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

新城新区城市文态中的美术馆
——以成都市高新区、天府新区为例

张兵

美术馆等艺术场馆不仅是新城新区规划、建设初期的营销传播手段，更是未来从产业主导向综合城区转型的重要内容。美术馆作为物理地标和心理地标、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多重效应，使美术馆对新城新区的综合效应凸显，并推动美术馆建设由企业、项目主导走向政府、城市主导。本文以成都当代美术馆和麓湖·A4美术馆为代表，阐明成都市高新区、天府新区范围内的美术馆群为城市文态建设进行的创新探索，将为全国新城新区文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新城新区；天府新区；城市文态；美术馆；文化产业；地标

城市文态规划是一种新的规划范畴。成都市文态规划对其整体建设体系进行了探索总结，包含：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设施布局、文化景观打造、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品牌建设、城市CIS导入等。[1]具体到城市文态资源分布不均的区域，相关工作的侧重有较大差异，需要针对性做出应对。不同于老城区（中心城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新城新区往往从郊区或农业用地等原来并无太多文化遗迹的区域发展而来，作为中国国内快速发展的城市类型，其城市发展中的文态规划、建设更有其作为城市、社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新城新区逐步发展并与老城区（中心城区）融合，面临着从单一特性区域向综合城市社区转型的需求。由于艺术类场馆对具体区域的文态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国内大部分新城新区都会将以美术馆为代表的艺术场馆的建设、艺术机构的引入作为新城新区在产业、功能优先基础上的重要补充。以成都市高新区、天府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辖区内及附近共有近30家在运营、规划中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共同构成了天府新区、高新区作为新城新区在产业、功能之外的城市文态内容（表1）。

在诸多艺术场馆类型中，直接以美术馆命名的有11家，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这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区别于老城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遗迹资源，从时间向度上看，位于老城区周边的新城新区原来多属于郊区（农田、林地、山地、厂区等），历史类文化资源相对匮乏。与此同时，新城新区往往强调其面向未来的时间向度，要形成一种区别于老城区的崭新的、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在1949年后的美术馆与博物馆的分工中，美术馆重点是对美术（fine art）作品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美术作品的收藏”。[2]不仅在专业分类上，也在字面意象上，博物馆和美术馆有着清晰的时间向度差异：博物馆（museum）是收藏来自过去的古代作品，而美术馆（源自gallary，画廊）则相对开放，拥有更现代的时间意象。因此，与博物馆类似，但是在命名和馆藏区分上更有现代感的美术馆，成为新城新区提升城市文化水准、表征面向未来的现代感的重要类型。

表1 成都天府新区、高新区范围内艺术场馆不完全统计表

1.作为物理和心理双重地标的美术馆

城市文态建设在新城新区的意义正在于，如何使一个以产业、功能、理想优先的产业新区走向一个以人为中心、感性和谐宜居的城市新区。从功能优先的《雅典宪章》到强调综合规划的《马丘比丘宪章》，到吴良镛提出解决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的“广义建筑学”，再到《北京宪章》和《西安宪章》的签署，“城市规划从注重物质形态规划的功能理想思想，逐渐转变为注重城市人文生态功能的理念”，也是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重大转型。[3]而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人与物的相互解放作为解分化的重要方式，必将呼唤城市、建筑、空间回应人的主体性彰显和解放，回应人的审美现代性要求，从而从理性城市走向感性城市。[4]

从功能主义、理性出发的新城新区在核心区往往是所谓现代感、国际主义风格的摩天大楼，或者是产业园区、住宅常见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方格子，形成一种“现代感”十足的千城一面。其原因不仅在于新城新区缺乏历史的积淀和独特性，更在于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导向必然走向以效率优先乃至唯一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风格建筑。在此语境下，美术馆等艺术场馆在新城新区中的身份迥异于写字楼、厂区、住宅，在外观设计、展陈及运营、城市意象等方面均有其独特的感性价值。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指出标志物对形成城市意象的重要性，须具有单一性、唯一性、令人难忘等特点。“如果标志物有清晰的形式，要么与背景形成对比，要么占据突出的空间位置，它就会更容易被识别，被当作是重要事物。”[5]美术馆外观设计对城市的影响以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代表，一座设计卓越的美术馆、博物馆不仅本身是一件艺术品、巨大的城市雕塑，更是带动了一个衰落城市的全面复兴。以此为标杆，在一片理性风格为主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中，美术馆往往以其独特的感性造型成为区域乃至城市的地标。以成都市高新区、天府新区及周边范围内的美术馆为例，众多美术馆最初引起社会关注并非靠专业人士看重的收藏、展陈、研究，而是外观设计及知名设计师的光环（表2）。从建筑物在城市形态及城市意象中形成地标的差异化要求来说，表2中的美术馆确实已经成为片区或区域乃至城市地标。

