构件却有质的变化，成为结构语义转移泛化的概念标识，呈现出不可推导的一面。由此便形成具有主观极性评价语义功能的规约性固化结构框架“要多X有多 X”。

3.语义演化：极性语义的获得

上述分析显示，“要多X有多X”构式语义具有主观极量评价性，其表义特点呈现出强烈的夸张性、想象性和主观交互性，即“在使用‘要多A有多A’时，说话人的心理预设是：某主体具有A的性质，但难以描述A的程度，需要引导听话人就A的程度展开想象，主体的性状总能达到听话人所能想象的A的最高程度”（甄珍，2015）。这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种构式语义是如何生成的？即需要弄清其极性语义的获得机制。总体来看，其极性语义的获得大致有以下两种运作机制。

第一，“意愿+拥有”→“主观极限”：结构语义的主观化

研究发现，该构式事理逻辑语义的倚变互动以及喻化派生是其主观极量义得以生成的主要途径。关于该类构式语义的获得机制，汪国胜等（2015）研究认为，“‘要多 A有多A’是非现实性和现实性交叠的构式，表示的是主观心理量度和现实量度共现。它由主观化发展而来，即从‘主观意愿+现实拥有’义主观化发展为‘主观极限’义。”这里提及的“主观意愿+现实拥有→主观极限”语义发展模式是构式语义主观化的一种演变类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种语义演变的过程、机制和理据。

解析构式组件发现，“要多”和“有多”之间有内在事理逻辑关联，表达的是意愿和现实之间的倚变互动关系。上述关于结构变式的分析已经表明，构式恒项“要”为表主观意愿的构件，等同于“想、想要”；而构式恒项“有”则为实现类构件，表示现实拥有或既成状态。二者之间有条件逻辑关联，后项“有多”常可前加关联词“就”。构式语义的生成来源于前后项的倚变互动，即后项“有多”依据前项“要多”而变，能够拥有多少或现实什么完全取决于主观上的意愿和需要。这种语义表达极具主观夸张性，因为众所周知，愿望和现实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人的主观愿望一般具有超前性、夸张性和虚幻性，天马行空式的恣意遐想是其常态，于是就有了“空想、幻想、妄想、臆想、梦想”等表达。通常情况下，愿望与现实之间很难取得协同，愿望受制于现实，现实滞后于愿望。该类构式刻意打破这种常规限制，将现实状况与主观意愿并置等同，主观意愿决定现实状况，要什么有什么，想咋样就咋样，这种反常规表达旨在用来表达主观极量义，带有强烈夸张意味。

“要多X有多X”构式语义的整体化和规约化还表现在其嵌入构件的贬义化和陈述对象的非人化。具体来说，就是受限于原始结构中“要”的主观意愿表达，原始结构语义表达对构件“X”的性质有条件性需求，即统一为符合主观愿望或需求的褒义成分，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生存本性，因此与主观意愿相悖的贬义成分则无法进入原始架构。与之相对，演化之后的主观极量构式“要多X有多X”已经摆脱了原始结构义束缚，成为特定语义功能的表达载体，专司极性程度表达。因此，大凡可以高程度化的性状成分都可以进入该架构，不受褒贬语义性质限制。实际语言运用中，诸多贬义性或非意愿性表达足以佐证这一变化。除了上述引例中的“要多歇斯底里就有多歇斯底里”“有多没意思有多没意思”“要多担心有多担心”等之外，人民网中还有“要多丑有多丑”“要多恶心有多恶心”“要多怪异有多怪异”“要多黑暗有多黑暗”“要多堕落有多堕落”等多个贬义性用例。从主观意愿上来说，用例中的“丑、恶心、怪异、黑暗、堕落”等皆非期望出现的性状情形，由此证明，整体结构语义已固化为程度表达，而无关乎意愿性实体概念，结构语义已高度规约化和功能化。此外，这一表达特点在其陈述对象的非人化方面亦可得到证明。因为，原始结构语义为主观意愿表达，其关涉对象应含有［+人］的语义特征，而演化之后的“要多 X有多 X”构式却无此限制，诸多［-人］类语义构件亦可成为其陈述对象，用来表达相关对象的性状程度达到极限值。例如：

（11）开盘就是拿到预售证，挑一个黄道吉日来一次集中爆发。这时的文案要多火爆有多火爆，要多露骨有多露骨。总之，就是夺人眼球，一定要有多吸睛就有多吸睛。（人民网2015-09-04）

