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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栋,一生只为大国重器

2017-09-21郑心仪

环球人物 2017年12期
关键词:重器孙家钱学森

郑心仪

“喂,天宫二号吗?你的快递到了!”

两个月前,在天上,中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完成对接,离中国人“嫦娥奔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在地上。中国网友集体化身段子手,管天舟一号叫“太空快递员”,语气又萌又傲娇。

这样的傲娇,每一次大国重器问世时,都会出现。首艘国产航母下水,“蓝鲸一号”首次深海试采可燃冰,首个出口“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亮相……光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网友就涌上社交网络,“high”了好多次。

换作从前,人们为大国重器欢呼的方式,是涌向天安门广场。1970年4月2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的消息。“消息报出来没10分钟,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等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挤都挤不进去”。这个挤不进去的中年人。就是负责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孙家栋。

弹指间,中年人已是满头华发,但换来了天上的星斗璀璨。“东方红”“北斗”“嫦娥”……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当年钱学森慧眼识珠,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之后。孙家栋的名字就和中国航天血肉相连了。

要采访这样的科技泰斗,绝非易事。谦逊,不喜抛头露面,躲着聚光灯走,是他们的特点;忙,七八十岁还醉心科研,连轴转,也是他们的特点。然而一听说我们要写孙家栋。一个个科技大咖都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哎呀,孙老总啊,就应该多说说他!”于是,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寻不见孙家栋的人,却处处耳闻孙家栋的事。

探月“铁三角”

欧阳自远这个名字,随着“嫦娥工程”而妇孺皆知。可一见面,他就爽朗地说:“我不喜欢别人称我‘嫦娥之父。我不懂航天,读书时学的是地质;我搞航天,是孙家栋领进门的。”

他们的故事,从2000年开始。欧阳自远想探月,但不知道中国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行性。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栾恩杰,讲了探月的构想。栾恩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搞探月,你得把他拽进来。”

“谁啊?”

“孙家栋!你去跟他详详细细汇报。”

欧阳自远跑到了孙家栋的办公室,一谈就是两个上午。每一步构想、每一个目标,孙家栋都问得非常仔细。“谈完后,孙家栋说,咱们这辈子怎么也得把这个事干成。他有这么大的决心!”

这是科学家欧阳自远和工程师孙家栋的第一次相见,也是一种境界与另一种境界的相遇。“科学家的境界,是要做单枪匹马、潜心研究的英雄,就像陈景润那样。”认识了孙家栋,欧阳自远才发现工程师和科学家不一样,“工程师是投身一个团队,讲集体英雄主义”。

欧阳自远探月的那些科学构想,到了孙家栋手里。就分解成一个一个步骤、一个一个系统。“探月工程获得国家立项后,任命了三个人,栾恩杰是总指挥,孙家栋是总设计师,我是首席科学家,大家管我们叫探月‘铁三角。孙家栋一上来就说:‘欧阳。我是给你打工的。我说:‘你胡说八道,我对航天一窍不通,我给你打工还差不多!他就笑:‘嫦娥一號能不能到达月亮,这是我的活,到不了,你唯我是问。但是到了月亮以后,该看什么、该拿什么,就轮到我一窍不通了。我把你的眼睛、你的手伸到月亮上去,后边一切事,归你。他这番话,让我很感动。别看说起来简单,把嫦娥一号送到月球,需要哪些关键技术?如何攻关?哪些单位和个人牵头参与?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怎么定?……事情千头万绪,他操心死了!”

欧阳自远很快发现,孙家栋不仅航天技术过硬,对各个部门和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大事小事到了他这儿。都能迅速决断。欧阳自远边听边学习,渐渐进入航天这个领域,也彻底走进了一个团队。“现在,我觉得一切成功,都是靠集体英雄主义。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最刻骨铭心的事,当然是2007年11月5日。“我们最操心的不是发射,而是嫦娥一号到了月亮附近后,得被月亮抓住。抓不住就飞跑了,要不就撞上月亮了,前功尽弃。以前美国和苏联失败最多的就是这一步。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月球,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嫦娥一号发射出去。从地球到月球,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一直在问测控数据。最后一下,汇报说:‘抓住了!我俩说,再验证一下,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位置抓住的。之后再校准一次,又校准一次,确认,真的抓住了!我俩抱起来痛哭。”

那一刻,孙家栋78岁,欧阳自远72岁。

“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

“为什么会哭呢?”几个月后,我们终于等到了孙家栋,坐在他面前,好奇地问。

孙家栋坐在沙发一角,一只手紧握身旁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这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他微笑:“不知道媒体怎么就拍下来了。我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前面都要带个‘洋字,洋钉洋火洋油洋盐,因为我们自己生产不了。结果几十年时间。我们国家就能发射自己的航天飞行器到月球,实在太不容易了。当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些,那种成就感和激动的心情,让我一下子克制不住情绪。”

想当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年轻的孙家栋并没有哭。那是1970年4月24日的晚上,人造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孙家栋则在北京临时卫星接收站内紧张等待,第一次感知这种发射时的巨大压力。“假设当时咱俩坐在一起,肯定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火箭带着卫星升空后,我把眼珠子瞪圆了,盯着显示板上的曲线,看着那条线按照设计的弹道轨迹运行起来。我心里还在想:这到底是真起来了,还是假起来了?就像他们搞原子弹的,蘑菇云都炸在那儿了,还在想到底起爆没起爆呀?”