表2 成都天府新区、高新区范围内部分知名设计师/设计机构设计的美术馆项目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对城市地标的描述，暗合符号学中的“标出性”特点。[6]从标出性的角度看，城市地标实际分为两种，一种是上述物理视觉意义上的物理地标，另一种是内容预期、感知意义上的心理地标。在以理性、产业、产值为基底的新城新区中，与之形成差异化的生活、休闲、艺术类、公益性场馆，如超市、综合体、咖啡馆、茶馆、图书馆、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等，均形成一种内容上的标出性、独特性。因此，除了物理视觉上的城市地标，美术馆还以其独特的展陈内容、活动运营、公益属性，成为区别于产业、功能、产值驱动的新城新区心理意义上的地标。

2.美术馆的两个面向：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城市文态规划实践主要在城市空间规划中为城市文化发展寻求物化空间，但非物质的文化运营、文化产业等内容同样重要，只不过因为这些内容往往从属于产业规划而没有特别强调。天府新区文态规划方案中，将美术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进行考量，评估其选址、密度、辐射等城市功能。[7]实际上，任何一个美术馆都具有文化产业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两个方面，差别仅在于侧重不同。作为文化产业的美术馆作为艺术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应强调行业影响力和收藏的专业性，通过链接艺术家和收藏家，起到中介作用，并获得佣金维持自身的发展。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美术馆着重于美术馆与城市、社区的关系，既包含宏观意义上的符号价值，也包含微观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的价值。就成都天府新区范围内的美术馆来说，成都当代美术馆强调行业影响，麓湖·A4美术馆强调社区融合，但均在另外一个纬度有不俗表现。

成都当代美术馆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专业学术水准的城市公共美术馆”。这一定位需要经济性、学术性、服务性三方面支撑。其中，服务性强调成都当代美术馆作为城市文化地标对成都市、天府新区城市形象的带动作用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实际操作中，从成都当代美术馆历次展览的内容来看，服务性主要通过专业性带动。由于成都本土文化中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隔膜、认知水准受到文化传统、经济水准、美学水准等多方面的限制，成都当代美术馆除少数大展获得城市层次的效应外（如“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肖全摄影作品展、2012毕加索大展等），大部分的影响力属于行业内及城市形象宏观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的专业性要求对普通市民显然门槛过高，与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成都当代美术馆则通过思考其所处的亚洲最大规模已建成单体软件园，通过举办与科技有关的展览、活动，吸引科技园区的潜在受众，思考一种新的艺术介入“社区”路径，探索与虚拟社区及类型化社区的融合。[8]

由于麓湖·A4美术馆背后的支持机构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分解为宏观的符号价值和微观的引流功能，因此麓湖·A4美术馆在城市地标意义之外，重视本土性、社区性。通过对儿童群体的关注及展览、活动组织，执行美术教育和社区凝聚的功能，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新入驻的场馆中儿童馆包含内容丰富的绘本图书阅读区、攀爬空间、趣味盒子工作坊空间、展示空间、戏剧演出空间等，已经超过传统美术馆的范围，成为区域内儿童文化艺术中心。与此同时，麓湖·A4美术馆推进的青年艺术家扶持、国际艺术家驻场计划等保障其作为美术馆的国际视野和专业性。

对依托科技产业园区的新城新区来说，美术馆等艺术场馆如何与新城新区最主要的科技、产业特征呼应、回应，值得深入探讨。天府新区文态规划方案中曾提出对相关产业文化提炼、物化及发展，使城市文态与产业特色相得益彰，成都当代美术馆的在地化探索回应了这一要求。成都天府新区、高新区其他画廊、美术馆等艺术场馆，在完成自身经营诉求之外，均通过展览、收藏、活动、交易、培训、传播等形式，在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设施两方面，丰富新城新区文态建设的内涵。

