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华

这世上有许多承载过去思想和情感的介质，而那些伟大的遗嘱无疑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分量。

简单离开，低调告别世界

告别世界的方式，通常体现着一个人的品性。

1995年，文学家夏衍弥留之际，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人员对他说：“我去叫大夫。”听闻此语，夏衍突然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昏迷过去，再未醒来。

更多的时候，许多名人在离别之际，主动要求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告别。

1935年，被俘后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长长的《多余的话》，详细剖析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对这美丽世界的感情。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后，他竟云淡风轻地来了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不久之后，临刑之际，他又留下简单的四个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亚子先生留下的遗嘱中这么写道：“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 ‘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最后一句，足见决心。

“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学家金岳霖，在留给“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的遗书中，轻描淡写地说“我可能很快结束”。

至于一向以生活朴素著称的钱钟书先生，则在去世前明确立下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2003年去世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则为自己的身后事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达。他说：“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并反复强调，“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对自己的丧事，马三立先生强调：“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

视死如归，彼岸便是理想

“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临刑前这番话，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为中国进步而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留下了无数这样激昂的挽歌。

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绝命书》——“诸君更无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彼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字里行间，他想表达的是，以一己之性命，“使诸君有所警动”。

在这方面，巾帼亦不让须眉。1907年，文风铿锵有力的革命家秋瑾女士，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即将被处死的事实，挥笔写下这样的遗书：“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抗日英雄吉鸿昌算得上“视死如归”的楷模。这位变卖家产组建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者，在写给妻子的遗嘱中这样说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更写下这样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正气凛然纸上，时为1934年。

中国共产党人中，向来不乏这样的仁人志士。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的篇章早已写入民族的精神史。

曾写出《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留下了一份长长的遗嘱。在其中，他反复表达拥护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态度，并写下“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这样铿然有力的话。同样让人感慨的是，他看待生死的超然：“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我们是共产党，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为国牺牲，成为许多革命者不容置疑的选择。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她在车上向警察要来纸和笔，写下给孩子宁儿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这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生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无限深情地畅想着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在一起的“痛快极了”的日子；又交代，即便再爱女儿，妻子也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他真情的流露，以及一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在写完信3天后，左权将军不幸殉国。

寄语世界，留下谆谆教导

对世界的责任心与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让许多人在生命停止之前，贡献出最后的光与热。

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表达了对死的淡然，和对生者的无限牵挂。那是1911年，林觉民参与广州起义前，写下这样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时光荏苒，黄花岗永载他的功绩，遗书永载他的柔情似水。

曾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在1916年病逝于日本之前，留下了简单的遗嘱，其中包括“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以及“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这样的谆谆教导。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启蒙人物严复，则在遗嘱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其中包括“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到了1940年，曾经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时，仅留下“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两句遗言。但这两句话，浓缩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张和思想。在北大校长这个位置上，蔡元培立下丰功伟绩，北大哲学泰斗冯友兰赞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而被中国人民高度赞扬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份让人感怀的遗书。在这封信里，他不但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给相应的中国同事与友人，还不忘交代：“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他对八路军医疗事业的关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歇。

（邱宝珊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