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霞 秦夏冰 刘琦云

摘 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广西在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对广西企业在东盟投资现状及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建立风险转移机制、构建风险评估体系、完善海外风险保险制度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广西企业在东盟投资风险的对策。

关键词：广西企业 东盟 投资风险 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1（c）-078-02

1 引言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发普遍。2009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签订了《投资协议》，零关税政策的实施更是让双方实质性地开放了彼此市场。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空相连接的省区，是我国连接东盟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因此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与自贸区建设的进程中，广西不仅是直接的受益者，也是自觉的参与者和积极的推动者[1]。作为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近年来在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數据显示，从2006年～2015年，广西与东盟的贸易额从18.3亿美元增加到290.1亿美元，年均增长37.2%[2]。在新的历史机遇来临之际，广西会有更多的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进行投资，在此过程中，如何识别及防范投资风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2 广西企业在东盟投资现状的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广西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桥头堡，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也呈现出以下特点。

2.1 投资快速增长

根据论道研究中心研究整理的《2016中国-东盟投资分析报告》，可以看出，2016年1～8月广西对全球区域投资共13.06亿美元，其中对东盟投资7.37亿美元，占比56.35%，由此可见，东盟是广西企业极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对象。

2.2 对外投资国家多元化，但仍不均衡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完全建成以后，广西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区域不断扩大，对柬埔寨和缅甸的投资发展比较迅速，在2012年，还实现了对菲律宾零投资的突破，协议投资额为100万美元。近年来，广西在东盟国家初创公司主要集中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占比高达80%。广西2010年～2014年在越南的项目个数、协议投资总额和中方协议投资额占同期广西对东盟的投资比重为39.22%、24.93%和23.07%，在东盟国家中排名第一。

2.3 企业自身优势不足，投资规模小

广西企业对外投资主体以民营、独资企业为主，在“走出去”的企业中，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占35%，民营企业占比65%；从企业资本结构来看，独资企业占74%，合资企业占26%[3]。民营企业中大多数为中小企业，不仅竞争力相对低下，自身抵御风险能力也较弱，大部分企业还不具备完成国际化市场扩张的条件。广西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整体存流量规模偏小的现状，正是因为广西企业整体运营规模偏小。从广西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全国直接对外投资流量来看，占比约在1%以下。

2.4 行业分布不均

广西对东盟投资主要集中在摩托车零件生产、工程机械装配、五金家电、通讯产品、日用品、化工材料以及农业、矿产资源开发等传统领域，科技含量不是很高，利润空间有限。在高科技领域，如计算机、智能机械、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尚未有竞争优势。

3 广西企业在东盟投资面临的风险

广西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迅速增长的同时，由于东盟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投资环境呈现出较多的不确定性，使到东盟进行直接投资的广西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着较大风险[4]。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3.1 政治与宗教风险

政局稳定是投资需要考虑的第一因素，政局不确定会导致企业在海外投资风险的增加。在东盟十国中，各国政体、政治环境不同，政治稳定性也不同，所以在东盟各国投资的风险会有很大差异，目前政治稳定环境最好的是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等六个国家，最不稳定的是菲律宾、缅甸、泰国[5]。政治风险主要由于党派林立、派别斗争、宗教矛盾等造成的军事政变以及政局动荡。加之东盟地区多民族多宗教，教派之间冲突时有发生，民族极端主义容易演变为极端恐怖主义。这会使得广西对外投资企业在东盟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危及财产人身安全。

3.2 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以及外汇管理等方面，根据外汇直接投资系统数据，广西境外投资是以外汇为主，2015年外汇金额占比99.55%。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东盟多国都曾遭受严重的通胀困扰，这对投资环境也造成了金融风险，冲击了海外直接投资，尽管东盟各国政府对通货膨胀都采取了措施，但收效不一，东盟各国发生通胀的概率可能性还很大。此外，外汇政策也会对金融风险造成影响，如缅甸实行汇率双轨制，汇兑限制风险极高。

3.3 文化与管理风险

由于文化差异也会对对外投资企业的运营造成一定风险，许多企业照搬照抄国内的经营管理模式，却没有考虑到文化差异和员工特点，比如东盟国家工会力量强大，会组织一些维权活动，如罢工谈判等。而中方企业十分缺乏处理与工会关系的经验，这就导致管理风险增加，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这就需要提高跨文化的管理能力。

