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圣伯尔纳与圣殿骑士团

郭建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特鲁瓦会议确认了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为它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新骑士颂》对圣殿骑士团的精神地位和理论贡献进行了阐释，使人们对它的质疑和批评消弭于无形，为它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次发展机遇与圣伯尔纳直接相关，因此，圣伯尔纳是圣殿骑士团的实际缔造者。

特鲁瓦会议《新骑士颂》圣伯尔纳；缔造

圣殿骑士团在圣地诞生时，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地方性组织，职能仅为保护基督教朝圣者。然而，它后来却成为保卫十字军国家的主力军，蜚声整个基督教世界。一般认为，圣殿骑士们的虔诚和牺牲感动了西方，基督徒的踊跃捐赠使圣殿骑士团的经济实力急剧增长，使其迅速发展为十字军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说法并非无中生有，但却忽视了一个人的作用，他就是当时享誉西方世界的神学家圣伯尔纳。

一

明谷的圣伯尔纳（1090-1153）出生于勃艮第贵族家庭，23岁进入西多会。其时，曾经盛行一时的克吕尼修道制度已因怠惰和奢华侵蚀而走向没落，圣伯尔纳主张严格按照圣本笃规章建立修道院。秉承这种理念，他在1115年创立明谷修道院。以后，他不断复制这种模式，先后在欧洲创办了160座修道院。西多会借此中兴，在12世纪结束时其下属修道院已经达500余座。明谷修道院声名大噪，在以后的40年中，成为整个欧洲的精神中心，［1］98圣伯尔纳本人则一跃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天主教会唯其马首是瞻。他当仁不让地以基督教正统自居，一生致力于铲除宗教异端。在1140年的桑城宗教大会上，他猛烈攻击经院哲学大师彼得·阿贝拉尔，促使会议宣布其为异端，对其进行公开谴责。此后，他又先后谴责过洛桑的亨利和伯雷的吉尔波特（1148年）。埃德萨伯国——四个十字军国家之一——灭亡以后，他继承乌尔班二世的遗志，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亲自说服德意志皇帝康拉德、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出发去保卫圣墓。圣伯尔纳一生甘于贫贱，拒绝担任教皇，安于修道院院长职位，但其权势在12世纪前半期却炙手可热。1130年以后，教皇英诺森二世（1130-1143）在他的帮助下先后战胜了两个对立教皇。英诺森的后继者尤金三世（1145-1153）也尊其为导师。他的宗教狂热和权威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发出使徒的谴责，让任何基督徒，包括君主和教皇，为之胆战心惊。［2］61由于宗教虔诚，他死后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徒（1174年）。

圣伯尔纳与圣殿骑士团的正式接触是在1129年的特鲁瓦会议上，但是，可以肯定，他此前已经听说过圣殿骑士团，原因有二：其一，香槟伯爵雨果于1104年、1114年和1125年三次往东方朝圣，最后一次朝圣时加入圣殿骑士团，永远留在了圣地。圣伯尔纳当时致函予以祝贺，虽然他加入的是圣殿骑士团，而不是西多会；其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在1126年10月以前就派圣殿骑士梦巴德的安德鲁和贡达马面见圣伯尔纳，请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圣殿骑士团得到罗马教廷对其组织的确认。这个安德鲁是圣殿骑士团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圣伯尔纳的舅父。这种亲戚关系表明，圣伯尔纳应该很早就知道圣殿骑士团。

上面提及的香槟伯爵雨果与圣殿骑士团的创始人佩恩的雨果关系非同一般。后者来自香槟伯爵领地上一个名为“佩恩”的村庄，有人据此推测，佩恩的雨果是伯爵雨果的封臣，也有人说是伯爵雇佣的骑士。他可能在1114年跟随伯爵到耶路撒冷朝圣，伯爵回欧洲以后，他与一批骑士留在东方，于1120年创立了圣殿骑士团。伯爵1125年再赴圣地时也加入了圣殿骑士团。［3］22与香槟伯爵的朋友关系和与安德鲁的亲戚关系显然是圣伯尔纳支持圣殿骑士团的重要原因，但很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圣殿骑士团为保护基督教朝圣者而生，这个宗旨与圣伯尔纳的宗教狂热殊途同归，他有充分理由将圣殿骑士团在东方的善举视为“上帝的事业”，因而十分愿意帮助它获得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合法身份。

