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亚光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1）

着眼全人类世代和平友好的求索
——周恩来、池田大作和平友好追求的时空定位

纪亚光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1）

周恩来、池田大作所致力的中日和平友好事业，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具体结果上，而是着眼于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他们所追求的中日世代友好事业，也不是局限于中日两国，而是有着广阔的世界视野，以实现亚洲的繁荣与世界的和平为目标。着眼于全人类世代和平友好的求索，是周恩来、池田大作和平友好思想的神髓，对于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和平的构建具有值得借鉴的普遍价值与世界意义。

周恩来；池田大作；和平友好

周恩来、池田大作所致力的中日和平友好事业，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具体结果上，而是着眼于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和平友好，此其一；其二，他们追求中日和平友好事业，也不是局限于中日两国，而是有着广阔的世界视野，以中日和平友好为基础，目的是实现亚洲的繁荣与世界的和平。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世代”与“世界”关照，是周恩来、池田大作和平友好思想的神髓，需要我们去系统考察与解读。

一、世代友好：中日关系的目标诉求

在名为《滔滔的人才大河》诗作中，池田大作这样写道：

中日世世代代友好

这一宏愿

是周总理的期待

我的誓愿

是周总理的决心

我的诺言

如上文字，与其说是抒情、写意，不如说是纪实、史记。因为这寥寥数笔，将周恩来、池田大作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神髓形象地勾勒出来。已有的研究成果用翔实的史料清晰地说明：构建和平友好“金桥”，使中日世世代代友好，是周恩来、池田大作始终不渝地追寻的目标。

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始终关注两点，一是通过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长期努力，首先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二是在此基础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使两国和平友好相处，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视民间外交，是周恩来将中日世代友好作为最终目标的根本体现。这一点，最为清晰的表现是他对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的重视。

正如已有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周恩来之所以长期关注创价学会，关键在于创价学会是一个民间团体，是一个从牧口常三郎第一任会长以来，一直主张反战、追求和平的团体。周恩来显然是从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战略思考来对待创价学会的，即：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关键在于两国人民、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说，周恩来高度重视创价学会，就是他把世代友好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基础这一诉求的直接表现。

同时，从中日世代友好的角度，对于周恩来何以抱重病之躯、不顾医务人员的强烈反对，坚持会见池田大作，我们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在1974年12月5日的这一历史性会见中，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池田大作说：“今后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还说：“二十世纪的最后25年，关系很大，很重要”。显然，周恩来是在向池田大作托付继续发展中日友好交流的重任。而这样的托付，直接表现在他对池田大作所说的：“你正年轻，多多保重，一定有希望见到新世纪。”

面对周恩来的托付，池田大作“在心中深深发誓要对中日两国的友好、亚洲民众的幸福做出贡献”。［1］他多次表示：“我在有生之年中，一定会牢记总理对我的托付，全心全意地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努力。”［2］75他期望通过不懈的努力，使“总理夫妇期待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的‘心’，也能在日本人的胸中开出花朵，永远在日本列岛上遍地扎根。”对于这项事业，他形象地提出“金桥”概念。在率先倡导并亲身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他自然地将重点放在构建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不垮的“金桥”上。

池田大作首次提出“金桥”，是在1974年5月访问中国的欢迎宴会上。随后不久的1976年，他在创价大学校园里建立了一座格外引人注目的建筑物——“金桥之碑”。在揭幕式上，池田大作阐发了“金桥”的内涵，他说：“这里‘金’并不指的奢华的意思。在佛法中，将生老病死比作金银铜铁。金就是‘生’，是指生活下去、充满光辉的生命之意，是所谓和平的意思……，‘金桥’这个词，从开始到30年、50年之后，会变成一个象征，我祝愿许许多多的人通过构筑金桥，达到新的彼岸。”［3］