3.4 社会风险

由于一些媒体的恶意炒作，“中国威胁论”被肆意宣扬，近年来，东盟有些社会团体宣扬“中国殖民主义”，把中国描述成为了“掠夺者”“殖民者”的形象，投资方也未能做好与东道国媒体的公关工作，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中国投资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一些排华团体不断进行反华运动，抵制中国产品以及企业。如2014年越南多地爆发抢烧外国企业严重暴力事件这直接关系到对越投资企业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

4 广西企业在东盟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4.1 加强对投资国家的环境考核，建立风险评价体系

企业在到目标国家投资以前，为了全面降低风险，一定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基本情况，情况了解的范围要全面且宽泛，不能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政治状况，鉴于企业的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政府的帮助和配合。首先，政府要帮助企业建立一个风险投资评价体系，建立相应的风险评价指标。由于地域、法律和文化差异，境外投资风险颇多，从项目启动到项目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隐藏着风险。因此，要加强对这些项目风险包括东道国和外商投资法规，东道国招投标对外资的政策，东道国对用工和物流控制的规定，相关可证有效性和延期或收回的规定，公司可能未公开的补偿或赔偿协议、权属登记的瑕疵等。这些信息的搜集、风险投资评价体系的建立都有利于提高企业海外投资水平。其次，对于企业自身来说，要加强对目标国家的资信调查，分析面临的风险可能帶来的成本增加，理性测算收益，做好相应的项目可行性分析，并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

4.2 实施“带头示范+团结协助”策略

带头示范就是指积极发挥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引导作用。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实施主体，因此，要积极发挥国有大型企业在引导中小企业走出去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一是在大型企业承揽的项目中明确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承包份额。二是以市场化的手段让大型国有企业在实施项目工程的同时承担市场开拓的功能。三是发挥大型国有企业驻沿线国家办事处或工程处的服务功能，将每一个办事机构打造成为服务广西中小企业的触角和服务平台。

团结协助是指政府和企业都要避免单枪匹马出战的局面，政府可以支持成立海外投资企业联合会，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沟通企业与政府的联系，定期组织高端研讨会，大力推广海外投资整合经验，提高企业海外投资水平。企业之间要注意相互扶持，加大信息的交流沟通，共同抵御海外投资的风险。

4.3 建立合理的风险转移机制

在对外贸易中，转移价格是一种有效的风险规避方式。跨国公司为了达到减少税收的目的，借助不同辖区的税收体系，通过公司内部的不同部门，如母公司与子公司或海外两个子公司之间的定价，将资源在不同辖区的子公司之间转移。以规避外汇波动风险、通货膨胀及政治风险。

4.4 企业实施本土化经营

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着当地文化经济环境的差异，导致风险加大，解决的办法之一是企业融入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中去，主动将自身利益与东道国的利益相结合，站在同样的利益立场，让东道国政府帮忙，以规避一些潜在风险。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优先考虑从东道国进行采购，这可以对自己在东道国相关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在公司的领导层方面，多启用一些东道国的人才，在公司的股份归属上，多提高本地人的持股水平，和当地人民结成利益共同体，以防范潜在风险。

4.5 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1）改变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模式，建立双边、单边混合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目前，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海外投资保险产品中，并未要求合格投资项目必须投资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即当前我们采用了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因此，建议尽快利用现有资源优势，推动海外投资保险由单边制度向双边制度转换，以实现保险风险的有效降低。

（2）在项目审批层面充分发挥政府在国际投资指导、监管作用。政府发挥国家财政支持以及外事关系协调能力，可以建立完善的体系而无须浪费额外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的介入，也符合海外投资保险的官方保险性质，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对海外投资的引导与调控[6]。

（3）增加海外投资保险的种类。除现有的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征收及政府违约等几种国际通用的险种外，在广西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增加如恐怖主义险、营业中断险、并购限制险等，以增加所需要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夏国恩，宋泽楠.“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快广西对东盟对外直接投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5（6）.

[2] 钟春云.陆海统筹升级泛北合作[J].当代广西，2016（6）.

[3] 崔瑜.搭建企业走出去的平台[J].中国金融，2015（11）.

[4] 顾丽姝，王凯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J].云南社会科学，2009（5）.

[5] 韦大宇.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风险与规避策略探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4（10）.

[6] 王文治.对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想[J].法律与生活，2013（2）.

①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企业在东盟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15BJY019）。

作者简介：赵霞（1979-），女，河南焦作人，博士，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民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秦夏冰（1988-），女，安徽临泉县人，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刘琦云（1993-），女，四川成都人，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