史料没有详细描述圣伯尔纳是如何为圣殿骑士团奔走呼号的，但有几份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他促成了特鲁瓦宗教会议的召开。首先，圣殿骑士团保护朝圣者的行为表现了他们的虔诚，维护了十字军国家的治安，符合基督教世界的整体利益，这对于圣战的鼓吹者来说，值得大力支持和提倡；其次，至1129年为止，圣殿骑士团只有9个成员。要促成罗马教廷为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性团体而召开一次普世宗教会议，在当时的西欧，只有他才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再次，特鲁瓦会议召开时，他正高烧未退，但仍然拖着沉重的身躯莅临会议，［4］14这证明他知道自己在会议上的地位无可取代；最后，早在1126年，他就接到了耶路撒冷国王要他帮助圣殿骑士团获得罗马教廷确认的委托。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耶路撒冷国王就此事委托过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种种迹象表明，是圣伯尔纳促成了特鲁瓦会议的召开。

1128年4月，圣殿骑士团团长佩恩的雨果奉耶路撒冷国王之命出使欧洲。从分散的资料来看，此行至少有两个使命：一是为进攻大马士革而请求西方的援助，二是寻求罗马教廷对圣殿骑士团的确认。［5］430他圆满地完成了第一个使命，据史料记载，他足迹遍及法国、诺曼底、英国和苏格兰，一路不断得到善男信女们的捐赠。他将这些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送往东方。不仅如此，在他的鼓动下，“人们随他奔赴耶路撒冷，人数之多是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闻所未闻的。”［6］195

与圣殿骑士团直接相关的是第二个使命，1129年1月特鲁瓦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使命的完成。会议选址法国东北部的特鲁瓦，由教皇特使奥尔巴诺的马修主持，与会者有2个大主教，10个主教，8个修道院院长，另外还有2个伯爵，①一个是拥有布卢瓦、沙特尔、布里和香槟4个伯爵领的西奥博尔德，一个是拥有欧塞尔、纳维尔和托内尔3个伯爵领的威廉二世。以佩恩的雨果为首的6个圣殿骑士以及几个小人物。这次会议不仅确认了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而且为它制订了一部正式规章。这两个成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自1120年成立以来，圣殿骑士团仅靠十字军国家教会和国王的接济维持，敝衣粝食，装备不足，连骑士必备的战马也只能2人合乘。由于资源匮乏，9年中队伍没有任何扩大。罗马教廷的确认使它从一个地方性组织上升为全基督教世界的组织，从此，它可以合法地接受所有基督徒的捐赠，也可以合法地招兵买马。罗马教廷的支持大大地扩大了圣殿骑士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日后它能够拥有8 000多座庄园和分支机构，能够发展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主力军，就是从特鲁瓦会议开始的。

如果说罗马教廷的确认为圣殿骑士团提供了发展的契机，那么，在会议上制定的规章则为它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规章由与会人员讨论决定，但其中更多地体现了圣伯尔纳的思想，因为规章的执笔人让·迈克尔特意在序言中提到，他是“在大会和明谷修道院院长、尊敬的教父伯尔纳的命令下记录这份文件”，“伯尔纳的话引起与会者广泛的赞扬”。［7］20-21

《圣殿骑士团规章》的原始文本用拉丁语写成，共73条，大部分是关于苦修、斋戒和祈祷的清规戒律。笔者做过一个粗略统计：申正经、晨经、辰时经、午时经、申初经、晚课、晚祷和为死者祈祷是圣殿骑士团每天必做的功课，除此之外，要遵守的各式各样的斋戒日加起来至少有100个，斋戒期间每天只吃一餐。如此频繁的宗教礼仪肯定会降低圣殿骑士的体能，影响圣殿骑士团的战斗力——即使规章允许圣殿骑士在非斋戒日一周吃3次肉食、饮适量的葡萄酒。相比之下，参加特鲁瓦会议的教父们对圣殿骑士团的军事方面的规定十分粗疏，也没有考虑到东方的地理、气候等具体情况。显然，熟悉修道院生活的教父们并没有将僧侣规范与圣殿骑士团的军事职能有机结合起来，而是完全按照僧侣的标准对它进行管理，正如规章第一条所说，圣殿骑士们必须诚心诚意地参加教会法规定的一切礼仪和圣地教会奉行的宗教习俗。［7］21整体来看，这部规章反映的是11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社会的禁欲主义冲动和反物质倾向，没有充分体现圣殿骑士团的军事特征。

