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洪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论贾宝玉
——基于叙述者与被叙述者身份的分析

梁建洪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贾宝玉在《红楼梦》中扮演着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以叙述者的身份，讲述了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人应该不忘初心，秉持本心。另一方面，他还兼具被叙述者的身份，叙述者及红楼人物对他作了种种评价。两种角色在不同角度体现了作者赋予的文化价值。

贾宝玉；叙述者；被叙述者；文化价值

贾宝玉是曹雪芹精心雕刻的人物，在《红楼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功能。一方面，作为曹雪芹在红楼世界里的“形象代言人”，贾宝玉以叙述者的身份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而成为作者的第二自我；另一方面，他又兼具被叙述者的身份，作者及书中人物对他作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是西方著名理论学家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提出的概念。叙述者指的是作者有意塑造的人物，在小说中起着结构与功能两方面的作用。在结构方面，“叙述者承担的是由实际世界进入虚构世界的中转站的任务”［1］36；在功能方面，“叙述者扮演了一个叙述聚焦点的过滤器的角色，通过这个角色，作者成功地将自己对社会的态度与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准绳而介绍给我们。”［1］36被叙述者，是叙述者的阐述对象，是与叙述者相对应的人，帮助确立了叙事框架，他与叙述者一样是叙述情境的组成部分。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正是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两种功能的统一。本文拟通过探讨贾宝玉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角色扮演，进一步剖析、归纳贾宝玉的形象。

一、石头：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功能的集合

石头是曹雪芹虚构的故事开端的叙述者。红楼故事里众人物的爱恨情仇，历尽离合悲欢后的遭遇实际是石头讲述的故事。石头是与曹雪芹思想高度一致的叙述者，曹雪芹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态度溶入石头的叙述之中。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在第一回里石头与一僧一道对话，向空空道人讲述了自己历尽悲欢离合后回归青埂峰下的遭遇。在脂评本中，作者、评论者多次点明石头的叙述者身份。例如，小说第六回谈及刘姥姥首次进荣国府时，甲戌本的评语“诸公若嫌琐碎粗鄙呢，则快掷下此书，另觅好书去醒目；若谓聊可破闷时，待蠢物逐细言来。”［2］102突出了石头作为叙述者的身份。第十七和十八两回，谈及由贾宝玉题写大观园匾额诗句时“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2］238再次点明石头的叙述者身份。

与贾府众多人物不同，作为一个独立的叙述者，石头更多地处于观察的地位。因此，作者一般并不越过石头直接评论人物与事件，而是常常把自己巧妙地隐藏在石头背后，通过石头把贾府的人和事真实地描述出来。正如石头所言“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2］5

在《红楼梦》中，石头不仅是叙述者，还兼备被描写对象，即被叙述者的身份。“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2］4在世人看来这是一块有心效用却不受重用的顽石，日夜自怨自叹，悲号惭愧；在一僧一道看来，石头是个蠢物，本就不应携入红尘，更不该出现风流冤孽；在甄士隐眼中，顽石却为瑰宝，是一僧一道的普度对象。在红楼世界里，作者叙述了石头化作通灵宝玉的一段飘荡起伏的境遇。曹雪芹表面上讲述石头的遭遇，实际是暗喻自身的命运遭际。

庞大的红楼系统，众多的形象人物，复杂的人物关系，贾宝玉本就是曹雪芹刻意塑造的一块“顽石”，顽石形象实则为其生存境遇的折射。借助顽石的自我陈述，曹雪芹抒发了怀才不遇、有志难申的苦闷和无奈。借助讲述石头的悲剧人生抒发了作者在历经悲欢离合之后万境归空的辛酸。石头是一块不平凡的顽石，贾宝玉是石头境遇的进一步深化，透过石头的作用，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作者塑造贾宝玉的目的，更加清晰地了解《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二、“纸上的生命”——作为叙述者的贾宝玉

罗兰·巴特说，“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作者的创造物，是‘纸上的生命’”。［3］贾宝玉，一个真实作者在文本中的“替身”，扮演着叙述者的角色。贾宝玉目睹了红楼世界的林林总总，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生的多重不如意。他以一个叙述者的身份，讲述了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人应该不忘初心，秉持本性。贾宝玉的文化价值正在于，他与雄踞主位却已呈衰落之势的文化价值分庭抗礼，别张一帜。

