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旭东

(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四川达州635000)

浅析电视民生新闻的公共性
——以达州电视台《达州全搜索》为例

廖旭东

(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四川达州635000)

传媒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公器，其公共性的实现程度是与社会公共环境息息相关的，而政府对于传媒的管理体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各地民生新闻作为电视台最受观众喜爱的新闻类节目，其在地方硬信息的获取中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唯一性，面对的受众众多，影响力巨大，地方政府对于新闻报道的管理目标更多是维护政府的权威还是公共利益的实现，成为电视台实现其报道公共性的重要考量。

电视；民生新闻；报道；公共性

一、传媒的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最先在西方社会提出，其本义是由公私二元对立的概念引申而来，并非与政治或政府相关。哈贝马斯之后提出公共领域概念反响巨大，使得关于公共性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人心。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公众以及公众舆论的形成需要信息大规模的交流传播及自由讨论，所以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作为沟通公众的传媒，是意见表达传播的公共领域，具备公共性。[1]公共性的核心在于“公共”，“公共”一词所涉及的社会生活概念颇为广泛，但凡每个公民都能正常接近、使用的都可以说是“公共的”，具体来说，广场、公园、影院等地方，政府、医院、学校等部门所提供的服务，都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公共”概念具体或抽象的存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机构作为公众沟通的平台，舆论引导的机构，其创立的初衷是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是每个公民都能够正常接触、使用到的，因此，哈贝马斯把报纸、电视等传媒视作具有公共性的公共机构也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主张媒介自由传播权利的同时，也在其出版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书中提出传媒对于社会和公众负有责任，也即传媒的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性。1963年的皮尔金顿报告曾这样给广电传媒下定义：“广电媒体的概念就是一种服务，其全部特质，就是一个公共性的组织，负责将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各种活动和意见，以最完整的范围带给公众，让他们知晓世事。”[2]可见，广电传媒作为一种大众传播，以其专业的方式搜集社会信息，这些信息让社会成员广泛共享的同时也传递着公众意见，对于社会起着一种沟通协调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性组织，具有最为广泛的公共性。

新闻传媒的公共性还体现在其具有公益性，“公益”一词其实是公共利益的缩写，在“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中逐渐兴起。公益不仅仅局限在赈灾援助、扶贫济困等领域，而是涉及人自身的完善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有利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诸多领域。公益不再简单地关注具体救助对象一对一地需要，而是深入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关注社会总体发展需要的层面上。[3]公益性映射到新闻传媒上即表现为传媒大规模传播并引起公众讨论公共话题的目的是什么？传媒把社会事件以议程设置的方式置于公众的目光关注之下，引起公共管理部门的重视，从而促使公共事件公正、公开的解决，使社会重回良性发展的轨道之上，可以理解传媒传播社会信息的目的及其存在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应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出发点。BBC从开播的第一天起就声称要“以利他主义思想为公众业者行为准则，把为公众利益而工作视为自己的天职。”[4]可见公共利益是传媒业的立足之本，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实行何种传媒体制，对于传媒业具有公共性的认识是一致的。新闻传媒存在的本义不是为政府、利益集团服务，也不应该单纯为了传媒组织的盈利为目的，其存在的天然使命只有一个，就是为公众的利益而提供相应的服务。传媒作为公众意见表达和传播的平台应具备开放性，传媒服务的对象应该是全社会广大的公众，传媒的运作应该符合公共性的要求。

二、电视民生新闻公共性的体现

传媒形成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一定的媒介覆盖率。1983年开始提出的“四级办电视”方针，激发了各级地方开办电视台的积极性，电视节目的媒介覆盖率得以逐步提升，从而使得电视公共性的发展有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民生新闻是我国新闻传播中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范式，它起源于社会新闻，但又还未达到西方新闻里提及的“公共新闻”的程度。它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观众提供新闻议题，使新闻的传播面广、接受度高，从内容上使得电视的公共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民生新闻是传媒机构向公众提供的新闻类节目中最接地气的一个，其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常年高居不下。笔者曾参与四川省达州市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达州全搜索》的收视评议，该栏目是达州市广播电视台开办的一档全新民生新闻栏目，栏目以开放的视角、用轻松的方式，突出时效性、现场性、可视性，提供达州本地各类社会新闻，目前是达州收视率最高的一档电视新闻栏目，远超达州台甚至各大电视台同期其他节目，本地最高单日收视达23.128%，市场占有率达72.057%，月平均收视突破13%，市场份额突破53%，多次超过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等强势媒体的多个品牌栏目在本地的占有率。[5]当地群众甚至因为《达州全搜索》的播报风格而一改原来不看新闻的生活方式，每天准时收看此档节目，逐渐养成关注本地新闻的习惯，这就为民生新闻的公共性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民生新闻一直以来以其通俗化、本土化的报道风格而深受民众欢迎，在民众身边真实发生的事以讲故事的方式有情节地展现出来，这些事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积极讨论之余甚至觉得自己也参与其中，这种亲民的播报方式使得地方民生新闻有了公共性良好的群众基础，广泛的传播覆盖率成为其履行其对于公众和社会的责任的最大优势。具体来说，通过对《达州全搜索》栏目的收视测评，民生新闻的公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督社会公共事务