规章全篇透露出浓厚的圣伯尔纳色彩。研究者发现，全文73章中，有30章是从圣本笃规章照搬而来，［7］12而圣本笃规章正是圣伯尔纳所在的西多会和明谷修道院采用的修道院制度；圣殿骑士团规章禁止招收妇女、儿童和被革除教籍者，规定圣殿骑士着白色僧袍，这些也是西多会的一般规定，西多会僧侣也穿白色僧袍，因为白色代表纯洁和绝对禁欲；规章多处对世俗骑士进行谴责，说他们鄙视正义原则，忽视保护穷人、寡妇、孤儿和教会的神圣职责，热衷于劫掠和杀戮，因此，严厉禁止圣殿骑士装饰自己的僧袍、武器和战马，穿时髦服饰，禁止打猎，禁止吹嘘在俗时的英雄事迹。圣伯尔纳的前身也是世俗骑士，对世俗骑士的种种恶行的反感正是他出家修行的原因。现在，他把自己对骑士的要求全部用在圣殿骑士身上，认为他们可以使中世纪骑士制度获得新生。［7］19

虽然如此，圣殿骑士团规章以修道院的清规戒律约束圣殿骑士，并非只有消极意义。长年累月的修行可以使圣殿骑士远离尘世的诱惑，抛弃自己的意志，一心一意为上帝而战，养成绝对服从的职业习性，将严厉的清规戒律外化为军人应有的素质。规章允许圣殿骑士团接受捐赠、拥有土地和农奴，但禁止个人拥有任何财产，这使圣殿骑士避免了世俗骑士的贪婪和虚荣，心无旁骛地与异教徒斗争。中世纪的骑士一般不乏勇敢，但是其桀骜不驯和自由散漫也是臭名昭著的。圣殿骑士团规章规定，圣殿骑士除了在一般意义上服从上帝以外，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和团长的权威，未经允许不得离队，不得擅自出战，大旗不倒，不得撤退。这部规章伴随圣殿骑士团始终，将其训练成为一支高度集权、纪律严明的军队，将圣殿骑士塑造成绝对服从、从容赴死的战争机器。所以，在十字军运动期间，许多世俗骑士自愿在圣殿骑士团旗帜下进行战斗。

二

特鲁瓦会议以后，佩恩的雨果返回东方，大加尔都西修道院副院长吉高给他写过一封信。从信的内容来看，他对圣殿骑士团是持赞赏态度的，但同时也表达了对这种新生事物的疑虑：一个人要想战胜世俗敌人，必须先战胜自己身体的欲望，要想征服外部的敌人，必须先征服自己，要想清除地上的异教徒，必须先清除自己心中的邪恶；骄傲是武士的大忌，一个武士越谦卑，就会越强大，就会取得更辉煌的胜利，战胜更多的敌人。［8］213-215这本是善意的提醒，但同时也显示，在作者心目中，圣殿骑士团在修行方面不如修道士那样专业。

1150年左右，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可敬的彼得”致书圣殿骑士团团长艾瓦德，对圣殿骑士团的成立表示“又惊又喜，因为它像一颗新星一样用金色的光芒照亮了世界。”“你们在进行着两场战斗：一场针对精神上的邪恶，一场针对物质上的敌人。”［9］227-230但在为他的朋友汉伯特退出圣殿骑士团而向教皇求情时，他声称，如果汉伯特退出一个修道院，他肯定违背了修道士誓约。但圣殿骑士团只是一个骑士团体，而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所以汉伯特退团不算什么大事。