（一）离经叛道：“禄蠹说”与“女儿论”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承担了曹雪芹的部分功能。“出身于这样一个崩溃的家族，而且生存在那‘内囊却与尽上来’的末世的时代，他饱尝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4］147，他以一位叙述者的身份，将红楼世界的陈旧腐败暴露得淋漓尽致。

贾宝玉最鲜明的个性是离经叛道。他把凡是读书上进、求取功名的人都称作“禄蠹”（第十九回）。贾宝玉极其厌恶像贾雨村这般的“禄蠹”，第三十二回当贾宝玉听知是贾雨村来了，心里表现得很不自在。他把贾雨村称作是“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自己“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然而，他又极其愿意和府中年轻女孩子亲近，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2］28

贾宝玉厌恶读书求仕，没有因为封建势力的压迫而屈服，始终聆听内心真实的呼唤。尽管他沉溺的女儿世界也曾无数次劝他要多与为官做宰的人接触，多谈些仕途经济学问，但他依然不改离经叛道的个性。贾宝玉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叛逆，实际上是作者对封建贵族腐朽没落本质的认识。他渴望挣脱封建纲常伦理的枷锁，憧憬生命更美好价值，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奋争。作为离经叛道的代表，贾宝玉并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而是敢于以叛逆的勇气直面思想腐败的社会。“愚顽怕读文章”或许是他的标签，但却是一面抗衡已呈衰落之势的传统文化的鲜明旗帜。

（二）逃避父辈：“诗礼簪缨之族”的“不肖子孙”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还是个不务正业的不肖子孙。在《红楼梦》中，贾政与贾宝玉这对父子在思想上直接对立。贾政常常对贾宝玉使用言语暴力和身体暴力。第九回里宝玉上学时，贾政讥笑他：“‘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的地，靠脏了我的门！’”［2］131第三十二回的金钏事件以及第三十三回的琪官事件后，失望至极的贾政彻底失去了理性，将贾宝玉一顿暴打，“以绝将来之患”，使得父子俩的矛盾达到了顶点。不过，宝玉遭受毒打后，没有屈服，面对“师傅”般的严父，宝玉所做的是拼命躲避，彻底逃离。

贾宝玉目睹了家族中男性成员骄奢淫逸的生活。他要向世人诉说，他要让人们知道“贾府诸爷儿们的‘仕途经济’，只不过是仗着祖宗的余荫维持着贵族的特权”［4］132罢了。他要脱离这种道德沦丧、荒淫无耻的群体，挣脱“诗礼簪缨之族”的束缚。因此，他时时与之抗衡，试图坚守本性。借助贾宝玉的亲身阅历，曹雪芹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倾诉了精神的感伤幻灭。贾宝玉，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做一名合格的后辈，无法完成父辈的角色期待，但却是一位杰出的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他以抗衡封建思想的姿态，在文化进步的大潮里独树一帜。

（三）抛弃婚姻：不顾“金玉良缘”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封建主义最虔诚、最严肃的教徒，“由于她利用不同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采用不同的方法投其所好，使得她在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贾府，能够左右逢源，如鱼得水。”［5］然而她与贾宝玉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悲剧。两人在思想上追逐自由与墨守成规的博弈成为彼此间最大的矛盾。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是缺乏稳定的爱情基础的。首先，夫妻双方应该真心相爱。宝钗明知宝玉深爱的人是黛玉，但她甘愿牺牲自己的个性和感情换取一段没有真爱的婚姻。其次，宝玉与宝钗的价值观存在重大分歧。宝钗多次苦口婆心地劝告宝玉读经书应考，可贾宝玉就是不为所动，懒于和士大夫接谈，甚至痛骂那些以“文死谏”“武死战”来沽名钓誉的人物。再次，薛宝钗本是为了皇宫妃子的候选而来，选秀失败后她才把宝玉当作婚姻的对象。她的婚姻的基础并不是男女双方的爱情，而是封建家长的抉择。

厌食是小儿时期的一种常见病症，古代文献多将其归为“乳食不下”“恶食”“伤食”等证论述治疗。病变脏腑主要在脾胃，胃司受纳，脾主运化，《灵枢·脉度》：“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厌食主要由脾胃不和，纳化失职所造成。《诸病源候论·脾胃病诸候》：“脾者，脏也；胃者，腑也。脾胃二气，相为表里……所以谓之脾胃气不和不能饮食也。”

