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承智 张旺锋 李俊 孟晓彤 梁博

[摘要]以外来人口集聚的北京市城中村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其生活状况及留京意愿，研究发现年轻化、家庭化、群体稳定性和教育程度提高已成为这部分流动人口的趋势。利用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得到：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业、单位属性、住户就业人数、居住時长、工作和城中村交通满意度等因素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3-0134-06

一、研究背景

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9%。2016年，在北京市召开的“两会”上，市政府提出继续努力实现2015年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即在未来5年内，将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1]，展示出北京市政府新一轮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心。面对人口净增空间小、控制压力大的局面，北京市正积极通过以地控人、以房控人、以业控人等方法缓解人口压力[2]，同时加大对流动人口聚居地城中村的治理，未来流动人口生活工作空间可能被进一步压缩。面对这样的趋势，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当下生活状况及留京意愿如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这些问题将是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学者需要研究的内容，只有弄清和顺应城中村流动人口的主观意愿，才能保证人口调控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意愿研究一直是国内外人口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显著。国外学者关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不同观点，通常被广泛接受的因素包括流动经历、流入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强度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人口变量。比如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通常被认为对定居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3]，而流动者在流入地与当地人有频繁的社会互动或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会对他们选择永久定居产生正面的影响[4]。而其他社会人口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也都会影响定居决策[5]。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流动人口迁移意愿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侯红娅、杨晶等人发现年龄越轻，文化程度越高，对进入城市后的收入预期越好，他们的迁移意愿就越强烈[6]。任远的研究显示，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表明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居留时间是决定是否迁移定居的主要原因[7]。李艳春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城市居住时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朋友数量、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其决定留在北京有显著影响，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乡还是留在北京的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8]。但也有研究与以往成果有所差异，黄乾基于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和昆明5个城市1076个农民工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的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其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资本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9]。叶鹏飞认为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并不是阻碍定居的显著因素[10]。

对北京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专门研究发现，在迁入地工作时间长、工作稳定、家庭式流动、住房情况、原来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更愿意在迁入地定居[11]。与农村巨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和北京优质的公共服务是让农民工留京的主要原因[12]。另外，续田曾认为城市定居是一个根据教育水平的正向自我选择过程，参加社会保险对农民留在城市定居具有关键作用，而能力和社会资本却对他们定居没有显著影响 [13]。 鉴于北京市近几年人口控制压力，及针对城中村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留京意愿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利用2015年北京城中村调研数据，对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群体特征进行归纳，并对其留京意愿进行分析，探析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思考北京市实施控制人口政策的可能效果，以期为北京市制定调控人口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数据和变量选取

（一）研究区域概况

北京市是我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源的主体部分。在北京外来人口住房中，城中村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城中村所提供的房源占流动人口住房总量的641%[14]，可见城中村承担北京超过一半外来人口的居住功能。为此，本次调研区域选择北京市流动人口密集的城中村。同时，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北京市分街道数据，共涉及306个乡、镇、街道单元，采用集聚指数来衡量北京市各地区流动人口集聚情况[15]，认定数据结果呈现的外来人口集中区即为当前流动人口聚集区，依此选择落在集聚区内的城中村为调研区域。

集聚指数衡量过程。流动人口的空间密度以及占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为两个基本指标，对两个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如下：

密度指数：Idi=Dfi/Avg（Dfi）（i=1，n）

比重指数： Iri=Rfi/Avg（Rfi）（i=1，n）

式中：Dfi为统计单元流动人口密度，（Dfi）为区域流动人口密度均值；Rfi为统计单元流动人口占比，（Rfi）为区域流动人口占比均值。最后，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数进行划定：Idi、Iri同时大于等于1时，即密度指数与比重指数均高于均值的统计区，为流动人口高度聚集区；当Idi≥1，Iri<1，且Idi+Iri≥2或Idi<1，Iri≥1，且Idi+Iri≥2时，为流动人口中度聚集区；其他则为流动人口低度聚集区。经Arc GIS可视化及空间分析可得，北京市流动人口高、中、低度区叠加后的地理学特征显著，为“环状圈层”格局。

依上结果，本文调研采样点选择高度聚集区中的城中村，主要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地，共涉及14个采样点。

（二）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对象选择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年龄在18—50岁之间，能独立辨别问卷内容的流动人口；二是流动人口生活在城中村。这部分流动人口数量较大，文化水平和身份相对混杂，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干扰，研究意义较大。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10—12月份期间，协同北师大相关课题人员进行的北京市城中村租客的问卷调研。通过与被访者面对面调研，共收回问卷817份，根据研究目的，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问卷，整理出有效问卷645份，有效问卷率789%。此次调查以“您愿意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为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表达，问卷涉及的调查问题包括：被访者个人及家庭情况、住房状况、工作职业、收入、城中村环境和交通出行情况等。