不敢置信,又不知深浅,因而满怀豪情。这是孙家栋他们年轻时的心境。“这玩意儿真能掉下来吗?我就不信它能掉下来!然而干了几十年的航天后,经历过几次失败,体会过沉痛的教训,就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了。”endprint

这其间,无论成与败,都有个名字,在引领着孙家栋,那就是钱学森。如今,一提到这个名字,88岁的孙家栋还是掷地有声地说道:“恩师!绝对是我的恩师啊!”随着他的讲述,你会发现,他身上那种令欧阳自远难忘的气质——集体英雄主义,恰恰源自钱学森。

孙家栋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1958年一回国,就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院长正是钱学森。部里设了一个总体组,负责对接和贯彻总设计师的意图,孙家栋当组长。那时国内还不兴总设计师之名,但人人都明白,钱学森就是总设计师。

这是青年学生们和大科学家的相遇。青年学生很紧张,早就听说钱学森的大名,连guided missile这个词,一会被译作“飞弹”,一会被译作“带引导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准确译为“导弹”。可自己专业不对口,学飞机的,能千导弹吗?见了面,连话都不敢说。大科学家却很谦逊,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在一线,比我强多了,你们先说说吧。这帮年轻人,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大科学家便当起先生,自己编教学大纲,自己讲《导弹概论》,还邀请庄逢甘、梁守槃、朱正等人来担任讲师。

吃苦,奋斗,这些都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钱学森示范了怎么面对失败。有一次导弹发射失败了,分析故障原因时,孙家栋和设计组的人懊恼自责,情绪极低。钱学森见状,当即停止了对故障原因的分析:“如果说有考虑不周的原因。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你们所提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来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1967年7月29日午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孙家栋趴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他担心汗水打湿设计图,特意围了毛巾在脖子上。门被敲响了,是一位国防科工委的同志,告诉他,钱学森已向聂荣臻推荐他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那一年,他才38岁。距离今天正好50年。

“那时候,在美苏的包围下,我们必须要有大国重器,必须要有人造卫星。第一颗上天后,第二步就得解决实在的、急用的问题。所以就做遥感卫星,得拍照、得传回、得把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同附近海域,都拍得清清楚楚。”

但这颗遥感卫星发射失败了。1974年11月5日,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孙家栋待在发射场坪的地下室里,不用看测控数据,已经明显感觉到火箭爆炸的余震。“我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11月的沙漠多冷啊,整整三天三夜,孙家栋和同事在滴水成冰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他们真找到了。那是一小段导线,属于火箭控制系统的,表皮完好,可里面的铜丝有裂痕,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我们就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家为23位“兩弹一星”元勋授予功勋奖章。孙家栋和恩师钱学森一同授勋,但在他心中,“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是他们的学生”。

又过了10年,2009年3月,钱学森送了一封生日贺信给“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工作人员按照要求拟好,钱学森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感慨道:“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呢!”这封生日贺信的收件人,就是即将满80岁的孙家栋。7个月后,钱学森与世长辞。

“让年轻人放心地干”

听孙家栋讲述,很少听到他说“我”,总是说“我们”。

“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激动吗?激动。但这个奖章不是个人的。是我们航天的。”

“我们航天这片沃土很好,只要进来一个年轻人。就能受到我们队伍的感染。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我们航天啊,也有日子难过的时候。”

他说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航天院收入很低,而外企纷纷涌入,做通信的、做测量的,都跑来航天院“挖角儿”。印象最深的是诺基亚公司的人开着大轿车。跑到航天院的对面,挂出招聘的大牌子,给的待遇跟航天院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年轻人去了,临走跟我讲:我很热爱航天事业,搞了航天以后有很大的成就感,可是我实在寒酸,请女朋友吃几顿饭都请不起。”孙家栋听得心里难受。

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中国航天走出重要一步——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这个消息是轰动性的,美国政府竟然同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当时,担任中国航天对外发射代表团团长的正是孙家栋。时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曾与孙家栋一同参与谈判的乌可力,至今记得孙家栋在谈判结束后对他说:“不容易,我们这样的谈判不容易啊!”老帅聂荣臻更是高兴坏了:“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外国卫星发射成功既可以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又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如今,航天人员的待遇大有好转。孙家栋再跟刚毕业的年轻人谈话,他们说:“孙老总,我们航天现在收入可以了!中等收入,但我的荣誉感非常强,这是去外企的同学比不了的。”

1994年,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第二年,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周建华加入“北斗”,与孙家栋初见的情形历历在目:“第一次见面,是在工程总体协调会上。我小心翼翼的,他可是航天泰斗啊!但多接触几次后,我就发现不用绷着神经了。他实在平易近人,既给年轻人压担子,又给年轻人解压。比如说,他要求‘北斗在实际应用时达到和美国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样高的水平。‘北斗起步比GPS晚了很多年,中美两国的工业基础也有差距,这个要求的压力很大。但在攻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任何困难,孙老总都会帮我们想办法。他让我们放开做,大胆想,不要有后顾之忧,出了问题他负责。”endprint

