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霖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不死的女性“他者”:爱伦·坡的女性意识

孙 霖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埃德加·爱伦·坡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在作品中描述了许多迥异的女性形象。其短篇小说《厄舍府之倒塌》《莫雷娜》和《丽姬娅》均通过男性叙述者的视角塑造了三位女性人物的不死的“他者”形象。她们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女性的附属地位，最终也都不约而同地以复活的方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他者”观有益于深刻挖掘不死的女性“他者”形象背后的内涵，揭示坡在男权社会传统中对女性的重视，甚至是赞赏，具有先锋性。

爱伦·坡；他者；女性意识

一、女性主义中的“他者”和坡的三部短篇小说

从字面上来看，凡是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一切，无论其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均可称之为“他者”。因此，“他者”是个相对概念，“它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1](P118)纵观西方思想史的发展，“他者”这个概念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而后经历了存在主义哲学和后结构主义时期的一系列发展，它的内涵被不断扩大。直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者首次将“他者”的概念引入到对父权社会的批判中，挑战了将男性和女性作为二元对立的主客体的观念，质疑了男性主体将女性视作卑微的“他者”的传统。

在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的“他者”理论尤其关注女性“他者”的附属性和女性“他者”对男权的反抗，旨在使女性从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尽管坡生活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浪潮之前，但是他的作品明显体现了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尤其是他在19世纪30、4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都体现了他对两性关系的关注，如《贝蕾妮斯》《莫雷娜》《丽姬娅》《埃莱奥诺拉》更是以女性人物的名字命名。但是，目前对于坡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探讨还不完全，“女性在坡的作品里随处可见，在坡的研究中却无一席之地”。[2](P10)值得注意的是，坡在这段时期里创作的短篇小说中，《厄舍府之倒塌》《莫雷娜》和《丽姬娅》中的女性主人公均以不同的哥特式复活方式完成了“他者”的逆袭，成为了不死的“他者”。《厄舍府之倒塌》以第三者的视角讲述了被疾病缠身的罗德里克邀请叙述者前去厄舍府后发生的一系列诡异事件，叙述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帮助罗德里克活埋了马德琳，最后马德琳爬出了棺木来寻找罗德里克，后者则由于恐惧而猝死，厄舍府也在顷刻间轰然倒塌，马德琳在被活埋后依旧具有“不死”的复仇意念。而充满智慧的莫雷娜则通过法术拥有了不死的灵魂，以女儿的形象折磨着男性主人公。相较之下，才貌兼备的丽姬娅在作为故事叙述者的丈夫眼中明显享有更高的女性地位，但她依旧是爱情中的“他者”，男人和爱情依旧是她的生活重心，她不死的意志支撑着她完成反抗。总之，无论是故事开端刻画的自我缺失的马德琳，或是带有新女性特征的莫雷娜和丽姬娅，她们均体现出了男女关系中的女性作为“他者”的附属地位；但更重要的是，结尾处她们各自通过复活复仇、生命轮回和借尸还魂的手段给男性主人公带来了深刻的心理冲击，成为了不死的女性“他者”。对她们而言，“幸福只存在于反抗中”，[3](P11)她们通过反抗去追求公平、爱情或希望。

由此可见，一方面，爱伦·坡在《厄舍府之倒塌》《莫雷娜》和《丽姬娅》中塑造的三位女性都不同程度展现了女性“他者”的附属地位；另一方面，三位女性角色最终都以复活的方式表现了“他者”的反抗，成为了精神上不死的“他者”，这都体现了坡在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坡的创作背景和个人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对女性的关注，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他在男权社会的传统下对女性“他者”的附属性刻画的必然性，因为“男性主宰一切、女性是完全被排除在主动范畴之外的概念，女人无形中被固化为‘随从’和‘他者’。这种思想在已有的多数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4](P52)同时，他的作品更折射出坡对女性的重视，他甚至肯定了女性所具有的独特智慧和力量。

