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素梅　秦海珍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近年来，数字出版的转型升级及融合发展激发了数字出版相关问题的研究。本研究以数字出版篇名为条件，从2006年1月起到2016年年底CSSCI所属期刊中检索到5122篇论文，再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所属学科的15种期刊[1]中共检索出913篇论文，为保证研究的有效性，将人物访谈、会议摘要、政策规划等非论文文献排除，以剩下的676篇作为文献分析的对象。

一、数字出版学术文献年度发表规模、文献来源分析

关于数字出版的文献总结首先体现于研究规模、研究数量及大致走势的分析上；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来源的角度，观察数字出版研究是否体现出与出版实践较为一致的跨学科特性。

1. 年度发表规模

以图1为据，从2006年到2016年数字出版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图1　数字出版学术文献年度发表规模分布

2006～2009年为初步增长阶段。从数量看，2006～2009年以“数字出版”为题的研究文献逐年增长，到2009年增幅达288%。增幅明显的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倡导：数字出版在2006年被国家列入“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点，国家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三个重要规划都把发展数字出版、数字印刷等列为科技创新重点。

2010～2014年为迅猛增长阶段。2010～2014年数字出版的研究热情不减，并于2013年达到高峰，可以说数字出版研究在这五年进入了“黄金期”。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数字出版产业的驱动力不断加强，如修改后的《出版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出版走出去、数字出版作为《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11个专项规划之一等政策颁布；另一方面，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云概念开始盛行，优先数字出版成为亮点。

2015～2016年为逐步回落阶段。在2014年经历了小高潮后，数字出版的学术文献于2015年后呈逐渐回落之势。2015年媒介融合进入关键之年，数字出版产业表现出相对理性、务实的发展态势，关于数字出版的学术研究也趋于平稳理性。

从数字出版的文献规模看，2006年以来增幅明显、数量可观，但与出版领域整体发刊量比，占比仍然有限。从研究特征看，数字出版研究存在着对新名词、新概念的追逐——新名词、新概念一出现，文献数量随即增多，但却存在着现象罗列、前景预测较多、理论深度不足等问题。

2.文献来源

数字出版是一个交叉性明显的新型出版概念，关于它的研究是否体现了交叉性的特点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本研究先以新闻学与传播学刊物进行观察，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数字出版学术文献来源情况统计

由表1看出，关于数字出版的刊物主要分布于出版类期刊，占总数的99%以上，数字出版的成果依然归属于出版领域。在来源期刊目录中，出版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大类，并且出版生态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出版与新闻学、传播学的交叉性更大，但是出版类期刊仍是数字出版为题文献的主要载体。可见，在数字技术日益进步的10多年间，数字出版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性研究尚处于较低水平——实践领域数字出版与各个学科领域都有着交叉联系的地方，然而学术领域并没有相应和显著地拓宽其理论视野。因此，在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数字出版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联系仍具较大空间。

二、研究主题分析

在研究规模与文献来源的基础上对数字出版的研究主题进行观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数字出版的关注方向。以下从被引频次的主题指向、数字出版的概念变化、产业链、云出版、大数据等方面展开阐述。

1.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可以说明学术界对某一话题的叠加式关注程度。结果显示数字出版整体被引频次较低，被引频次在25篇左右的文献分布密集；加之研究对象数量较大，本研究选取被引频次超过25次的文献作为统计对象。统计发现，篇名包含数字出版的文献中被引频次超过25次的共49篇，如表2所示。

表2　49篇被引频次超25次的主题统计

被引频次较高的主题呈现逐年变化的特征：2006年数字出版开始广为人知，关于其内涵的探讨成为关注重点。其后，传统出版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分析、产业链升级等成为因应数字出版转型之逐渐深入的研究主题。2010～2011年后，中国数字出版文献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总体上，数字出版的研究主题从原来的单一化走向了多样化，如关于云出版和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的产业分析等，这也使数字出版的研究走向全面与深入。

2.关于数字出版的概念

在“数字出版”概念出现之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有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2005年，数字出版开始被各界学者使用，到2006年官方文件正式使用，至此数字出版成为此类出版现象的统一称呼，其后，优先数字出版、优先出版等概念也相继出现。

