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

早在卢沟桥枪声响起之前，在距党中央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始终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他们曾一度拥有中国工农红军第32、33、36、37军等番号。不过，这支红军部队后来的名字更家喻户晓——东北抗联。

東北抗联，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皆出自这支军队。在那段革命岁月里，东北抗联和党领导下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相比有哪些特点呢？

《义勇军进行曲》的最早传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最初是由田汉、聂耳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感染创作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人民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武装抗战。不肯投降或撤退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山林队、有爱国心的土匪、地方士绅、关内青年学生等不同阶层、群体，纷纷打起义勇军大旗，一度给日军造成严重损失。但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无援军、内无装备、给养短缺的境地。其内部缺乏统一组织，多系结义和帮会性质，纷争不断。

经过几年战斗，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失败。唐聚五、邓铁梅等义勇军将领牺牲，李杜、王德林等则率领残部退入苏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则从一开始只有十几人的游击队，发展为11个军、3万多人，其中，第1、2、3、6、7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日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第4、5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8、9、10、11军是在其他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可以看出，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相比，抗战态度更坚决。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同样面临日伪军来自空中、地面的大“讨伐”，但抗联没有退缩、妥协。杨靖宇率部在几次试图打通与关内党中央联系的西征相继失利、部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作为指挥员，他没有为自己和部下作出更为“理性”的选择——接受撤往苏联境内休整的提议，而是自领一支数百人的小部队在当地坚持游击作战直至最后军破身死。

赵尚志曾两次被开除党籍。第一次被开除党籍后他进入一支义勇军部队当马弁，黄埔科班出身的他几年间又拉起一支队伍，东山再起。第二次被“永久”开除党籍后，他本可以留在苏联，远离当时处境已日益险恶的抗联。但他又一次只身返回，企图再挽狂澜，却不幸被叛徒打伤，最后牺牲。

“八女投江”中的八位抗联女兵在发现敌军偷袭后，本可以不惊动敌人全身而退，但她们为了让大部队平安撤退却主动暴露自己，最后消失在冰冷的乌斯浑河里。

明明可以生存，却要选择战死。也许他们的力量一直非常弱小，也许他们的抵抗对敌寇损害轻微，但正是这些东北抗联将士的坚持，告诉了侵略者还有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战斗，他们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最早传人。

曾面临严峻的考验

东北抗日联军从鼎盛时期的3万多人，到大部作战失利被迫退往苏联后被整编为仅1500多人的教导旅，虽不能说“全军覆灭”，但如此重大的失败肯定有其自身原因。抗联并不是“高大全”的完人，他们也犯过错误，但他们仍然是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抗日活动风起云涌。受当时“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影响，东北党组织在发展武装斗争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发动工人和农民暴动，希望和关内红军一样建立苏区，“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和地方武装、其他义勇军部队发生摩擦，造成自己异常孤立，这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先天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才开始摆脱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影响，团结其他抗日力量联合抗战。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也曾经出现过和红军“肃反”扩大化类似的错误。日伪特务机关为扰乱抗日力量，策划成立“民生团”打入抗日武装内部。同时，面临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日伪的策反，叛变投敌情况增多。如《智取威虎山》中匪首座山雕的原型之一谢文东就曾任抗联第8军军长，后因忍受不了艰苦条件而投降。另有李华堂、程斌等多名抗联军、师级干部投敌。可见当时日伪渗透情况之严重。

在面临日伪军的外部“围剿”、内部瓦解等因素的巨大压力下，抗联（含其前身东北人民革命军）使用有效但同时也对自身伤害极大的手段——“肃反”来应对，但“扩大化”却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留给我们的更多是精神遗产

东北抗联距离上海、瑞金千里之外，地理上的距离加上当时并不发达的通信手段，使得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极为不易。有时，一封中央指示信甚至需要几年辗转才能到达抗联将士手中。而同一时间上海党中央机关被叛徒严重破坏以及随后中央红军的长征，则让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络彻底中断，成了“没娘的孩子”。即使联络如此困难、距离如此遥远，甚至最后退入苏联寄居他国，抗联将士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归属。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东北抗联仍然通过敌伪报刊了解到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他们于1936年、1938年多次开展西征以图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但终因寡不敌众失败，李延平等许多东北抗联骨干牺牲在西征途中。即使如此，东北抗联仍然设法派联络人员绕道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40年前后，东北抗联面临既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自身又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苏联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后援。但苏方一开始就试图单独控制东北抗联，甚至在与抗联领导人会谈时提出由苏联人担任抗联的总司令。周保中、冯仲云等抗联领导人对此据理力争，坚持认为东北的抗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一部分，才使得东北抗联避免陷入脱离党领导的危险。

那么，东北抗联究竟牵制了多少日伪军？

据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1931年底达到3个师团，1932年增加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在5个师团，1937年为7个师团，1939年为9个师团，1940年为12个师团。1941年“关特演”时兵力达到70多万。据关东军参谋部的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就达1890多次，如果每次出动兵力按10人至50人次计算，配以伪满军，抗联牵制的兵力数量相当可观。

不可否认的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相比，东北抗联的物质力量太弱小，弱小到几乎每一发枪弹都需要从敌人手中夺取。东北抗联留给我们的更多是精神遗产。杨靖宇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劝降者说出那句令所有国人动容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这句话恰好可以作为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奋斗的总结。

（吕丽妮荐自《小康》2017年第5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