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关系（1936～1945）述析

张文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东北抗联的抗日活动自始至终都与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联对抗联给予了一定的援助，特别是接受抗联入苏整训，对保存和提高抗联的战斗力意义重大；但是也发生了损害抗联的事件，这与苏联的“肃反”和日苏谍战有关。抗联配合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光复中国东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八路军、新四军、中共中央东北局进入东北后，抗联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东北抗联；苏联；抗日战争；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中苏关系

学界对于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联”）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逐渐形成热潮，研究的对象包括抗联史整体研究、人物研究、密营研究、抗联的历史地位、抗联的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抗联有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并对苏联将越境求援的抗联将士扣押和流放的原因、抗联在苏联境内的整训提出新的观点。

一、援助与损害

抗联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极端艰苦的，生活资料欠缺，武器弹药匮乏，伤病员得不到及时医治，抗联各部队之间的联系经常被切断。为了保存和增强抗日力量，也为了通过苏联取得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抗联将士多次越境向苏求援。对此，苏联确实给予了一定的物质支援，如1939年夏，东北抗联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王效明部经与苏远东军联络，曾得到少量日式械弹的补给。这些援助虽然是少量、非常态、秘密进行的，但是对抗联的抗日事业毫无疑问是有积极影响的，应该肯定。苏联的援助一方面体现了“工人阶级的祖国”的国际主义关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双方在抗击日军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但在1936-1938年也发生了数起损害抗联的事件，扣留了多名越境执行任务的抗联领导人和士兵。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坚持的“中立主义”政策：中国坚持抗战，将日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能有效保证苏联的安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对关内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给予了大量援助；但是，东北战场与苏联只有国境线一线之隔，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所以苏联不愿对抗联给予积极的援助。[1]这个解释的缺陷在于：一是日本军队是高度统一的现代化军队，关内、关外的日军可以统一调度，如果苏联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对日本的利益造成很大损害，激怒了日本，日本仍然可以调关东军发动侵苏战争；二是苏联对抗联的援助完全可以秘密进行，援助的物资可以“是外国生产的或没有生产厂家标志的”[2](P34)，这样既可以壮大抗日力量，又不会给日本以发动战争的借口；三是其实苏联对抗联的援助，日本一直心知肚明，并且将它视为“匪患猖獗”、难以肃清的重要原因，[3](P13)避免日苏战争的最好方法不是对日本的妥协和绥靖，而是加快发展经济、扩充军事力量，对日本形成威慑。

还有学者认为，当时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太弱小，将中国坚持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对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不屑一顾，所以不予援助；再加上担心抗联的活动会招致日本侵苏，所以干脆将入苏求援的抗联将士缴械关押。[4]这一说法既认为苏联小觑抗联的力量，却又强调抗联对日苏关系的巨大作用，明显自相矛盾。1941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还向中共表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希望中共能派遣部分正规军和游击队赴南满开展作战行动，[5](P222)以达到牵制日军的目的，这表明苏联对中共的力量还是颇为重视的。

笔者在阅读一些材料后认为，以上事件可能与苏联“肃反”和日苏谍战有关。1937-1938年正值苏联“肃反”的高潮，而以上事件基本上发生在这一时期。在此期间，苏联实行极端的民族政策，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如拉脱维亚人、希腊人、伊朗人、亚美尼亚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阿富汗人、车臣人、德意志人、波兰人以及中国人等“坏蛋、间谍、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各种名义逮捕、关押、迫害、流放甚至处决。据叶若夫的报告，截至1938年7月1日，有357227人“因民族特征被清洗”，其中包括“哈尔滨人35943名”“中国人和朝鲜人9191名”。[6](P176-181)苏联的“民族清洗”政策并不始于1937年，也不终于1938年，这一血腥政策对苏联境内数量庞大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巨大的灾难。苏联将越境求援的抗联将士长期关押，并将其中一部分人流放遥远的新疆，就与此有关。执行这一政策的苏联军队和政府人员遵守“保密”的工作原则，因此不向被关押和流放的抗联将士做任何解释。由于抗联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且其抗日活动有利于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苏联有所顾忌，所以对他们仅仅是关押和部分流放，而不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肃反”的高潮结束之后，被关押的抗联将士又被释放回国、继续抗日战争。

与苏联、英国、美国相比，日本的军事经济相对薄弱，所以日本特别重视间谍机构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日军中，有间谍经历和特长往往会对其仕途更有利。日本的间谍机关一直扮演着日本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冒险的“先锋队”的角色，这一点无论是对弱国中国还是对强国苏联，都无例外。日

军为了消灭东北抗日游击队，一方面通过威胁、讹诈、策反等手段，招募了大批间谍，另一方面将伪满洲国宪兵编为“破坏共产党团和从事暗杀敢死的便衣队”，将其派往游击队。这一行动至迟在3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这些间谍除了在内部破坏、瓦解游击队外，还可以“越境求援”为借口进入苏联，搜集情报，为可能发生的对苏战争做准备。[2](P284-290)[3](P277-283)(P280-307)苏联对近在咫尺的日本关东军的威胁一直十分关注，对日军的间谍战也高度警惕，这也正好为苏联的“民族清洗”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因此苏联对屡屡越境的抗联将士不予信任，反而缴械关押、长期“审查”。

