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伟++刘怡

内容提要侯外庐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内涵、特征及其与启蒙思潮的关系。他将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崛起等作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及动因；他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思潮研究结合、中西对比等重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侯外庐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并对当前的明清社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100-09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它也对中国近代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实质上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前辈学人试图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在学术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侯外庐与邓拓、翦伯赞等学者在建国前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其理论成果对建国后的“十七年史学”及80年代至今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以往学界对侯外庐的这一学术贡献关注较少。因此，在当前构建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的时代要求下，回顾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前辈学者的理论成果，反思和借鉴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得失，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仍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背景与研究阶段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即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者邓拓较早提出并研究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35 年他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及《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文中已经指出，从17世纪（清朝中期）开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的萌芽；他还提出了著名的资本主义萌芽“假设”，即“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封建社会，也可能由它内部所孕育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变为资本主义社会。”邓拓：《邓拓全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424页。这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基本认识。此外，1937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吕振羽也提出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1937年，第491～492页。认为中国到明末已经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清朝继续发展，这实质上是对邓拓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深化和发展，同时也反映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认识在逐渐丰富和深化。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虽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却被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而非自身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作的阐述，可以视为主流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问题的权威性总结，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此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和毛泽东政治地位的巩固，这一观点已成为经典式的论断。侯外庐在1957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也引用了这一段话，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页。这些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成为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开展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理论前提，但他并未简单地引用已有观点，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著作为基础，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内涵、特征及其与启蒙思潮的关系，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中国化的努力。

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代表学者，侯外庐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与其启蒙思潮研究相伴进行，并贯穿了20世纪4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几大阶段：（一）第一阶段是1943-1948年，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早期阶段，侯外庐从思想史和社会史角度探讨了16世纪（明中叶）至20世纪初（清末）启蒙思潮产生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与资本主義萌芽的关系，并为建国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代表成果是1945年重庆三友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7再版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二）第二阶段是1949-1966年，即“十七年史学”时期，这是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深化阶段，其代表成果为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该书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基础上，新增补了“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一章，对17世纪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以及启蒙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作了深入发掘。侯外庐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和内涵，对于启蒙思潮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全面；（三）第三阶段是1977-1987年，这也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重受关注并对50年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总结的时期。侯外庐晚年修订完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则展示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全貌，标志着侯外庐对其近半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的理论总结。

侯外庐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的创建者之一，其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20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反映。

二、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

邓拓、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这也是建国后至今学者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视角。侯外庐的研究思路与此不尽相同，他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和启蒙思潮研究相结合，从思想史角度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并以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变化为重要标志，展现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深远影响。这种思想史视野正是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最鲜明的理论特色。

1.通过思想内涵的研究考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演变。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能够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在侯外庐看来，既然思想与其所在社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那么当时思想的变化必然可以反映出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的变动。从明代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变化（启蒙思潮的产生与发展）在本质上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演变的反映。他说：“启蒙思想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折射，正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社会图景及其矛盾。”③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3、30、33页。也就是说，明末以来政治思想、道德伦理、社会思潮等方面的變化并非仅仅是思想领域的问题，它们的根源在于当时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的变动。这正是侯外庐主张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思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的应用。

2.将启蒙思潮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反映。侯外庐并未将资本主义萌芽视为一种孤立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是通过考察当时社会思潮的变化而反观经济基础的变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特别指出，启蒙思想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⑤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6，26、31、38页。是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列强的资本主义入侵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反抗为基础而展开的。启蒙思想家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觉醒者”，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创见与异端，不能仅视为一种反理学思想，在本质上更反映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③早期启蒙说是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就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早期启蒙说是为了解释明清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涵；但从明末以来三百年的宏观经济社会史角度来看，启蒙思潮实际上是判定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标准。

3.将明清实学思潮视为“市民阶级”崛起的思想反映。对于如何评价明清之际的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实学思想，20世纪的学术界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侯外庐将他们视为“市民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本质上则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他认为明末清初以来的实学思想与“经世致用”之学，实质上是对扼杀人性的封建“禁欲”思想的反动，反映出“进步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先进思想”。④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及其阶级关系的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束缚的“异端”思想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先进阶级的要求”，是一种“个人自觉的人文主义”。⑤受其影响，同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学者的吕振羽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提出，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等人的进步思想是具有革命性质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是“布尔乔亚势力”即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的表现。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下），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37页。