3.从企业、项目主导走向政府、城市主导

在天府新区初期的规划、传播、建设中，大部分美术馆由企业主导，作为大型园区、大型房地产项目的一部分最先亮相。如成都当代美术馆是作为软件园的一部分，由软件园的投资商全资建设并运营；麓湖·A4美术馆（前身为A4当代艺术中心）初期位于麓镇，由麓山国际别墅片区的开发商出资运营，主要服务于麓山国际及麓镇的文态建设、营销传播，后进入麓湖生态城艺展中心，以A4美术馆和麓湖生态艺术双馆运行，主要服务于麓湖片区的文态建设、营销传播；位于新津的知美术馆是花样年集团开发的“花样年·君山”项目的一部分。这种企业或项目主导的美术馆投资兴建运营，往往并非纯粹的商业目的，而是在开发商与政府谈判之初就达成协议，可以说是一种城市文态建设由政府向企业、项目转移的模式。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使企业、项目、片区和城市在文化、营销等层面的需求整合，有效解决了资金运营等问题；缺点是，一旦企业或项目的短期目标达成（如房地产项目销售完毕），则美术馆的运营动力、支撑就成为问题。

如果说天府新区早期的规划、传播、建设中，上述艺术场馆对城市文态的重要作用尚以所服务的具体项目为中心，那么以兴隆湖为中心的天府新区西部博览城片区中广汇·雪莲堂美术馆的引入，则是一种城市主导、自觉的城市文态规划、建设。可以预见的是，在西部博览城运营初期，从城市文态角度看，雪莲堂美术馆等艺术场馆的建成开放将引起新一轮的片区传播热潮，为产业驱动的兴隆湖片区增加艺术类场馆和内容类的感性魅力。高水准的美术馆，不仅在外观设计上成为城市地标，更在收藏展陈上成为文化艺术产业的行业地标。对新城新区来说，不仅意味着短期内极佳的社会关注度，有助于低成本、长期传播营销，更意味着未来其在国内外文化艺术产业领域内直接的产业收益。

从企业或项目营销需求主导走向政府、城市文态建设为主导，是美术馆等艺术场馆在新城新区重要价值得到凸显的结果。实际上，由于新城新区在建设之初通过美术场馆、艺术活动可以达到的多重效应，上海西岸明确提出“规划引领、文化先导、产业主导”的思路，通过上海梦中心、龙美术馆（西岸馆）、余德耀美术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香格纳画廊等艺术机构的入驻，西岸音乐节、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等品牌活动的成功举办，上海西岸迅速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艺术领域内的热点。超越理性、产值的艺术西岸的城市形象成功影响具有传播意愿和能力的意见领袖，进而以极高的性价比获得全社会的广泛知名度，为下一步的“产业主导”做好营销传播、城市文态建设等方面的铺垫。而设计上具有辨识度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及其艺术活动也使银川这个西部城市获得了城市传播中面向未来的城市形象，有利于其吸引多元关注和发展。

4.结语

美术馆作为新城新区城市文态的重要内容，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美术馆对新城新区城市、产业、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尚无深入研究（例如从收藏、展览、人流、传播等角度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对政府决策有重大价值的量化研究阙如，间接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在选址、用地、税费等方面的政策扶持。除政府、国企主导的官办美术馆获得充裕资金、政策优势外，民营美术馆虽然承担了部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功能，却没有获得相应补偿、扶持，往往运营维艰。以经济效益评估为惯性，新城新区往往强调美术馆在初期的传播营销功能，重外观设计轻专业功能设计，重场馆而轻收藏、运营，人以政息，因此缺乏持续性和成为行业顶级艺术场馆的动力。此外，从城市文态建设的角度，美术馆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属性彰显不足，与新城新区从产业新区向城市新区转型的节奏不相匹配，新城新区产业特色彰显也有待更多类似成都当代美术馆所做的在地化尝试。而新城新区美术馆等艺术场馆如何形成序列、网络，如何与文化旅游产业结合，如何与中心城区艺术场馆形成呼应，如何与地域文化相协调乃至生发，都需要艺术及城市、建筑、文化、社会各领域专业人士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道路研究”(编号:14AZD040)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冯斌.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城市文态——成都开创性实践的经验与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13,20(9):8-14

[2]蓝庆伟.美术馆的秩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3

[3]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133

[4]参见吴兴明.反省“中国风”——论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设计基础[J].文艺研究,2012(10):16-27；吴兴明.人与物居间性展开的几个维度——简论设计研究的哲学基础[J].文艺理论研究,2014,34(5):6-15

[5][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60

[6]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75-289

[7]《成都市城市文态规划方案》文本,内部资料。

[8]蓝庆伟.艺术+科技:当下的每个时刻都在成为历史——关于美术馆、媒介、社区的交织与讨论[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5(10):72-79

张兵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