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寅松

我们现在所说的白族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形成？怎样形成？学术界争论多年，见仁见智，至今尚无定论。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的考古发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大理地区是孕育白族形成的摇篮

这里的大理地区是广义上的，指澜沧江和金沙江从发源地出发，分道远去后形成的三角形顶部地区，即今天的兰坪、剑川、洱源、云龙、鹤庆、大理、宾川、祥云、漾濞、弥渡、巍山等县市，因为在自然生态、考古发掘、文化形态，这一地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今天有的县白族的人口比例不算优势，但毋庸置疑，历史上，这一地区也是白族先民繁衍、发展的核心地区。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逶迤南下，从8844.43米到苍山降至4122米而止，使大理处于世界屋檐之下。这里高耸入云的奇峰峻岭与四季如春的山间盆地交相分布。这些盆地平畴沃野、江河纵横、湖泽遍布，非常适宜早期人类在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简陋的情况下取得食物，保障生存。

水和空气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最基本条件，白族先民所处地点正好是被称为世界黄金纬度的北纬25°，这里本应是亚热带气候，但由于大理的高海拔、低纬度，加之位于喜马拉雅山雪域之南，印度洋、太平洋季风之北，这一环境使大理变成了冬不着袄、夏不挥扇、四季无寒暑，年平均气温15.1℃，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8.5℃、最低气温-3.7℃，最热7月平均温度20.3℃，最高气温28.9℃，年平均降水量1078.9毫米，适宜人类生存的最佳环境。南诏异牟寻归唐以后，封五岳四渎，将苍山定为中岳，这一理念显示出大理将自己作为天地的中心。自然環境对人类繁衍和发展的影响，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史不绝书。

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也充分证明，大理地区的文明从数万年前的旧石器到新石器、青铜器、铁器一路走来，从未间断。澜沧江从西部穿越大理地区，金沙江则从大理地区东部流过，两江包围的大理地区从北向南考古发掘近年来都有许多新的发现。

如怒江兰坪玉水坪洞穴遗址是澜沧江流域迄今发现的较早旧石器文化遗址。1989年列入怒江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10月、1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证明玉水坪遗址是云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出土石器近千件，骨器4000余件。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为距今2万到4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又如2008年8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兰坪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考古工作者 ，在剑川至兰坪公路建设沿线文物调查时，在剑川象鼻子洞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此次调查、勘探共采集和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核、石片等60 多件。距今至少1万年以上。

除了剑川、兰坪发现旧石器遗址外，在鹤庆等地也有旧石器遗址的发现。这些旧石器遗址都是坐落在前临河流，背靠山脉，同时河滨还有较宽阔的平畴沃野，便于早期人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生存繁衍。

新石器文化遗址几乎遍布大理地区，择其要者有苍山马龙遗址、佛顶遗址、龙泉遗址、白云遗址、宾川白羊村遗址、永平新光遗址、大理海东银梭岛贝丘遗址、剑川海门口遗址等。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市文物管理所、大理市博物馆对大理海东银梭岛贝丘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2006年3月到5月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遗址地层多达65层，遗址文化层分为四期。绝对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前，一直延续到公元前900年至400年。

《中华世纪坛》铭文中载：“公元前2200年前后，云南洱海地区白羊村遗址发现有房址、火塘、窖穴。这是云贵高原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遗址。”洱海东部宾川发掘的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较完整的房屋遗址11座，早、晚期房址均为地面木构建筑，基本特征一致，仅局部有所不同。窖穴48个，多分布在房址附近。窖穴内发现大量灰白的粮食粉末和稻谷、稻壳、稻秆痕迹。兽骨有狗、猪、牛羊、野猪、黑熊、鹿牙等。白羊村遗址出土陶、石、骨、角、牙、蚌器516件。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石器以磨制为主，个别有琢磨兼制或打制者，大都就地取材。陶器均为手制夹沙陶，晚期个别口沿有慢轮修饰痕迹。纹饰复杂多样，有划纹、绳纹、点线纹、剔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绳纹等。墓葬34座，其中竖穴土坑葬24座，幼童瓮棺葬9座，成人瓮棺葬1座，墓口一般距地0.15—1.2米。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白羊村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165±105年或公元前2050±105年，距今约4000年。它是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中的一处代表性遗址，也是文化面貌比较完整的原始社会聚落。正如考古报告指出：“白羊村遗址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与饲养家畜的社会经济。从大量出土的磨制生产工具分析，当时的农业已经发达。遗址中发现储藏禾草类的叶子、谷壳粉末的窖穴多达23个，表明粮食作物已是当时重要的食物来源。整个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厚，房屋遗址较小而颇密集，近旁又发现储藏粮食作物和生产工具的窖穴，说明白羊村遗址是一处长期定居的村落遗址。”这是典型的稻作农业为主，属于“耕田，有邑聚”的坝区居民。溯其源流，他们与白族先民的密切联系应无疑义。

