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自2008年以来，两岸所搭建的制度化联系沟通机制持续停摆。受两岸经贸交流周期性波动、两岸金融业顶层合作渐冻式放缓、大陆金融业结构性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在此形势下两岸金融的发展必须由之前依赖定期制度化协商的遵从式发展路径，转向更加注重深耕两岸民间交流的自主式发展路径。福建省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一直以来都是两岸交流的前哨，更适合成为新形势下两岸金融发展路径转换的重要试点。此外，聚焦两岸金融，既是福建中小银行突破同质化发展藩篱所需，也是外借助力、内挖潜力，不忘初心、坚守定位的务实举措。

新形势下两岸金融发展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

两岸经贸发展情况

首先，从两岸经贸交流的整体数据来看：一是台湾对大陆的依存度逐步加深。大陆已超越美国，成为台湾最重要的顺差来源地（1992年）、最大的出口市场（2002年）、最大的贸易对象（2005年）、第一大进口市场（2013年）以及最大的对外投资地。二是台商投资领域不断扩展。截至2015年年底大陆台企累计达9.5万家，实际利用台资630亿美元，投资领域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三是两岸物流规模日益扩大。2015年两岸贸易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1500多亿美元，自大陆进口近500亿美元，顺差1000多亿美元，至今累计达上万亿美元。四是两岸人员往来日趋频繁，2015年近千万人次，其中台胞到大陆500多万人次，累计8800万人次，大陆同胞赴台450万人次，累计2000万人次。

其次，从两岸产业合作的趋势来看：一是两岸经济合作领域从生产层面转向服务层面，即由轻纺、石化、电子，转向生产性服务业。二是两岸经济合作对象从中小企业转向大企业主导，即由开始的中小企业，过渡到大型企业，并导致台湾整个产业链转移到大陆。三是两岸经济合作形式呈现台资企业本地化趋势，即大陆台企的管理人员、生产原材料、市场、资金筹措等逐步实现本地化。四是两岸经济合作地区呈现从南向北、由东向西扩展，即由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部——西部进行扩展。

再次，从闽台经贸交流的区域数据来看：据《福建省统计年鉴》数据，2013年闽台贸易总额最高达到130亿美元，占两岸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10%。其后与两岸贸易增长趋势同步，闽台贸易也迎来增长拐点。具体如图1所示。

台湾银行业在大陆的发展情况

据台湾“金管会”“银行局”统计，截至2015年8月末，共有14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了2家法人银行、24家母行直属分行和3家代表处。台资银行在大陆的营业性机构数量已达52家，另有11家台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正在筹建。就闽台金融合作来看，福建是中央赋予两岸金融先行先试政策最多、最密集的省份，其中福州又成为大陆省会城市中台湾银行入驻最多的城市，目前已有包括合作金库银行、彰化银行、华南银行、台湾银行等台资银行在榕开设分行。由于两岸金融业开放的不对等，目前大陆仅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在台设立营业性机构，在此不做重点考量。

新形势下两岸金融发展出现的新情况

两岸金融发展呈现出的有利环境

首先，从政治环境来看：一是国家层面。正如知名对台研究学者李非所说，因对“九二共识”的认同差异，两岸官方沟通机制停顿，但出于统战因素考虑，大陆必然会鼓励并加大对民间沟通交流机制的支持和扶持。二是区域层面。福建省处于对台前沿，相比其他省市，对台工作尤为重要。地方中小银行主动搭建两岸金融交往渠道，正好顺应政策意图，将会获得官方层面的积极支持。此外，福建自贸区的戰略定位之一就是促进闽台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福建自贸区建设取得预期效果，对地方政府来说既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张好牌，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自贸区要想集聚更多台资企业并实现健康发展，必须有效解决台商的融资问题。福建中小银行发力两岸金融，可与福建自贸区的战略定位相衔接并产生共振效应。三是自身层面。相比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以及各股份制银行，地方中小银行与地方政府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更能正确贯彻地方政府的对台战略意图。目前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地方中小银行与台资银行的合作发展。

其次，从经济环境来看：一是两岸银行业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阶段性互补。具体见表1。

