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美国长时间贸易逆差为主要标志的全球经济失衡是长期的、结构性的现象，这一现象与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密切相关。本文构建的模型表明，美元本位通过不平等贸易在导致了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以美元为核心的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美国居民福利，却有损于他国居民福利。人民币汇率因素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人民币国际化既有利于缓解全球经济失衡，也有利于增进中国居民的福利。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一项长期战略，而不应该急于求成，在当前美元进入加息周期的特殊时期，人民币国际化应该稳步推进且需防范对外金融风险。

关键词 美元本位 世界货币 全球经济失衡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54-11

一、引言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戰略目标。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改革也正在稳步推进之中，而来自于美国政治、经济精英的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干涉性”指责依然此起彼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表示上任后会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①深入研究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美元本位②及其现实后果，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当今国际经济金融的真实状况，而且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针对以美国长时间贸易逆差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国际主流文献从全球储蓄过剩、各国生产率增长差异、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人口因素等原因进行了分析。③但是，从主流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理论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可持续地保持贸易赤字，所以这些理论大都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全球经济失衡不会是永久性的、结构性的，而只是周期性的现象。但这显然与典型事实不符：美国贸易逆差持续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美元本位下中国金融开放与最优货币政策研究”（71503253）；中国人民大学引进人才科研课题“美元领导权、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福利分配”。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研讨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论坛以及大宏观·人大论坛参与者的有益讨论，文责自负。

① 在2016年第一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时，开场才几分钟特朗普就指责中国操作人民币汇率。可参见如下新闻报道：http：//forex.hexun.com/2016-09-28/186225419.html.

② 本文中“美元本位”一词，指的是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一点将在下文中用具体数据说明。

③ Bernanke， B.，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peech Series， no.77， 2005； Engel， C. and J. H. Rogers，“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the Expected Share of World Outpu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3， no.5， 2006， pp.1063～1093.在下一节，我们会讨论更多相关文献。

时间长达近40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现象。我们认为，自1976年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的美元本位是导致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虽然国内部分文献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它们没有从概念上区分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与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且相关的理论模型缺乏微观基础，不是世界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其结论的科学性可能要打折扣。李晓、周学智：《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外部调整理论的扩展》，《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范小云、陈雷、王道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2014年第9期。

针对已有文献的不足，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在求解模型稳态和根据文献及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之后，本文进行了定量化的数值模拟分析。我们发现，美元本位通过不平等贸易导致了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元本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同时，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全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以美元为核心的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美国居民福利，却有损于他国居民福利。

本文的理论模型研究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及人民币国际化都有重要启示。既然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而美元本位是导致全球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那么认为人民币汇率导致了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观点就是避重就轻、站不住脚的。另外，本文的两国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任何一国货币，只要其全部或部分享有本文模型中所描述的美元本位权利，那么该国居民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长期获得额外福利。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是显然的：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居民的经济福利。

二、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及文献综述

全球经济失衡是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主要表现为美国经济长达数十年、不间断的贸易赤字（如图1所示）。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6年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以美元主导、黄金非货币化（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石油等主要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为主要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得以确立并逐渐稳固。自此，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内的总消费一直大于其国内总产出，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一直保持着贸易逆差（如图2所示）。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主要贸易逆差国是日本；进入新世纪，其主要贸易逆差则来源于中国和欧洲。

