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最蓝的眼睛》以来，莫里森在作品中叙述黑人背负沉重历史创伤记忆的同时，也一直探索黑人如何在当代的主流白人文化中重建历史、寻找文化身份与个体存在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爵士乐》延续了黑人族群遭受集体创伤的主题，通过乔与维奥莱特的婚姻危机加以呈现，并使之延展成为被都市文化蛊惑、进退两难的当代黑人群像。莫里森以爵士乐为叙事线索，巧妙地融合了黑人创伤历史、家庭伦理、消费文明的异化作用等重大命题，在音乐的点睛作用下还原了黑人在历史场景与现代环境中的生存困境，并整合成为一幅震撼心灵的历史画卷。

【关 键 词】创伤；莫里森；《爵士乐》

【作者单位】杨澜，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农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

作为美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莫里森一直在作品中探索这样的命题：黑人在背负沉重的历史创伤记忆的同时，如何在当代的主流白人文化中重建历史、寻找文化身份与个体存在价值。《爵士乐》（1992）延续了黑人族群遭受集体创伤的主题，通过乔与维奥莱特的婚姻危机加以呈现，并使之延展成在都市中进退两难的当代黑人群像。不同于《宠儿》中弑婴题材的惨烈与《所罗门之歌》中寻找之旅的无果而终，《爵士乐》在抒写当代都市中美国黑人面临的重重困境，过程更加客观，结局也更加温和。《爵士乐》秉承了莫里森一直提倡的宽恕与慈悲，将夫妻反目的市井桥段升华至穿越创伤、重建身份的伦理厚度。

作品从人物的愤怒、压抑、痛苦、心酸开始，继而缓缓地揭示各自的创伤历史，最后来自黑人团体内部的凝聚力，如同冬日暖阳般渐渐地融化心中的坚冰，帮助人们穿越旧日的创伤记忆，为爵士乐赋予全新的含义。小说以不知名的叙述者的独白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似乎暗示所有人物的命运构成了一个个的同心圆，伴随着黑人们追寻家园、寻找身份的步履，共同谱写了一曲爱与创伤的奏鸣曲——声音相互重叠、视角相互融合、各种情绪集聚，所有的创伤得以愈合。莫里森让作品中的人物超越了自身的生存困境，穿越了个体创伤，并将黑人文化及黑人的集体创伤历史提升至新的高度——当爵士乐以爱的音符结束，一切仇恨与怨愤都得以化解；音乐的叙述功能与疗愈功能也完美地融为一体。本文旨在对《爵士乐》中独特的创伤叙事加以分析，以此揭示莫里森别具一格的写作模式。

一、沉默之声：黑人集体的历史创伤

早在《所罗门之歌》中，坚持黑人族群文化特点的派拉特就通过黑人特有的布鲁斯音乐《所罗门之歌》引领困惑的奶娃看清自己身处的文化困境，鼓励后者离開被消费文化与实用主义统治的城市，开启寻根之旅。而在《爵士乐》中，“爵士乐本身成为小说的一种叙述策略，以即兴演奏的方式推动并结构悲剧的形成”[1]。在《爵士乐》中，莫里森选择爵士乐作为创伤叙事的载体，充分运用重复、即兴、和声等黑人爵士乐的特点，使其对应小说中人物内心创伤的产生、重现及疗愈的过程。《爵士乐》的一开始，人到中年、创伤累累的乔就被卷入一桩枪杀事件。乔歇斯底里地杀死年轻情人的举动与他平日里温和、木讷、沉默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相较于一贯的沉默不语，在枪杀事件中乔似乎终于发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这歇斯底里的枪声如同在沉默里积蓄许久的呐喊声，道出了内心的创伤：乔与妻子多年无子，婚姻趋于失败，卑微的职业也不足以为他在都市中赢得地位与尊重。而在这些显性伤痛的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创伤记忆：儿时骨肉分离之伤与成年后背井离乡之伤叠加，如同一个暴虐的幽灵禁止乔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事实上，乔的经历正是大迁徙背景下被困在都市中又被剥夺身份的千千万万位美国黑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在白人主流文化中没有话语权，只能选择沉默。在遭受了长期的压制与歧视后，黑人内心流淌着强烈的自我憎恨；而在目睹了太多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事例后，心灵创伤渐渐在一代代黑人之间流传，形成 “代际间幽灵” [2]。

对于乔而言，内心的憎恨让他屡屡爆发，做出出格的举动。每一次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打破沉默：首先是他背叛婚姻、移情年轻的多卡斯；然而，当新的恋情也无法治愈内心的疮疤时，乔再次以暴力的方式爆发——枪杀多卡斯。这一行为如一记惊雷，让读者惊诧的同时，也意识到乔内心的伤痕累累。事实上，黑人男性在白人霸权文化中同女性一样身心俱疲：他们带领妻儿背井离乡，像孤雁般来到城市，本以为大都市里充满了机遇，是自由与活力的空间，却一再被隐形的歧视隔离在外；同时，城市中新的诱惑对于黑人男性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让他们忘却了返乡的路，在沉沦中越发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乔和维奥莱特正是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与夏娃，不再受到庇护，四处碰壁。莫里森用这一案例鲜明地指出，在奴隶制已然废除的当下，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中仍然得不到一席之地，再次被剥夺身份的他们只能沦为他者。而白人文化中暗藏的排斥与仇恨的情绪一旦被黑人个体接受，他们很容易将外来的负面情绪内化并转化成为后天习得的无助感——自怨自艾的情绪让他们暂时得到宽慰，却不过是饮鸩止渴：“自我毁灭的孩子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他们总是轻易相信，没有人因为他们实际上不在了，还爱他们。” [3]