舆论监督的实质是在传媒的关注和影响下，借助大众传播渠道形成舆论，公众对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是公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其监督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6]舆论监督的主体并不限于新闻报道，但作为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却天然地是舆论监督的主体与主力，监督的内容不限于公共事务但公共事务的监督确是其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一环。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开呈现可以说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职能，民生新闻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新兴方式，仍然具备这样的职能。社会要健康有序地发展，必然需要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来激浊扬清，民生新闻以其在市民间形成的覆盖率和可信度，通过对影响广大市民生活的公共事务的呈现，从而引发市民的关注和讨论，形成比其他新闻播报方式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公共事务向着有利于公众的方向发展，使公共事务重回法制和社会公众准则的轨道。在《达州全搜索》栏目中曾报道过的《乡村纸厂污染重 环保表示要查处》《这里路太烂 车子堵成串》《建房安全保证金啥时退》等新闻都直接与公共事务相关，通过报道监督之后均得到了相关公共管理部门的妥善解决。

(二)为民排忧倡导公益

类似“寻人启事”“失物招领”“爱心救助”“纠纷调解”一类的新闻，借助民生新闻这个平台来扩大其影响力，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带来帮助。比如《达州全搜索》今年一月播出的几期新闻中，《儿子粉碎性骨折 母亲期盼爱心救助》《楼上空调水淅沥沥 楼下餐馆惨兮兮》《市民柜员机捡钱 记者帮忙找失主》等几条新闻所曝光的事件都因为《全搜索》的介入而使问题得到良好的解决。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节目的播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遗留下来的必然是民众间的一些隐疾甚至冲突，会给社会增加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民生新闻的播出虽说解决问题的对象单一，但是这个被服务的对象是不确定的，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遇到与公共事务相关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解决，其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中不确定的个人，在播出这些“助人为乐”的新闻的同时，也倡导了社会互帮互助的社会公益。

(三)为公众提供话语平台

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的话语权表达是人微言轻的，所表达的诉求往往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当中。民生新闻以其民众普遍关注的优势为公众提供表达诉求的平台，从而引起公众的共鸣和关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公共事件的解决。例如《达州全搜索》栏目中的“社区大搜索”通过记者进社区的方式，让居民对社区的公共事务直面镜头表达意见，架起社区居民和干部沟通的桥梁，就影响公共生活的噪音、卫生、房屋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促成社区问题的解决。另外，栏目中的“天天微搜索”“620热线”板块，也通过微博和电话等方式与市民沟通，从市民的视角在新闻中展现民众的想法和述求，反映群众的呼声，这些板块都为公众的发声、公共事务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话语平台。

三、电视民生新闻践行公共性的不足

关于媒介的一种规范理论社会责任论明确提出，新闻传媒在享有社会给予的特权地位自由传播社会信息的同时，也有义务对社会和公众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包括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对政府进行监督，启发和提高公众的自我决策意识，维护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等。[7]不过，由于传统思维、制度等方面的束缚，地方民生新闻报道在践行公共性时还存在不足之处，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并未完全到位。

(一)公共事务报道频率较低

公共性与公共利益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较多与公共事务相关的报道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为公共利益服务，则意味着具有公共性，而背离、损害公共利益的，则意味着公共性的丧失。[8]不论用什么形式进行播报，报道公共事务进行舆论监督仍然是新闻的一大职能。舆论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它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9]这个定义里提出了舆论“公众”“公共”“公开”的“三公”原则，可见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是新闻公共性的重要范畴。从“公众”和“公共”来看，与公共性直接相关的报道必然涉及较多的人或者涉及相关的公共管理部门，然而根据笔者连续收看《达州全搜索》的统计，其直接涉及公共事务监督的报道并不多。笔者以周为收看单位随机抽样观看并进行大致统计，与公共事务相关的报道在《达州全搜索》栏目每周节目构成中的占比情况具体见下表：

注：收看单位为周报，每周对应周一至周六共计6天，周日节目构成为当周内容摘要重播不计。

周播报新闻总量(条)与公共事务相关新闻量(条)占比2016年8月29-9月3日4149.76%2016年1月4-9日3326.06%2015年7月6-11日35514.29%2015年4月13-18日31412.90%平均占比10.71%