贾宝玉最后不顾“金玉良缘”，抛弃由家族包办的婚姻，离开红楼世界。曹雪芹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寄托于贾宝玉身上，点出了贾宝玉与薛宝钗婚姻的荒诞。“贾宝玉的抗争，虽然还没有找到通向自己幸福生活的光明大道，却已经宣告了封建势力确确实实是扼杀人们幸福的元凶。其深远的意义在于使人认清了封建思想害人的本质，为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奋斗指明了目标，也拉开了埋葬封建统治斗争的序幕。”［6］

（四）追求爱情：只念“木石前盟”

宝黛爱情建立在相互了解和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作品第三回讲述了宝黛初次相见的场景，双方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2］48贾宝玉也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2］49后来，两人成为惺惺相惜的同道之人。宝黛都崇尚个性解放，厌恶一切虚伪的东西，达到了精神上的高度契合。在贾宝玉看来，只有黛玉与其志同道合。第二十三回，宝黛惺惺相惜，园中共读西厢；第三十二回，当众女子纷纷劝告贾宝玉考科举、入仕途时，贾宝玉却说到“林妹妹不说这样的混账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2］432

读书上进，走科举之路，振兴祖业是贾宝玉的责任，可他偏偏无心科举，藐视功名。贾宝玉在思想上的先行性决定了他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宝黛爱情是他的精神支柱，因而在面对家族包办的“金玉良缘”时，他只念“木石前盟”。“‘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立，并非一般的‘情场角逐’，而是叛变封建世俗男女相爱的理想结合，与恪守贵族家世利益和封建礼法的‘金玉良缘’的尖锐冲突。”［4］351-352不过，贾宝玉与林黛玉虽在生活情趣、审美观念、人生价值等方面高度一致，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借助宝黛的爱情悲剧，曹雪芹控诉了封建正统思想笼罩下人们爱情追求的缺失，自由个性的泯灭。

三、“假语”与“真言”——作为被叙述者的贾宝玉

在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还扮演着被叙述者的身份，叙述者及红楼人物对他作了种种评价。

（一）一僧一道点化的“蠢物”

困于青埂峰下的顽石因无才补天而长期被困，继而请求一僧一道带其遁入凡尘。在一僧一道的眼中，顽石即贾宝玉，贾宝玉即顽石。

“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2］346-347讲述的是贾宝玉的前世，即顽石无拘无束、无悲无喜的生活，后经一僧一道的点化后巧通灵性，进入世俗成为贾府的“混世魔王”。“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2］347叙述的是贾宝玉整天沉浸于女儿的国度里不能自拔，暗示了人生如梦，历尽万事后，回归青埂峰下的结局。

在一僧一道的眼中，贾宝玉是个“冥顽不灵的蠢物”。一僧一道是贾宝玉的灵魂导师，既在虚幻世界里间接影响了贾宝玉，又在现实世界里直接唤醒了贾宝玉。

（二）贾府众人眼中的“顽石”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2］49这是世俗眼中的贾宝玉，贾宝玉的“病”似乎在前世早已注定，作为贾宝玉的化身，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想“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2］8所以才出现了后来道人口中谈及的风流孽债。不过，“多情”“愚顽”等是众人赋予贾宝玉的标签，作者雕刻的这块玉石身上虽有瑕疵，但光彩依然不减。这是一块势与封建思想作斗争，执着追求自由爱情的“顽石”，他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既来自前世个性养分的浇灌，又来自后天的选择。他秉持着自然率真的性格，用他的叛逆开启了一道思想解放的大门，是思想启蒙的开拓者。

（三）儒生隐士评价的“美玉”

甄士隐是曹雪芹塑造的关键人物之一，是介绍贾宝玉前世的引子。他隐没于市中，曾梦见一僧一道谈及“木石前盟”，随之有缘观得通灵宝玉。“曹雪芹写甄士隐梦游太虚幻境，写甄士隐出家，正是看透了理学末流与释道合一的本质，看到了儒家文化的衰蔽与僵化。”［7］小说第一回写到一僧一道对甄士隐的劝告以及预言实则是侧面对贾宝玉的评价，暗示对儒家文化的否定。甄士隐眼中的美玉是一僧一道的普度对象，而贾雨村眼中的贾宝玉则是“正邪二气及大仁大恶之人”，“其聪俊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2］29独具个性和魅力。