与乔的沉默与无助相对应的是其妻子维奥莱特的沉默与无助。“维奥莱特不言不语，保持着沉默。慢慢地，她的沉默让她男人感到烦恼，然后觉得困惑，最终变得消沉起来。”[3]和乔一样，维奥莱特同为这段死气沉沉的婚姻的受害者，同样深感被困在都市中，远离精神家园的痛苦：都市不仅夺去了她曾经强壮的体魄，更摧毁了她爱自己与爱他人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死一般的沉默：“有毒的沉默好像一张大渔网在房间里漂浮”[3]，而“一个死去姑娘的照片成了家里看上去唯一活着的东西”[3]。更加讽刺的是，维奥莱特的宠物鹦鹉每天喋喋不休地“我爱你”个没完，这与夫妻之间消失的语言交流及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

莫里森明确指出，都市中的爵士乐虽有音乐之形，却无灵魂之声，这正如大都市虽给黑人以期待，而后又让他们万念俱灰、自甘堕落。大都市夺去了乔与维奥莱特的“声音”，又将爵士乐灌入他们耳中。作为沉默的对立物，都市中的爵士乐声成为小说中重要的叙事要素，其不仅将人物内心的创伤具体化，还将都市中主流文化代表的消费文明对黑人进行的麻痹与毒害行径如实地还原出来。

二、异化之声：都市荒野中的空心人

在都市中，比沉默更可怕的是黑人被异化、被妖魔化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都市中的爵士乐如同塞壬之歌，是鼓吹享乐的魅惑之曲。爵士乐慵懒的曲调消解了黑人的反抗意志，遮蔽了他们天性中纯真、善良的部分，同时召唤出本能中最不理智、最暴力与最自私的负面能量。以乔为例，被蛊惑的他从众人眼中的好好先生异化，做出背叛妻子、杀死情人的野蛮行径，这些冷血的事实无一不说明他内心的愤怒与压抑。乔的沦落有着多重的因素：个人的、历史的与社会的，这其中也有着“黑人对婚姻、家庭的本能恐惧”，一方面，因为“两个多世纪替人为奴、非人非畜的历史剥夺了黑人爱的自由与权利”[4] ；另一方面，离开了黑人本身文化的根基，被白人消费文化洗脑，乔心中纯朴的求生欲望渐渐被扭曲成为情欲与物欲：“大都会从见到的第一眼开始就和他们一起舞蹈”，将他们变成“复杂的、听话的玩具”[3]。与自然渐行渐远的乔，在大都市里讨生活多年后，学会了一套推销员的销售伎俩；日复一日的重复让这种行为方式渗透了乔的人格，并对之产生了异化作用——人人喜爱的乔不过是一具躯壳；他已然成为被异化的主体，而心中存在的是扭曲的欲望。乔的个体创伤是黑人“代际间幽灵”创伤的代表；“幽灵”萦绕在他自我心理内部，而自我又从内部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人[2]。在补偿心理的推动下，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乔终于为不断升腾的欲望寻到一个猎物：年轻的多卡斯。

在乔与多卡斯堕落的背后，推波助澜的不仅有欲望，还有二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创伤：乔一直默默背负着被生母遗弃、寻伊而不得的切肤之痛，而多卡斯同样深受原生家庭的伤害。乔与多卡斯童年时都经历过被抛弃的创伤，他们来到大都市以期逃离创伤的发生地，然而未能痊愈的创伤在成年后再现——显然，大都市里的消费文明并不能填补不断升腾的欲望及内心的空虚，更无法治愈黑人内心的创伤。因此，众多的乔与多卡斯们如同无法归根的落叶、飘零的鬼魅般成为现代荒野上失魂落魄的“空心人”：“她为他填补着空虚，正如他为她填补空虚一样，因为她的心里也是空空荡荡的。”[3]因为多年习得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憎恨，乔与多卡斯们无法实现自爱与爱人，只能通过欲望与他者的肉体，捕捉到乍现的自我存在意义。乔以为多卡斯将带给他崭新的未来，而这个全身心地信奉都市生活和消费文明的女孩还是飘去了别人的怀抱。无论乔还是多卡斯，都在家庭与历史的双重创伤下被异化为永远的局外人。

三、爱与宽恕之声：创伤的重复与消解

爵士乐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本应印证黑人独特的文化身份。而在《爵士乐》中，都市中的爵士乐则见证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的异化与扭曲，成为黑人在美国城市地图中艰难跋涉的圖标，陪伴着他们默默忍受，直至穿越创伤。