大理地区从新石器走向青铜器时代，剑川海门口遗址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2008年1月至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395平方米。此次发掘出土文物约3000件，有陶器、石器、骨器、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遗存8类。清理的遗迹有房址、火堆、木桩柱和横木、灰白色石块、人骨坑、柱洞等。清理出木桩柱和横木4000多根，房址2 座。经研究分析，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属于新石器时代，大致距今5000-3900年；第二期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大致距今3800-3200；第三期属于青铜时代早、晚期，大致距今3100-2500年。遗址的晚期年代为宋、元、明时期。尤其是这次考古发现碳化稻、麦、粟、稗等农作物，说明白族先民种植水稻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且可能已经掌握了稻麦复种技术。

以上的考古发现说明，大理地区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到铁器时代，历史发展脉络清晰，从未间断。我们不能说这些文明都是白族先民创造的，但与白族先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苍洱境内的稻作文明，应该就是被称为斯榆、河蛮，也就是后来学者们定名为“洱滨人”或“洱海人”创造的，他们是白族形成的核心。

异源同流不是简单的融合

白族族源，一直是云南民族史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主要有氐羌说、土著说、汉族移民后裔说、异源同流说，由于各种观点都能从史籍等材料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寻觅历史发展的轨迹，正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如影随形一样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西南地区虽然汉晋时就设郡置县，但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行政管理模式去想象前人，当时设郡置县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控制，尤其是边远山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通典》卷187中所描述的“其西洱河从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正因为如此，当史万岁、梁建方、唐九征等用兵这些地区时才所向披靡，因为当时部落星碎的武装通常都是打得赢就袭扰你一下，打不赢就退入山林或迁徙。当南诏统一后，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整合国防资源，不仅在防御战中让何履光、鲜于仲通、李宓的进攻连吃败仗，还能主动出击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白族就是伴随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而日渐形成的。开始有了在原来语言“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可以交流的语言基础上形成了以苍洱为中心的主要统治地区内可以互相交流的官方用语——白语。建立起以水稻农耕为主，兼营采矿、手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南诏经济出现了“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耕田一牛三夫，前压后驱”的比较先进的耕作技术。由此带来的赋税制度使南诏有了足以支撑国家运转和军事扩张的经济实力，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共同经济生活。建立在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心理得到空前加强。《南诏图传》中就出现了有关“大封民国”的文字记载。在“大白国”、“拜国”的基础上，“张乐进求一见蒙奇嘉王有异相，遂妻以女，并让位与奇嘉王。王姓蒙，名细奴逻，遂灭张氏，号大封民国”（即大白民国 ）为标志，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白族正在形成，并成为唐宋时期，乃至有元一代以苍洱境为中心的统治民族，这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诚然，有的学者对“封、白”转换提出质疑，但不影响白族的形成，因为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朝一夕成就。白族的称谓是因为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成立，在充分尊重本地人民自愿的基础上对众多白族自称和他称的统一和规范。

正像国家统一首先是由局部的统一、地域的统一最终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一样，南诏大理国文化的辉煌是由生活在南诏、大理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谱写的。越往前就越说不清哪是你的，哪是我的。這就是为什么西南许多民族都习惯自称九隆后裔。作为地域概念，哀牢夷并不等同于今天的哀牢山；作为民族概念，哀牢夷涵盖了西南各民族的先民，也就是《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的：“南中昆明祖之。”《新唐书·南诏传》也有“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民族都去探索自己与南诏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正常不过的现象，因为今天生活在云南境内的各民族先民都为南诏的建立做出过贡献。但如果执意坚持非此即彼的排他说，就有点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过于简单化了。相反又将历史上自然、质朴、单纯的氏族、部族、部落的关系现代化了。

白族的形成经历了异源同流的历史过程，但这种异源同流不是简单的各族群融合，更不是一加一的模式，而是以洱海区域的白族先民为基础，不断吸纳和融合了不同时期进入洱海地区的其他民族先民，随着南诏的统一，白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日渐形成并走向成熟。大理国以后，白族先民作为以洱海为中心的主体民族一直生活、繁衍在苍洱大地，同时也创造了白族历史上比较辉煌的南诏大理国文化，应该说是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也就不难理解白族文化为什么能成为云南兼容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百越文化、荆楚文化乃至印度等南亚、东南亚文化的先进文化相沿至今。