二、不死的复仇——“他者”马德琳的附属与反抗

《厄舍府之倒塌》中的马德琳确实是一个典型的被压抑的“他者”，出场时她便是一个没有血肉的幽灵的形象，“从那房间的尽头慢慢走过，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便悄然而逝”，让我“只感到一阵恍恍惚惚”。[5](P13)为了加强马德琳带来的恐怖之感，坡几乎省略了对她外貌、言行或是心理活动的描写，而是通过男性角色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描写去侧面烘托马德琳的形象，凸显她的病态鬼魅和毫无生气。马德琳是备受折磨的女性“他者”，除了身体上要忍受强直性昏厥的痛苦，她还有精神上的顽疾，那股“根深蒂固的冷漠压抑”，[5](P13)这与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他者”的地位直接相关。对哥哥罗德里克来说，马德琳是他“多少年来唯一的伴侣”，[5](P13)如果说哥哥还有演奏乐器、读书绘画等生活乐趣的话，那么马德琳的生活意义便是陪伴他的哥哥，这种陪伴的实质，是和女性“他者”在父权社会的归属相吻合的，即与性爱紧密联系的乱伦关系。波伏娃曾指出过男权社会的一种思想：女人“要被人看成女人，就必须具备大家所公认的女性气质”。[6](P2)此处，女性气质可以理解为在父权意识下，女性在男女关系中应是服务男性的“他者”。除了马德琳受到乱伦折磨是通过罗德里克之口暗示的，连她的病入膏肓和不久于人世也是借男性角色的话语被间接书写，她被剥夺了话语权，罗德里克见到马德琳如行尸走肉般出现时，他“瘦骨嶙峋的十指比平常更苍白，指缝间正滚滚淌出热泪”。[5](P13)

然而，马德琳虽被剥夺了话语权，但她心中的复仇之火从未熄灭，她是被压抑的受害者，她是乱伦行为的牺牲品。她复仇的信念不仅体现在她对罗德里克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中，同时在她爬出棺木来找罗德里克时达到高潮。首先，罗德里克“承认那种折磨他的奇特的忧郁之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一个自然而且更具体的原因……他心爱的妹妹长期以来一直重病缠身”[5](P13)，罗德里克备受乱伦的罪恶感困扰而容貌上如“尸体一般”，[5](P12)精神上更是萦绕着恐惧，以致他创作的画折射出埋葬马德琳的地窖、写的诗也暗示了厄舍府的没落。因此，“罗德里克感觉到自己将要去争取生存，他也害怕马德琳和房子”，[7](P14)他的生命之火确实由于女性“他者”带给他的恐惧而逐渐熄灭。女性“他者”马德琳对罗德里克施加的影响是持久的、恐怖的，因为这是她不死的复仇之火熊熊燃烧的结果。所以，马德琳没有停止对命运的反抗，她在寻找复仇的机会。她在病重期间，一反传统女性的柔弱，颇有与命运决斗的精神，她“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始终不让自己委身于病榻”。[6](P14)结尾处，被活埋的马德琳用尽力气爬出了棺木，“她消瘦的身子浑身上下都有挣扎过的痕迹”，她“临死前那阵猛烈而痛苦的挣扎把她哥哥也一并拽到在地，厄舍倒下时已成了一具尸体”。[6](P23)马德琳的复仇信念没有被一起活埋，反而支撑她排除万难，拼着最后一口气拖着害死她的人共赴死亡，恐怖的复活索命和悲剧的相拥而死的一幕正是马德琳作为女性“他者”最后发出的无声呐喊，厄舍府的倒塌也象征着乱伦关系和男权社会的分崩离析，徒留厄舍府的残砖碎瓦。

三、不死的灵魂——“他者”莫雷娜的附属与反抗

莫雷娜的附属地位首先体现在她与丈夫的关系中，对丈夫而言，他们的结合不是出于爱情，常常是处于一种理性缺失的状态中，但为了使丈夫得到“一种魂牵梦萦的幸福”，“她摈弃了所有的交往，只陪伴在[他]身边，使[他]幸福”。[5](P85)莫雷娜将丈夫视作生命的中心，她和他讨论神秘主义作品，研究神学伦理，她狂热的爱和惊人的知识并没有使她得到丈夫的尊重，反而逐渐与她疏远，并且“迫不及待地希望莫雷娜死去”。[5](P87)这种厌恶渐渐发展为一种萦绕在心头的恐怖，“无休无止的折磨使[他]变得狂躁，我甚至刻毒地诅咒那漫长而痛苦的一天天、一月月，诅咒她娇柔的生命就像日落之后的残霞，久久不肯散去”。[5](P87)丈夫对莫雷娜由爱到怕再到盼她死亡，这种态度转变的根源在于他再也无法忍受妻子的神秘主义光环、她的歌声与目光。这些体现着莫雷娜学识与才华的方面却成为丈夫厌恶和害怕她的理由，这不免让人反思其原因。因为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智慧是男性的专利，莫雷娜的高超智慧使她在男性看来是一种会颠覆男权的威胁，小说中丈夫感受到的恐怖正源于他对女性“他者”根深蒂固的看法，当他意识到莫雷娜的品质会威胁到他的生活时，他并没有妥善处理自己的“懦弱或愚蠢”，[5](P86)而是在意识里完全转向排斥莫雷娜。