（12）随着家居电器化的发展，家用电器会越来越多，一旦有了新电器却没有插座，要想再安装就难了，只能在地板上拖一条移动插座，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还容易绊脚。（人民网2013-08-12）

第二，大数量→高程度：构件语义的隐喻化

除了整体构式语义发生主观化演变外，构式框体构件“多”也经历了语法化和主观化演变，原始用法应与“要多少有多少”有关，由数量大隐喻为极性义，成为高程度副词，通常用在感叹句中修饰性状类成分，表程度之甚，如“多好、多美、多快、多漂亮、多贤惠、多勤快”等。因此，构式框架虽为“要多X有多X”，但从语义表达角度分析，其语义组块应为“要+多X+有+多X”，其中的“多”关涉的是“X”，诸如“要多怪异有多怪异”“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精彩有多精彩”“要多尴尬有多尴尬”等表达中的“多”都是对其中的“怪异”“可爱”“精彩”和“尴尬”进行程度限量。这些用例中“多”的意义和用法变化可以从其关涉的“X”的性质变化得到证明。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现这种变化，我们不妨通过相关用例进行比较分析。例如：

（13）张某知道这3万元是有去无回，便对周某说，有一单生意做成了，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并向周某说了具体情况。（人民网2012-12-12）

（14）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我给你付购物车里的东西？得罪蓝胖子是没有好下场的。他口袋里要多少红包有多少红包。（人民网2014-11-12）

从上述两例中的“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和“要多少红包有多少红包”可以提取出“要多少X（就）有多少X”结构框架。较之“要多X（就）有多X”构式，这里的“多少”和“X”性质和用法迥异，其中的“多少”计量性质显豁，而“X”则为表离散量的语义成分，即名词性成分，如“钱”和“红包”；而“要多X（就）有多X”中的“多”已由表数量演化为表程度，“X”的语义性质也由离散量演变为连续量，皆为表性状类语义成分。这种变化可以通过替换比较进行检验。例如：

表2 “要多少X（就）有多少X”和“要多X（就）有多X”用例比较

比较发现，两个构式性质迥异，所接纳的构件也有较大差别。“红包”为表离散量的名词，可接受表数量的“多少”修饰，而无法接受表程度的“多”修饰；相反，“可爱”为表连续量的形容词，可接受表程度的“多”修饰，而无法接受表数量的“多少”修饰。由此可见，“多”已经由数量域跨域映射到程度域，而“用数量大映射程度高”已成为“格式语义的主要形成机制”（储泽祥，2011）。“要多少X有多少X”表达的都是大数量，可以为演化格式“要多X（就）有多X”的高程度表达提供重要的语义基础。语义性质演化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其中表数量的“多少”可以发展为表程度的“多”和“多么”。

四、语篇组织与情感强化

构式语法理论认为，“在一个构式里，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是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是规约性的（conventional），语言运用者的能力大部分可以看做是信息束储存库，包括形态句法形式、语义解释原则和具体的话语功能。”（牛保义，2011：19-20）因此，在考察某一特定构式的语义特点和表达价值问题时，我们还需要联系其所依存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因为强烈的语境依附性是诸多构式的共性特点。而对于具有较强口语表达特点的“要多X有多X”来说，其具体的话语功能也只有联系其分布语境方能考察清楚。

（一）“要多X有多X”的语篇组织模式

作为主观极量表达的一个规约性预制块，“要多X有多X”的构式语义是为其中的“X”赋予极性值，属于对特定性状的高程度化表达。其核心语义仍为某一性状。从不同语义成分表达特点角度考察，性状类成分不具有表义自足性，需要依附于实体对象以实现其语义表述。这一表义特点决定了“要多X有多X”构式在具体语境中需要与其他表达成分共现，承担的是一种关联性语篇信息组织功能。考察发现，其所实施的语篇信息组织模式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

1.作结型

所谓作结型，就是先对相关对象的情状特征进行具体描述，为后续的概括升华造势，待性状特征描述完毕，为了顺应语势发展，通常会在特定语篇末尾用上这一构式用例，既是收束语篇，亦可增强语势。考察发现，这种语篇信息组织模式较为典型，“要多X有多X”已成为“送末之常科”。例如（相关描述部分用“ ”标明）：

（15）然后他全程都在和同行的人大侃特侃，说什么他去夏威夷啊之类的，高声叫嚷，旁若无人，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人长的又丑，巨长的马脸，吐沫星子乱飞，那副嘴脸，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人民网2015-07-05）