关于白族形成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观点，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世界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不同地区的国家形成中又表现各异，有的是先出现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经过开疆拓土建立国家，如契丹建立辽国，党项建立西夏，女真建立金。也有的是通过国家的建立形成一个新民族，如美国独立诞生了美利坚民族。白族也是伴随着南诏的不断统一，以河蛮（白蛮）为主，不断融合境内的其他部族形成的。

随着学术界提出乌蛮和白蛮不是民族称谓，而是反映云南土著居民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不同，即乌蛮和白蛮不等同于今天的彝族和白族，当然，乌蛮和白蛮作为后来彝族和白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肯定。

正如前面所言，南诏建立以前，在云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的特殊性，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南诏的建立才形成了白族共同体，同时也形成了其他相对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和现在一些民族的众多支系。由此可见，认定哪一个民族建立南诏似乎有些牵强，乌蛮、白蛮共同建立南诏的提法比较符合历史真实，而单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则是随着南诏不断开疆拓土，国家形态日渐完备后出现的。打个不大贴切的比方，民族像水，众多的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这就是融合。相反，从大江大河里流出的涓涓细流，流入其他江河流域，这就是被融合。回顾白族历史发展，明朝以前，进入云南、大理的汉族不断被白族融合；明朝以后，军屯、民屯比较集中的地区，白族不断融入汉族之中。

白族共同体有主要的八个特点：

一是白族一般喜欢滨水而居，大量出土的碳化稻谷、小麦说明白族或白族先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主要以水稻农耕为主，种植水稻、小麦，较早掌握复种技术。由于人们食物的多样性，白族饮食也并非单一的稻米，湖滨居民兼打鱼，山区半山区兼狩猎，通常过着不分姓氏，聚族而居的村落生活。

二是宗教信仰相信万物有灵，敬天法祖，在崇信本民族宗教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儒释道内容和神祇，并加以世俗化改造，使之更加适应本民族的需要。尤其是本主崇拜，他是白族人民奉祀的民族神。本主者，本境之主也。在佛教、道教传入白族地区之前，本主崇拜，应该是白族最早的原始崇拜之一。佛教、道教传入大理地区以后，善于兼收并蓄的白族先民，巧妙地将佛教、道教融入本主崇拜而独树一帜。“本主”，白语叫“武增”，即我们的主人。也称“朵薄朵姆”或“劳谷劳泰”，意为“大爷、大妈”或“祖父、祖母”。在彝族、白族杂居地区，也称“土主”。这些称呼，有祖先崇拜的含义，但不完全是祖先崇拜。从各种供奉的神灵看，有自然神、图腾神、英雄神、世俗神等等。它既具有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又掺杂着佛教、道教、儒教的内容，形成本主教。他是一种与儒、释、道信仰并行不悖的宗教信仰，这是白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白族相异于其他民族的特殊信仰。

三是语言文字方面，随着南诏的统一，白语成了《蛮书》卷八记载的“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的白蛮（河蛮）这一族群使用的共同语言。文字却没有对民间流传的汉字形白文进一步规范，而直接使用汉字，这从阁罗凤所立大碑（即后来称之为《南诏德化碑》）可以证明。如果《南诏德化碑》是由其他有成熟文字的民族所立，至少在碑额或碑阴处要有本民族文字记载，这是常识。但从《山花碑》等碑铭、祭祀文钞和白族调、大本曲中，不仅保留了许多白文，至今还在民间艺人中使用。

四是饮食文化贵食生，生皮一吃就达千年。无论是棺葬或火化，一律实行墓葬，讲究竖碑立墓，推崇祖德流芳，注重家风家教，敬天法祖。考古发掘证明，白族同样是使用铜鼓的民族，《南诏图传》中就有白文“鼓”即铜鼓的记载。

五是在西南各民族中，白族大姓最早有姓氏，元明清以后，普遍采用三字名，有时中间夹观音等佛号，表示信仰佛教，同时有祈福纳祥的寓意。

六是文学艺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白族读书人汉文化造诣深厚，他们大胆借鉴和吸收汉文化，创造出许多不比中原逊色的流光溢彩的文学艺术佳作，南诏时期就有作品入选《全唐诗》。明清以后，白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汉文化修养迅速提升。自云南开科取士以来，大理考取进士举人的人数几乎都是云南的三分之一以上。李元阳、杨士云、王崧、师范等优秀人物犹如群星璀璨。但白族并没有忘记自我，保留了许多极具白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如白剧、吹吹腔、白族調、大本曲等。