对于如何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池田大作也有系统深入的思考。

首先，池田大作将民众作为构筑“金桥”的主体。在池田大作看来，“‘以民促官’——这是总理对日本的一贯方针，不管何时何地，他始终将中日友好的基础放在以民众为根本的方针中。”［2］75基于对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的深刻理解，池田大作强调，中日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赖、互相贯彻信义、身为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并以此为基础，一起面对未来。政治和经济虽然重要，但能在更深层的民众意志受到重视之下而进行交流，才能加深真正的相互理解。”［4］“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也是重要的，但维持更长久的友好交流的，还得是连接人民与人民的‘心的纽带’。如果缺少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那么就算在政治、经济上有什么样的关系也是等于空中楼阁。政治、经济之‘船’，是需要有‘人民’这大海，才能航行的。”［5］

其次，构筑“金桥”的途径，是民众的交流，特别是民众间文化、教育的交流。他所期望的，是以民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构筑中日友好的“金桥”；或者说，“金桥”主要的是“文化的桥”。在首次访华之际，池田大作就曾指出：“不应只限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应站在永远性的层次上，‘文化交流’‘教育交流’、‘青年交流’将会愈益重要。我希望借真实的人与人的友好交流，进一步巩固和平的基石。”此后，他多次表达如下的见解：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固然重要，但能够更深入将彼此的心联结起来的，就是文化与艺术。他认为：人民和人民间的心的纽带是看不见的，但正因为看不见，所以才牢固。正因为无形，所以才是普遍的，永久的纽带。形成这纽带的，正是给予人类精神“永恒”“普遍”的“文化”光彩。［5］因此，池田大作一直以来都重视日中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就是“希望借文化来弹奏心灵的共鸣乐章，以教育来耕耘和平与友谊的心灵大地。”［4］他同时希望，“通过文化教育的交流，把伟大先辈们所建立的这一座友谊的‘黄金之桥’更进一步地扩展开去。”［6］

再次，为了实现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目标，池田大作特别重视对青年的培育。关于青年在中日世代友好事业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有句谚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百年的规模来思考的话，焦点放在肩负两国未来的青年身上，方能建构万代友好的基础。”［7］在池田大作看来，中日青年间的文化、教育交流至关重要，他说：“展望未来，必须要积极推动两国的青年交流。”［7］为使中日两国青年能够深入交流、共创未来，他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作为构建中日世代友好的基础。为教导日本青年学会与中国友好交往，他专门写了《青春对话II》。在书中，池田大作首先阐述了正确认识历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根本是要正确地认识历史。歪曲过去，就意味着歪曲未来。无视事实则无法与世界各国对话，从而成为自以为是的‘世界孤儿’”。［8］324池田大作随后阐述了日本青年对待中国所必须持有的态度。他说：“日本必须正视过去、必须做出反省。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未来‘新的历史’‘被标榜的历史’。这是最根本的。”他指出，周恩来总理在做出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的决策时想到的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者。”［8］340“因此，在‘反军国主义’观点上，日中两国的人民应该联合起来。特别是，日中两国的青年与青年必须团结一致。为此，日本青年应该先抱有正确的历史观，尊敬中国、发自内心地感谢中国的大恩。”［8］339

综上所述，周恩来、池田大作所追求的中日友好事业，关键在于“世世代代”。他们直面中日关系困境，互相支持，妙手化干戈，成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伟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仅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展开行动，而是将其作为阶段性的目标。他们对中日友好的追求，自始至终围绕着“世代友好”而进行。

二、世界和平：中日友好的价值体现

周恩来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中日友好，则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反之，则不仅使两国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而且会引发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动荡。基于对中日关系历史冷静、深刻的认识，他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因此，即便曾经亲历中日战争，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矛盾重重，周恩来对日友好的基本态度从未改变。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9］在与池田大作会见时，周恩来从世界和平的视野出发，强调：“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对世界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时期。因此所有国家必须站在平等的立场互助合作。”

池田大作以推进世界和平为己任。他以文化教育交流为主要方式，抱着通过对话增进了解，消弭战争、建立世界和平秩序的信念，奔走于世界各地。到目前为止，池田大作访问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各国领袖、政治家、文化与学术界代表、普通民众等会面、交流，及广泛深入地探讨人类所面对各种难题的解决方法，先后获得了“桂冠诗人”称号、联合国和平奖、20多个国家的国家勋章，以及170多所高等院校授予的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等名衔，被誉为“有情有义、不偏不倚、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的世界公民”。［10］