通过启蒙思潮的具体研究，侯外庐从思想史角度证明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应该说，比之单纯的经济史或政治史考察，这种结合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具理论说服力。侯外庐的启蒙思潮研究也为建国后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从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等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以《红楼梦》研究为例，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提出，《红楼梦》中“曲折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1955年初邓拓也撰文指出，《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历史背景，是清中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文学作品。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当时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吴大琨、张维华、张戴、陈湛若等学者都参与了讨论，侯外庐并未参与《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讨论，但他也关注到明清之际戏剧作品中反映的启蒙思想，并在1962年出版了《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书，分析了《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等戏剧作品中反映的启蒙思想。并促使“十七年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出现了第一次论辩高潮。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14页。虽然其结论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待商榷，但这种透过文学、艺术和思想研究社会经济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侯外庐40年代启蒙思潮研究的启发。侯外庐启蒙思潮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今天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阐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内涵与特征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首要问题是确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内涵和特征，这也是侯外庐进行相关研究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学者及中国最早的《资本论》翻译者之一，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30～34页。他并未简单因袭邓拓、翦伯赞等人的观点，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独立自得的理论创见。具体来说，他提出判定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主要内涵与特征为：

1.生产方式的变化：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与雇佣劳动的出现。

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将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视为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则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资本原始积累与自由的劳动力。其中，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资本的原始形态是商人通过商业和高利贷获得的财富，但要形成资本主义萌芽意义上的资本，却需要以“自由劳动者从农业的分离”即自由雇佣工人的出现为前提。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16页。因此，他注意从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的角度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和区别。侯外庐指出，明中期以来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土地私有化和商业化的加剧，逐渐将传统“小农制”的封建生产方式解体，破坏了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开始分离，并产生了自由劳动者，出现了东南地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手工业”，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表现。

回顾建国后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傅衣凌、傅筑夫等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代表学者对此，可参见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以及傅筑夫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代表论著。都把手工工場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本性标志和核心问题，如1957年傅筑夫、李竟能撰文指出，资本主义萌芽可以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这种生产关系由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主要的方面组成，前者占有生产、生活资料和货币等资本，但不直接从事劳动；后者则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的自由劳动者即无产者，资产者通过剥削无产者获得剩余价值和资本。傅筑夫、李竟能：《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295页。80年代以后的学者在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时，雇佣劳动及相关制度的出现、发展、普及程度等也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如李文治等人提出，明清时代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性质发生了变化，并出现了自由劳动力，这些是“鉴别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根本标志”。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第223页。刘永成也在其专著《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中指出，清前期的雇佣工人开始具有“自由劳动者”的身份，而农业中雇佣劳动制的发展，则反映出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自由劳动生产者。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2页。1998年魏千志在《明清史概论》一书中也提出，只有具备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生产商品而非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雇佣较多的工人及提供大量产品等三个条件，一个经济实体才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魏千志：《明清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3～214页。

2.土地所有关系的变化：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变化与土地私有化、商业化的发展。

侯外庐特别关注土地所有关系在判断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决定意义，他认为理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在于考察明末清初以来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并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土地所有关系和相关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明清之际的土地私有经营应当被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特征之一。侯外庐在中国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研究中就指出，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依存于土地的皇族所有制，即封建土地国有制。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豪族土地占有制及庶族土地私有制，三者形成了利益上的“三角斗争的形式”。②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1、22页。但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土地国家所有制发展成为以皇族“庄园”为形式的地主经济经营方式，另一方面私有土地所有制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得了空前发展，②并日益呈现出封建土地独占与土地商业化之间的矛盾。侯外庐指出，明后期“一条鞭”法的施行正是对土地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法典式总结，虽然当时土地商品化的程度不足以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的主要表现。

这种以土地所有制变化为视角的考察也为5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者借鉴和接受，如李文治1981年撰文讨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指出：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首先要考察“以地主经济为主体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他对于明清贵族地主、庶民地主身份构成变化与土地所有制变动的研究，也反映出对侯外庐相关理论的继承。由此可见，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关理论观点的提出与论证，既体现出侯外庐重视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也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努力与探索。