如果把甄士隐作为贾宝玉前世思想和性格的塑造者之一，那么柳湘莲可谓贾宝玉世俗思想的引导者之一。柳湘莲与贾宝玉的友谊是至情至深的，“他们之间的心仪与默契是一种对无视门第，无视贵贱，无功利需求的人情美的认同。他们同是封建社会的反叛者，柳湘莲‘最冷面冷心’，却与宝玉最合得来。柳湘莲反叛在于行动，已彻底脱离家庭，而宝玉反叛多在言语!”［8］甄、柳两人在作品中各自随道者飘然出世，对贾宝玉最终选择悬崖撒手、悟道离世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贾宝玉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萌芽下新的文化人格：追求自由、个性解放，始终带着曹雪芹骨子里的文化烙印。

（四）病潇湘心中的“糊涂人”

借助林黛玉，曹雪芹勾勒出另一个贾宝玉。在林黛玉的眼中，贾宝玉是一个渴望自由，拥有真性情但又略显博爱的“糊涂人”。宝黛未见面前，贾宝玉不过是林黛玉心上的“惫赖人物，懵懂顽童”；后来见面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林黛玉逐渐改变对贾宝玉的看法；最后宝黛爱情确立。这是经历时间演变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2］49这首词显然是对贾宝玉的否定。然而贾宝玉并非林黛玉眼中的性格乖戾之人，也不是不务正业之徒。他是林黛玉苦苦寻求的慰藉。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在林黛玉的影响下进一步被放大，使得他不惧怕封建势力的淫威，继续走离经叛道之路。但是站在林黛玉的角度，精神上的愉快并不能掩盖她现实生活的曲高和寡，在双亲逝世之后，贾宝玉便是其生命的全部，也是她唯一的心理慰藉，她并不理解贾宝玉对众女子的博爱。因此，在林黛玉的心中，贾宝玉就是一个追求自由，但在爱情里犹豫不决的“糊涂人”。

“蠢物”“顽石”“美玉”“糊涂人”，红楼人物给予贾宝玉的评价夹杂着“假语”与“真言”。他是一僧一道口中的“蠢物”，他是贾府众人眼中的“顽石”，他是林黛玉心中的“糊涂人”。然而，顽石又何尝不是美玉。林黛玉心中的“糊涂人”，对待真爱，矢志不渝。众人所说的愚顽膏粱，实际上代表了作者反对传统仕途经济，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始终带着曹雪芹的精神烙印。

结语

作为曹雪芹描写的核心，贾宝玉将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功能统一起来，完成了角色的升华。贾宝玉既是反抗封建礼教思想的先行者，又是执着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先驱，他的形象折射出曹雪芹的人生理想与追求。

一方面，作为作者在文本中的“替身”，贾宝玉扮演着叙述者的角色。他离经叛道、逃避父辈、抛弃婚姻、追求爱情，以叙述者的身份讲述了作者精神追求的感伤和幻灭。另一方面，贾宝玉又兼具被叙述者的身份。他是一僧一道点化的“蠢物”，是贾府众人眼中的“顽石”，是儒生隐士评价的“美玉”，也是病潇湘牵挂的“糊涂人”。作者用“假语”与“真言”塑造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贾宝玉形象。

民主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给予封建正统思想极大的冲击，这在贾宝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时代的局限、性格和环境决定了贾宝玉只能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思想上的进步始终无法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但他最终的失败不是失败，而是勇者的谢幕。

［1］赖骞宇,刘济红.叙述者问题及其功能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7（8）:36.

［2］曹雪芹.无名氏续［M］//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9.

［4］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5］杜奋嘉.“冷美人”薛宝钗论析［J］.南都学坛,2003（1）:50.

［6］韩全福.从大文化视角解读民族经典作品［J］.淄博社会科学,2002（2）:17.

［7］邱丽梅.论甄士隐与贾雨村的文化人格［J］.红楼梦学刊,2009（1）:41.

［8］邓桃莉.优伶？游侠？——柳湘莲身份人格的文化解读［J］.鄂州大学学报,2005（4）:44.

（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Discussion on Jia Baoyu——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dentity about Narrator and Narratee

LIANG Jian-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Jia Baoyu Plays dual roles as a narrator and a narratee in the novel“Dream of Red Mansions”.On the one hand,as the narrator’s identity,he describes the thinking on the survival of human beings,suggesting people should not forget the beginning of mind and upholding the heart.On the other hand,as the narratee’s identity,he shows Jia Baoyu and the figures of“Dream of Red Mansions”reflecting a variety of evaluation on himself.Such dual roles reflect the cultural value given by the author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Jia Baoyu;Narrator;Narratee;cultural value

I207.411

A

1008-018X（2017）05-0028-05

2017-07-25

梁建洪（1993-），男，广东湛江人，暨南大学2016级文化创意与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创意与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