1968年9月，池田大作发表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一点，在演讲的内容中有明显的表现。可以说，整个倡言都是围绕着亚洲繁荣与世界和平来谈论中国问题。

在讲演中，池田大作开宗明义指出：中国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他说：从日本的处境来说，中国问题或迟或早是绝对不能避开的，而且从地球民族主义、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来看，中国问题也是非触及不可的第一个根本问题。他深信：“一旦越南战争结束，中国必然成为下一个焦点。”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池田大作认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世界和亚洲和平不可或缺的需要。因为只有国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增进利益，并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邦交正常化才具有意义。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池田大作认为：“把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实质上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现状，在任何人看来，都必然会说这是联合国的重大缺陷”，“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才是真正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才是对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

讲到中日贸易问题时，池田大作认为，从日本本身来说，由于其地理条件，为了将来的发展，同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的中国建立密切关系，不仅对于彼此都是必要、有利的，而且也同亚洲的繁荣乃至世界和平直接相关。

针对日本部分保守派势力认为“中国是侵略性的危险的国家”、必须要“加强日美安保体制”，而不应该和中国过多交往的观点，池田大作认为，“从现在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建设的阶段来判断，也根本不可能想象中国会以武力直接发动侵略战争”。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七亿一千万人口的巨大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思维方式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简单地下结论，必然会碰壁；如果气量狭小地来谋算，一定会犯意想不到的错误。基于此，池田大作强调，在解决日中恢复邦交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以及日中贸易等具体事项时，必须“充分懂得这样的前提和知识”，必须“根据长远的预见，进行耐心的交涉”。

池田大作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豁出性命”发表讲演，并不是偶然的。他在回首这段往事时，曾这样解释其初衷：“本来，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传来以佛教为首的丰富文化的‘大恩’之国。我抵挡着日本舆论的逆风，很早便提倡‘日中邦交正常化’，因为我深信，为了世界和亚洲的和平，这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应该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年开拓出一条道路，我是本着这个信念而行动的。”［11］“三十五年前的1968年，我曾发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倡言。我当时的考量是如果中日两国不能建立友好的关系，则亚洲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定的局面，也不可能有世界的和平。”［2］76这两段话简要、生动地说明了他公开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原因。

显然，周恩来、池田大作追求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并未局限在中日两国，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亚洲乃至全世界，自始至终将中日友好放在亚洲繁荣的基础、世界和平的关键这样重要的地位来把握。这样的世界性特征，是我们理解周恩来、池田大作和平友好追求时所不能忽视的。

三、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的时空统一

周恩来与池田大作都非常重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言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周恩来曾经亲历并参与领导了中国抗日战争，耳闻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但周恩来并没有局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之中，而是以博大的视野审视中日关系历史，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寻求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新途径。他清醒地注意到，在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进程中，两国人民长时期和睦相处，为创造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是到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破坏了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历史地审视中日关系史，可以说，和平与友好是中日关系历史长河中的主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加之，战后有许多日本人认真地进行反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这种反省的力量相当强大。因此，周恩来多次在不同场合与日本朋友谈到中日关系历史的时候，总是强调正确认识“两个历史”，即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史和六十年的日本侵华史。他在1954年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从中日关系的历史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同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不幸的是，我们在座的人就处在这六十年的时期中。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受这种影响。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12］881961年2月周恩来在会见山本熊一率领的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时说：“山本先生说了一些告罪的话，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必再提，双方都应该向前看，中日两国人民要永远地友好下去。”［12］303。1972年9月25日，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对此做了完整的阐述。他说：“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12］552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主张不计前嫌，放眼未来，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9月28日，周恩来出席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席间发表祝酒词说：“我们即将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并将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又说：“中日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双方富有成果的会谈证明，只要双方都具有信心，两国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得到解决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12］555显然，周恩来强调正确地全面地看待中日关系史，目的是“以历史为鉴”，促进中日关系“向前看”，使中日关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