（16）吴磊是童星出身，小时候的他胖乎乎，圆嘟嘟，小小的月牙形嘴唇一笑变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要多可爱有多可爱。（人民网2016-08-13）

上述两例中的“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和“要多可爱有多可爱”都用于收束语篇和增强语势，其语义表达分别基于上文相关情态性状描述。例（15）中的“大侃特侃”“高声叫嚷”“旁若无人”“小人得志”“长的又丑”“巨长马脸”“吐沫乱飞”等是令人“恶心”的具体表现，且程度达到极致，于是，篇末的“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便顺势而为，收束极为有力。例（16）中的“要多可爱有多可爱”也是基于上文的“胖乎乎”“圆嘟嘟”“小小月牙形嘴唇”“好看的弧度”等表达而做出的一种总结性评价。相关语篇信息组织模式为先分后总，故称之为“作结型”。

2.统领型

所谓统领型，是指先给出结论性评价，然后再阐述其具体表现、情状、理由或根据。这种表达有设疑功能，让接受者先知其然，然后激发探究兴趣，进而弄清其所以然。处于语篇开端的“要多X有多X”用例具有统领语篇功能，其后的语篇信息都在其统辖之下，以确保语篇信息组织的连贯与清晰。例如：

（17）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起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施放出来。（人民网2008-01-22）

（18）真正了解李传韵的人都知道，要听李传韵，首选是去私人聚会听，那种场合的他，会针对在座朋友的喜好和专业程度选曲演奏，一旦进入状态，那可是要多放得开有多放得开，要多疯魔有多疯魔，蹦着拉、躺着拉、跳起来拉，甚至翻着筋斗拉，有幸见识过的朋友没有不被彻底打动的。（甘棠爱文章2011-07-20）

上述两例中的“要多窝囊有多窝囊”和“要多放得开有多放得开，要多疯魔有多疯魔”采用的都是统领型语篇信息组织模式。例（17）中的“要多窝囊有多窝囊”是对“忍”起来的窝囊程度进行总体评价，其后的“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则是对其具体描述和说明，可以让接受者对窝囊程度获得一个具体可感的认识。同样，例（18）中的“蹦着拉、躺着拉、跳起来拉，甚至翻着筋斗拉”也是对其上文“放得开”和“疯魔”程度的具体描述，语义表达上起到了佐证概说的作用。

（二）“要多X有多X”的情感强化机制

从情感表达功能角度考察，具体语境中的“要多X有多X”显然可以起到强化情感表达的作用。上述语境分布状况的考察已经揭示出其与强烈性状描述语篇高频共现，具有增强和升华相关性状表达的作用。此处我们拟着重从该构式的表达特点角度阐释其情感强化表达机制。

首先，该构式通过间接表达来增强相关性状表达的情感语义。所谓间接表达，就是显性层面上没有明言相关对象性状的程度标记，而是通过曲折有致的表达手段传达极性程度义。“要多X有多X”构式通过把抽象程度表达与接受者个人感受体验结合起来的方式来实施相关性状的极限程度表达，即“在使用‘要多A有多A’时，说话人的心理预设是：某主体具有A的性质，但难以描述A的程度，需要引导听话人就A的程度展开想象，主体的现状总能达到听话人所能想象的A的最高程度”（甄珍，2015）。其中内含交互主观性表达机制，即表达者没有明言相关对象性状特征的程度问题，而是从接受者角度出发，让其结合自己的过往经历和人生体验展开想象，也就是说，你能想象得到的顶级状态便是该构式用例所表达的程度状态。例如：

（19）不合尺寸的帽，不合身的衣，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走路可笑，举止可笑，不时犯常识性错误，土里巴叽而又“洋相”大出，比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还刘姥姥，要多有趣有多有趣！（人民网2003-12-02）

（20）老伯一年四季都喜欢待在这里，夏天的时候晚上来，喝茶乘凉看星星，冬天的时候白天来，看书喝茶晒太阳，要多惬意有多惬意。（人民网2013-08-23）

上述两例中的“要多有趣有多有趣”和“要多惬意有多惬意”分别是在上文铺垫的基础上极言“有趣”和“惬意”程度之甚。其表达特点是，有趣和惬意程度难以名状，需要激发接受者的大胆想象，能想象到什么程度便是什么程度，带有鲜明的夸张色彩，主观评价极为强烈。不过，随着语境累积和结构固化，这种语义和情感表达已经高度规约，成为该类构式的核心语义功能，且极为稳定，可以广泛使用。