七是白族和白族先民自古以来就主动学习先进文化见贤思齐的优良传统。自两汉先后在云南建立郡县，白族或白族先民就没有中断与中原的联系。689年，浪穹诏主徬时昔归唐，被任为浪穹州刺史，713年，唐封盛逻皮台登郡王，738年，南诏统一，皮逻阁被唐赐名归义，封云南王。794年，异牟寻归唐，袁滋册封南诏。南诏时期，唐南虽然时有兵戎相见，但更多的是“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大理国时期，宋王朝由于忙于应对北方边患，杜撰了宋挥玉斧的神话，但大理国与宋王朝经贸文化往来从未间断。在近现代，当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白族优秀儿女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远赴欧美、日本留学，其中不乏像施滉、杨杰、周中岳等佼佼者。杨玉科英勇捐躯镇南关，周保中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十四年，都名垂青史。

八是白族不封闭，不自卑，开放包容，与时俱进。豁达大度，创新进取。对其他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重视教育，推崇耕读传家。我的家乡凤羽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经济并不繁荣富裕，但文化底蕴深厚，家风家教优良传统源远流长。江登村有一位叫杨瑞东的人，他的爷爷（杨立本）曾是大理喜洲严家的师爷，很有学问。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境还很贫寒，但无论再苦再累，他从不放弃对子女求学上进的支持。为了增加儿子的营养，他每星期都要到沟渠中挖泥鳅，煮好后步行二十公里送到洱源一中。他儿子也不负期待。毕业后先是考上西南石油学院，后在南京大学读完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导师是中国探月工程首席专家欧阳志远。杨瑞东现在是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去年他母亲生病，他只身悄悄回家。后来他的七个博士生听说导师母亲谢世，连夜驱车到江登吊丧，成为当地美谈。

凤翔村的李良清，她的父亲李睿毕业于民国时期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她读书时家庭困难，全家住在白族老式土木结构的老屋，家里每天都要做凉粉，烟熏火燎。她把自己关在楼上看书，高考前一个月衣不解带。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考上吉林大学数学系，读完研究生后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读完博士，接着又考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博士，现为美国终身教授。李良清的女儿龚怡然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就读哈佛，接着考上剑桥大学研究生，最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她的恩师，原洱源一中校长李兆凡撰联：“哈佛学士、剑桥硕士、麻省博士、天纵奇才征万海；白族女子、华夏骄子、海外赤子、人怀大志越千峰。”现在这副楹联就悬挂在李良清美国寓所的客厅里。

大家熟悉的张文勋教授就是白族薪火相传的代表。据张教授回忆，童年时家里清贫，晚上在昏暗的菜油灯下母亲一边打草鞋，一边陪他读书，书读得好的奖励就是可以跟母亲一起睡觉。张教授的小女儿当年以云南文科第一名被北京大学录取。去年，张教授外甥的孙子又以德宏州第一名的成绩再次叩开了北京大学的大门。

在白族祖居地大理，博士、硕士、学士集于一门并不鲜见，就是在远离故土的湖南桑植白族，玉溪元江因远白族中也不缺乏这样的传奇。正是得益于白族重视教育，敬畏文化，表现在建筑艺术代有杰作，士农工商人才辈出，能工巧匠遍布民间。

此外，白族在倡导天人合一、敬畏自然、亲仁善邻、热情好客等方面表现也很突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白族的主要贡献

白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是多方面的。

云南因为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而迎来中国人类考古的第一缕阳光，也曾创造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滇文化、南北朝时期的爨文化高潮。但由于云南特殊的地形地貌，南诏统一以前，云南主要处于“朋仇相嫌”、“兵戈相防”、部落林立的状态。南诏统一云南后，经过一系列的东征西讨，基本上形成了南诏的版图。《南诏德化碑》记载“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奔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建都镇塞，银生于黑嘴之乡，候隙省方，驾憩于洞庭之野。盖由人杰地灵，物华气秀者也。于是犀象珍奇，貢献毕至，东西南北，烟尘不飞。迅速无剽掠之虞，黔首有鼓击之泰。乃能骧首邛南，平眸海表。岂惟我钟王之致，实赖我圣神天帝赞普德被无垠威加有截。春云布而万物普润，霜风下而四海飒秋。故能取乱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亡，册汉帝而继好。”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基本史实应该说是可信的。大理国长于修文，不像南诏奋力开拓，基本承继了南诏疆域。《元史·地理志》载：“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鄯阐其一也；郡四，部三十有七。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由于历史变迁，今天的云南边界有所变更，但基本走向南诏大理国时期就确定了。作为南诏和大理国主要建立者之一，这不能不说是白族先民对中华民族做出的杰出贡献。