2006年关于数字出版的文献基本集中在数字出版概念、特征及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分上。其中张立发表于《中国出版》的《数字出版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最具代表性，被引频次达到了107次。他对“数字出版”的定义是：数字出版是指用数字化的技术从事的出版活动。数字技术的直接结果是计算机的发明与普及，数字技术在出版界的应用，就是数字出版。[2]同时，他将数字出版与其他概念做了辨析，包括电子出版、桌面出版、网络出版、网页出版、互联网出版、在线出版、离线出版、无线出版、手机出版、泛网络出版、跨媒体出版等。他认为如果必须找一个更准确、更本质的概念作为当今出版业发展的代名词，那么这个概念就是数字出版。而且他强调了数字出版既包括新兴媒体的出版，也包括传统媒体的出版。强调传统媒体的出版也属于数字出版的一部分，这为此后的研究作了概念上的厘清。另外，为了解决出版的时滞问题，中国知网于2010年10月正式启动了中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主要是指以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出版方式提前出版印刷版期刊的内容，以利于在世界范围内抢夺优秀稿源，关于优先出版的现状与未来、机遇与挑战的文献研究从2011年到2016年一直都有相对均匀分布。

3. 关于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

2007～2008年，学术界对于数字出版这个新兴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检索到的50篇论文中，探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约占1/4。研究主题包括传统出版的现状与应对数字出版挑战的对策分析、传统出版的商业模式与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分析等。

祁庭林发表于《编辑之友》的《传统出版如何应对数字出版的挑战》，从传统出版的现状、数字出版的优势以及传统出版应对数字出版的策略角度进行探讨。他认为传统出版业应狠抓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提高内容的数字化水平，注重数字版权的获取和保护，分享数字化成果，大力发展跨媒体出版，承担内容提供商的角色。[3]在关于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探索上，汪忠在《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与传统出版企业的数字出版发展》一文中，为传统出版企业的数字出版提出三点建议，即从用户和内容两个角度入手，以内容为王、促使“用户创造内容”、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等。[4]

4.关于数字出版产业链及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升级之路的研究

2011年是我国数字出版的关键年，一方面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不论在产业结构还是学术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数字出版开始谋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视数字出版版权、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生存问题等，这也体现于相应的研究取向上。

关于数字出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研究焦点指向技术，这是制约数字出版结构优化升级的瓶颈。技术障碍既体现于产品生产，也体现于不同企业采用的数字化流程，这导致数字出版界没有统一的制式，难以达成标准化。国内学者呼吁数字出版服务业搭建统一的联盟平台或有效的整合技术，促使出版商进行有效沟通，从而有效整合和利用信息资源。另外，数字出版时代，数字侵权时有发生，数字出版的版权问题成为这个时段学者关注的焦点。数字技术的应用使期刊不论在出版形式、传播手段、阅读方式还是市场主体、盈利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程维红、任胜利在《我国科技期刊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对策建议》一文中提出在当前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时期,应重视采取以下对策加快数字化发展，包括：创新期刊数字出版体制机制,创新期刊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实现期刊经营的多元化；建好期刊网站,树立期刊网络品牌,并集成为规模化的出版发行平台；促进学术期刊的开放存取出版,实现科研成果最广泛的传播和利用；增加服务意识,实现向内容服务商角色的转变；注重培养懂出版、懂新技术、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重视和掌握期刊内容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优化出版流程,实现期刊的复合出版等八方面。[5]

总体看，关于数字出版的转型、升级研究还较多指向传统出版领域如出版社、期刊等；进一步讲，数字技术颠覆出版内涵的现象——如微信出版、微博出版等现象——的研究相对较少。

5.关于云出版

云出版是数字出版发展的新阶段，是对数字出版行业各种问题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2012～2013年，与云出版相关的研究主题成为数字出版的研究热点。通过云出版，出版社可以对社内资源加密，选择发行渠道进行授权、安全分发，渠道运营商可以打通各种渠道的终端应用，对出版单位授权的资源进行运营。一切的流程通过云出版服务平台进行，渠道的销售数据随时反映在平台上，出版单位可以随时掌握，甚至连读者的查询、点击、购买等行为，出版单位也可以通过云出版平台了解掌握。关于云出版的文献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云出版的概念，做云出版的原因，如何实现云出版以及云出版涉及的诸多问题。可以概括的主题有与云出版有关的法律和法规的完善、内容格式等标准的统一、建立行业联盟、产业链的有效分工等。