图1 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和美国净出口占GDP比重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2 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余额（货物贸易）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因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是其货物贸易而非服务贸易，所以图2中给出的是货物贸易的数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相继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进行解释。Bernanke和Backus等相信所谓的“全球储蓄过剩”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Bernanke B.，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peech Series， no.77， 2005； Backus D.， E. Henriksen， F. Lambert and C. Telmer， “Current Account Fact and Fiction，”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Meeting Papers， no.115， 2005.他们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和投资机会缺乏导致了美国的资金供给过剩，进而导致了美国的超额总需求和全球经济失衡。Caballero等以及Mendoza 等通过模型分析进一步认为，全球储蓄过剩的主因是各国金融发展的非对称性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Caballero R.， E. Farhi and P. Gourinchas，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I and Low Interes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no.1， 2008，pp.358～393； Mendoza E.， V. Quadrini and J. Rios-Rull， “Financial Integr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Imbala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7，no.3， 2009，pp.371～416.他们认为，美国金融系统更高层次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了全球投资者更偏向于将资金投资到美国。所以，各国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全球金融一体化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Engel和Rogers、McGrattan和Prescott 以及Hoffmann等则认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真正的原因并非金融上的因素，而是实体经济或者生产力增长前景的不同。Engel C. and J. H. Roger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the Expected Share of World Outpu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3，no.5， 2006，pp.1063～1093； McGrattan E. and E. Prescott，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0，no.4， 2010，pp.1493～1522； Hoffmann M.， M. Krause and T. Laubach， “Long-run Growth Expectations and ‘Global Imbalances，” CF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011/01， 2011.他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经济增速预期要好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因此美国的消费和进口则要多于其他国家，其结果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全球经济失衡。

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Blanchard等以及Obstfeld和Rogoff把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部分地归因于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Blanchard O.， F. Giavazzi and F. Sa，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and the Dolla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36，no.1， 2005，pp.1～66； Obstfeld M. and K. Rogoff，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Products of Common Caus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Proceedings， Oct， 2009，pp.131～172.他们认为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信用市场的扭曲以及其他经济体（比如他们批评的中国）的汇率失衡导致了短期内美国的进口价格过低，从而导致了美国贸易不平衡和全球经济失衡。

Domeij和Floden以及Ferrero等学者则认为，不同经济体的人口因素也能够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影响。Domeij D. and M. Floden， “Population Age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47， 2006，pp.1013～1032； Ferrero A.，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of the U.S. Trade Balance： Productivity， Demographics and Fiscal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7， 2010，pp.478～490.比如，Ferrero研究了生产力增长、人口因素和财政政策等因素对于美国对外经济失衡动态演化所起的作用，他指出：虽然美国的生产力增长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是导致美国对外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但是人口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除了以上这些理论，有些学者也试图用美国公共部门的巨额赤字和其他一些原因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

因为从主流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理论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可持续地保持贸易赤字，所以这些理论大都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全球经济失衡不会是永久性和结构性的，而只是周期性的现象Obstfeld M. and K. Rogoff， “The Unsustainable U.S. Current Account Position Revisite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Proceedings， 2005； Feldstein M.， “Resolving the Global Imbalances： the Dollar and the U.S. Saving Rat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22，no.3， 2008，pp.113～125； Hoffmann M.， M. Krause and T. Laubach， “Long-run Growth Expectations and ‘Global Imbalances，” CF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 2011.（例如，图1中美国贸易赤字的周期性波动与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的周期性波动高度正相关）；长期来说，世界经济会通过美元贬值等方式得以调整从而最终实现美国的贸易平衡和全球经济平衡。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操纵论经常被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们提起，他们把人民币汇率看成是导致美国贸易长期赤字和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进而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强迫人民币按照他们的主观意愿升值。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将长达近40年的美国贸易赤字看成是周期性的而非长期性、结构性的现象是很牵强的。而且这些研究大多忽略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及其特殊作用。图1和图2有力地证明了以美国长期贸易赤字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是长期性、结构性的现象，全球经济失衡应该从美国身上找其主要原因。与其他货币相比，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可以从表1和图3中看出。全球贸易（包括石油等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计价，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据60%以上，全球外汇交易中绝大部分份额与美元相关。