二、入苏整训

为了扑灭东北地区的抗日烽火，日伪在对抗日军民进行大范围的“讨伐”、屠杀和镇压之后，又实行了重点突出、目标明确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和“归屯并户计划”。

“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是指从1936年4月到1939年3月，以日伪宪警为主体，依靠保甲自卫团、铁路爱护村等警察网，实行严密的户口控制，切断各抗日武装的粮食、弹药补充的渠道，搜集有关抗日武装的情报，对其进行“精准打击”，同时注意“警防、镇压国内既存之有害思想团体，特别是共产党团、反满抗日团体之活动及来自外国的各种思想扰乱行为，并铲除其根源”。[3](P207-213)

“归屯并户计划”是指为了达到“治安肃正”的目的，在东北各地建设数量庞大的集团部落，原则上以40户到150户为一单位，以正方形为准，分别修筑炮台、壕沟、土墙、铁丝网等防卫设施，将东北人民强行迁入其中，对其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企图以此切断他们与抗联的联系。据统计，至1939年末，这种集团部落累计已达13451处。[3](P169-173)这种坚壁清野、使“匪民分离”的手段对抗联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抗联在东北地区的生存和斗争处境越来越恶劣，战斗减员不断，兵员却得不到补充，由于军民联系受到极大的限制，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变得十分困难。时任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的周保中回忆道：

“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整个形势，实际上已趋向于急转直下，处于不断遭受挫败的形势(黑龙江省游击部队暂时例外)。我联军游击部队已逐渐丧失机动灵活的战术活动，每每不得不在被迫情况下作战。战斗部队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闲乏、断指裂肤的苦境。即使是胜利的战斗，给敌人以惨重的打击，但我方损失仍极严重，得不偿失，人员减少，得不到补充。武器虽多，但大部分埋藏或毁坏。在这样情况下，根据地完全丧失，游击区受到破坏，问题严重到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地步了。”[7](P81-82)

为了保存和增强抗日力量，东北抗联不得不考虑实行“战略转移”，即转入苏联境内整训。

此时，苏联国内的“肃反”高潮已过，所以对急需援助的东北抗联的态度逐渐趋于温和。根据1940年初伯力会议上苏联和抗联双方达成的协议，从1940年冬开始，抗联分批转入苏联境内整训，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北野营（又称A野营），在沃罗什诺夫城郊成立南野营（又称B野营）。1942年6、7月间，把两处野营的人员全部集中到北野营，又将在7月伪满靖安军驻饶河东安镇的第二团六连起义人员70余名编入，于8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并授予“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独立步兵第88旅”番号。整训的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两部分。

政治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的讲话、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时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和世界其他战场相互影响，对它的认识需要国际视野，所以时事学习很有必要。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是理所当然。而将斯大林的讲话列为学习的内容，一方面是由于苏共与抗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苏联的“老大哥”心态。中共的整风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关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指示》《加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另外还有《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也列为政治教材。抗联在苏联境内接受整训，对中共中央的整风文件仍然非常重视，体现了他们对党的忠诚，但是由于与党中央基本断绝了联系，而且抗联队伍已经遭受了巨大挫折，所以即使得到了这些整风的核心文件，而且还自觉地“对照东北实际斗争情况进行了‘整风’”[7](P83)，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像关内各根据地一样，进行广泛、深入、全面、彻底、“触及灵魂”的整风。

军事训练包括队列、射击、劈刺、投弹、滑雪等，也包括空降、爆破、无线电使用、军事地形学等具有现代战争色彩的训练，还有医疗救护的学习，对于干部还要进行战术、司令部工作、汽车驾驶、群众工作等方面的训练。[8](P233-234,739-742)以上的训练内容表现出现代化、正规化的特点。对于进行了数年游击战的抗联来说，这样的训练是极为难得而又非常重要的。

苏联为抗联提供了稳定的整训环境和充分的后勤供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政治教育和适应现代正规化战争的军事训练，这些援助一方面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抗联战士中国人的身份和相貌特征，以及熟悉东北地形的优势，让他们在东北为苏联搜集日伪情报，为可能发生的对日战争服务。

经过整训，“部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战士，在政治思想修养方面，及革命文化水平方面都有所提高，身体有了很好地恢复，特别在现代化军事战术、技术、技能方面有较好的锻炼和收获。”抗联虽然在数量上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在质量上焕然一新，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指挥能力、作战能力和工作能力增强百倍。”[7](P83)