6.关于“互联网＋”及大数据出版

2015～2016年是媒介融合关键期，中国数字出版业发生了很多变化，新技术应用推动数字出版不断推陈出新；“互联网+”思维推动产业升级转型，数字出版产业超越传统出版业；大数据思维在数字出版业中得到了全面的应用。

“互联网+”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时代潮流，决定着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国内学者将研究焦点聚集在了“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关注“互联网+”给数字出版业带来的巨大冲击，需要数字出版行业全面重构新业态，创新运营模式以迎接挑战。同时也关注新时代背景下，现有的观念、人才等都无法完全适应新环境，需要建立数字出版的互联网思维，注重数字出版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时加紧相关配套管理制度的制定。[6]关于“大数据”与数字出版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是分析大数据时代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大数据在数字出版中的应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数字出版行业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并实现精准营销，当然新技术的应用也使原来数字出版行业的业务流程发生改变，这就需要更新企业的组织结构以适应新的变化。

三、归纳与总结

从研究数量看，数字出版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在中国经历了短短10多年的时间，其研究文献在数量规模上不逊于其他学科与研究主题。自2006年官方文件正式使用数字出版概念至今，仅以“篇名”为条件检索CSSCI所属期刊就有5000多篇研究文献，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所属学科的期刊中也有近千篇文献。从大体走势看，2010～2014年数字出版的研究呈现迅速增长的特点，近两年则趋于稳定理性。这体现出数字出版研究受到政策引导的显著影响，但也存在着较为矛盾的特点：学术研究因应出版实践变化，从而起到数字出版研究与出版实践的良性互动；另外，相应研究存在着对新名词、新概念的追逐，现象罗列多于理论的深度探析。总体上这种研究现象是否会伴随近年数字出版研究走向理性而有所改观还待观察。

从研究主题看，数字出版的相关研究一定与数字技术的更新相结合，各种数字产品和服务不断推陈出新，新的模式和新业态会相继进入市场，这始终是数字出版业关注的主要问题；伴随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共享模式的影响，关于数字出版的版权及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出版理念的边界、数字出版物版权问题的现状以及版权保护措施的探讨也依然会是今后数字出版研究的主题领域。由数字技术更新牵引的研究主题变化，能否从技术主导的认识论拓展到跨学科的、综合性的认识论更需要学术界的意识更新。

从研究的认识论角度看，数字出版既是一种与数字技术关联的新型产业现象，也是一种新型传播现象，甚至是新型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但这种跨学科的认识论却没有体现于相应的学术研究上，现有文献载体仍旧以传统出版类刊物为主，研究指向或者偏于传统的出版理念，或者偏于技术与产业层面的数字出版。这种关于数字出版的认识论便体现于上述研究主题集中于概念解析、出版产业升级转型、版权等方面。

从研究趋势看，虽然近年关于数字出版的相关研究呈回落之势，但数字出版这个代表未来出版方向的现象仍然会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伴随数字技术的普及，作为传播现象、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的数字出版研究或许会成为今后的关注趋势。

总之，数字出版研究主题与国家政策导向、数字技术更新联系紧密，也与大众日常的信息交往密切相关。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会推动新的研究主题产生、推动新的信息交往方式以及产业形态及文化社会现象的变化，这就对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紧跟技术变迁的步伐，还要有深厚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功底，以前瞻性的视野更新认知框架，使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注释：

[1]根据2015年C刊目录，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15种期刊有《编辑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出版发行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出版科学》《中国出版》《编辑之友》《当代传播》《中国编辑》《新闻记者》《现代出版》《科技与出版》

[2]张立.数字出版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J].中国出版，2006（12）

[3]祁庭林.传统出版如何应对数字出版的挑战[J].编辑之友，2007（4）

[4]汪忠.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与传统出版企业的数字出版发展[J].出版发行研究，2008（8）

[5]程维红，任胜利.我国科技期刊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对策建议[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1（22）

[6]汪熙坤.“互联网 +”时代数字出版的趋势与应对[J].出版参考，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