莫雷娜的附属地位主要体现在丈夫对她的态度上，但是她并没有任自己的生命在“他者”的牢笼里消逝，而是通过生命轮回的方式实现自我的反抗，唤醒丈夫对她的价值的认同。小说中，莫雷娜在弥留之际对丈夫说，“我就要死去，但我将获得永生”，[5](P87)面对死亡，她是淡然的，似乎将平静地与人世告别。但是在这份淡然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她不愿死去的灵魂，她说道，“这些日子绝不是你能爱我的日子——但那个活着时你所嫌弃的她，在死后将被你爱慕”。丈夫对她的厌恶使她充满愤怒，诅咒道，“你将在大地上裹上你的尸衣，就像麦加的那些穆斯林”。[5](P87)可见，莫雷娜在灵魂深处追求丈夫对自己的认可，正是这股源自灵魂的反抗使她采取了轮回的方式，去叩击男性的心灵，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她的反抗确实奏效了，在男性叙述者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莫雷娜的灵魂没有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而是转移到了新生的女儿身上，使女儿在“身心两方面的发育都非常奇特，活脱像死去的母亲”，莫雷娜保持了自己不死的灵魂，让它不断地对丈夫施加影响，这股力量足以使他“看见了一具不愿死去的僵尸”，[5](P88)从而实现自己的反抗，去反抗不公平的命运。最终，灵魂受尽折磨的丈夫在女儿的洗礼仪式上不由自主地唤出了莫雷娜的姓名，此时女儿突然抽搐后匍匐在地，应道，“我在这儿”。[6](P89)莫雷娜的灵魂是超越死亡的，它始终环绕在丈夫的周围，在陌生人的影子里，在风声中，在海浪里，她的灵魂不会死，因为那是她最有力的反抗，是证明她存在的最好的证据。莫雷娜是男性叙述者眼中有力量的“他者”，她用不死的灵魂不断折磨着丈夫，时刻提醒他一件事：她不会屈从于他对女性“他者”的偏见和诅咒。

四、不死的意志——“他者”丽姬娅的附属与反抗

丽姬娅的身上有着和传统女性背道而驰的特点，但是她依旧体现了女性“他者”的附属地位，她的形象也具有女性特质，符合男性的理想期待。具体来说，虽然丽姬娅确实代表着才貌兼备的“新女性”，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她作为女性“他者”而存在的事实。对于丽姬娅的丈夫而言，“居然从来就不知道其姓氏”，却拜倒在她的“性格、罕见的学识、她非凡但娴静的美色，以及她那些低吟浅唱、波动心弦、令人入迷的话语中”。[5](P72)除了知识外，丈夫对于丽姬娅的爱恋还是集中在那些与女性特征有关的音形状貌上，似乎完美女性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丽姬娅因此也是被男性述说的“他者”。另外，丈夫痴迷于丽姬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对他浓烈的爱，使他“终于明白了她对即将离去的生命那么热切而疯狂地留恋的真正原因”。[5](P77)丽姬娅对他至始不渝的爱也是她作为“他者”的一种体现，表明她的存在要以男性的评价为判断标准，女性“他者”的使命是突出男性的主体地位。

