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费伟，刘祖云，李永明

(1.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反思与展望: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评估(2004—2014)

沈费伟1，刘祖云1，李永明2

(1.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本文以知识图谱和文献统计的方法对2004—2014年十大学术期刊的乡村治理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治理研究存在着欠缺统一的学术规范，导致重复性、非学术性研究偏多；研究类型存在结构性失衡，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平台；变量统计研究明显短缺，研究尚处于较低阶段；学科方法论研究被严重忽略，难以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未来的村治研究中，必须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通过注重本土化理论建构和拥有全球视野相结合，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研究高质量发展。

乡村治理；学术期刊；研究评估；本土化视角；全球性视野

“村治”“村级治理”抑或是“乡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当前，乡村治理研究已经对中国农村改革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欣喜之余，为了避免村治研究陷入自说自话缺乏反思的境地，对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学术梳理和评估考察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本文拟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系统评估，旨在系统分析过去十多年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特点、学术价值、主要问题并探讨其对未来乡村治理研究的启发。沿袭前人的评估经验，本研究将选择采用学术期刊作为评价样本的来源。在具体指标的选择上，由于学科体系和评估工具的相近性和适用性，我们参考和借鉴了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对于行政学研究评估中所使用的十大指标，具体包括:论文出处、论文发表年份、作者单位和学术地位、研究主题、研究类型、研究阶段、基本规范、资料收集方法、统计方法层次和资金来源[1]。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基于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在学术期刊样本的选择上，我们按照村治研究所涉及的主题、研究方法、学者们的学科背景、研究领域、发表期刊的类型等方面，遵循期刊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原则进行选择。通过科学筛选和专家商讨，我们最终确定对《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社会学研究》《社会》《中国农村观察》《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简称《中农学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简称《南农学报》)十本期刊进行统计评估。在评估时间的确定上，我们选择将评估时间规定为2004—2014年，之所以从2004年开始考察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的考虑:其一，从乡村治理的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尽管“乡村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进入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开始于1998年，但是在1998—2004年之间，村治研究论文基本都还是处于“村民自治”与“农民负担”主题研究；其二，从乡村治理的实践层面剖析发现，2004年之后，伴随着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和矛盾的日益扩大与突出，中央政府逐渐加强对于乡村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出台力度，政治界的关注与重视势必引导理论界的学术视野发生转向。

2 样本分析

本文通过CNKI检索到上述1955篇文献，将论文题录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以“download_***.txt”格式命名，导入CiteSpaceШ进行信息处理，对数据进行了初步可视化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围绕前面提出的十项评估指标对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充分、准确、合理的统计分析，以求回答“到底哪些人在做研究”“做什么内容的研究”“做怎样的研究”等问题。

2.1 到底哪些人在做研究

从研究主体的工作单位来看，统计显示，乡村治理已形成一个相当数量和规模庞大的研究群体，而且这一研究群体绝大多数来自高等院校，占比76.54%，其次，中国社科院和各省、市的社科院，占比8.8%，最后，来自党校、行政学院和政府部门的作者比例分别为5.9%、5.7%。从第一作者学术层次看，选择“未标明或无学术身份”这一选项的样本太多(占比64%)，这主要是缘于《中国农村观察》《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均未标明作者信息。不过从已知学者的信息中，我们根据其在研究中的学术层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起引领作用并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教授、研究员(占比16.7%)和副教授、副研究员(占比9.4%)。第二层次，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一批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占比5.7%)和青年博士(占比3%)为代表，构成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中坚力量。第三层次，以一批高校硕士研究生及少部分本科生(占比1.2%)为代表，构成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生力量。

借鉴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工具，我们从图1中发现，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中的两大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包括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研究院)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其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均占有重要的研究地位。在此基础上，通过发文作者知识图谱分析，图2表明以徐勇教授为核心的华师农研和以贺雪峰教授为核心的华科村治已经形成了两大作者核心圈。

图1 发文机构的知识图谱

图2 发文作者的知识图谱

2.2 做什么内容的研究

对1955篇乡村治理学术论文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见图3)，通过词频及内容可归纳为九大研究主题，分别为:“乡村政治”(占比21.7%)、“乡村经济”(占比20.8%)、“乡村文化”(占比17.5%)、“乡村社会管理”(占比18.3%)、“乡村环境”(占比8.8%)、“海外农村”(占比3.3%)、“研究方法”(占比0.61%)、“学科发展”(占比0.46)以及无法区分的统一归为“其他”(占比8.53%)。根据这个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随着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等重大战略的出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领域。