（三）变量选取

本文从个人、家庭、流动特性、城市适应度四个层次来考察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因素，并分析每个层次的整体作用状况，为此我们建立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嵌套模型。模型1建立在城中村流动人口个人因素层次上；模型2建立在个体和家庭两个层次上；模型3建立在个体、家庭和流动特性三个层次上；模型4建立在个体、家庭、流动特性和城市适应度综合层次上。依据研究目的和使用数据的情况，我们利用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来进行分析，并定义相关变量（见表1）。

1因变量

因变量是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问题设置为“愿意”和“不愿意”，为二分类变量，故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愿意留京取值为1，不愿意留京取值为0。

2自变量

城中村流动人口个体变量。这里将考察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户籍、教育程度、收入和就业等因素。就业由职业和单位性质组成，其中，職业分为四种：专业技术人员、个体户、体力劳动者以及非正式工作者，将非正式工作者设为参照组。单位性质分为五种：国有企业、合资企业、村办企业、私营自佣和无单位，将无单位设为参照组。

城中村流动人口家庭变量。本文用“同住亲属人数”“同住未成年及老人总数”“就业人数”“在老家还有耕地吗”以及“结婚状况”五个问题来测量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家庭网络，其中，城中村流动人口同住人数、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年人数为连续变量。“在老家还有耕地”回答结果为“有”或者“无”。

城中村流动人口流动特性变量。这个层次主要考察城中村流动人口对于在京工作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城市归属感。本文采用城中村流动人口住京时长、在京更换工作次数两个因素来衡量，住京时长通常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重要因素，本文需进一步验证，另外在京更换工作次数为连续变量。

城中村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性变量。本文用“工作满意度”“城中村交通满意度”和“居住满意度”三个自评变量来表示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变量。问题直接通过满意程度来设置，答案为“满意”“一般”“不满意”。

三、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主要情况和特点

根据此次调研数据，本文对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家庭状况、就业、住京时长、城中村环境以及相关满意度自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城中村流动人口以“80”“90”后新生代为主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以从事技术性较强的行业为主

从年龄来看，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95岁，以青壮年为主是该群体的明显特点。其中，20—30岁是最集中的年龄段，占比为603%；年龄小于40岁的占比为891%。很明显他们大多是“80”“90”后，典型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群正处于人生的壮年期，为北京劳动力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但同时对于就业、居住、医疗、生育以及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也很大，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北京市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城中村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以高中、大专和本科为主，从受教育年限上看，平均达到123年，整体上城中村流动人口教育水平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其中，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他们的上一辈。随着北京未来产业升级，必将对外来人口进行更高要求的筛选，以促进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

本次城中村调研，将经理主管、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划入技术性行业，三者占比合计499%，个体户占比205%，从事体力劳动者占比222%。从职业占比上看，城中村流动人口从事工作整体技术性较强，自由性较大，与以往大部分流动人口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结构有很大差异，说明近些年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整体素质在提升。

（二）城中村流动人口主要为乡-城流动为主，家庭迁移率较高，乡土观念依旧较浓

调研数据表明，有820%的流动人口为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仅为180%。另外，笔者认为住户携带直系亲属即完成家庭迁移，其迁移率达到811%，与近几年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明显等研究相符[16]。同时，城中村流动人口老家拥有耕地的占729%，表明城中村流动人口虽然远离乡土，但并没有永久性割断与农村的直接联系，仍保有耕地。

（三）住京时间长，工作更换频率低，群体稳定性较强，对均等化公共服务诉求较大

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住京平均时间为442年，其中，居住时间大于3年的占比为557%，而居住一年以下的占比仅为121%。可见，有一半以上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在京工作生活超过3年。随着工作、居住的稳定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城中村流动人口完成了迁移流动，已初步适应当地环境，部分家庭完成随迁等过程，成为较为稳定的常住外来人口。

从工作更换频率看，调研对象工作更换次数均值为203。其中，工作至今未更换一次工作的流动人口占比442%，工作稳定性高；工作更换次数小于3次的流动人口占比为733%。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整体较为稳定，这与流动人口在大城市承受未知风险有关，即工作稳定在经济和心理上提供给流动人口更多的安全感和抗压力。

目前，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而当前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则更为迫切。通过访谈进一步获悉，城中村流动人口最为关注的方面为社会公共服务，其诉求也在进一步加大。例如，北京市教育资源有限、中小学入学门槛高等问题导致城中村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困难。

（四）城中村流动人口整体工作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但城中村交通较差

通过城中村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自评分析，有521%的流动人口对于目前工作持满意态度，不满意占比仅为50%。可见，流动人口对于在北京工作较为认可。居住条件上，有493%的流动人口表示满意，但不满意比例也占到172%，仍有少部分群体对提高居住条件有较高要求。对于城中村交通，仅有290%的城中村流动人口表示满意，大多数认为城中村交通一般满意度普遍偏低。实地走访这些城中村可以发现，城中村道路等级、密度以及公交及轨道站点数量相较于周边城市建成区都是缺乏的，同时缺乏必要的交通管理。