国内学者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理解及其与美元本位关系的反思则要深刻一些。殷剑峰认为Bernanke等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过去40年中，全球总储蓄率是下降的而不是所谓“全球储蓄过剩”，因此不应该将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地归咎于高储蓄国家。殷剑峰：《储蓄不足、全球失衡与“中心-外围”模式》，《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李晓和周学智认识到Obstfeld和 Rogoff等人关于美元会急剧贬值以实现全球经济失衡再调整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要美元本位存在，美国长期贸易赤字所造成的美国对外负债有可能是可持续的。李晓、周学智：《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外部调整理论的扩展》，《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王国刚以及王道平和范小云都倾向于认为：以美元本位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王国刚：《全球治理新框架的经济学哲理——评李杨等著〈失衡与再平衡〉》，《經济研究》2014年第3期；王道平、范小云：《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世界经济》2011年第1期。为了从技术上考察以美元本位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否稳定，陈建奇以及范小云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试图给出主权信用货币能够充当国际储备的稳定性条件，他们的共同结论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体量要足够大，或者说，其经济增速要足够快。陈建奇：《破解“特里芬”难题——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储备的稳定性》，《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范小云、陈雷、王道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2014年第9期。在此基础上，范小云等还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作用。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陈雨露等从所谓“国际铸币税”的概念出发，依据国际经济金融数据计算了美元本位带给美国的好处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给中国的收益。陈雨露、王芳、杨明：《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上述国内研究大多抓住了美元本位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这一主要矛盾，但它们有几点不足。第一，它们没有从概念上区分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与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这样它们的数学模型就不能帮助我们全面地理解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各种因素（包括美元本位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虽然它们大多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全球经济失衡，但这些模型缺乏微观基础，而且这些模型不是世界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其结论的科学性可能要打折扣。第三，关于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现象的具体福利分析，它们是缺乏的，这也是没有微观基础的模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美元本位与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理论模型

我们考虑一个以国际贸易中的美元本位为特征的两国模型。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美国（H）和其他国家（F）。世界上的人口是[0，1+ n]区间上的连续分布，[0， n）的部分属于美国，（n，1 + n]的部分属于其他国家。假定美元在两国的国际贸易中是唯一计价货币，这一假设既是为了简化模型，也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的典型事实（如表1所示）相符。我们的模型设定在很多方面与开放DSGE模型的主流文献一致。Gali J.，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Keynesian Frame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假定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种半成品（半成品由一系列中间产品加工而成）：YH，t代表由美国生产的国内产品，YF，t代表由其他国家生产的国外产品。每个国家的最终产品（Yt或者Y*t）都是这两种半成品混合加工而成，最终产品被运用于消费和投资，其生产函数为CES形式：

Yt=[（1-ρH）1ω·（YHH，t）ω-1ω+（ρH）1ω·（YHF，t）ω-1ω]ωω-1

Y*t=[（1-ρF）1ω·（YFF，t）ω-1ω+（ρF）1ω·（YFH，t）ω-1ω]ωω-1

其中：ω衡量国内外半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ρj（j=H或F）指的是国外产品需求占国内总需求的比重，是衡量j国贸易开放度的指标，Yji，t（i=H或F，j=H或F）是指j国对i国生产的半成品的需求。

1.美国经济

（1）家庭部门：代表性家庭的决策问题是最大化其终身效用，其效用函数的形式为：

U0=E0∞t=0βtln（Ctn-φL·（Lt/n）1+η1+η

其中E表示期望算子，β表示效用贴现因子，Lt表示劳动总供给，Ct表示总消费水平。

代表性家庭投资可资本Kt，获取租金率rt。由于中间产品厂商存在垄断势力，其赚取垄断利润Dt，并分配给家庭。家庭同时能够从货币当局得到一次性转移支付Tt。因此，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PtCt+PtIt+MHt+1rtPtKt+WtLt+Dt+Tt+MHt

其中，Pt代表总体价格水平，It（=Kt+1-（1-δ）Kt）代表投资，δ代表资本折旧率，MHt代表美国家庭的美元需求，Wt代表名义工资。

货币通过如下货币先行（CIA）条件引入：

ξ.（PtCt+PtIt）MHt

其中ξ>0代表CIA条件对消费和投资的约束强度。当ξ=1时，其为一般形式的货币先行约束条件。尽管对于进口行为也需要类似的约束，但是只要上式满足，美国进口行为的货币先行条件就自然满足，因为国际贸易以美元计价，美元既是本国货币也是世界货币。然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由于其进口贸易以美元计价，其在进口前需要获取足够多的美元以满足其从美国进口以及以美元计价的其他交易的需求。

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其他国家需要提前拥有足够多的美元来支持进口和以美元计价的其他交易，所以存在一个对美元的国外需求MFt，一般被称为“离岸美元”。因此美元的总需求Mt包括以下两部分：