其次，该类构式为主观极性程度和强烈情感表达提供了新的方式手段。意义与形式密不可分，特定的语义功能需要诉诸特定的表达形式，而特定表达形式的选用对特定语义功能的表达又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可以预测推断的是，当人们有强烈的感受和态度需要表达，而传统常用表达形式又不能满足需要时，于是便会适时构建新的表达形式以传达强烈情感态度，即“去惯例化”。就此而言，上述例（19）中的“要多有趣有多有趣”便是对有趣程度进行表达的一种新创结构形式用例。比较发现，其表达特点与功效并非“很有趣、非常有趣、特别有趣、十分有趣、有趣极了”之类的表达所能取代。规约性图式构式特别适合主观极量和强烈情感表达，且具有收束语篇功能，可以强化相关语义表达。上述例（19）收尾的“要多有趣有多有趣”，若换成其他常规表达形式，整体语篇语义的表达效果将大打折扣，且从语篇连贯和语势顺应角度考察，有些表达根本就无法替代，如“很有趣”。由此可见，特定语境中的“要多有趣有多有趣”已获得特有的表达地位和使用价值，其在组织语篇信息基础上，还带上了强烈的表情功能，非其他表达形式所能取代。

五、结 语

本文主要考察探究了主观极量图式构式“要多X有多X”的建构机制、语义表达和语用功能等问题。研究发现，该类构式框架的恒定构件为“要”、“多”、“有”，这三个恒项都有其他可替换表达形式，分别为“想”和“想要”、“多么”、“就”和“就有”，由此组建成较为复杂的表达结构群。就构式语义的生成机制来说，在历时层面上，该类构式的结构变化与其语义生成同步。其跨句语法化过程也是其结构语义转化乃至固化的过程，即所谓“组合关系上谓语单核化的紧缩”过程，也是其语义-语用环境扩展的过程。在共时层面上，“要多X有多X”是一个紧缩倚变图式构式，其主观极量义来源于结构组件语义的倚变互动，即主观意愿与现实拥有的倚变与等同，相关语义表达极具评价意味和夸张色彩。就语用功能来说，该类构式在具体语境中有组织语篇和强化情感之功效。作为总结性评价语，该类构式用例通常置于篇末，用于收束语篇，不过，有时亦可置于篇首，用于统领下文，即其惯常语篇信息组织模式为作结型和统领型。其强化情感表达功效的实现主要借助于间接表达和创新表达，即并非明言程度之甚，而是通过激发和调动受话者的想象和体验来实施极性程度表达，具有交互主观性，表达效果也因此得以强化。

储泽祥：《强调高程度心理情态的“一百个（不）放心”类格式》，《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1期。

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胡德明、毕 晋：《“要多 X有多 X”构式试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刘大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3期。

牛保义：《构式语法理论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邵敬敏：《汉语框式结构说略》，《中国语文》，2011年第3期。

汪国胜、杨黎黎、李 沛：《构式“要多 A有多 A”的跨句语法化》，《语文研究》，2015年第2期。

王春东：《要多a有多a》，《汉语学习》，1992年第4期。

许 璇：《“要多A有多A”构式分析》，《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张言军：《框式结构的生成与语义、语用特点——以强调极性程度的“要多 X有多 X”为例》，《江汉学术》，2014年第1期。

甄 珍：《现代汉语主观极量构式“要多A有多A”研究》，《汉语学习》，2015年第1期。

Goldberg Adele E.：《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吴海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Ong，Walter J.：《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Subjective M aximum Construction：“Yao（要）duo（多）X，you（有）duo（多）X”

JIYimin
（Department of Chinese，Suqian College，Suqian 223800 China）

“Yao（要）duo（多）X，you（有）duo（多）X”is a subjectivemaximal schema construction.Its semantic frame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contraction of the logical relation structure.There are twomain ways to get the polarity semantics：“willingness+possession→ subjective polarity”and“large quantity→ high degree”.Summary and guidance is the textual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model.Subjective interaction and de-routinization are themain means to strengthen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Yao（要）duo（多）X，you（有）duo（多）X”；schema construction；austerity reliance；semantic evolution；pragmatic function

H146

A

2221-9056（2017）07-0923-11

10.14095/j.cnki.oce.2017.07.005

2016-12-08

吉益民，宿迁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Email：fjtujiyimin＠163.com

本研究得到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现代汉语极性义表达构式研究”（KYLX_1325）的资助。感谢《海外华文教育》匿名专家和编辑的宝贵意见，文中不妥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