池田大作也特别强调树立正确历史观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1999年3月，他在接受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王永祥教授采访时说：“不用说，日中关系友好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认识’。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观暧昧的国家，如同看模糊不清的镜子；歪曲历史观的国家，如同对着歪曲的镜子看自己歪曲的脸。不能认识自己的现在，就不能正确地对待‘未来’。”［13］88对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池田大作怀有深深的敬意，将中国视为日本的文化恩国。他说：“众所周知，中国是对日本有文化大恩的国家，实际上，二千年来，日本一直受到中国文明的恩惠。我们所信奉的佛教也是贵国传来的。佛教、儒教、道教等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形成了日本的精神性骨骼，这并非言过其实。我想，对于日本来说，能从贵国学到文化，这真是无上的幸福，正所谓‘引以为幸’。”［2］对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池田大作有着深刻的认识与反省。他说：“平等的立场——明治以来，日中两国一次也没有过以平等的立场缔结友好，日本总是欺凌中国。对待几千年来受过种种恩惠的恩人的国家，不要说‘报恩’，反而不断地干出许多惨绝人寰的暴行，永无彻底赎罪赔偿之日！我的大哥是在缅甸战死的。他在中国打仗时，曾经一度暂时回国。当时我还是小学生。他对我述说：‘日本太残酷了！中国人真可怜啊！’日本战后根本没有向中国人赔罪，一直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一直阻挠到最后。对强者阿谀奉承，对其他的人则盛气凌人。——这是一个多么没有‘心’的国家啊！所以，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看不到真理。随着成长为‘经济大国’，令人感到这种傲慢越来越严重。其实，如果日本要向中国赔款的活，据说要50年的时间才能赔完。这样，无疑对日本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于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苗头，池田大作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把反省错误行为说成是‘自虐’，那些肯定战争一伙人的历史观不就可以说成是‘虐他性的历史观’吗？简直不成道理，但十分危险。”［8］243他并指出“国家主义的实质，是指与其向人们阐述理性，更善于向人们诉说自己一套的感情。为了不受欺骗，重要的是持有确实的历史观。”［8］243

正是基于对中日关系历史深刻的认识，1968年，池田大作在创价学会第11届学生部大会中向全场2万多名听众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并号召日本青年与中国青年相互携起手来，努力建设一个光明的世界。

池田大作特别重视教育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为中日世代友好奠定坚实的基础。他说：“为了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直面历史，并教育下一代，使之有正确的历史认识。”［13］88因此，他呼吁：“日本人必须谦虚对待，真诚地学习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的真实历史。我认为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观，才能找到日本人真正的精神的自立的钥匙。”［2］为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池田大作在其著作《青春对话Ⅱ》中专门以“近邻中国”为题，就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发表意见。在其他著作和文章中，池田大作也经常谈及中日关系历史。不仅如此，池田大作领导的创价学会多次以中日关系历史为题举办各式各样的展览和展示会。如1992年5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创价学会东京中野区男子部举办了“日中友好庆祝活动”，从多种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精彩报道。1998年11月、12月，由创价学会广岛青年部、青年和平委员会主办，以中国大使馆为后援，举办了“日中声明30周年纪念展”。从1999年1月到5月，在神奈川县青年部和青年和平会议的主办下，在横滨的创价学会户田和平纪念馆举办了相同的展示活动，参观者达7000人以上。2002年，由创价学会青年部主办，在名古屋、东京、横滨、京都等地巡回举办“周恩来展”，参观人数达100多万人。

周恩来不仅是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者，而且还是这一思想的伟大实践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他就非常关心中日关系，精心筹划对日工作，逐步从开展中日两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多方面地多渠道地打开中日关系新局面。

池田大作也是如此。为了使日中友好“金桥”更加坚固，将日中世代友好和世界永久和平薪火代代相传，池田大作不仅身体力行，先后10次访问中国，而且其领导的创价学会、其创办的民主音乐协会、东京富士美术馆、创价大学等机构也围绕日中友好事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

不能否认，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美苏冷战、国家利益等诸多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即便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两国关系也总是起起伏伏，社会上彼此厌恶的情感浓重。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数十年来，在中日两国一直有一大批为和平友好事业而不断努力着的有识之士，通过他们的努力，到了21世纪，已形成了坚实的、数量可观的中日和平友好的社会力量。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关系虽不时遇有“坚冰”，但广泛而深入的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总能为中日两国关系迎来“暖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正如温家宝在311地震后访问日本时所说：“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在草根，不能小看这支力量，是它一直推进中日友好向前迈进。”

