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康斯坦西奥

不良贷款问题是造成欧洲银行整体盈利能力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回顾一下，欧元区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一直在5%附近徘徊，这不足以覆盖估计的资本成本。我们要牢记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良贷款的问题不在于资产负债表健康与否，而是因为自从2012年以来资本金和拨备都有了显著增长。的确，在2007年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还只是7%，在2012年就达到了9%，现在已经高达14%。然而，不论是考虑不良资产较多的六国集团还是整个欧元区，将银行拨备和抵押品加在一起计算，平均拨备覆盖率只有82%。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资产质量问题。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欧洲银行的不良率保持在低位或者说是可控的水平。而不良贷款问题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影响。骤增的不良贷款更表明，大部分欧洲银行体系处置不良债务的能力是有限的。

不良资产之忧

在欧元区，平均不良率在2013年达到8%的峰值。随着经济开始复苏，GDP增长恢复和失业率开始下降，不良率也随之下降。然而，不良贷款的减少是缓慢的和不平衡的。欧元区的6个国家——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的不良率仍在两位数的水平上。欧洲央行直接监管的银行，至2016年9月底仍然积压有9210亿英镑的不良贷款，占了总资产金额的6.4%，相当于欧元区GDP的9%。

在欧元区，不良贷款的状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在塞浦路斯和希腊这两个国家，将近一半的贷款都无法回收，占了银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有四个国家的报告显示不良率为20%，另外，也有很多国家的不良率能保持在3%以下。尽管存在这种差异性，不良资产问题无疑还是欧盟层面的问题，因为即使是那些不需要对付资产质量问题的国家的金融业或实体经济都很有可能受到欧盟内不良资产产生的溢出效应的影响。

由于金融结构、监管体系和税收制度带来的激励不同，欧美的不良资产问题并不好简单对比。在美国，在资产负债表上，大多数资产抵押贷款机构是政府出资的机构（GSE），而不是银行。再有，不同于英国，美国的監管规则包括了对已经逾期6个月的可回收抵押物进行减记的会计标准。《国际会计准则39（IAS 39）》关于已发生损失才进行减记的标准和核销指引的缺失都延长了欧洲不良贷款的核销过程。

不良贷款风险敞口的行业分布在国家之间比较复杂。总体上看，现在大约有60%的不良贷款发生在非金融企业，其中三分之一的贷款与商业地产有关。家庭贷款也是造成不良债务风险敞口的重要部分，在一些国家中占了不良贷款的一半还多。坏账率高的国家（超过10%）的风险敞口分布普遍遵循上述特征。

显而易见，不良贷款存量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不会再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威胁。在适用的会计标准里，拨备要占不良贷款存量的46%。不良贷款的剩余价值取决于未来的回收能力。抵押品可能是不良贷款的主要价值来源。在欧元区能再覆盖36%的风险敞口，使得平均能覆盖82%的风险敞口，这与不良资产多的国家的数据大体是一致的。然而，必须记住：处置抵押品回收贷款既耗时又费钱，这将侵蚀抵押品的净现值。

正如我之前所说，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看，不良贷款高企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然而，在恢复银行可持续盈利能力和恢复银行部门对实体经济的贷款能力的道路上，处置不良资产不是唯一的挑战。高成本和“银行活动过多”现象也是造成欧元区净资产回报率低的原因。只有少数的欧盟成员国成功地解决了挑战。瑞典和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是银行业有名的成功案例，它们没有被遗留的信贷质量问题以及过高多的成本所拖累，反而获得了高利润。数字化问题、人力资源和分支网络的优化问题，以及减少“银行活动过度”现象都需要得到处理，这些都能从瑞典和其他案例中学习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处置掉不良资产就可以大幅提升某些欧洲国家银行的资产回报率。欧洲央行所做的模拟测试表明银行盈利能力的增长潜力。在这些简单而又典型的场景中，只不过是假定不良贷款会被新的稳健安全的资产所取代而已。结果是利息收入将上升，因为新业务收取的高利率将取代不良资产的低收益率。我们的模拟结果表明，处置好不良资产可以提高欧元区银行的资产回报率至少一个百分点，一些部门可以提高3个或5个百分点。这些估计并没有考虑减少不良资产从而使融资成本降低和减少资本消耗而带来的好处，这都会进一步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

处置不良贷款后释放的资本可以更加刺激贷款供给。乐观估计， 如果被不良资产占用的全部资本金都用于支持新的贷款，欧元区的总信贷金额可能会上升2.5%，在6个不良贷款高企的国家这一比例可以达到6%。如果加上动态效应和对信心的影响，这些数字还可能更高，只是这些影响难以量化。可以明确的是，不良率最高和债权保护体系效率最低的国家将会受益最多。