图3 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

从对论文基础理论和海外农村研究借鉴的分析中，统计显示，目前乡村治理的研究较少关注海外农村(占比3.3%)，并且对乡村治理学科发展和研究方法探讨的论文关注也都非常稀少，比例分别为0.46%、0.61%。进一步地对入选的21篇乡村治理研究学科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论文分析来看，我们发现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学者基于自身的学科视角进行的宏大叙事，很少有学者将乡村治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专门的学问进行深入剖析与论证。

北京市人大代表施颖秀建议,政府已经对养老机构的房租费用进行了补贴,在养老机构享受民用水和燃气价格方面,也能有政策支持。

另外，我们对“海外农村”研究主题也单独进行了统计研究，学者们关于“海外农村”的研究处于低数量的稳定发展状态。从对这些论文所刊登的期刊种类上来看，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等期刊上的海外农村研究较多，尤其是《农业经济问题》因开设了“海外农经”栏目，因此，本次统计的关于海外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论文绝大部分来自该期刊。

2.3 做怎样的研究

首先，从研究类型来看，在评估的1955篇乡村治理研究文献中，经验研究的学术论文共有1726篇，占比88.3%，而规范性研究的学术论文仅有229篇，占比11.7%。通过两者比较发现，规范性研究的乡村治理学术论文只占经验性的乡村治理学术论文的七分之一，明显处于“结构性失衡”的状态。从文献统计中，《中国农村观察》《中国农村经济》《中农学报》和《南农学报》所刊发的乡村治理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属于经验性研究的数量最多，分别为95.4%、91.3%、91.8%、91.9%。从乡村治理研究的实际需求来看，确实是经验研究更容易使村治学者写出富有针对性、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的学术作品。但是，一个学科的发展，更多的是需要规范性研究的推动与支持。然而遗憾的是，从目前乡村治理研究的类型来看，明显缺乏具有理论深度和科学论证的规范性研究。

在筛选出的1955篇乡村治理学术文献中，采用问卷调查法共有647篇，占比33.1%；实地访谈526篇，占比26.9%；受控田野或实验法共有591篇，占比30.2%；参与观察共有123篇，占比6.3%。这些统计的资料收集方法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更好地印证了上面的分析结论，因为经验型研究主要采用的大都是人类学惯用的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因而本次评估中经验研究论文的比例较高。反观，规范性研究常用的非经验主义方法只有68篇乡村治理的学术论文应用，仅占比3.5%。

其次，从研究的规范性来看，在1955篇乡村治理研究论文中，“无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的学术论文比“无文献引用，有理论对话”和“有理论对话”的学术论文都多，达到了872篇，占比44.6%。从对各个学术期刊的具体考量上，《中国农村观察》《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学术期刊上的乡村治理研究文献质量相对较高，统计显示其“有理论对话”分别占比18.6%、22.5%、44.7%、36.9%、20.2%。不过总体来看，村治学者对于前人的学术贡献引用和自身研究的创新性方面特别薄弱，没有文献引用和理论对话的学术论文，纵使作者有很好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也很难向读者表达，更难以引起学术共鸣。

最后，从研究阶段来看，现有乡村治理学术论文大多停留于问题描述阶段，有1316篇，占比67.3%；处于概念界定阶段的学术论文共有72篇，占比3.7%；而拥有变量分析的论文共有567篇，占比29.0%。从横向期刊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中处于变量分析阶段的论文较多，分别占比58.2%和61%；接下来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公共管理学报》《中农学报》《南农学报》处于变量分析阶段的乡村治理论文，其比例分别为16.4%、16.4%、23.7%、11.6%、22.8%；而《中国农村观察》《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最少，比例分别为8.5%、5%、1.8%。综合而言，目前处于变量分析阶段的乡村治理学术论文偏少，这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期刊发文风格、样本量大小、学科定位等影响，但也侧面反映出现阶段乡村治理所呈现的学术成果质量有待提高。

进一步地，从论文出处与统计方法层次分析中发现，即使论文应用了变量分析，但是只进行描述统计的有161篇，占比8.2%，而应用多变量分析的仅有90篇，占比4.6%。这两组数据很明显地揭示了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目前所涉及的变量分析的乡村治理学术论文中所采用的数理统计方法也都处于较低层次，这对于将多个研究变量进行多层次、多元化分析，以此充分挖掘更多深层次的学术信息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3 反思: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在政府部门、社会群体以及学术团队的大力支持下，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村治研究的不断前进与发展。但是从我们对于期刊样本和论文数据的统计中也显示出了许多问题。

