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冰

摘 要：维·阿斯塔菲耶夫（1924年-2001年），在1976年，《鱼王》获得了苏联国家奖，这部作品成为最能体现作者个性的一部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显示出阿斯塔菲耶夫的独特风格。很多评论家一度认为阿氏属于“普里什文”一派，总是从自我角度书写抒情的乡村气息，但是在《鱼王》这一篇章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宁静唯美的乡村气息，还有血淋淋的搏斗和贪婪的人性和道德缺失。而这一系列的惨痛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大自然如此岌岌可危人类该如何自处？在这个无所不能的工业时代，我们是否就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主宰一切，做宇宙的中心呢？阿斯塔菲耶夫并不是一味地描述惨痛和愚昧，他在小说中作了最有力的反抗，指导着人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道德理念。

关键词：鱼王；生态伦理观；宇宙中心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1

20世纪以来，由于工业文明发展和人类能动性的提升，生态文学诞生。生态文学作为一种先发声的思想意识具有鲜明的生态伦理观念，是作家和批评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的具体反映。它主要反映在对形形色色的宇宙中心主义的批判。探讨生态文学的伦理维度，表现出文学界对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倾向的反省性自觉。这种自觉寓意了批评性。

1、惨痛的自然破坏

阿氏的《鱼王》贯穿了对捕鱼的一系列描写，伊格纳齐依奇捕鱼的场景：“有些鱼脱钩逃掉了，一下子就钻入水底，也有的脱钩时候受了伤，扑通跌进水里，嘴巴撞在船帮上——这些鱼不是脊髓损坏，就是肺泡戳穿。这种鱼就完蛋了：脊柱受伤，鱼鳔刺破，鱼鳃撕裂是没法活下去的。”[1]当伊格纳齐依奇在捉捕鱼王时，鱼王受伤的场景：“它眼睛已经被打瞎，身上被鱼钩扎得遍体鳞伤，因而神志模糊，但它还是用灵敏的吸盘在水里摸索着什么。”[2]文章描述人类为了中饱私囊，将自己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残害世界上的其他生灵，此篇中，作者象征修辞手法，将姑娘格拉哈·库克林娜比喻为大自然。为了报复她与军官的越轨行径，他忍气吞声之后把姑娘推到了浅水中，在作者眼中女人由上帝创造，那么上帝会为维护她设定独特的审判和惩罚。作者所提到被捕的满腹魚子的大鳇鱼即是女性的象征，鱼王就是大自然的使者，他在公然的侮辱毁坏大自然。阿斯塔菲耶夫想告诫人们：在善与恶的交锋中，不善待大自然的人，也不会善待同类，他灵魂深处的恶会不断地膨胀，善会被一点一点地侵蚀殆尽，最终这个人将丧失人性。因为，人类由于贪婪和欲望，肆虐地掠杀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物，这种恶会一点一点地蚕食人类灵魂中的善，妨碍善的培育和成长，当恶战胜善时，最终会导致人性的道德沦丧。

2、宗教意识觉醒

俄罗斯早期的多神教以及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宗教迫害和政权压迫曾使得宗教一度被压迫，但是宗教精神可谓星星之火，永远不会被彻底掐灭。伊格纳齐依奇的爷爷见了车轮都会磕头跪拜，爷爷告诫见到鱼王要把她放掉，画十字，并且要装作若无其事，时时念想，求她保佑。俄罗斯民族自古就敬仰神灵，畏惧神力，害怕因为侵辱性的行为触犯神性，遭到天谴，正是在这种畏惧下，促使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传统的生态意识。在文中伊格纳齐依奇在与鱼王做斗争时反复地问自己：“我这是怎么啦？……我不怕神，不怕鬼，只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说不定事情全在于这种力量吧！”[3]主人公潜意识已经回归到宗教中，开始觉得宇宙中存在其他的力量，远超于人类本身的一种力量，开始相信善恶报应，这时候一旦人类陷入危机中，总能首先想到的是深入内心的宗教救赎，主人公伊格纳齐依奇在忏悔中想到爷爷告诉过：“孩子，如果你的灵魂上有什么沉重的罪孽，见不得人的事儿，伤天害理的勾当，你们就跟鱼王没有缘分，要是碰到了就赶快放掉它。放掉，放掉……这可是伤天害理，最最犯忌的。”[4]当他被鱼王拖入水中时，侮辱姑娘库克林娜的事情就浮现在了他的眼前，他最终觉得无力反抗这最终的判决。接着“赎罪的时刻要来了，忏悔地钟声已经敲响”作者告诉人类理性的回归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完成，宗教的力量在于实现精神的救赎和道德的完善。在小说的最后，“去吧！鱼儿，去吧，我不向任何人说起你的行踪，尽情地活下去吧！”[5]捕鱼人由于一种非理智所能透悟的解脱的感觉而内心感到轻松。伊格纳齐依奇最后获得了救赎，也告诉人类善恶有序，道德救赎是通往复活的唯一途径，这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末日审判相符合。

结语：

阿氏的作品秉承着揭示人类道德人性的风格，他曾说：“文学家的使命就是为善，而文学家的真正的和最高的使命就是理解这个善；肯定它，使人们不要自相残杀，不要害人间的一切生命。[6]”我们从作者的文字中 不仅仅看到了自然母亲的水深火热处境，更多的是对人类那种贪婪与欲望的发指，凡此种种，人类的救赎之路，这让我们不得不重审视人类前途和自然命运。

注释：

[1]【苏】维·阿斯塔菲耶夫著，夏仲翼、肖章、石枕川等译：《鱼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207页。

[2]同上，213页。

[3]同上，207页。

[4]同上，220页。

[5]同上，226页。

[6]文集《记忆的拐杖》，苏联人当代人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