为何不良资产处置缓慢

现在让我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造成处置不良资产缓慢的原因。

如果金融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不良资产就会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出售，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就会快速出清，从而将不良资产从银行账上剔除。然而，贷款的交易市场活跃度不高，在过去的三年里所有贷款组合的转让额只有2000亿英镑，这个数量还不只是不良贷款的转让额。

信息不对称（美国所谓的柠檬效应或二手车问题）这一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概念有助于解释当前不良资产转让市场不活跃的原因。买方并不知晓不良贷款的质量状况，但是发起和管理贷款的卖方可以分辨出来。买方和卖方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导致只有低质量的资产（也就是“柠檬”）交易活跃。由于高质量的资产可能不被买者识别，不知情的买家也就不愿意为它们支付更高的价格。结果就是这些资产只好保留在卖方的账上。

就不良贷款而言，信息不对称的来源有很多。第一，即使银行由于同之前的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而对其资产情况的了解当然比其他投资者更有优势，但是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些资产的一切情况。第二，抵押品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尽职调查的成本。第三，除此之外，投资者们担心银行自己优先选择了那些最好的资产而降低了用来出售的资产质量。

除了这些市场失灵之外，监管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问题也导致了市场成交量不足，比如债权执行和抵押品处置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很多欧元区国家，一个简单的索赔要走的法律程序耗时费钱。其中一些费用不能被确认为不良贷款的价值，反而按照会计标准要计入总费用。不良资产实际价值和账面价值的这种差异，也从另一方面抑制了供应的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盈利能力不强或资本不足的银行而言更是如此。在需求端，投资者会因对不良资产回收与否及回收时机的高度不确定性而犹豫退缩。此外，在一些欧元区国家，不良贷款市场存在像许可证要求这样的准入障碍也抑制了需求。

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良贷款市场运行的直接后果就是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巨大差距。关于价差大小的数据虽然很少，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价差是很大的。有人估算，对于一笔完全抵押的不良资产，私人投资者仅仅出于回收成本、时间和风险的考虑就会要求40%以上的折扣。在导致打折的大部分因素不会被确认银行拨备。根据将被《国际财务报告准则9（IFRS 9）》取代的《国际会计准则39条（IAS39）》，拨备是根据实际损失来确认的。

信息有限的投资者会要求一个更高的折扣比例，反映出他们对资产质量及价值的担心。他们还会考虑资产的完全预期成本。这样计算下来造成了巨大的价差。

结构性改革将减少上述的所有障碍，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良资产的净现值，从而为吸收更多的损失提供重要的、求之不得的资本缓冲，并扩大不良贷款的可供处置选择范围。

解决之道

然而，对于庞大的不良资产存量来说，单靠建立与激励市场型解决办法是远远不够的。某些资产因为其内在特点仍然无法吸引投资者的兴趣，而对于这些资产，银行比投资者更有优势，因此内部处理这些不良资产则成为优先选择。这相应需要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来重组和消化不良贷款。

因此，解决不良贷款问题需要使用综合措施。这些综合措施应该包含共同的要素。其中，在欧洲层面上有一个协调统一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在此基础上，不良率高的成员国再根据国别情况制定具体措施。

总而言之，不良贷款处置策略可以给银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这些措施通常是相互补充的。从是否出表来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置方法：一方面，最初持有不良资产的银行可以进行内部消化，这个途径应该始终在解决方案中起主要作用。另一方面，直接向投资者销售不良资产提供了一个迅速处置不良资产的机会。在这两端之间还有很多中间选择，比如资产保权计划、资产证券化、混合型资产证券化以及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等。在过去，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往往有国家的介入。

所有这些途径都需要结构性改革的强大推动。为了阐述这一点，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完善的债权落实框架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会是怎样的。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和发放贷款的银行在法律上处于相同的困难地位，且能获得的协同效应也将非常有限。反过来，要么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的影响力可以前置到银行的偿付能力上，要么资产管理公司承担这些损失的可能性将会高得难以接受。

因此，作为综合策略的一部分，政府对于债权落实和减少信息不對称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就非常关键了。在很多国家，需要扩大给遭受违约的债权人收回债权的选择空间，以促进尽早进行债务重组并帮助有能力持续经营的企业生存下来。与此同时，不能持续经营公司的清算和抵押品的处置应该要更加便利。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坚定实施必要的法律改革，如增强法院系统的处置能力和充分发挥庭外处置计划的功能。至于信息不对称方面，财务信息的质量、范围以及可获得性都需要改善，特别是公司的财务数据和面临还款压力的债务人的资产信息。应当检讨妨碍第三方投资者购买不良资产的现行障碍，如果有可能应加以消除。