彼得的质疑绝非个别现象。与他同时代的爱多尔修道院院长艾萨克在布道中指责人们对新生事物过于热心，他说，“最近诞生了一个新生的怪物，一个所谓的新骑士团体”。这个怪物用长枪和棍棒强迫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掠夺其财产，并以宗教的名义屠杀他们。艾萨克并没有明说这个怪物就是圣殿骑士团，但是他布道中说这个怪物“是一种新骑士”，“如果他们在毁灭他人时丧生，则被称为基督的殉道者”。显然，他所说的“怪物”就是圣殿骑士团。［3］36-37显然，他对圣殿骑士团的宗旨并不了解，但其态度是明确的：圣殿骑士团是一个打着宗教旗号掠夺、屠杀异教徒的组织。

与此同时，圣殿骑士团内部也人心不稳：有的圣殿骑士认为，自己与“属血肉的”的敌人做斗争，似乎在灵性上不够高级，还不如远离尘世，遁入修道院修身养性；有的人认为，基督教教义明令禁止杀人，而圣殿骑士既对异教徒作战，也掠夺战利品，实际上违背了基督教教会的和平宗旨；还有人说，作为一支层级分明，自上而下绝对领导、自下而上绝对服从的军队，骑士团的各级长官拥有很大的世俗权力，这种世俗权力阻碍了其灵魂升入天堂。骑士团的组成人员包括两大类：圣殿骑士和杂役人员。按照圣殿骑士团规章，圣殿骑士可以通过圣战而上天堂，而杂役人员却不能通过自己的服务上天堂。因此，就杂役人员而言，倒不如离开圣殿骑士团，转到其他基督教团体为上帝工作。［10］54-59这些围绕圣殿骑士团而产生的疑虑源自基督教世界对待这个新型的宗教机构的不同态度，它们会对圣殿骑士团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时的一封信表明，圣殿骑士团高层②此信的写作者身份和写作时间不详。他在落款中自称“罪人雨果”，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作者可能是佩恩的雨果，即圣殿骑士团的创建者和总团长，也可能是巴黎奥古斯丁修道院僧侣，即圣维克多的雨果。从说话口气来看，作者似乎在做属下的思想工作，因而他很可能是佩恩的雨果。此信可能是在医院骑士团的圣吉尔斯分团发现的——圣殿骑士团被取缔以后其财产、人员和档案转到医院骑士团名下，摆放的位置在圣殿骑士团规章和圣伯尔纳的《新骑士颂》之间，因而其写作时间或许在这两份文件的写作时间之间，即1130年左右。参见Malcolm Barber,The New Knighthood: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2.在想办法消除负面影响：它肯定圣殿骑士团的圣战是上帝赞许的善举，在功德方面绝对不比传统的修道院小；只要不抱有仇恨和贪婪之心，圣殿骑士杀死异教徒并夺取他们的财物并不为过。“如果向邻人提供建造房子的建议都能得到回报，圣殿骑士牺牲自己、保护邻居的行为难道不应该得到回报吗？”；最后，写信人告诫圣殿骑士团人员不要半途而废，无论他们级别高低，只要一心一意服侍上帝，将来都能上天堂。［10］54-59

1129年在特鲁瓦召开的宗教会议使圣殿骑士团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罗马教廷对会议决议的确认具有最高权威，表明了基督教世界对圣殿骑士团的官方态度。然而，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无论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还是在圣殿骑士团内部，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并没有绝迹。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以圣战为宗旨的“十字军东征”虽已开始多年，但仍有基督徒对基督教圣战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第二，虽然圣殿骑士团的合法地位已经得到天主教会认可，但不少基督徒对其职能和性质仍然不甚了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封信表明，圣殿骑士团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思想不统一威胁着本组织的存在，所以才以信函的方式为散布在欧洲和西亚各地分团的圣殿骑士消除疑惑。不过，总团长可能自觉神学造诣不够，所以才几次请求当时最权威的神学大师圣伯尔纳为圣殿骑士团写一篇布道文，以彻底打消圣殿骑士们的顾虑。这就是圣伯尔纳写作《新骑士颂》的原因。