不过当时的日伪对自己的“治安肃正”工作取得的“成绩”则颇为自得：“国内现有匪团其数已激减到一千五百多名左右，并且在西南部国境方面蠢动的共产党第八路军，其战斗力及数量也都不足忧虑了。”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认为“治安肃正”达到了目的，因为东北抗联“有精锐的主义和优良的编制、装备以及灵活巧妙而有组织性工作行动”，这使其在“行政渗透方面”和“把握民心”方面还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9](P266-267)所以，东北的抗日力量仅仅是“表面衰落”，“由于苏联的领导，在满党匪的活动已经成为秘密战争化”，“在满共产党匪的秘密战活动还在今后”。[8](P860)这说明他们对此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谓的“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7](P83)仅仅是对外的宣传。

三、光复东北

日本关东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苏联作为头号假想敌。由于苏联国力、军力的迅速增强，日本关东军也加紧扩军练兵，在部队编制、兵额补充、军事装备、交通通讯、教育训练等方面，都投入很大精力。到1942～1943年间，其战斗力达到了顶峰，“成为保卫北面边界的磐石”。但是，此时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对日军愈加不利，日本本土也受到战争的威胁，于是日本开始将关东军陆续调往太平洋战场和日本本土，到1944年夏，已经抽调了日本关东军的一半，新补充的却又微乎其微。这样一来，号称日军精锐的关东军的战斗力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10](P1508)1945年5月30日以后，日军的作战重点开始转向北方，采取措施扩充关东军，企图重新提升其战斗力。1945年2月在满洲组编了8个师团(其中一个师团于3月调往南朝鲜)，加上1944年新建、没有调走的4个师团，和北朝鲜的1个师团，以及从中国派遣军抽调的4个师团，到7月，日本关东军的兵力逐渐达到了16个师团，但战斗力很低，显然不足以应付对苏战争。日军又从满洲紧急动员约25万人和国境守备队的装备，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资。一旦发生对苏战争，还可以动员10万人。这样，日本关东军的兵员又膨胀起来，拥有以24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为基干的约75万人的兵力。但是，这些新增的军队无论是在建制、训练还是在装备方面，都与老日本关东军相差甚远。所以，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只能说是一支臃肿的军队，战斗力已经远不能和鼎盛时期同日而语。[10](P1518-1519)

此时的苏军已经对日本关东军的实际战斗力和在东北的防御体系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对出兵中国东北志在必得，其实即使没有东北抗联的帮助，苏军也能迅速击垮日本关东军。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同时派遣少数抗联教导旅战士担任苏军进入东北第一线部队的向导，另外派遣一些抗联教导旅的指战员空降到日军后方侦查日军的防御部署和调动情况，为苏军提供情报。

抗联教导旅的大部分战士仍然在苏联接受整训，直到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都没能参加对日作战。[8](P743)对日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他们原定的作战计划不得不做彻底的变更。所以，他们的整训成果主要不是在抗日战争中，而是在其后的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表现出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角逐就开始了。此时的东北实际上是由苏军控制着，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此条约的规定，苏联只能将东北转交给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下令中国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又以远东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的政府和军队投降，不能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投降。但是抗联教导旅的指战员都有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中国的东北抗联的人员，又是苏联红军的人员，所以能在东北进行合法的活动。根据新制定的工作方针，抗联部队的主力在周保中、张寿篯等人的率领下，分批返回东北，与已经到达东北的抗联战士一起，占领战略要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军队和政权，为建立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做准备。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八路军、新四军陆续进入东北。10月，中共东北党委与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等到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汇报情况、转交组织关系。同时，由抗联扩编而成的东北人民自卫军与八路军、新四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至此，东北抗联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开始为新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结语

东北抗联的斗争是世界共运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因此，在抗日斗争陷于极端艰苦的境地的时候，抗联将士自然会向“无产阶级的祖国”、日本帝国主义的宿敌苏联求援。出于国际主义的关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也会对抗联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从1940年开始接受抗联入苏整训，对保存和提高抗联的实力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意义重大。但是，在1937～1938年间，苏联国内的“肃反”运动达到了高潮，再加上对日本间谍渗透的过度敏感，不可避免地对双方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在此期间，苏联多次将越境求援的抗联将士关押和流放，这无疑会削弱中国东北的抗日力量。苏联一向以“老大哥”自居，其傲慢的态度和粗暴的手段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暴露无遗。

战争末期，素有“皇军之花”称号的日本关东军已经虚弱不堪。探知这一情报的苏联对彻底击垮关东军充满信心，所以在宣战后仅调动了抗联国际教导旅中的一小部分人配合苏军参战。战后初期，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抗联将士在苏联近5年的整训成果不是在光复东北的战争中，而是在国共内战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李鸿文.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国际、苏联和东北抗日斗争[J].东北师大学报，1994（2）.

[2]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G].北京：中华书局，1991.

[4]赵俊清.东北亚反日本法西斯力量的聚结及其历史意义——兼论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的关系4[J].学术交流，1995（5）.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6][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M].述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周保中.周保中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8]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军抗日联军史料（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9]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附录二）[G].

[10][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M].张玉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责任编辑 杨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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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8-0091-04

2017-03-08

张文杰（1994-），男，山西高平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