Mt=MHt+MFt

（2）半成品生产：在本文中我们假设代表性家庭自己生产最终产品，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为国际贸易中以美元为本位货币，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给定商品的价格水平，那么最终产品生产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可以推导出以下需求函数：

YHH，t=（1-ρH）·PH，tPt-ωYt

YHF，t=ρH·PEF，tPt-ωYt

其中PF，t是国内商品的价格水平，PEF，t是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以美元计价）。

类似地，每个国家的半成品市场也是完全竞争的。半成品由国内中间产品YH，t（i）或者YF，t（i）来生产。采用如下所示的CES生产函数：

YH，t=（1n）1S∫0nYH，t（i）S-1SdiS-1S

YF，t=∫01YF，t（i）S-1SdiS-1S

其中i代表中間产品的种类，ε代表在单个国家内不同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3）中间产品厂商及其定价：中间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市场。厂商i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生产中间产品YH，t（i）：

YH，t（i）=at·[Kt（i）]1-a[At.Lt（i）]a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由短期技术冲击项at和长期趋势项At共同决定，At的增长率为γ1。

厂商需要制定国内销售商品和出口商品的价格，二者都是以美元计价。在本文中，我们假设不存在价格粘性，企业能够在任何时间内自由设定价格，因为本文关注长期稳态分析，所以假设价格粘性与否不影响本文最终结论。所以一价定律是成立的。因为市场是垄断竞争，所以中间产品厂商会为国内销售商品和出口商品制定相同的价格。

（4）均衡与加总：以下是美国经济的总需求等式：

Yt=Ct+IT

美国的真实GDP实际上是YH，t，以下恒等式成立：

YH，t=YHH，t+YFH，t

假设美国的货币供给规则是：

lnMt+1=lnMt+1+εt，lnMt+1=lnMt+γ2

其中Mt是货币供给的长期稳态水平，γ2是稳态下的货币增长率，εt表示货币供给的短期冲击。增加的美元货币供给被一次性地分配给美国家庭，而非给全世界的家庭，所以我们得出：

Mt+1-Mt=Tt

（5）对外部门：美国的名义净出口NNXt由美元计价，被定义为：

NNXt=PEH，t·YFH，t-PEF，t·YHF，t

其中PEH，t是出口商品价格。根据价格指数恒等式以及其他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国民收入恒等式：

PH，tYH，t=Pt.Yt+NNXt

结合上述等式以及美国家庭的预算约束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等式：

MFt+1-MFt+NNXt=0

这意味着，如果其他国家想要持有更多的美国货币（MFt+1-MFt>0），其需要保持贸易盈余，这是一个很直观的结果。

2.其他国家（F国）的经济

其他国家的经济在模型设定上大部分都与美国相似。譬如，F国的货币供给规则被描述为：

lnM*t+1=lnM*t+1+ε*t，lnM*t+1=lnM*t+γ2

M*t+1-M*t=T*t

其中M*t是F国的货币供给量，T*t是F国央行对F国家庭的一次性货币转移。我们假设F国的长期货币增长率与美国相同，以此来简化模型与分析。但由于美元本位的存在，F国与美国经济也存在明显不同。

（1）F国的家庭最优化问题与国际贸易中的货币先行约束

正如上文所解释的，F国的消费者需要持有足够的美元来支持从美国的进口以及其国内以美元计价的部分交易。因此，对于其代表性家庭来说，必须满足以下与其美元持有量相关的货币先行约束：

ξD.[PEH，tYFH，t+φ（PF，tYFF，t/EXt）]MFt

其中ξD表示国际贸易中货币先行约束的松紧程度，φ表示F国国内以美元计价的交易所占的份额（因为我们的模型把世界其他国家看成一个整体F国，F国国内的一些交易（如中国与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石油贸易）也是以美元计价的，φ的存在是为了模型更好的拟合现实），PF，t是F国国内销售价格，EXt是F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

F国的代表性家庭预算约束如下：

P*tC*t+P*tI*t+M*t+1+EXt.MFt+1r*tP*tK*t+W*tL*t+D*t+T*t+M*t+EXt.MFt

其中，带星号的变量与美国经济的变量具有相似的定义。F国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内交易的货币先行约束则为：

