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

奥利弗·斯通是好莱坞的异类导演。他拍《野战排》，直面越战的残忍；拍《华尔街》，剑指贪婪成性的股市大亨；拍《斯诺登》。以新角度审视棱镜门。他本可以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坐享名誉，却一次次折腾。

这次，不安分的斯通又放了个“重磅炸弹”：《普京访谈录》。6月12日，这部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在美国“娱乐时间”电视台播出。连播4晚。媒体称，“普京从未跟一个西方人对谈如此长的时间，还说了那么多毫无限制的话题。”

“注定被绞死的人是不会被淹死的”

为完成《普京访谈录》，斯通花了整整两年收集素材。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最大特点就是时间和地点不固定。普京太忙，所有对谈都得见缝插针进行，有时在克里姆林宫，有时在办过冬奥会的索契。有时在普京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住所。

斯通拍出了不一样的普京。他镜头下的硬汉总统少了几分强势。还会微笑着吐槽斯通：“我发现你是个滑头。”滑头二字从何说起？敢跟普京谈笑风生的导演。世上还真没几个。斯通的提问总是出人意料，但又不会不给普京面子。他还向普京推荐了库布里克的喜剧电影《奇爱博士》。后来，斯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普京很坦率。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消除美国和俄罗斯的误解。避免两国陷入战争。”

普京说看过斯通导演的影片《斯诺登》。两人聊起来后，斯通抛出问题：“你当过克格勃特工，有没有鄙视泄露FBI文件的斯诺登？”正在开车的普京头也不转地告诉斯通：“斯诺登不是叛徒。他只是把他知道的事公之于众。”他随即补充道：“如果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直接辞职就好了。他现在走这一步是他的权利。不过我要说这么做不对。”

斯通接话：“所以他不是个告密者？他应该像你当年那样，从克格勃辞职吗？”

“没错。”

说完信息安全问题，斯通把话题扯到普京的人身安全上：“听说您经历过5次暗杀？我采访过卡斯特罗。他大概经历了50次暗杀。”

普京认真地看着斯通，听到卡斯特罗的名字时微微一笑：“是的。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吗？因为我向来亲自参与自己的安保工作。”说到这儿，普京身体前倾，向斯通解释道：“我专注于我的工作，安保人员专注于他们的工作。他们做得相当出色。”

斯通不解：“你信任你的安保人员？暗杀的首选模式可是试图混入总统的安保团队。”

普京笑着回答：“你知道俄罗斯有句谚语是怎么说的吗？注定被绞死的人是不会被淹死的。”

“越战对他们而言，就是每晚5分钟的新闻”

人们记住斯通，最初是因为他拍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天与地》。斯通像一位戏剧艺术家，在熟练处理战争与阴谋时，把各种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生搬上舞台。

他自小在纽约长大。考入耶鲁大學却不愿按部就班地生活。越战爆发后，他想去越南当兵，却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斯通的祖父参加过一战、父亲参加过二战，都对战争深恶痛绝。按父亲的设想，斯通应该当个华尔街白领。但他还是来到湄公河畔穿上军装，成了一名步兵。

斯通在越南待了18个月。他亲眼见到战争的残酷，也在炮火中感受到人的渺小。越战结束后，他带着两枚勋章回国，却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仍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对战争一无所知。“越战对他们而言，就是每晚5分钟的新闻。”

这种经历促使他萌生拍“越战三部曲”的念头。1986年，《野战排》横空出世。斯通从自己在战争中的日记和书信人手。创作了一个新剧本。主人公泰勒是名年轻大学生，弃学到越南参战，却眼见村落血流成河、战友自相残杀。

在斯通的镜头下，直升机螺旋桨气流吹开田里的防雨布，露出成堆的尸体；炸弹从天而降，正在说笑的人被炸飞一只胳膊，笑容还凝在脸上；村庄枪声四起，但你永远不知道敌人在哪儿……片尾的画外音，是主人公离开越南后的内心独白：我们对抗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斯通的反思改变了美国越战片的类型。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评论：“《野战排》已经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它使人觉得自己到过越南战场，而且今后再也不想去了。”

影片斩获1987年第五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剪辑、最佳音效4项大奖。斯通领奖时说：“我想你们是真心诚意感谢我这位老兵。知道我们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战争发生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算从战争中学到东西，那些死在他乡的美国士兵也算牺牲得有价值了。”

1989年，“越战三部曲”的第二部《生于七月四日》在美国上映。虽然像第一部《野战排》一样仍然受到好评，但影片中强烈的反战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与批评。1993年，三部曲的终结篇《天与地》上映。尽管这次斯通以一名越南妇女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场战争，却没能赢得票房与称赞。观众对越战没那么感兴趣了。

“这个世界更需要讲伟大故事的人”

斯通后来将目光投向政治人物。他说：“好莱坞是一个欢庆自己种族等级制度的性感野兽。并且我父亲说过，‘不要对任何人说实话，否则你会受伤。他说得对，可我就是止不住说实话。”

1995年，电影《尼克松》在美国上映。影片中，尼克松深夜只身来到抗议越战学生的聚集地。有女学生问：“你说想停止战争。为什么没做到？”

尼克松沉默许久，说了声对不起。女学生追问：“你不能停止战争，对不对？决定的不是你，而是制度。这个制度让你无法停止！”

尼克松辩解：“这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怕危险）那你还当什么总统？！”

“不，我不是软弱。我了解这个制度，至少可以驯服它往好的方向走。”

学生恍然大悟，原来是“驯服”。借角色之口，斯通说出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现实。“我一直在找‘被中伤的人当主角，描述他们人性的另一面。”

斯通在2003年拍了第一部纪录片《指挥官》，主人公是古巴前领导人菲尔德·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告诉斯通，自己非常崇拜海明威。斯通接话：“但他自杀了。”卡斯特罗沉默片刻，看了一眼墙上的海明威照片：“根据他的哲学，我会战斗到死。但要是我到了连枪也不能用的时候……是的，也许我会选择死亡。”

有一次，斯通和卡斯特罗同乘一辆车，斯通突然提及肯尼迪的遇刺。经历多次暗杀的卡斯特罗质疑了肯尼迪的安保工作，还对斯通开玩笑说，“如果布什来，我们会照顾他的。”这是整个纪录片中，卡斯特罗笑得最开心的时候。

跟斯通混熟后，卡斯特罗经常搂着他的肩膀谈话，无视摄像机的存在。斯通也常拿着一部DV（数码摄像机），在卡斯特罗说话时放在他鼻子下。

在另一部纪录片《国境以南》中，斯通将目光瞄准了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这位“反美斗士”最初拒绝采访。后来在斯通的软磨硬泡下才答应。斯通起初只想还原查韦斯的真实形象，谁知越跑越来劲，采访了南美洲七八位国家领导人。他骑着摩托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自嘲道：“这部电影最后好像成了一部公路片。”

查韦斯病逝后，斯通发布声明：“虽然查韦斯被那些上层社会的人所憎恨，但他将在历史中永生。我的朋友终于在得来不易的和平中安息了。”

有人说，斯通像一名斗士。是美国现代史的记录者。眼见斯通拍出了一部又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影片，一度与他产生激烈矛盾的父亲在临终前原谅了儿子：“你是对的。这个世界需要伟大的故事，更需要讲伟大故事的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