在上述统计中，诸如《诊所打针伤了神经 卫生执法介入调查》等报道虽涉及公共管理部门，但考虑其是偶发的小概率事件，涉及面不广，也并未涉及政策方面的内容，故未纳入公共事务报道的范畴。总的来说，平均每10条新闻播报才有一条直接与公共事务相关，差不多将近每2天的报道才有1条涉及公共性的新闻。上述统计虽不具有绝对意义，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地市级电视台民生新闻对于公共事务报道的频率较低，舆论监督或引导的力度不够。

(二)舆论监督缺乏锐度

传媒的公共性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表达与形成的实践逻辑。这里的公共性，既指公共传媒向公众提供的服务在于提供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指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在新闻报道过程中要具备舆论监督意识，这也是媒介公共性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舆论监督培养公民意识，塑造公民资格并进而建构公民社会。[10]因此，新闻报道在实践过程中给受众提供感兴趣的公共话题的同时，还要注意引导舆论的公共导向，不仅向公众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让公众知道这些事发生的原因以及跟公共部门的关系，向公众提供有锐度的新闻报道。然而就笔者的观察来看，地市级民生新闻报道在新闻锐度方面的表现仍显不足。比如2014年全国传播甚广的“威胁我就是威胁党”事件，就是率先由《达州全搜索》栏目报道的，其原始标题为《回收工厂难运行 解决问题有点难》，报道的新闻导向在于关注事件本身。其他卫视转播时的标题为《乡党委书记大骂企业主 威胁我就是威胁党》、《四川达州官员放豪言：威胁我就是威胁党》等，将矛头直指当地政府官员。从标题和内容剪辑的新闻导向相比较不难看出，地方新闻媒体报道中对于当地公共服务部门的舆论监督力度要温柔得多，显得畏首畏尾。

2015年5月28日报道的《报账遇波折 记者来帮忙》涉及市民医保报账遭遇困难的事，然而新闻末尾的落脚点在于彰显达州全搜索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根本未提及公共服务部门对于医保报账制度的落实规范及其工作作风、态度等问题。且新闻的着力点仅仅在于帮助一位市民，确实显得定位较低，不够犀利，本身与公共事务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以这样的方式报道出来完全缺失了其间所隐含的公共意义。

2016年11月30日《尚品花园 房产证好久办？》报道了小区几百户居民几年集体办不了房产证的事，然而对于这样影响较大的事件，媒体只采访了小区居民，提及对群众安居、就业、小孩上学带来影响，并未采访相关职能部门核实情况、了解政策，并未深入调查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怎样解决等问题，使得媒体对于公共事件的舆论监督、为公众服务的功能大打折扣。

另外，上文中提到的2015年7月7日的报道《这里路太烂 车子堵成串》，新闻播出之后问题迅速得以解决，可以算作媒介的舆论监督对于公共事务的处理又立了一功。但仔细想来，为什么路烂半月之久没人过问，记者一采访，一晚上就能修好，这里面存不存在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缺位问题，公众不得而知，记者在此的报道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政府未能正常履行其公共职能的事实缺乏追问，舆论监督并未触及痛点，监督乏力。

新闻作为舆论监督的阵地，是社会公认的“第四权力”，对于惠民政策的落实执行，公共服务部门的态度较差甚至推诿，各部门为利益扯皮的事情，相关部门“太欺负人了”等涉及公众和公共服务的问题，应通过媒介平台曝光公共服务部门根本的弊病，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媒体作为公共平台不应该仅仅是在于对事件进行叙事性的报道，更应该办“大事”，有更大的作为。公共事件的形成、公共话题的产生，培养的不仅仅是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传承感的媒体，也将培养观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11]由此看来，地市级电视台社会责任感的提升，播报有锐度、有力度的新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节目选题缺乏公共意义

新闻报道的公共意义在于其要反映大多数民众的诉求，或者其反映的问题能够以点带面地引起大部分民众的关注，能够影响、引导广大民众，促进问题的解决，从而推动社会进程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民生新闻起源于社会新闻，但它不同于社会新闻，主要体现在它一反社会新闻的娱乐化倾向，不以提供娱乐、消遣、迎合人们猎奇心理为目的，而是以关注民生为立足点，以体现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12]因此民生新闻报道的选题本质上应该具有“普适性”，这个“普适”是除去娱乐化之后新闻还能广受欢迎，受众还能广泛关注的层面，这就要求新闻选题应该聚焦社会生活中普遍而非个别存在的社会问题。然而，在《达州全搜索》栏目中报道的新闻却有相当一部分是琐碎的、缺乏公共意义的，多以满足观众娱乐、猎奇心理为目的，其中自杀、打架、伤害、火灾、房屋漏水、离家出走、邻里纠纷等为选题的新闻屡现屏幕，几乎每天充斥荧屏。对于这样一些随机发生的个别事件，报道中也只是说事件发生了，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大家应该怎么注意防范，记者也往往没有了解到，没有相关解读报道，这样的报道既不能解读其中对公众有借鉴意义的原因，又不涉及公共部门，那公众知道这样的事件并无实际意义。可以说，在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的播报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节目平庸化、娱乐化、琐碎化、同质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四、体制环境下传媒的有限公共性