二是台湾银行业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发展困境。一方面，台湾岛内银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困境。由于台湾海岛经济的市场容量有限，且受20世纪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破灭及人均收入增幅趋缓，台湾民众的消费扩张速度减慢，相应减弱了金融服务业的扩张。同时，台湾金融机构的另一主要客户——制造业部门——出现向大陆地区加速外移的现象，且已经由开始的龙头企业逐渐过渡到整个产业链，使得台湾金融机构的服务客户逐渐减少。此外，自由化政策所导致的台湾银行开放，造成了银行机构数量相对过度，市场趋于饱和，平均3700人就有一家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现况。另一方面，大陆的台资银行也遇到了发展难题。首当其冲的是存在较为突出的水土不服现象。通过对在闽台资银行的实地走访座谈，发现台资银行存在的共同问题就是对在大陆发展的“水土不服”，对大陆监管制度、风控理念、产品设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困惑与不解。同时，台资银行目前在大陆的布局带有明显的“客户跟随”现象，机构布局主要集中在“余热点”珠三角、“大热点”长三角、“新热点”环渤海湾经济圈以及“小热点”福建沿海经济带。目前在闽台资银行与同业的合作仅局限于为弥补人民币资金不足而延伸的联合贷款、美元人民币同业存款互换等低端业务合作层面，对福建自贸区出台的新政策、新业务布局还处在观望阶段。

三是大陆台商旺盛的融资需求。据福建省台办统计，截至2015年12月末，福建共有台资企业7000多家，其中投资千万美元以下的台资企业占比约为95%。然而，这些中小台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高、融资条件差等融资难问题，极少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信贷和其他财政支持，融资来源主要是民间借贷、内部集资甚至占用客户资金，且从银行的贷款成本往往是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两倍多，民间借贷利率甚至达到15%～30%。与中小台资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相对的是大陆现有金融机构并没有太多专门针对台资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和信用担保体系。

四是“多重叠加”的政策红利。福建省现在坐拥多重政策先机，但这些先机红利不具有长期性，发展两岸金融可以助力地方中小银行抢抓短暂政策红利，与台资机构联合，充分利用“先行先试”优势，在业务牌照申请、新业务试点等方面获得突破。同时，台湾企业在“新南向政策”的诱导下，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存在一定的重叠性，但囿于东盟等国家“一个中国”的主权共识，台湾企业需要以中国为跳板，突破“原产地”政策障碍，这或许又是福建中小银行与台资金融机构的潜在合作点。

再次，从自身发展环境来看，地方中小银行的决策半径短，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发展两岸金融具有基因优势。同时，在大陆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已经纷纷与外资银行合作的背景下，台湾银行机构（及所属金控集团）选择与其存在规模相仿、客户类型相似（以中小企业为主）、拥有同文同种文化优势的地方中小银行合作，更能获得较大的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

发展两岸金融的制约因素

政治因素。受台湾地区政党更迭影响，两岸官方层面的正常沟通机制停摆，从陈水扁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两岸的官方交流来看，两岸官方交流热度要想恢复到2008年以来水平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且前期已经签署的合作文件的后续落地实施也将面临考验，如ECFA等。官方层面的不利因素，为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空间限定了上限。此外，台湾地区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为台商“西进发展”形成政策掣肘，可能会对台商在大陆的发展形成负面影响。

经济因素。受国际经濟形势下行以及我国整体经济步入新常态影响，大陆台商的经营发展处于低潮期，整体盈利处于下行通道，这增大了两岸金融业合作拓展融资业务的市场风险，且由于两岸间的特殊现状，致使大陆台商在岛内的征信尤其是抵质押物执行面临较大困难。

区域产业转型因素。从台商在大陆的产业分布及台商产业投资布局的第四次浪潮来看，福建省虽然处于台商登陆的第一站，但由于其在产业转型等方面相比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滞后，导致台商只是把福建省作为在大陆布局的跳板，没有在福建省留存太多产业和投资，并且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全面开放、两岸大三通等的推进，福建省的区位优势在逐步消退，吸引台商的能力在下降，发展两岸金融的有效优质客群在减少。

自身因素。相比股份制银行以及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地方中小银行在业务资质、系统建设、产品研发、风险管控等方面的客观劣势将随着服务台商、与台湾金融机构合作的深化而逐步显现。