圣伯尔纳写作《新骑士颂》时，十字军在东方建立的十字军国家正在为生存而战。作为保卫十字军国家的一支劲旅，圣殿骑士团不可或缺。它的军心动摇势必危害十字军的圣战事业。所以，作为一个圣战狂热分子，圣伯尔纳自然不能袖手旁观。首先，他必须消除基督教世界对基督教圣战的质疑和批评；其次，他要打消圣殿骑士的顾虑，坚定他们与异教徒斗争的决心。他在《新骑士颂》里反问：“如果基督徒动用刀剑是完全禁止的，那为什么基督的预报者要让兵丁满足于自己的饷银？他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别去当兵？”。圣伯尔纳在此引用圣经，是在告诉所有基督徒：上帝不反对战争，教会发动“十字军东征”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他接着说，假如用别的办法可以阻止异教徒对基督徒的屠杀，基督徒不一定要消灭异教徒。然而，现在异教徒正在不断对基督徒发动进攻［11］，所以，基督徒的圣战必须继续下去，“以免恶人的杖管着义人的命运，以免义人伸手作恶。”。这位神学大师引经据典，意在重申罗马教皇的圣战宣言：因为异教徒发动不义战争，占领了基督教的圣墓，亵渎了基督教的圣地，占据了上帝的圣殿，所以西方的基督徒才进行“十字军东征”。他们的目的是将践踏神圣律法的作孽者“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所以，“十字军东征”并不是侵略，而是基督徒的自卫行为，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圣战，是一场正义战争。

证明了十字军运动的合法性以后，圣伯尔纳便将话题转向圣殿骑士团，他要向所有圣殿骑士证明：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这对一个学识渊博的神学大师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在信中对世俗骑士和圣殿骑士进行了对比：摩西十诫规定“不可杀人”，因此，杀人者总是面临双重风险：一个人杀死对方的肉体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的灵魂；如果被对方杀死，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会死亡。战争有好有坏，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发动战争的初衷，而不是战争的结果，决定着胜败的意义。

对于圣殿骑士来说，他们的职责是保卫圣地，保卫十字军国家，是为上帝而战。因为初衷是好的，是上帝所赞许的，他们不会在战争中获罪。因此，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从容赴死。他们为了上帝而杀人，是上帝除暴安良的工具，正如圣经所言，“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罗马人书13：4）。当他们被杀时，他们没有死亡，而是进入了

天堂。［12］215-220

圣伯尔纳旁征博引、反复论证的理论，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为上帝而战无罪。这个结论足以让圣殿骑士们卸下任何心理包袱，全心全意地完成自己的圣战使命，即消灭异教徒；也足以让那些质疑和反对圣战的基督徒三缄其口。那么，他所说的“作恶者”是谁呢？是异教徒；在十字军运动的背景下，就是中东的穆斯林。这是自11世纪末以来，天主教会为基督徒设立的假想敌。

不过，圣伯尔纳没有止于释疑解惑，他还发现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拥有独特的地位。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欧存在着两大社会集团：骑士和僧侣。前者与“属血气的”敌人斗争，属于基督教社会的物质支柱；后者与“属灵气的”恶魔斗争（以弗所书6：12），属于基督教社会的精神支柱。两个社会集团对于西方社会的存在虽然不可或缺，但在圣伯尔纳看来都不足为奇。骑士一方面抵御外敌，保家卫国，一方面攻城略地，贪婪虚荣，不值得仿效；僧侣在修道院祈祷，与魔鬼斗争，值得称赞，但在基督教社会，僧侣已经很多，不足为奇。然而，圣殿骑士团既与“属血气的”敌人斗争，也与“属灵气的”魔鬼斗争。他们以刀剑保卫圣地，保护朝圣者，却没有骑士那样的贪婪；不打仗的时候，他们隐居陋室，为所有基督徒祈祷，在灵性贡献上不亚于僧侣。他们既有骑士的勇敢，也有僧侣的虔诚。他们“以钢铁护身，以信仰护心”，因此他们无所畏惧。如此武装起来的斗士，身心坚不可摧，完全可以“一个人追杀一千个敌人，两个人追杀一万个敌人。”（申命记32：30）总之，圣殿骑士团为基督教世界做出的贡献超越了一般的十字军战士，超越了以虔诚著称的修道士，堪称完美无缺的典范，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12］215-220

圣伯尔纳这篇布道文为圣殿骑士团而作，它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洗脑”作用：既然最权威的神学家都说圣殿骑士团事业至高无上，圣殿骑士还有什么可担忧的？此文在档案中能够与圣殿骑士团规章并排存放足以说明圣殿骑士团已经把它奉为圭臬。不过，它的影响超出了圣殿骑士团：许多宗教团体都存有此文的手抄本。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圣殿骑士进行劝诫，为其提供精神指导，也通过为圣殿骑士团的事业辩护，阐释圣殿骑士团的地位，揭示圣殿骑士团对圣战理论的贡献。