3.阶级关系的变化：市民阶级的崛起。

除了土地所有制变动、手工业和雇佣劳动发展等经济前提之外，阶级关系变动也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侯外庐最早指出，明末经济基础的变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必然导致阶级关系的变化即市民阶级的崛起，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以自由经营和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市民阶级”开始成长，并具有“资产阶级前辈”的性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页。他还以西欧为参照，将中国当时的市民阶级分为三大集团：一是城市的豪贵集团，主要包括城市的“阀阅之家”、利用特权而兼营高利贷和商业的分子等；二是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包括私人商业资本家、一般士民等；三是城市平民集团，主要是手工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矿工和流氓无产者等城市下层分子。⑤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中的矛盾“相适应”，盗矿、反矿官、抗税等市民阶级的反抗运动（“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的运动”）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阶级关系方面的证明。50年代初尚钺对侯外庐的看法表示赞成，并提出了与之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明末出现了市民阶级及三大集团，并进一步指出封建社会中的市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分化，“有的发展成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辈。” 杜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傅衣凌在1957年出版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中也认为，明代中叶以后的中国城市居民被“初步的赋予以近代性质的萌芽”，当时江南地区下层士民的反封建斗争，已经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内部分裂，而明显反映了当时经济发达给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冲击作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虽然阶级划分及阶级关系的考察在今天看来还有商榷的必要，但明末以来江南等地区城市平民运动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等方面的变化，确实是学者不能忽视和否定的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侯外庐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崛起等方面入手，较为深入和全面地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特征及其历史意义。从1949-1966年的“十七年史学”中，史学界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文和著作，翦伯赞、邓拓、尚钺、黎澍、吴大琨、傅衣凌、吴晗、李之勤、陈湛若及侯外庐侯外庐于1955年发表了《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一文，刊载于《新建设》1955年5月号。等学者都参与了这一讨论。学者的主流观点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55～156页。前两者通常又被视为萌芽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而雇佣关系的发展则被视为萌芽的核心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再一次集中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学者也是从生产力（生产技术）、商品经济（贸易和市场）、自由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等方面重新反思和认识中国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5期。

当然，侯外庐等学者对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及具体特征的讨论还有商榷的必要，但不论支持或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大都承认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的提出也有其合理性，正如何顺果在考察欧洲、近东及日本等国的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后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社会经济生活走向商品化的必然产物，何顺果：《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侯外庐提出的上述理论观点，正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萌芽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他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20世纪30-8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缩影。

四、揭示中国近代社会的独特性：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矛盾与曲折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为何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侯外庐对此问题也做了较为深入地阐发，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并以此揭示出中国近代社会不同于西欧的独特发展道路。

1.封建特权的土地占有与个体自由经济的矛盾。由上文的论述可知，侯外庐将土地所有制的变动视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完全发展的主因在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明清之际已经暴露出了封建社会逐渐解体的特征，即出现了以个体经济为主的自由经营，并且与封建土地占有制之间出现了矛盾，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59页。新的生产方式始终未能取代旧的封建生产方式。此外，清朝统治作为“文明较低级的民族对文明较高级的民族统治”，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明后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此中国始终未能自发地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对此，50年代尚钺也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虽然明代中叶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解体的阶段，但封建生产关系却逐渐变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即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严重障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钱宏等人也指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因素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可以说，在资本主义萌芽夭折原因的讨论中，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学术界所普遍承认的主因之一。

侯外庐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也启发了后来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者，8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都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入手，探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如李文治提出，地主经济制度是造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其一，佃农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占有权，高额地租严重挫伤了农民改良土地及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其二，封建国家机器对封建租佃制和雇佣制的积极维护防止和压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9页。

2.封建人身依附与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力的矛盾。封建旧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束缚资本主义萌芽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自由劳动力（雇佣劳动）的缺乏。侯外庐指出，尽管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出现，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依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同时，封建生产方式对人身的束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之间产生了矛盾，并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⑥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19、21页。回顾上世纪50-80年代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原因的讨论，雇佣劳动问题也是学术界所讨论的主因之一。如黎澍1954年就从丝织工厂手工业状况、采矿业的农奴式劳动和雇佣劳动、奴役制度和行会制度等对手工业生产的阻碍入手，质疑和反思“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大量存在”的观点，并在文中与侯外庐就明末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进行商榷。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80年代初尹进则从雇佣劳动和商业性农业生产入手考察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指出：在农村自然经济及在封建专制势力占据主体的情况下，虽然商业性农业和雇佣劳动已经出现，但由于其发展程度很低，产生资本主义性质农业生产方式的条件尚未形成。尹进：《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3.商业经济与封建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矛盾。商品经济繁荣和商业贸易扩展被侯外庐及许多学者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特征，以此相应的是，封建生产方式对商业经济的阻碍也是中国未能走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之一。侯外庐指出，明中后期的商业发展虽然加剧了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但坚固的封建制度和旧的生产方式则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侯外廬指出：“商人资本的活动对于旧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分解作用的，但旧生产方式内部的坚固性，也对商业的分解起着一种障碍作用。”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一）商业活动和农业经营活动依然结合；（二）商业活动和农村公社的家族组织相结合；（三）具有排他性的会馆制度等组织妨碍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四）官僚资本和商业高利贷相结合，压制并阻碍了私人自由经营的发展；（五）官有商业限制并打击私人商业活动等，这些都是“死的抓住活的的例证”。⑥