事实也是如此。时至今日，青年之间的交流在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事业中仍发挥着积极作用，是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中一直十分活跃的力量，是传承中日世代友好和倡导世界和平的主力军。2007年6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青年交流会”上，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会会长）说：“我个人的感受，中日青年之间相互非常不了解，需要交流，这非常重要。”［14］交流着实是加深了解，增进友谊的有效途径。在第一次大联欢后，郭沫若指出：“我相信，日本青年朋友通过这次大联欢，通过同中国人民和青年的直接接触，也会感到中国人民和青年是日本人民和青年的真正朋友”［15］。2008年4月6日，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届赏花会上，研究会会长章扬表示：“今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虽然两国的青年在语言上、文化上存在差异，但是我们致力于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愿望是一样的。我们坚信，通过青年之间的文化交流、加深理解、建立友谊，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世界‘明天会更好’！”这些言行都表明，青年正在并且已经从前辈们手中接过了促进中日友好、推动世界和平的重任，为构建和谐世界做着力所能及的努力。

周恩来、池田大作在各种差异明显、历史问题严重、国际背景极其复杂的种种不利因素下，能够搭建起相互交流、互相信赖的“金桥”，这一个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和平的构建具有值得借鉴的普遍价值与世界意义。

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差异性，文化的多样性一直存在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中，这构筑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可以说，差异创造了美，创造了人类社会。正因为有差异，自然界才色彩缤纷，人类社会才活力无限，不断推动文明进步。然而，就人类社会历史而言，能够认识到差异之价值，尊重并欣赏差异，进而以尊重差异为起点共同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时代先驱，虽不乏其人，但毕竟寥若晨星。人类历史上充斥的文化专制主义、霸权主义及此起彼伏的战争，便是最真切的证明。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进行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能否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彼此交流、合作、共生、共存，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将周恩来、池田大作对中日世代友好事业的追求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尊重差异的思想光芒。

［1］池田大作.“与自然对话——池田大作摄影展”致辞［N］.黎明圣报,2004-11-08.

［2］王炳根.与池田大作对话［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7）.

［3］池田大作.创立者的谈话［C］.创价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1995-03.

［4］池田大作国际会长贺词［N］.黎明圣报,2004-06-21.

［5］池田大作.教育之路、文化之桥——我的一个考察［N］.圣教新闻,1990-05-29.

［6］池田大作.谢词［N］.黎明圣报,2003-11-17.

［7］池田大作.寻求21世纪世界与日本的“和平世纪”之道（三）［N］.圣教新闻,2001-12-30.

［8］池田大作.青春对话Ⅱ［N］.圣教新闻社,2000.

［9］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94-495.

［10］曾家杰.致辞［N］.黎明圣报.2004-11-08,第 3版.

［11］池田大作国际会长贺词［N］.黎明圣报,2004-06-21.

［12］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87-88.

［13］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87.

［14］黄大慧,周颖昕.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75.

［15］田恒.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794.

（责任编辑：刘岭峰2572756826@qq.com）

Approach Whole Human Being’s Peaceamp;Friendship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Time and Space Position of Peaceamp;Friendship betweet Zhou En-lai and Ikeda Daisaku

JI Ya-guang
（Maxism School,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cause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at both Zhou Enlai and Ikeda Daisaku had engaged in was not limited within the bound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ut rather aimed at generations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eve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ir intercourse.The generations of friendship that they pursued was not restricted within the two countries,but with the whole world in their eyes,which intended to bring wealth to Asia and peace to the world.In fact,pursuing generations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of human beings itself is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peace and friendship thoughts of both Zhou Enlai and Ikeda Daisaku,which is of universal value in constructing world peace cause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21st century.

Zhou Enlai;Ikeda Daisaku;Peace and Friendship

D812

A

1008-018X（2017）05-0068-07

2017-09-01

纪亚光（1969-），男，河北唐山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