新形势下发展两岸金融的主要举措

加强政银合作，以政治促推经济。发展两岸金融对福建中小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地方中小银行可借政治效应来推动政银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业务合作，为此，首先是要搭建与各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交流机制，加强与地方政府在项目建设、涉台事务等方面的联动，形成层次化精准项目合作清单，开辟相较同业竞争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主场优势的第二战场。其次是加强与监管部门沟通，争取获得离岸金融政策便利，更好的抓住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带来的发展红利。如联合台资金融机构在福建自贸区注册申请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子公司牌照，争取在与台湾金融业就资本补充（非核心发债）、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开展合作获得监管部门的积极支持。

设立专业服务部门，以专业化弥合碎片化。当前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整体金融市场份额中的占比较小。同时，大陆银行业在对大陆台商的融资服务中，除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台商密集区外，其他地区的银行业并没有将服务台商作为战略重点，服务台商存在零散化、碎片化的现状，各银行的战略定位偏好并不在重点挖掘台商潜力，深化与台资金融机构的合作。对此，福建中小银行可成立专门对台金融服务部门，集中精力聚焦两岸金融业务，争取在该领域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格局，进而在福建省内形成一定竞争优势。如可组建成立两岸金融事业部，专司涉台业务，并在产品研发、风险管控、绩效考核、营销宣传、人才招聘等方面给予其更大的自主决策权。

构建战略合作联盟，借打“台湾牌”实现“走出去”发展。“走出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业务“走出去”，另一个是机构网点“走出去”。两岸银行业要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意识来构建战略合作联盟，并从“客户共享、资金共筹、额度共用、风险共担”四个方面，发挥各自特长，开展全方位合作。

首先，就业务“走出去”来说，福建中小银行可着眼于福建自贸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区域政策优势、大陆在全球设立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网络以及丝路基金等各类国际性基金，通过与台湾金融机构合作，在全球资产配置、贸易金融、同业金融、财富管理、客户推荐、企业及个人的征信担保、业务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联合服务境内外陆商、台商的金融需求，分享中国版全球化方略以及跨境人民币流动所衍生出的业务合作红利。

其次，就机构网点“走出去”来说，可学习富滇银行与老挝外贸大众银行在老挝首都万象合资成立老中银行的经验。在此之前，福建中小银行应梳理福建籍企业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布局情况、主要金融服务需求，以便有针对性的在福建籍企业布点较为密集的国家和地区与台资银行（台湾银行业对外网点布局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当地银行加强合作，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并待时机成熟后设立机构网点，实现网点“走出去”发展。

把握政策脉动，实施精准营销。根据新形势下大陆官方对两岸政策的最新表述以及两岸民间交流出现的新动向，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量甄别后，实施精准化客户营销。

首先是针对中小台商、台湾农民创业园、海峡两岸合作实验区、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园的投融资服务。如由福建自贸区各片区管委会划拨专项经费成立资助台湾青年创业专项风险补偿资金，银行据此并通过当地的青年创业服务中心推荐的台湾青年创业项目，经审核可行后，为台湾青年创业项目提供信贷支持。风险补偿资金可用于覆盖一定比例的“两岸青年创业贷款”余额和全部不良贷款余额，以此解决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的融资需要。

其次是针对大陆台胞的个人贷款、办理信用卡以及大陆同胞赴台留学、旅游等相关金融及配套服务。如由战略合作联盟的台资银行开具征信查询证明及收费性担保函，福建中小银行据此为在闽台资餐饮业、咨询服务业等台资聚集行业的微小商铺及台胞个人贷款、信用卡办理等提供批量化小额贷款服务，并与合作台资银行及台胞签订违约贷款转让清收协议，降低道德风险及贷款损失。

再次是境外业务。立足福建自贸区，重点开展平行车进口、跨境电商、跨境人民币流动、远洋渔业、港口物流（尤其是以第三方物流公司为中心的供应链金融）等。如福州自贸区2015年整车进口比增79%，居全国15个新批整车进口口岸第2位。截至7月31日，2016年已整车进口到港4893辆，为2015年全年进口量的1.26倍，发展平行车进口类融资服务的潜力巨大。

（作者单位：福建海峡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