3.1 欠缺统一的学术规范，导致重复性、非学术性研究偏多

学术规范是评价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因此，学术规范的形成对于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然而，从本次对于乡村治理研究的评估情况来看，“无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的学术论文占据“半壁江山”，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和笔者统计的误差、论文的选择、评价标准是否具有科学性等因素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学术规范，导致重复性、非学术性研究偏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因为有许多学者在之前的研究中，也曾经发现了这一问题，譬如，申端锋通过梳理现有的农村研究文献，发现从既有的研究来看，短平快的研究多，基础性的研究少；关注热点、炒作概念的研究多，扎实的理论探讨少[2]。吴理财更是指出，当前的许多村治学者的研究其实都不是以研究中国农村为主要目的，因而产生的成果也都是无助于知识的增长[3]。笔者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规范角度出发，一篇学术论文连最起码的文献引用也没有，怎知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研究的创新之处。另外，在没有理论对话的前提下，只会使论文处于泛泛而谈的层面，难以挖掘和获取更多的学理知识，推动深层次学术的创新与拓展。

3.2 研究类型存在结构性失衡，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平台

在当前的乡村治理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经验研究”是一种常用的研究类型。村治学者深入农村，扎根基层，应用经验研究的实地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确实可以快速地收集和掌握到许多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和相关数据，以此揭示农村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生发的原因和客观规律，形成对村庄的整体性把握，这是从事乡村治理研究的学者应该掌握的最基本的研究思路。虽然经验研究有着上述许多优点，但是经验研究也存在着相当的局限：一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二是只见“树叶”，不见“树林”；三是只见“描述”，不见“解释”；四是只见“传统”，不见“走向”[4]。而且在中国农村研究还没建立起一种可供讨论、批评、修正“学科范式”的前提下，单靠经验研究无法推进学科研究的拓展与深化[5]。从本次乡村治理学术论文的评估结果来看，对于乡村治理学科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总结的规范性学术论文少之又少，其中能够找到的也都基本上是综述类的文章，这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这其实也从侧面揭示了当前乡村治理研究受到许多人(其中以中国政法大学应星教授为代表)抨击与质疑的原因所在。乡村治理规范性研究的严重短缺，对于理论提炼研究的不足，使得目前的村治研究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平台，无法推动乡村治理研究的有效持续发展。

3.3 变量分析研究明显短缺，研究尚处于较低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徐勇曾深刻反思了乡村治理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譬如，缺乏理论预设、缺乏长时段跟踪观察、缺乏科学规范、数量分析不够以及理论提升不够等[6]。事实上，到现今为止，这些乡村治理研究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著名村治学者邓大才总结道:中国农村研究的学者对事实、实践描述得多，概括得少；叙述得多，提炼得少；分析得多，综合得少[7]。从本次评估的结果来看，更是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71%的乡村治理研究尚处于问题描述和概念界定阶段，这些研究对于构建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丰富乡村治理学科体系所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薄弱的。另外，从本次乡村治理研究评估中，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从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与素材，仅停留于使用传统描述叙事法、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来分析农村问题，而很少应用变量统计方法对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公共事务设计指标进行数理定量分析，更不用说在乡村治理研究中通过构建多个变量来分析和了解村庄治理的绩效。当无法运用数理统计和抽样数据建构区域比较研究模型时，自然也无法推动个案研究上升到区域研究层面了[8]。因此，乡村治理研究方法上的失衡，很容易导致研究始终处在较低阶段徘徊不进，无法提供充足的学术资源。

3.4 学科方法论研究被严重忽略，难以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般而言，研究主题充分、准确地反映了学者们的学术关照与研究旨趣，它直接引导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研究主题中的学科发展和方法论的学术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整个学科体系的发展，有助于丰富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构建。尤其是对于发展只有十多年的乡村治理这个新兴研究领域来说，对于学科和方法论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本次评估的结果显示，现阶段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题上也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导向，在统计的1955篇文献中，关于乡村治理研究方法的探讨仅有12篇，占比0.61%，而对于乡村治理学科发展的探讨更是稀少，只有9篇，占比0.46%。学科方法论研究偏少直接影响到乡村治理学科体系的确立和知识理论的构建，在没有明确的乡村治理学科定位的前提下，学者们所进行的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只能是以数量上的优势来取代真正的乡村治理研究知识性的增长，严重危害到乡村治理的未来发展。此外，国内学者对于借鉴海外农村建设的经验性论文也仅有65篇，这也显示了在全球化时代，学者们对于吸收国外乡村治理成功经验来推动本国农村发展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4 展望: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走向