云南是中国人类的发祥地，“宾川白羊村遗址”和“剑川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证明，白族先民在水稻、小麦栽培、稻麦复种技术运用等方面曾做出重大贡献。故而云南粮食作物门类齐全，种植历史悠久。南诏，大理国建立以前，也曾经创造过滇文化、爨文化的辉煌，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整体经济发育水平处于分散粗放的阶段。这从隋以前，史万岁、梁建方、赵孝祖、唐九征等将领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帅一旅之师，劳师袭远，仍能所向披靡就可以证明。南诏大理国相继建立，统治者大多注重发展社会生产，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其国人“专于农，无贵贱皆耕”，并设置专门管理农业的官吏。同时也积极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并设相应的机构进行管理，如厥爽主工匠营造，万爽主库藏出给，禾爽主商业贸易，皆为南诏重臣清平官、大军将、酋望来兼任。此外还设乞诧主马群，禄诧主牛群，巨诧主仓廪，从而在发达地区出现“国人无贵贱，皆农耕”，“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及“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的局面。《新唐书》《文献通考》也有类似记载：其土“有稻、麦、粟、豆、丝、麻、薤、蒜、桃、李”。而《太平寰宇记》《唐会要》中则记载为：“其土五谷与中夏同。”洱海地区的农作物主要有水稻、麦、粟、豆。其种植方法与中原略同。耕作方法上已经采用了当时较先进的“二牛三夫”犁耕法。《云南志》卷7《云南管内物产》说：“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南诏的稻麦复种技术在唐代接近内地先进水平。南诏国大理国已开始注重水利开发问题。南诏的农业生产水平已与内地接近，尤以水利事业最为兴盛。当时各族人民开渠引流灌溉农田，因地制宜兴修高山蓄水工程，在涵管引水技术和城市用水建设方面也颇具特色，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阁罗凤时期，当地居民就“扼塞河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下《南诏古迹·高河》又说：“大理府点苍山玉局峰顶之南，蒙丰祐遣军将晟君潴山为池，导山泉，泄流为川，灌田数万，源民得耕种之利。”《僰古通纪浅述》中也说“遣军将晟君开茫涌溪，作潢江合十二溪，以入龙溪而止，每遇三月清明节，诸侯君臣，乘舟鼓乐游湖，号锦江春。开点苍高河”。南诏国、大理国纺织业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有些纺织技术，如棉纺织、毛纺织在当时极为先进，享有盛誉，已经掌握了印染工艺。漆器工艺技术的水平一直不断提高，闻名全国。已经掌握了大理石加工工艺，北宋政和年间，大理国向宋朝贡“金装碧玕山”，这是用大理石精雕，再加以镶金点缀而成，堪称中国雕镶史上的一绝。今天所发现的大理国后期的刻本佛经，说明当时大理地区已拥有一批佛经印刷人才。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南诏军队攻入素有“蜀锦天下绣”的成都，“将还，乃掠子女工伎数万引而南”。随着大批四川的纺织工匠、纺织工具被掠往云南境内，内地先进的纺织技术迅速传入。云南的纺织业技术大为提高。此后“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 南诏大理国的冶金技术也很发达。《云南志》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状如刀戟残刃……出丽水，装以金穹铁簜（上竹下汤），所指无不洞也……昔时越析诏于赠有天降铎鞘，后部落破败，盛逻皮得之。今南诏蛮王出军，手中双执者是也。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辅酋入朝，献其一。”“铎鞘状如刀戈残刃，有孔旁达，出丽水，饰以金，所指无不洞。夷人尤宝，月以血祭之。”《云南志》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郁刀，次于铎鞘。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经十数年乃用。中人肌即死。秘其法，粗问得其由”。《续博物志》卷9亦载：“郁刀铸以毒药……淬以马血成之。伤一即死。刀剑以柔铁为茎杆，不可纯用钢。纯钢不折则缺。”《云南志》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南诏剑。使人用剑，不问贵贱，剑不离身。造剑法，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练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南诏所佩剑，已传六七代也。”这些产品，即使与中原的相比也毫不逊色，其技术水平可以想见。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南诏大理国深受唐风宋雨的浸润，许多政治制度就是仿效唐朝的。如南诏的授田制并据此收税就是受唐朝均田制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史不绝书。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写道：“又山行四十里至赵州甸，即赵睑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风蔽气之势。川泽平旷，故家乔木尤有存者。神壮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尤有故国之遗风焉。”元代去大理国不远，郭松年所描述的应该反映南诏大理国一脉相承的情况。云南从汉武帝时期便已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但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末唐初，中央王朝对云南仍未达到实质性的经略开拓，南诏建立前的云南大部分地方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各擅山川、不相役属”的分裂局面。这种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既不利于全国的统一，也不利于云南地方的稳定，更不符合云南各族人民的利益。经过南诏和大理国长达5个世纪的地区性统一促进了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最终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地方性实体融入到元代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之中。回眸这一段历史进程，白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明代白族著名学者李元阳提出“天下一统，华夷无间”的卓越见解正是对云南历史、白族历史的深刻洞悉得出比同时代人先进的结论。