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必然是处在一定的环境格局之中，受到其他部门的影响。“传媒的公共性是历史地构成的，其核心在于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体制提供了展开自由、开放、公开、平等、公正和理性的交往之空间和保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处在其中的传媒以其实践，为这种交往之展开扮演了平台和服务的角色。”[13]可以说，传媒因为与公众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共性是其必备的天然属性。而其公共性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却是受到历史条件、体制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14]指出新闻报道既要坚持党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工作部署，又要坚持人民性，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也就是说，媒体在做好宣传的同时，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可见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大环境下，新闻报道的公共性在总体上是能够比较好地实现的。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正式、公开地明确“党管媒体”的方针，然而，比较有局限性的是，“党管媒体”思想的落实在地方显得有些武断与琐碎，使得民生新闻自由、开放的公共性打了折扣。在笔者所接触的一些新闻栏目的工作群里，时常会发出一些工作指令，内容是上级对于各种新闻选题的报道尺度和口径限制，有的甚至具体到部门或个人，其口吻通常是“涉及×××的，一律不许报道”。像这样的消息，每个星期都会在系统内部出现，规定某些涉及公众的选题是不能做的，不能深挖的。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之下，就要求我们的新闻传媒在报道过程中对“公共性”的分寸做一个很好地平衡拿捏。然而，“舆论监督永远都是传媒自身的功能之一，而不应受到外力的强制，这就是它的社会角色”。[15]从这个角度说，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才是真正的新闻，才是媒体公共性真正的体现，这些规定不能报道的题材才更值得报道。

由于这些报道“禁令”的长期约束，一线记者对于禁令之外的一些报道选题也往往心领神会，一以贯之，但凡感觉会触及“禁令”的红线，虽然并未接到上级的通知，也会“自觉”遵守以防“犯规”，最多也只是报道事件本身，并不追问揭示事件背后的原因，这就给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公共性带来较大的伤害。从笔者近几年的跟踪收看来看，确有一些直接涉及公共部门的新闻事件在报道过程中却没有很好地表现出地方新闻报道的公共性，这在上文关于电视民生新闻的不足中已有所论述，从这些新闻事件的报道来看，地方民生新闻的播报多少还是受到现有传媒体制的制约，有些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民生新闻的公共性的体现往往只限于提供信息而止于对地方公共服务部门的监督以及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

五、结语

衡量民生新闻的公共性及其开放程度，要考量其媒介生态环境的因素，而这个生态环境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政治生态环境。舆论监督的良好生态首先体现在政治生态环境，也就是要得到有民主政治素养和新闻执政理念的管理者的理解和支持。在封闭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媒体只能蹑足前行，进行一般化的信息传达，不能发掘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不利于民意的通达，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舆论监督效果微乎其微，形同虚设。[16]媒介的新闻报道本是应该没有禁区和死角，在民主的环境中自由地挖掘新闻题材和新闻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顽疾，然而，现有的传媒管理模式和报道现实可能使媒体成为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和外部环境之间权力寻租的工具，给公共利益带来较大的伤害，从而也伤害到媒介的公共性和公信力。在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各级政府也应该转变行政思维，转换政府职能，积极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在管理好媒体的同时，也要适度地为媒体松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中出现的问题应积极面对，发挥主流媒体的优势，不回避问题，主动引领舆论导向，以使舆论朝着积极正确的方向发展，最终促成事件的解决，这才是新闻传媒在党的领导之下发挥其公共性的应有之义。

[1]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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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范以锦，杨 凡．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J]．现代传播，2010(12)：30-35.

[责任编辑 范 藻]

On the Publicity of Livelihood News on TV: A Case Study of “All Fields in Dazhou”

LIAO Xvdong

(Literature and Media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The medium is a social tool with the feature of publicity, whose actualiz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ublic environment, among which the government plays a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media. As a favorite news program, the livelihood news on TV is authoritative and unique in the local “hard information”, which is popular and influencial. For the TV station, the safeguard of the government's authority 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ublic rights has become a key to the publicity.

TV; livelihood news; report; publicity

2017-01-10

廖旭东(1981—)，男，重庆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研究。

G114

A

1674-5248(2017)04-005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