村治研究在中国兴起虽仅有十余年时间，但是乡村治理研究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并且，农村问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理解中国农村，并为改造中国农村提供学术意见，将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一份事业[9]。通过对上述四大问题的反思，对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而言，当务之急是: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如何形成理论界共识的学术规范，同时怎样更好地推动各学科对于乡村治理研究实现“质”的提升？笔者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未来的村治研究中，必须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通过注重本土化理论建构和拥有全球视野相结合，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本土化理论的建构，需要广大村治学者在开展研究中遵守学术自觉，时刻坚守“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积极致力于乡村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和研究方法等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在具体的做法上，一是要有意识地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对当前农村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方式进行把握；二是要加强对当代中国农村问题与经验的整体把握和整体理解[10]。通过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有利于建立乡村治理研究统一的学术准则，明确的学科评价标准，优良的学术风格，进而形成理论界共识的学术规范。另外，正如华中乡土派的研究之路，他们是在汲取各学科资源的基础之上，不断地丰富充实研究内容，并把研究向纵深推进[11]。因此，在从事村治研究中，我们还需要注重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等学科的力量，重视对田野调查与变量分析方法的共同应用，实现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互相推进，共同发展。

其次，乡村治理学者通过驻村的方式扎根于乡间田野进行实地调查访谈，在某种意义上是其了解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关注乡村社会现状的表现与努力，这是乡村治理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其形成本土化理论视角的重要前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推进，全球化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在建构了本土化理论体系后，广大村治学者还需拥有全球性视野[12]。在乡村治理研究中拥有全球视野，是要求村治学者们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吸纳和借鉴国外乡村治理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智慧知识，找准并明确自身的位置，实现本土化研究与全球化视野的平衡。在这里，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加强国内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交流和实践，譬如参加乡村治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培训会、暑期培训班等。同时，积极申请国际组织直接资助中国农村的项目研究，扩展研究视野、深化理论探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在评估指标的确定、样本的选择、评估时间的确定、研究方法的应用、研究统计的准确性以及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导致我们统计的最终结果可能出现许多“站不住脚”的成分。尽管如此，为了引起学界对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视和反思，我们还是鼓起勇气，将最终的评估结果尽可能完整、客观地呈现给学界同仁，期待引起更多学者们的争鸣和讨论，才能真正推进中国乡村研究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

[1]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J].政治学研究，2007(1):93-104.

[2]申端锋.走出与回归:对当前农村研究的几点评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7(2):169-174.

[3]吴理财.中国农村研究:主体意识与具体进路[J].开放时代，2005(2):11-15.

[4]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J].河北学刊，2006(2):55-60.

[5]桂华.论经验本位:农村研究理论创新道路探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1(4):73-75.

[6]刘义强.田野中的政治:农民、民主与国家——徐勇的中国农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6-12.

[7]邓大才.概念建构与概念化:知识再生产的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11(4):90-95.

[8]陈柏峰.华中村治研究:问题与方法[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3):58-64.

[9]贺雪峰.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视角[J].开放时代，2005(2):5-10.

[10]申端锋.农村研究:方法导向与问题导向[N].社会科学报，2006-06-29(5).

[11]刘涛，刘晓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路径与现状——近十年来“华中乡土派”的村治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53-58.

[12]沈费伟，刘祖云.乡村治理中的学术著作:理论进路与反思——基于CSSCI的检索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6(2):22-34.

(责任编辑 刘传忠)

Reflection and Prospect:Evaluation on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2004—2014)

ShenFeiwei1,Liu Zuyun1,Li Yongming2

(1.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210095,China;2.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This paper tries to use knowledge mapping and literature statistics to assess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of 2004—2014 from 10 Journals.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lack of uniform academic norms exist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which leads to more repeated and non-academic research;and structural imbalance appears in research types that makes it can not be a formal academic platform.Besides，it is obviously short of variable statistical research and the subject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has been seriously neglected so that the complete methodological system is difficult to be formed.Therefore，consciousness of problem and methodology must be continue to be strengthened，and by focusing on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ized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and global vision，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can be realized in the future study of village governance.

Rural governance；Academic journal；Study evaluation；Localization perspective；Global view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中国村庄复兴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考察”(KYZZ16_0369)。

2016-07-09 作者简介：沈费伟(1988-)，男，浙江湖州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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