ξ*.（1-φ）.PF，tYFF，tM*t

（2）离岸美元

根据最优化条件以及市场出清条件，我们可以推导出F国持有的美元MFt满足如下等式：

MFt+1=MFt+NNX*t

其中NNX*t是F国的名义净出口，以美元计价。

3.稳态

因为本文只关心长期性、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所以我们只对模型进行稳态分析，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分析会在其他文章中进行。因为在长期稳态下，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增速是相同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也是相同的，所以在稳态下能够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增长：两个经济体的总体实际变量与技术进步具有相同的增长率γ1，名义变量（货币量和名义工资）则与货币量有相同的增长率γ2，两个经济体的价格水平也以相同的增长率（γ2-γ1）增长。因此，在用At、Mt、Mt/At、1/Mt分别对总体实际变量、名义变量、价格水平以及拉格朗日乘子去除趋势后，能得到一个稳定的系统，然后能使用稳态均衡条件数值求解模型的稳态。具体的模型求解过程参见：Liu Kai and Xuan Zhou， “The U.S. Dollar and Global Imbalances，” MPRA Working Paper， no.64786， 2015.

4.結构性全球经济失衡

均衡条件表明：只要离岸美元MFt在增长，美国就必然存在贸易赤字。因为在世界经济的平衡增长稳态下，MFt会以γ2的增长率增长，所以能够推导出下列关系式：

nx=-γ2.θ

其中nx表示稳态下美国净出口占其GDP的比重，θ是离岸美元相对于美国名义GDP的稳态比率。因此，只要γ2是正的（也就是说，存在全球名义GDP的长期正增长），全球性的贸易失衡现象就是一种长期性的现象，因为其他国家需要保持贸易盈余来获得足够多的美元来为下一期的国际贸易融资。世界名义GDP的长期增长率越大，他国对离岸美元的需求就越大，全球经济失衡也就越大。

结合模型的其他市场出清条件，美国净出口相对于GDP的比重能够更加清晰地表示如下：

nx=-γ2·ζD·[1-abs·（1-ρH）·（k·mc）-ω+φn·abs*·（1-ρF）·（k·mc*）-ω]

其中absYt/YH，t和abs*Y*t/YF，t分别表示稳态时美国和F国的国内总需求相对于其GDP的比率；κ = ε/（ε-1）表示价格加成；n是稳态下美国和F国名义GDP的相对大小；mc和mc*是稳态下美国和F国的实际边际成本。从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随着世界经济对美元需求的增加、这种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既可以来自于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如在本文模型中），也可以来自于对美元资产这些安全资产的超额需求（我们会在其他文章中进行深入研究）。例如，现在国际上关于外汇储备的通行做法是，一国至少需要储备3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绝大多数。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增长，各国对美元的需求会不断增长。全球名义GDP增速的加快、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国内国外产品替代弹性的加大以及美国相对经济规模的变大，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的幅度都会变大。

四、美元本位、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福利分配：数值模拟

依照相关文献及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对两国模型进行校准之后，便可以进行精准的数值模拟分析和相应的福利分析。根据Alves等的相关文献，Alves N.， S. Gomes and J. Sousa， “An Open Economy Model of the Euro Area and the US，” Banco de Portugal，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W200718.3.4， 2007.生产函数中的劳动份额α被设置为0.33这一标准值；因为基准模型是一个年度模型，所以效用贴现率β和资本折旧率的值分别取0.96和0.10；国内外半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ω设为1.5；美国的贸易开放度参数ρH设为0.2。

γ1和γ2分别取美国在1976-2013年间真实和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88%和6.18%。参数设为0.37，表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有效劳动力数量，选取这一值以使得在模型稳态下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与实现中1976-2013年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的平均值（28.06%）相匹配。稳态下F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设为0.9357，以此来匹配1976-2013年间美元指数的平均值。模型中有一个关键参数，我们称之为“离岸美元需求参数”，它表征F国内部以美元计价的交易所占的份额，能够很好地刻画世界范围内的离岸美元需求强度。在基准模型中，参数设为8.6%，以产生2.4%的美国结构性贸易赤字率，这等于1976-2013年间美国贸易赤字率的平均值。