这样的场景何其熟悉,恍如当年钱学森与孙家栋的翻版。我们忍不住问周建华:“您觉得这是传承吗?”周建华想了一下,笃定地回答:“是传承!”如今,她已是北斗二号地面运控系统总师。

网友们精心描述过一个细节:“2003年杨利伟上天时,镜头扫过,满屏幕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现在,每一次大国重器上天,镜头扫过,满屏幕年轻稚气的脸。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认识了25岁的‘天宫神八哥杨彦波;天宫二号发射,认识了29岁的‘飞控女神申聪聪。”

这样的变化,孙家栋看在眼里。“以前,我们好几年才能发射一个型号的卫星;现在,一年就发射二三十颗,发射场都排不开,大家争着排队。每个型号的总设计师,也就四十来岁。他们二十七八岁博士毕业,进了航天院,第一个回合,跟着大家干,从立项到发射,最多5年就完成了。第二个回合,他们就能领着一支小队伍了。第三个回合,就可能当一个总设计师的副手了。最多20年,45岁左右,就到了第四个回合,成了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真是年富力强!和美俄比起来,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样年轻而热情的队伍,他们是羡慕我们的!”

2014年,孙家栋从待了20年的“北斗”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让年轻人放心地干”。只要年轻人不找他,他就不再管“天上的事”。“你很长时间不在天上了,突然之间给年轻人提个问题,你又有个头衔,人家年轻人是同意你好,还是不同意你好?所以天上的事我不干预了,我去搞地面的事。我到南方,到西部,到东北,到处出差,跟企业家谈,告诉他们‘北斗能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能办成很多事。它就像一部手机一样,只要你会玩,里面的名堂就能越来越多。”

孙家栋随手举了个例子,“就说共享单车吧。这些单车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用天上的信号给它导航。地面信息传递的时候,我这辆车到哪了,用的是天上的信号。北京这几家,有的用美国GPS,有的用我们‘北斗,这是企业的自主决定。但我每次出去,一定会告诉他们:你还是用‘北斗好!”孙家栋大笑起来,“再进一步考虑,‘北斗的可用之处就多了。运危险品的汽车开到哪了?接送孩子的校车开到哪了?淘气的孩子跑到哪了?走失的老人走到哪了?如果车上装一个,老人孩子手上戴一个,‘北斗就都能帮到你了。”

另一种“我们”

白发苍苍的孙家栋还是为航天的年轻人犯愁,愁的是“脱不了单”。“他们太忙了,每天要工作近20个小时,根本没时间。好不容易有人给他们介绍对象,一次两次没时间约会,马上就黄喽!”

“您当初是怎么‘脱单的?”

孙家栋一房,继而哈哈大笑:“我从苏联回来后已是大龄青年了,也是工作忙,顾不上。有一次清明节,和同事们去郊外踏青,发现照相机忘带了。车子经过木樨地,我同学住在那,我就上他家借。结果借了相机,他不放我走,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是他夫人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学,叫魏素萍,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了。”

魏素萍和孙家栋开玩笑:“我们算不算‘闪婚?”孙家栋一点头:“算!”那年“五一”,孙家栋利用假期跑去哈尔滨见了魏素萍。他在哈尔滨只待了20多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后的100天,魏素萍穿着定做的镂花布拉吉裙和高跟皮鞋,只身来到北京找孙家栋,两人签下了一生的“契约”,从此成了孙家栋人生里的另一种“我们”。

婚后3年,魏素萍才调到北京航天总医院,大约猜到了孙家栋是干什么工作的。“那时我们的工作属于绝密。我给她留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多少号信箱。邓稼先不也是这样?他朋友来家里找他,他夫人说:邓稼先去多少号信箱出差了。”

两人团聚后,依旧是聚少离多。孙家栋待在靶场,常常好几个月不着家。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妻子一肩挑。最“离谱”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孙家栋有一回在外屋接电话。门开着,看见妻子在走廊,他想都没想,伸脚就把门关上。妻子难过得不行,打电话还避着我?另一件是,女儿的小名叫“小红”,难得有一次孙家栋回家吃饭,到院子里叫一声“小红”,结果好几个叫“小红”的小朋友跟他回了家。

所有“两弹一星”元勋家庭的牺牲都是相似的,但各有各的浪漫。孙家栋的浪漫是,每次离家时,都画张妻子的鞋样带在身边,这样为她买鞋时,拿出来一比,就知道買多大的了。

“我们”的故事总是如此熟悉。这不是孙家栋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从钱学森到孙家栋,从孙家栋到周建华,从周建华到“天宫女神”……一代代人传承不绝的故事。把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那四个字:大国重器。在采访的最后,孙家栋用沉思的口吻说道:“当年,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这些大国重器,中国就生存不下去。现在也是这样的,生存和发展都重要,但国家安全是首要的。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而非一个和平的年代,国家始终需要拿出一定力量来建这些大国重器。”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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