小说中的每一位主要人物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创伤，他们来到都市后虽然远离创伤发生的地点，却再次失去主体自我，被迫遭受新的创伤。以乔为例：乔儿时失去母亲，寻母数年而无果；他来到都市后又迷失自我，甚至一度误入歧途。而他一系列的创伤事件都围绕着对自我意识和主体身份的寻找，爵士乐则作为背景音乐渗透到了所有重要的场景中。比如，乔与维奥莱特虽为夫妻，但在都市中变得形同陌路，缺乏有效的沟通；语言的交流虽不复存在，城市上空飘荡的爵士乐则无时无刻不飘进他们的耳朵。相似的，被异化的爵士乐将乔引向多卡斯，让两人内心的欲望蠢蠢欲动，却又最终将多卡斯引向命运的劫难。

如果说被篡改的爵士乐是乔与多卡斯的纽带，那么乔与维奥莱特之间的纽带则是关于乡村的共同记忆及黑人男女相互交叉的创伤记忆。被白人利用的黑人音乐让前者不计后果，毁灭彼此；而相似的创伤经历却让后者相互支持，宽恕彼此。伴随着爵士乐声，个体创伤经历的共享、黑人伦理身份的重建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而当母亲的创伤、父亲的创伤、子女的创伤与夫妻的创伤历史都首尾呼应，黑人历经若干世纪的创伤史也在不断地被重复。在反复的重复中，个体的痛苦被淡化，直至消解；压抑的情绪被宣泄，等待升华。

大都市的爵士乐代表着美国当代社会针对黑人族群“充满敌意的异质文化”[4]。比起已经被废除的奴隶制度，这种文化是一种精神上的奴役，而形式上的欺骗性并没有改变其训诫和管制的本质。莫里森似乎意欲提醒，面对都市中的爵士乐中的异化之声，不忘创伤历史，这对黑人而言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当迷失的乔回顾过去，他选择了宽恕多卡斯，接受自己，回归家庭；至此，乔所背负的创伤记忆与多卡斯及维奥莱特等人的创伤记忆发生多重交叠。在这些重叠、交织的个体创伤记忆中，个人的伤痛屡屡得到反射（回音），与爵士乐中你唱我和的特点不谋而合。而通过运用布鲁斯音乐中的召唤——应答的音乐形式，抵制了白人价值观同化他者的强大威力，成为黑人族群与主流话语系统分庭抗礼的有效手段[5]。同时，创伤叙事创造了“对抗记忆” [6]。正如现代心理学研究指出的那样，创伤叙述是创伤恢复必须经历的过程。而对于黑人来说，音乐/爵士乐就是对抗白人霸权文化、进行他们叙述与宣泄的平台[7]。最终，在群山回响般的应声中，个体的创伤记忆被淡化，随之凸显的是一个个从创伤中汲取能量、从过失中成功蜕变的个体形象。

四、结语

当小说中怨愤与误解的杂音渐渐消逝后，爱与宽恕的最强音逐渐凸显。《爵士乐》的结尾处，主人公回归了各自的伦理身份，象征着寻找之旅与穿越创伤之旅的圆满终止——从主人公内心流淌出的爱与宽恕的声音最终压倒了都市中徐徐传来的爵士乐声，成为黑人个体颠覆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宣泄积蓄已久伤痛的独特音符。在作品的最后，穿越婚姻创伤后紧紧相偎的夫妇二人形象有力地宣告了白人文化对黑人种族文化进行抹杀和扭曲行为的失败；乔与维奥莱特保守住了煎熬后历久弥坚的爱情与亲情，这不仅代表了个体自我救赎行为的成功，更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创伤记忆续写了一段充满希望的结局。

《爵士乐》与莫里森之前的作品相比，少了奴隶制背景下血腥的创伤场面，更细腻地呈现了移居都市后黑人族群的精神苦闷与内心彷徨。《爵士乐》以婚姻破裂与爱情重创开始，却以冰释前嫌、相互谅解结束，传递出莫里森对当代黑人寄予的期待：与其纠结于过去的伤痛，不如直面新的困境；在解决新问题的同时，探索个体及黑人族群遭受的历史创伤的文化根源与应对措施。通过乔与维奥莱特的婚姻失而复得的线索，莫里森在《爵士乐》中如实地记载了黑人在貌似平等的美国当代社会中，再次被迫失去伦理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创伤经历；乔与维奥莱特等人在新痛旧伤的双重夹击下，不断地寻找自我发声、自我救赎的不懈努力，代表了为黑人在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整合记忆，并为之前的集体创伤记忆赋予全新含义的尝试。

参考文献

[1] 王维倩. 托尼莫·里森《爵士乐》的音乐性[J].当代外国文学，2009（03）.

[2] 黄丽娟，陶家俊.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黑人代际间创伤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1（02）.

[3][美]托尼·莫里森.爵士乐[M]. 潘岳，雷格，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4] 史永红. 《中途》的心理创伤与救赎之道[J].贵州社会科学，2015（01）.

[5] 荆兴梅. 《所罗门之歌》的文化干预策略[J].当代外国文学，2014（01）.

[6] 赵越. 浅议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创伤叙事[J].出版广角，2015（19）.

[7] 师彦灵. 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