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在模型中能够持续存在，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美元本位下的国际贸易及相应的货币先行约束；另一个是全球名义GDP在长期稳态下的正增长。因此，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φ值越大，他国所需的美元就越多，所以美国贸易赤字（全球经济失衡）就越大，因为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保持贸易盈余是获得更多美元的唯一方式。图4精确地反映了离岸美元需求参数和美国贸易赤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当国际贸易中不存在货币先行约束时，也就是说ζD=0时，美元本位将失效，同时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就会消失。

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全球名义GDP的长期增长率γ2。全球名义GDP的长期增长率（γ2）是由全球技术长期增长率（γ1）和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率（γ2-γ1）决定，所以，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技术长期增长率和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率的增函数。图5描述了这些正相关。实际上，当γ2=0时，也就是说不存在全球技术长期增长和全球长期通货膨胀时，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也会消失。

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后，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速减缓，许多主要经济体也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如果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潜力和全球通货膨胀都有结构性下降趋势的话，就能判断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将会有所放缓，这与实际数据是相符的。

图5也证实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长期非中性。因为在模型中，全球名义GDP的长期增长率实际上等于美国货币供给的长期增长率，所以美国货币供给量长期增长率的变化会改变世界生产、国际贸易，然后改变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模型中，由于美元本位的存在，货币的确在长期内影响了实体经济，在长期内也是非中性的。通过数值模拟，我们还发现：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ρH的增加）、国内外产品替代弹性的加大（ω的增大）以及美国相对经济规模的变大（n的增大），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都会加剧。

在福利分析方面，我们侧重于分析：当离岸美元需求参数φ变化时，美国和他国居民的福利变化。图6描绘了美国居民福利、其他国家居民福利和世界居民总福利与离岸美元需求强度之间的关系。当离岸美元需求增加时，美国居民的福利会增加，其他国家居民的福利会减少，而最终世界总福利水平也会减少。图4告诉我们，当离岸美元需求增加时，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会扩大，这意味着其他国家需要增加贸易顺差，以此来获得足够多的美元为以美元计价的贸易融资。更直观的表达是，在长期稳态下，当离岸美元需求增加时，美国生产的产品相对更少，而消费的产品却相对更多。实际上，美元本位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了全球福利的不公平分配，其传导机制就是全球贸易的不平等：在美元本位下，世界经济对美元的需求导致了贸易条件更有利于美国，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高于其边际成本，因此美国可以出口相对较少的商品来换取相对较多的进口商品，进而导致了美国居民福利的增加和他国居民福利的损失。

五、对人民币汇率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虽然上文中的模型及数值模拟分析并没有直接涉及到人民币，但对于人民币汇率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仍有不少启示。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而美元本位是导致全球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导致了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观点是避重就轻的。另一方面，本文的两国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事实上，任何一国货币，只要其全部或部分享有本文模型中所描述的美元本位权利，那么贸易条件将是长期有利于该国的，该国居民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长期获得额外福利。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一定程度削弱美元本位并部分分享美元本位权利的过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从削弱美元本位和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两个渠道来提升中国居民福利水平。

1.美元本位而不是人民币汇率因素，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

根据我们的研究，把全球经济失衡区分为结构性失衡和周期性失衡是很有必要的，这既与美国长达近40年贸易赤字的经济史实相符合，也与引入了美元本位的理论模型的预测相符合，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我们考察全球经济失衡这一矛盾时，结构性失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周期性失衡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美元本位是导致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以及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原因（如经济增长不平衡、全球金融发展不平衡、一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等）则只是导致全球经济周期性失衡的原因。正如本文模型所显示的，当美元本位消失时，结构性、长期性的全球经济失衡也将消失。

因此，国际上（尤其是來自于美国国内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干涉性”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人民币汇率因素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恰恰相反，美元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才是导致美国自身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指责日元汇率因素是导致其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强迫日本接受“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其结果是：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并最终破灭，日本迎来了惨痛的“失去的二十年”；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依然存在，并持续至今。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即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指导”进行人民币汇率调整，美国长期性的贸易逆差并不会得到根本改变，而中国经济却极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最近几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对外贸易已趋近平衡， IMF最近的研究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已接近所谓的“均衡水平”。IMF在2015年度关于中国的第四条约磋商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详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8/19/c_128142886.htm.但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却依然大幅度存在。