中世纪天主教会在战争理论上有两次突破：一次是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时期（1073-1085），一次是圣殿骑士团的兴起。格里高利正式抛弃了天主教会对战争的敌对政策，将保卫罗马教廷的战争界定为神圣暴力，即圣战，并对圣战参与者许以天堂报偿。这次理论突破为乌尔班二世（1088-1099）发动十字军东侵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十字军运动开始以后，教会法仍禁止教士和僧侣参加战争，十字军中的教士和僧侣只是为军队提供精神指导或宗教服务。即使这样，教皇还是限制十字军中教士和僧侣的人数，认为他们会给十字军增添负担。［13］246因此，当以佩恩的雨果为首的那批西方骑士自发组织起来，一边保护朝圣者，一边按照僧侣标准修行的时候，［14］25-26他们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不准教士和僧侣杀人”这一禁令。罗马教廷对圣殿骑士团合法地位的确认实际上是对这一突破的默认，而圣伯尔纳对圣殿骑士团地位的阐述为僧侣与骑士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圣殿骑士团虽然在实践上突破了基督教圣战理论，但它的创始人们神学素养浅陋，他们甚至不识字，无法使人认识到自身的行为所具备的理论意义。圣伯尔纳通过自己在基督教世界无可取代的权威地位，向全世界宣布，僧侣与骑士的结合在精神上高于僧侣，在世俗上高于骑士，是在为基督教民族做双重贡献。在他心目中，圣殿骑士团是十字军事业的完美实现者。他们生活在耶稣生活和受难的地方，防止异教徒对这些地方的“玷污”。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十字军战士，是专职的圣战者。世俗骑士杀人或被杀都是一种罪恶，但圣殿骑士屠杀异教徒却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因此他们之于一般的十字军战士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些复杂的理论经过神学家的生花妙笔传播到基督教世界的每个角落，使僧侣-骑士的组织模式深入人心。在圣殿骑士团之后，先后涌现出十数个军事僧团，如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这些僧侣-骑士活跃在圣战的各条战线上，大大延长了十字军国家苟延残喘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基督教国家收复伊比利亚半岛的进程。罗马教廷的支持和圣伯尔纳的高度理论定位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圣殿骑士团192年的历史中，有两次发展机遇。特鲁瓦会议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赋予圣殿骑士团合法地位，使其可以借助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资源发展壮大，还以规章的形式为它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新骑士颂》最终确定了圣殿骑士团的性质，也对它的存在价值进行了理论阐释。随着圣伯尔纳论文的流传，对圣殿骑士团的性质和地位的质疑和批评在12世纪50年代以后渐渐销声匿迹。圣殿骑士团的形象从此定格，成了宗教虔诚的代名词。纷至沓来的捐赠使它的财力激增，竟至富可敌国，为它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这两次发展机遇都与圣伯尔纳直接相关，没有他号召的特鲁瓦会议，圣殿骑士团可能会像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宗教机构一样自生自灭；没有他的权威定位，圣殿骑士团的事业可能在质疑和批评声中半途而废。从这个意义上说，圣伯尔纳虽然没有参与圣殿骑士团的创建，却是它真正的缔造者。实际上，圣伯尔纳对圣殿骑士团有再造之恩，也是圣殿骑士团内部的共识。［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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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St Bernard and the Templars

GUO Jian-huai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Foshan University,Foshan 528000,China）

The Council of Troyes confirmed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Knights Templar in the Christendom and laid a foundation of its organization.The treatise In Praise of the New Knighthood elucidated its spiritual statu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Holy War,thus clearing up the initial doubts about its vocation and dispelling the attacks it confronted.Both the council and the treatise,which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growth of the Templars,were masterpieces of St Bernard.Therefore,St Bernard was the founder in fact of the Templars though he took no part in its original establishment.

The Council of Troyes;In Praise of the New Knighthood;St Bernard;create

B977

A

1008-018X（2017）05-0090-07

2017-08-20

郭建淮（1962-），男，河南许昌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