后来的学者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也参考了这一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如许涤新、吴承明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提出，中国成熟的封建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基本原因，具体来说，其一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社会生产结构，其二是以小市场和城市市场为主的狭隘商品流通，其三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财富分配结构和积累方向，其四是重本抑末政策、官工业等遏制商业发展的封建制度，这些都导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3～710页。傅筑夫强调指出，历代封建王朝的抑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缓慢，支撑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即禁榷制度、土贡制度、官工业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三联书店，1980年，第667～668页。

综上所述，侯外庐对中国未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做出了较为系统地解答，足以自成一家之言。但这些观点反映的更深层意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侯外庐虽然相信东西方社会在发展道路上存在着普遍性，但他通过中西近代社会的客观对比与研究，也发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对此，侯外庐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为例而指出：我们既不能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特殊性，也不应该“否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即中国与西方社会发展的普遍性。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3页。

侯外庐系统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的主要目的，是试图解决中国近代化的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在中西对比的世界历史视野下，全面客观地考察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特点、价值与不足，即“从世界史的总范围去考察以及从各个时期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63页。他在资本主义萌芽、启蒙思潮研究中的理论观点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简单因袭，而是其独立自得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思想和社会研究结合的成果。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意义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虽然不再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至今仍然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和争论，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等等。但参与讨论的支持方与否定方都承认这一理论问题的价值和意义。 侯外庐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对当前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1.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世界史学的视域，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侯外庐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他将世界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认为世界各地区在社会发展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侯外庐以西欧为参照系，指出中国与西欧一样存在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历史趋势，他认为自明末的16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已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之中”。④虽然自近代以来，就有学者不断强调中国社会及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并对西方研究模式或理论的普遍性持怀疑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在世界从前近代到近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并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西近现代社会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西方的社会历史和学术理论经验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范围内加以考量，从而超越了“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中国传统史学视野，促使中国近现代史学成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的一部分。⑦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中国史学》，《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发掘东西方社会历史的普遍性，进而沟通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这也是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之所在。侯外庐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理论创见，正是借鉴西方学术思想和社会发展经验的成果。同时，他也从社会学、思想史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以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构建启蒙思潮研究范式，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明清思想史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侯外庐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系列论断，得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的客观考察；他的理论成果在50年代后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也被学术界视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早期代表成果之一。杜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正如学者指出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变动、商品经济等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虽然有许多学者怀疑甚至否定“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提法，但他们却无法完全否定这一研究所取得的众多理论成果。⑦此外，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更直接地推动了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侯外庐对明清之际的土地所有关系、市民阶级、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等问题提出的理论观点，正是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上文已经提到，侯外庐的启蒙思潮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他在启蒙思潮研究领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视野无疑为后来的明清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典范，如萧萐父、许苏民等学者就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启蒙思潮研究。如“接着侯外庐讲”的代表学者萧萐父就指出，侯外庐的早期启蒙思潮研究为学术界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整理和传承传统文化提供了研究路径和切入点，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萧萐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118页。这一理论范式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是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路径（“现代化难产”），二是为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启示。对于前者，侯外庐揭示中国社会独特性的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社会史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更好地结合；对于后者，侯外庐的目的则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中国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3.探索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新史学，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理论启示。

20世纪80年代至今，许多学者都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归结为“欧洲中心论”或用“五种生产方式”绳矩中国历史的教条化研究。对于前者，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者的初衷来说，他们的研究目的正是为了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外烁论”或“中国社会停滞论”等带有明显“西欧中心主义”的论断，田居俭、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述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1～2页。侯外庐也是如此；对于后者，虽然“十七年史学”中的某些论断在今天看来有教条化的倾向，但我们不能以此完全否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探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努力。

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来看，对明末以来社会性质的讨论正暴露出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即“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矛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冲突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探索和争论的主题。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实质上就反映出近百年来学术界探索和建设中国现代新史学、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努力。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和理论模式的过程中，必须借鉴和参考包括侯外庐在内的前辈学人的理论经验，而“总结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发展历程、经验、教训，无疑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思考。”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侯外庐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这种探索：他通过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的研究，一方面注意考察明末以来的中国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思潮等问题，以此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在中西对比的世界史视野下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论证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实现途径。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学术需要与现代学术嫁接、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与“自由”“民主”“科学”的现代文化嫁接，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实现这一嫁接的主要途径。这正是侯外庐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

作者单位：袁志伟，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刘怡，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