在一般情况下，当一国出现长时间贸易逆差时，其货币便会贬值，直至达到贸易均衡。但这一结论对于拥有美元本位的美国来说并不成立。美元汇率在过去40年里相对稳定，其世界货币的角色阻止了其持续贬值，从而导致了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和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从理论上讲，只有美国自己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长期贸易赤字的状况，其手段就是终结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与人民币国际化

美元本位所导致的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全球福利再分配后果，表明了当前以美元这一美国法定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有重大缺陷的，是不公平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以及美元发行，是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但其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与主流经济学观点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即使在长期内也是非中性的，关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短期非中性，可以参考笔者另外两篇论文的研究：Liu Kai， “Dollar Hegemony and Chinas Economy，” Cambrid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no.1410， 2014； Lei Jinghua and Kai Liu， “US Money Supply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1979-2009，” Applied Economics， vol.47，no.52， 2015，pp.5689～5705.美元本位下的货币增长能够影响长期中的全球经济生产和福利分配。

虽然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装出一副“全球经济失衡受害者”的样子，但从根本上来讲，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美国长期性的贸易逆差是有利于美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的，这是美元本位带给美国的重要经济好处。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英国，都希望自己的货币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而不是减弱，原因之一在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可以增加本国居民的经济福利。只不过在当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美元一家独大，其他货币无法挑战其地位，美元本位给美国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福利。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无非有两个方向：一是多极化，二是寻找一种超主权货币替代美元。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的好处。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去美元化”，减少国际贸易中美元本位给中国带来的贸易不平等和福利损失（如本文模型和图6所示）；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替代美元”，通过提高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地位来增进中国居民的福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就是人民币部分替代美元本位的过程。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将通过稀释美元本位使得全球经济失衡得到缓解。

六、结语

本文研究表明，美元本位通过不平等贸易导致了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元本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同时，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全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以美元为核心的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美国居民福利，却有损于他国居民福利。因此，我们可以大胆预测：特朗普上台后，虽然短期内美国可能会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倾向和行为，但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美元本位的维护，中期内美国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反转。因为，美元本位以及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有利于美国长期利益的。

本文的两国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任何一国货币，只要其全部或部分享有本文模型中所描述的美元本位权利，那么该国居民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长期获得额外福利。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是显然的：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居民的经济福利，因此，在对其潜在风险进行充分研究和把握的基础之上，加强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战略的推进是应该的。中国应该继续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国际贸易的本币结算、“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等举措，加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稳步推进，而不能急于求成。在当前美元进入加息周期的特殊时期，中国需要防范对外金融风险，可适当放缓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2015年以来，由于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以及“8.11汇改”的推行，人民币兑美元出现了较大幅度贬值且资本外流显著增加。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美元加息往往是诱发新兴经济体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值得高度关注。刘凯：《英国“脱欧”与中国对外金融风险》，《人文杂志》2016年第8期。要想减弱美元加息对中国金融系统和经济的冲击，需要适当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虽然短期内这可能会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一定負面影响，但仍然是必要的，原因有二：第一，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过快，脱离了其支撑对外贸易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应有水平，超过了现有金融制度和管理水平所能处理的范围，那么中国对外金融风险就会加大，得不偿失。第二，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一国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本身也依赖于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当前适当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发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高估了本国经济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为了推动日元国际化而加快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结果，日元“超前”国际化不仅导致了国内金融危机，还使得日元国际化水平反而出现倒退。相反，德国在其货币国际化初期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稳定而加强了资本管制，最终马克实现了稳健国际化。

本文的模型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在求解模型稳态之后，继续求解其经济周期解，这样就可以利用全球宏观数据对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和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进行统一的贝叶斯估算。在这一更完备的模型下，除了用美元本位解释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之外，我们还可以分析各种外生冲击对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的解释力度各有多大。二是在模型中显性地引入人民币。这样会使得模型更加复杂，至少需要构建一个包含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三国模型。三是在本文模型基础上，不仅引入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本位，而且引入美元在国际金融和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本位。这些都是我们以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