赵藩是白族近代史上声名卓著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随着他古今传诵的成都武侯祠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受到中国三代领导人的赞扬，更使他蜚声海内外。赵藩之所以能创作出这样脍炙人口的佳联，除了他个人学养深厚外，更主要是植根于白族历史文化的沃土。公元八世纪，唐王朝为了北抗吐蕃支持南诏统一六诏。但当南诏充分运用政治军事手段很快将势力扩大到整个云南后，与唐王朝的矛盾也日渐凸显。身处唐朝和吐蕃两大强邻之间的南诏，审时度势地处理好与唐王朝和吐蕃的关系，关系到南诏的生存或发展。从天宝战争前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和战举措，我们不难看到阁罗凤、异牟寻将“攻心”、“审势”发挥到了极致。对于那场旷日持久的天宝战争，《新唐书·南蛮传·南诏传》记载：“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阁罗凤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忿怨，反，发兵攻虔陀，杀之；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当鲜于仲通要发兵报复，“阁罗凤遣使谢罪，愿还所虏，得自新”，先礼后兵。随后全歼鲜于仲通、李宓。胜利后又“揭碑國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始终将自己置于有理有利有节的地位。《南诏德化碑》的记载则更清晰：“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孝，悼往抚存。遣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长男风伽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八年入朝，授鸿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将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初，节度使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又越嵩都叔张虔陀，尝任云南别驾，以其归识风宜，表泰请为都督。而反诳惑中禁，职起乱阶。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王乃加天叹曰：‘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仲通大军已至曲靖。又差首领杨子芬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之赍状披雪。王天运悬首辕门，中丞逃师夜遁。军吏欲追之。诏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咎，社稷无殒多矣！既而合谋曰：‘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国之宝。三年，汉又命前云南都督兼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使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陇坪，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遂令军将王乐宽，潜军袭造船之师伏尸遍毗舍之野，李宓犹不自量力，近逼邓川。时神州都知兵马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跷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竟角觉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贵衄，元帅沉江。诏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临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为后来异牟寻重新与唐和解留足后路。根据史书记载，早在汉武帝元封年间，张叔、盛览就负笈千里到四川向司马相如学习经学及诗词歌赋，表明白族先民虚心求学的开放胸襟。到了南诏时期，建孔庙。上层统治阶级“不读非圣之书”。直至将被俘的阶下囚西泸令郑回聘为帝师，公众不以为忤，反而成为美谈。郑回地位极高，《新唐书·南诏传·南蛮传》中记载：“故西泸令郑回，唐官也。往巂州破，为所虏。阁罗凤重其憞儒，号‘蛮利，俾教子弟，得捶榜，故国中无掸。”大理时期，虽然由于宋王朝因穷于应对北方边患，消极接受“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教训，与大理国比较疏远，但大理国历代国王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宋王朝主动示好，在双方往来的经贸活动中，文化交流更具特色。《桂海虞衡志》中记载：“乾道癸巳（1173年）冬，大理国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股若师等，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理所需《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广注》《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令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集圣历》……百家书之类。”白族不仅自己主动积极接受和学习中原文化，而且成为将中原文化向周边民族传播的桥梁和纽带。今天云南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态良好，白族的贡献功不可没。早在南诏时期，南诏不仅自己向唐王朝呈现流光溢彩的“奉圣乐”，还将骠国民间艺人带到长安，东南亚十六国使节常驻南诏都城。当邻国受到侵略，南诏还派兵支援。异牟寻将苍山敕封为中岳，就是昭告大理是天地中心。今天，大理将自己定位为连接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建设示范区，这是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白族著名学者马曜说：“环顾域内名胜，既饶壮丽之自然景观，又富悠久历史文化，兼之者其大理乎！”像这样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一身，这在全国也是罕见。大理是祖国西南最早开边置郡的地区。