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在全球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

纵观近些年的西方社会，反精英、反全球化，成为西方乱象的国内外诉求。反精英，证明传统西方政治陷入危机之中；反全球化，证明传统西方社会陷入保守、分化、极化。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世界，是造成西方种种政治乱象的根源。

脱离民众，助长民粹主义盛行

脱离民众，助长了民粹主义盛行，直接源头在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陷入穷途末路。民主悖论是西方脱离群众的典型写照。

按照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民主方法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人的素质，即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其二，是民主自制，也就是自我克制。今天，我们放眼欧美，不难发觉，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俯拾皆是。

概括起来，西方民主存在三大悖论：一是民主与生俱来的的悖论——三元悖论，即民主、自由、平等不可兼得。二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悖论——名与实的悖论。几百年来运作的结果，民主游戏化，甚至异化了。西方民主异化有三种形式，表现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功利主义。三是民主在全球化时代的悖论——多元一体的悖论。全球化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导致西方的民主话语权旁落。只是出于政治正确性而高喊民主，其实西方正在反民主、反全球化。因为过去西方民主的成功是在白人、精英、理性至上，是在“西方中心”的时代里运作的，如今在开放体系下，不是民主解构西方，就是西方在解构民主，以至于西方领导人纷纷感慨——多元社会已经失败，多元与一体无法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欧洲民主的解构，弱化平等，导致自由的泛滥，且热衷于民主输出，是造成民主悖論的罪魁祸首。欧洲为此遭受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不可承受之重。

脱离现实，助长保守主义盛行

脱离现实，助长了保守主义盛行，直接源头在于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始作俑者的西方被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席，尽管世界上缺乏对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惩罚机制，但是华盛顿共识、欧洲一体化的光环渐渐淡去，美国梦、欧洲梦褪色，已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的成功不仅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如今民主制度反而在拖累西方。近来，欧洲渐感被自诩为“西方”的美国给“忽悠”了。欧盟深知，当美国成为地区强权之日，也就是欧洲在世界上边缘化之时。

欧洲危机重重，也逐步在解脱，不再宣扬普世价值——这给美国树立了榜样。杜撰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全球化谎言与工业革命神话让西方太累了，出路就在——回头是岸。

脱离世界，助长民族主义盛行

脱离世界，助长了民族主义盛行，直接源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政治效应进一步扩散。反映到对华关系上，就是西方保护主义盛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给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一试金石，折射出西方看中国的种种心态：一是怕打自己嘴巴。按照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中国奇迹无法解释，不可持续。他们有些人于是笃信，中国经济接下来辉煌难再，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些人则从偶然论解释中国的超常增长——代表性言论有补偿性增长说、中国幸运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搭车者说等。所幸的是，少数西方精英已在修改其价值观——西式民主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必由之路，或修改其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经济仍持续繁荣并非偶然。

二是反对全球化思潮作怪。认定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受益方，反全球化思潮拿中国过剩产能说事，担心中国的过剩产能如潮水般涌进，导致大量的失业；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过剩产能挂上了钩。其实，中国市场经济比西方更有效，这让死抱西方中心论的人坐立不安。

三是进一步暴露西方的虚伪性。市场经济地位自始至终就是西方设的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早已成为政治问题的一个铁证，就是苏联解体后，为了笼络俄罗斯，欧美十几年前就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俄罗斯那时还未加入世贸组织。

对西方社会而言，全方位变革才是摆脱制度性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既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凝聚共识，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也需要全社会有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坚持不懈，一以贯之。

西方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

已经不够

工业化起源于英国，仅仅数百万级人口规模，到了欧洲大陆达千万级，到了美国才到亿级。今天，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这就为走出近代西方现代化所确立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国际准则提供了可能。

西方国家看待中国前途，不能从意识形态和自我想象出发，以自身为参照系，或以历史上其他模式为参照系。时而“中国威胁”，时而“中国崩溃”，将全球失衡、失业和经济波动等问题归咎于中国，视中国为全球化“替罪羊”，不是欺骗别人就是自欺欺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开创“包容性全球化”，让内陆地区和内陆国家加入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让文明古国实现共同复兴。

在如今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西方应抛开傲慢与偏见，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合作，共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并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过程中让实践检验各自政治制度的优劣。

（摘自《人民论坛》2017年第7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