四、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及影响因素探析

留京意愿是个人对居住地的主观看法、打算和期待，以往研究主要针对农民工、流动人口展开，研究内容有的只考察农民工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户籍、性别、收入）对长久居住的影响，有的考察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却忽略了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状况、流动特性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本文将研究对象选定为北京市城中村的流动人口，这样能更有针对性地反映城中村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群体对北京的认同程度。数据显示，634%的城中村流动人口愿意留在北京继续工作。相对以往留京意愿比例有所差异，这与不同时间、环境、群体界定有关，但总体留京意愿仍较高。为了理清哪些因素真正会影响到城中村流动人口这个特殊人群的留京意愿，本文通过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进一步分析，表2为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包括4个模型。首先，将个人因素纳入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模型2加入家庭因素；模型3加入流动特性因素；模型4加入城市适应性因素。随着回归模型逐步加入4个层次的因素，最终模型模拟效果较好。

从回归结果上看，个人因素中年龄、教育程度、户籍和性别对于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中随着年龄增大想留下的愿望越弱、受教育程度越高、留京意愿越強等有所差异。这部分差异可能与此次研究对象有关，访谈中我们发现不同年龄流动人口表现出留京意愿较为随意，且调研对象受教育水平整体差距不太大。职业因素对留京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相对参照组，个体户及体力劳动者不愿意留在北京。体力劳动者往往处在社会低端行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也相应较低，其对北京总体感觉往往失落感大于归属感，访谈中获悉，他们认为一旦有更好的机会，可能离开北京；另外，个体户从事行业大多属于北京市产业疏解部分，对于未来的不稳定性导致其留京意愿也较低。工作性质因素对留京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国有企业工作影响显著性最高，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一定程度上提升这部分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使其更愿意留在北京。收入因素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大多数研究有所差异。究其原因，流动人口来到北京打工首先是出于生计，满足基本生活开销，同时也希望为自己以及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调研对象中，45%的流动人口是由于亲缘带动来北京工作，32%的流动人口是由于北京工作机会大、工资高，20%的流动人口是由于北漂精神的促动来北京闯荡。可见，城中村流动人口来北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存在金钱以外的、更能吸引他们的因素。因此到北京寻求发展的城中村流动人口更加看重各种机会以及技能的增长，解释了收入因素对其留京意愿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家庭因素中，家庭中的就业人数对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人数多的家庭更不愿意留在北京。一般认为家庭中就业人数多，家庭收入高，能承受更多未知的挑战和风险，会更愿意留在北京。然而就业人数增多后，工作占用较多精力，家庭成员辛苦工作后回到租住地缺乏交流，家庭成员归属感降低，进而导致其不愿留在北京。而其他自变量如住户人数、小孩和老人数、婚姻状况以及家庭有无耕地等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流动特性中，住京时长对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这与以往研究一样，表明长时间居住某处会带给人更多的依赖性和归属感。长时间居住在北京，无论在工作还是人际交往方面，流动人口都能够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发展方向，进而更愿意留下来继续居住。而在京工作更换次数对留京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城市适应度中，居住条件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影响不显著。工作满意对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高的打算长久留京工作。另外，城中村交通对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对城中村交通满意的愿意留在北京，不满意的则不打算长期在北京居住。

五、结论

本文利用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调研数据来分析其群体特征，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留京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目前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有年轻化、家庭化的趋势，受教育水平较高，在京时间整体较长，呈现较为稳定的生活状态；有634%的城中村流动人口愿意长久留在北京，整体留京意愿较强。2职业及工作单位对该群体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一般个体户和体力劳动者不愿意留在北京，国有企业单位性质的流动人口则愿意留在北京。3家庭就业人数对于留京意愿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家庭就业人数越多，其越不想留在北京。4居住北京时长显著影响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留京意愿，居住时间长的个体更愿意选择留在北京继续生活。5城中村流动人口关于工作满意度以及城中村交通满意度显著影响其留京意愿，工作满意度和城中村交通满意度高的愿意留在北京。6收入对于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尽管流动人口到北京生活重要原因是出于经济方面考虑，但收入并不是其留京意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影响因素复杂，取决于经济、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客观因素，但更多来自于其主观意愿。当前城中村流动人口由于社会背景、自身价值和行为的差异，经济方面因素已经不是留京意愿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职业因素显著影响着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而目前北京市疏解的包括零售业、制造业的几个“一批”行业都是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较差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疏解部分产业可能影响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但具体影响程度多大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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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丽春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