在监管层面，处置不良资产已被列为欧洲单一监管机制的首要任务之一。欧洲央行的银行监管部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不良贷款的内容丰富的指导文件草案，表达了关于不良资产治理、管理、识别以及估值方面的监管意图。

然而，欧盟银行监管机构的法定权利是有限的。比如，不良资产准备金计提的会计标准并不是由监管者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要素。历史已经证明，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快速地清除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贷款，而且在长时间内能使银行资产负债表保持良好。根据资产的长期经济价值而不是由于低流动性和高不确定性而被低估的市场价值进行收购，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减价出售的损失。比如，瑞典、韩国、德国、爱尔兰、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使用这些金融工具来应对银行危机，特别是处理房地产抵押贷款上。虽然说资产管理公司整体上是成功的，但成功的程度往往和强有力的治理结构有关。这类资产管理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国家支持。直到现在，资产管理公司都很少有建立于纯商业性基础之上的。政府不得不为那些由于将不良资产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损失得以确认而资本实力大大减弱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并且要为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筹集提供担保。很明显，人们更偏爱私人机构主导的解决办法，但迄今为止几乎不可行。

欧洲现在的监管框架是将管理金融危机的重任交给私人债权人和投资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资产管理公司的一席之地呢？公共部门参与的空间是存在的。利用政府担保来达到筹资目的是有可能的，就像最近意大利在银行筹资和不良资产证券化中所做的那样，完全符合相关规定，价格也和市场保持一致。欧洲《银行复苏与处置指令（BRRD）》考虑到了当金融体系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时允许公共部门银行进行预防性的资本重组。设置的条件非常苛刻，资本重组必须要覆盖压力测试中出现不利情况时的估计损失，同时预防性资本重组也必须要遵守《国家援助法案》的相关规定。正如欧盟委员会2013年7月的沟通上所表明的所那样，一般要求如果使用次级债来实现内部救助那么就应当有税收减免。

工具箱还需要另外两种便利不良资产销售的工具。清算所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单笔资产的标准数据可以被保存在一个欧盟层面的集中式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把来自多家银行的风险敞口进行合并，并保证数据的质量。这将使投资者可以以一个较低的成本开展尽职调查。同时，可以根据单个投资者的要求和目标建立合适的投资组合。

资产证券化可以对不良资产的直接销售提供补充。它的优点之一是可以扩大不良资产投资人的范围。多亏优先级的信用等级，更多的投资者可以购买不良资产了。除此之外，资产证券化为政府启动不良资产市场提供了另一条途径。比如说，政府可以和私人投资者一起投资次级或中间级产品。当然，和资产管理公司一样，这样的投资需要遵守《国家援助法案》的有关规定。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措施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有资产管理公司遵守了现行规则时，它与资产证券化的结合就可以快速地净化银行资产负债表。

成立欧盟层面的资产管理公司倡议很受欢迎，特别是因为它能有利于在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上筹集私人资本。然而，一个真正的欧盟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当下环境中要面临很多困难。在中期来说，一个面向未来的办法是构画在各成员国层面上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欧盟蓝图。这个蓝图应该阐明在现存的制度下采用灵活的解决手段可能产生什么作用，鼓励各国在合适的时间期限内采用所有必要的措施。同时，应该落实建立欧洲的不良资产信息平台，以增加信息透明度和便利交易的进行。

中期来看，实施《国际财务服告准则9（IFRS 9）》和更具前瞻性的拨备规则将有助于更快速地确认损失。对银行业务操作、数据质量和数据可获得性的改进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明显的进步。最后，违约法律改革还需要好几年时间，包括能力建设、操作细则出台以及规则法庭测试的时间。

很多措施的长远考虑并不降低紧迫感和必要性。所有这些改革不只对于解决欧盟的不良资产负担，而且对于防止未来周期性衰退时不良资产的重新累积都很关键。迅速行动在财务上的好处会很快显现。如果这些措施是可信的，那么投资者将会认识到政策的变动，应当会在给贷款进行估计时给予更高的未来预期回报率。

让我总结一下。尽管不良资产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但处置不良资产可以为欧洲银行业和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处置不良资产后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些利益，显然在很多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局部的解决办法和继续等待都不是我们的选择。仅仅在不良资产市场的供给侧采取行动和迫使银行出售不良资产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安全后果。随之从银行到投资者的价值转移会给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压力不是减轻了而是增加了。出于这个原因，在欧洲层面和各成员国有关机构进行综合协调的努力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 本文是欧洲央行副行长维特· 康斯坦西奥（ V í t o rConstancio）于2017年2月3日在布鲁塞尔的Bruegel智库主办的题为“解决欧洲不良贷款危机：重组债务，恢复经济增长”会议上的主题演讲，由北京邮电大学彭如琴翻译，小标题由译者添加，欧明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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