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在这里交汇，使大理成为中原文化、秦蜀文化、古越文化、荆楚文化、吐蕃文化和古印度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理想栖息地，从而形成了以白族文化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浩瀚博大的文献典籍，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遍布苍洱的名胜古迹，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大理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主动积极学习和传播中原文化的优良传统。异牟寻在位期间，为了表示与唐王朝友好的决心，《新唐书·南诏传》说：“（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韦皋改变了“质子”制度，而代之以文化交流。《通鉴》卷249《唐纪》65记载：“初，韦皋在四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学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这对加强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学互鉴，其作用不言而喻。据大理州孔子学会调查，大理州12个县市共有孔庙18座，其中大理市就有5座，洱源县有3座。至于遍布各自然村的文昌宫更是不可胜数，有的自然村还有多座。如洱源县凤羽镇义和村就有上下文昌宫两座，充分反映出中原文化在白族地区影响和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唐风宋雨的长期浸润，使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高度契合。白族在积极主动学习接受中原文化不断提升自己素质的同时，又不迷失自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白族文化。所以，明清以后，白族虽然失去了政权却赢得了发展，主动融入中华民族，与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院组织编辑出版了《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18卷，其中17卷以人立卷，综合卷收录了119位的诗文作品，他们的汉文化造诣并不比同时代的中原文人逊色，而乡愁则更胜一筹。涌现出一些名冠当时的家庭诗人群。如世称“一门五代六学士”的洱源何氏，“杨门六学士”的大理喜洲杨士云一家等。同时又编辑出版了《情系大理·当代白族作家丛书》14卷，收录了14位当代白族全国作协会员的诗文。这些用汉文创作的作品同样反映出白族对汉语汉文的娴熟运用。除了白族作家的书面文学外，蕴藏在白族民间的口承文学、民间艺术、节庆文化内容更将丰富，白族特色更加浓郁。根据张福孙《大理白族教育史稿》统计，云南自洪武二十二年（1389），选贡送应天府乡试以来，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开始中进士，前后中试的有75科（次），先后录取文进士258人，大理地区达82人，占云南文进士总数的31.78%。清代，云南于康熙三年（1664）参加全国进士科考试，被录取的大约有98科（次），考中进士约695人，其中大理考中进士的约有142人，占云南文进士总数的20.4%。没有持之以恒对中原文化的学习、消化、吸收，不可能在短时间在全国考试中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近代以来，白族以其固有的开放包容的优良传承，勇开风气之先，许多有志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出国留学，足迹遍及欧美、日本。施滉、张耀曾、周钟岳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说，大理历史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文化人，从南诏大理国开始，到明代出现李元阳，清代的王崧、赵藩等，堪称白族学派。明代有七部省志，最好的是李元阳主编的万历《云南通志》。清代王崧独立完成的（道光）《云南志钞》是清代省志中最好的。最能体现白族和而不同文化观的是白族的宗教信仰。白族是一个开放、包容，同时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融合能力，从而使多种宗教在大理都有存在的空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乃至近代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大理地区都有人信仰。除了在近代，个别西方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为非作歹，鱼肉乡民引发众怒导致个别教案外，信教群众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其中尤以儒、释、道为最。佛教和道家在白族地区经历了白族化和地方化的整合后，形成了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白族密宗佛教”的阿吒力教派，影响最广泛和深远。在白族地区，单一的寺庙道观很少，通常都是儒释道兼容，甚至财神、龙王等也供奉其中。在洱源县凤羽的凤翔村旁的“三教宫”，这座寺观把儒释道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庙廊柱和大门的楹联开宗明义地写道“三教本同源，儒释道任谁行深般若，无非孝悌忠信；万法原归宗，智仁勇若登摩诃波罗，且从感应慈悲”。“三教本同源，儒释道开明宇宙咸觉路；万法原归宗，智仁勇常留天地不老春”。“三教同源，儒释道咸开觉路；十方是佛，天地人六合长春”。同样在兰坪县城旁，也有一座“三圣宫”。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是明代云南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堪称硕儒名宦，为官很有政绩。返乡后在大理闲居40年，他寄情山水，著书立说，自号觉林道人，有手抄本《大方广佛华经卷》和不少著作存世，是集儒、释、道思想为一身的代表。在苍山斜阳峰麓，有一座寺庙叫“将军洞”，里面供奉的是天宝战争中用兵大理而最后兵败客死异乡的李宓。天天都是香烟缥缈，人声鼎沸。其中有不少是白族，白族老人念着一些亦白亦汉的经文，十分虔诚。其实当地人都知道李宓是南诏的敌人，他所率领的二十万人都“弃之死地，支轮不返”。但当地人对阵亡将士建“万人冢”礼葬，李宓则供奉在“将军洞”享受人间香火。虽然有的人对此也颇有微词，但化敌为友在白族地区不是特例。大理南门供奉的本主就是阶下囚郑回父子，大理银桥沙栗木庄供奉的本主是明朝将领傅友德。充分反映出白族的包容与友善。因为白族人并不在意供奉的是哪路神祇，祭神如神在，只要是许了愿，还过了愿，心中也就是释然了。

白族的贡献远不止此，这里只是择要介绍。

对白族族源的多种讨论益于

这一领域的发展

白族族源问题，学术界已经讨论多年，由于各人占有的史料不同，对史料的诠释也不一样，自然也就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论，这是合乎学术发展规律的。但通过不断的研讨，逐步形成共识，也是可以做到的。1956年，《云南日报》开展白族族源讨论时，马曜先生从《史记》关于“昆明”祖在滇西地区活动的记载中得出白族起源于“昆明说”。到1972年以后，马老负责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时，据李京《云南志略》，改从“僰人说”。20世纪80年代编写《白族简史》时 ，又依据新发掘的考古资料，提出白族主要起源于洱海周围的土著居民“洱滨人”的主张，并认为后来从川东南迁来的僰人也是白族的一支，提出白族異源同流说，但最早的先民还是“洱滨人”。这种不断与时俱进，敢于自我否定的学者风范正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和大力弘扬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大理地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再到青铜文化，历史发展脉络从未间断。从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 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汉书· 司马相如列传》也有“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云，湛恩洼濊 ，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蒲，接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随后的《后汉书·永昌郡》刘昭注引《古今注》也有“永平十年（67）置益州郡西部都尉，治嶲唐，镇哀牢人，斯榆蛮夷”的记载。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证史书记载，就是想说明在有正史记载以来，秦汉时期以洱海为中心就活跃着叫斯榆的部族，他们应该是洱海文明最早的主人，也是白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被一些学者称为“洱滨人”或 “洱海人”的族群先民应该就是斯榆人。

五世纪末期，我国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了《水经注》，对叶榆有了新的解释。郦书中说：“益州，叶榆出其县北界，屈从县东北流。”并进一步解释说：“县故滇池，叶榆之国也。汉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开之，以为益州郡。郡有叶榆县，县西北十里有吊鸟山。众鸟千百为群，其会呜呼啁哳，每岁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则止……县之东有叶愉泽，叶榆木，所种而为此川薮也。”郦道元的记载，使叶榆一词还包含了地名，侯国名，河名，湖名的多种意思。无论是先有地名后有族名，或是先有族名后有地名，当时斯榆（即叶榆）族群是很大的，否则不可能称国。

民族自古以来都是在融合和被融合中发展壮大，如果拒绝融合，自身也很难得到发展，白族也不例外。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洱海南部区域曾出现长时间存在过的“白子国”，亦称“白国”、“云南国”、“建宁国”。白子国的文化在隋唐时期已达到“与中夏同”的水平。这与前面提到的斯榆人主动接受和学习中原文化息息相关。

南诏的建立，为白族的形成或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时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如河蛮等在不断融合了汉人、昆明人等其他部族的基础上，到南诏建立，《南诏野史》传钞旧本就直接认为南诏就是继“建宁国”之后的“大封民国”，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白族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洱源凤羽镇发现一通立于明万历丙申（1596）由大理府儒学庠生杨勇撰写的《处士杨公墓志铭》在述及先人功绩时用了“始祖于洪武年间，克破南诏，功升旗尉，世代相因，迄今不替”的说法。不要忽略了“克破南诏”四个字，他说明明代知识分子将南诏大理国是视为一脉相承的。

大理国以后，白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就非常清楚了。林超民教授认为：“大理国时期是云南的白族化时期。南诏七节度二都督，大理八府四郡四镇，主要行政长官都是由大理派出去的。大理国时期是云南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元时如果没有白族，没有段氏的支持就没有云南行省的建立。爨白军一直打到湖南，在中国统一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以后，白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在云南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白族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明朝的统一使云南民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白族由统治民族变为被统治民族，由多数民族变为少数民族。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也就由夷多汉少转化为汉多夷少。白族先民主动融入中华民族，与各族人民一道继续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在高度契合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没有迷失自我而自称民家。

编辑手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才成就了现在的中国。确定族源，是每个民族十分看重的问题，它不仅是在探找本民族的认同感，同样也是确定中华民族大家庭认同感的助益。大理自古存在人类活动，后经融合变迁，汉、藏、回等等其他民族不断汇入，正是各民族之间的包容学习、交流融合，才形成现在13个民族和谐共处局面。正如笔者所说：“如果执意非此即彼的排他说，就有点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过于简单化了”，大理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在服饰、语言、节庆习俗等方面已具有很多相似性，如不经过深入交流很难分辨。随着时间的推进，民族融合必然是历史趋势，正如我们现在看某个民族的过去，何尝不是由各个小分支汇聚融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