诚然，丽姬娅作为女性“他者”没能逃脱被男性叙述者述说的命运，但是她的反抗也是明显的，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小说开篇就引用了格兰维尔的一段话，前两句便是：“意志就在其中，意志万世不易。谁知晓意志之玄妙，意志之元气？”[5](P72)坚定的意志深深扎根于丽姬娅的生命里，当她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她没有传统女性的娇弱，而她表现出来的“对死神的顽强抵抗和拼命挣扎之场景绝非笔墨所能描绘”。[5](P76)丽姬娅的意志跨越了生死的界限，成为了不死的存在，使她在肉体消亡后依旧徘徊在男性叙述者和新婚妻子罗维娜的婚房中，等待复活的时机。“帷幔间那种轻微的声音和异常的动静”“一个模模糊糊、隐隐约约、袅袅婷婷的影子”[5](P81)、“一声呜咽，一声低低的、柔柔的[呜咽]”[5](P82)都是丽姬娅不死的意志的外在体现。她在结尾处通过附身罗维娜尸体的方式实现了复活，叙述者发现“这双圆圆的、乌黑的、目光热切的眼睛——属于我失去的爱人——属于她——属于丽姬娅”。[5](P84)这证实了她弥留之际的呼喊，她“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5](P78)丽姬娅最终以借尸还魂式的复活征服了“征服者”，即男性，“叙述者的讲述明显将丽姬娅的意志力量戏剧化，同时含蓄地揭示了叙述者意志上的弱点”。[8](P37)虽然这不是一次完全的胜利，但是却足以体现女性“他者”的力量与反抗，无论是出于狂热的爱或是憎恨丈夫另娶哪种原因，丽姬娅不死的意志都传递出女性反抗命运的悲壮之美。

五、不死的“他者”与坡的女性意识

坡对女性“他者”的附属地位的刻画是男权社会的传统，但他在作品中给予女性一定的话语权之于当时是先进的，他甚至让女性“他者”以哥特式的复活来打败男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最后的胜利。

首先，传统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看法使得坡在作品中刻画了女性“他者”的附属地位。古老的圣经中就讲述了女性源于男性的肋骨，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女性之于男性所体现的附属性。直到19世纪，具有漫长历史的男权社会依旧主导着美国的主流文化意识，性别差异决定了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社会定位和社会分工，女性的重心在家庭，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去接受高等教育。这解释了坡笔下的女性“他者”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即女性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可见，历史上的男权社会的传统是坡在创作中难以摆脱的因素。

然而，相比于同时代其他男性作家，坡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是具有独特的先锋性的，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作家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从18世纪开始，女权思想就已在男权社会的发展中呈现出星星之火，这也许在无形中影响了坡的女性意识，让他意识到女性对自己处于被压迫的“他者”的地位的不满，她们也有自己的声音。具体来说，独立战争期间，就有一批女英雄在战争中做出贡献；在坡生活的时代，“十九世纪前半期，美国女权运动和当时的废奴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了”。[9](P54)女性在政治舞台上开始觉醒，她们为争取享有和男性一样的平等而斗争，组织争取选举权和受教育权的运动，这些使得坡意识到女性的日趋强大，她们正在努力挣脱“他者”的标签，形成自己的人格和生命。

其次，坡的命运多桀，两岁多时他就变成了孤儿，和养父约翰·爱伦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这都导致了他的成长经历中缺少爱，尤其是母爱。因此，坡的一生中与许多女性都有过恋爱关系，他试图通过与女性的交往来弥补内心对爱的渴望。可见，坡对女性的关注折射了他的内心渴求，他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与女性关系密切的文学表现。坡在青春期时就萌发了对爱情的渴望，14岁时他便对同学的母亲斯塔那德太太产生了感情，创作了著名的抒情诗《致海伦》来缅怀无法得到的爱，坡坦言：“（这首诗）表明了我心灵中第一次纯洁美好的爱情”。[10](P19)同样，他和爱弥拉·罗埃丝特的少年情愫也随着她与谢尔顿先生的婚姻而破灭。除了年少时坎坷的情路，坡与表妹弗吉尼亚的结合也并未给他带去梦寐以求的甜蜜爱情和幸福婚姻，弗吉尼亚于24岁时便因病辞世了。坡与众多女性的交往过程都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也在许多书信中流露出感情生活给他心灵带来的冲击，这也从是他在作品中重视女性角色的一个原因。但是，巧合的是，坡交往过的不少女性，如洛克夫人和刘易斯夫人都是富有一定学识的女诗人，这与受过教育的莫雷娜和丽姬娅有着相似之处。坡到底想和女性建立怎样的关系也许很难在他复杂的情感纠葛中一言蔽之，但“诚然，看来坡在寻求这方面（精神品质）这方面的东西”，[10](P160)他通过与女性的交往实现精神上对爱的渴望，寻求灵魂的满足。因此，坡笔下的不死的“他者”正体现了他对女性的关注，体现了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敬慕女性的力量。

结语

爱伦·坡对女性“他者”的附属地位的刻画是必然的，但他刻画的女性“他者”的反抗，尤其是复活式的手段，是他的独特性所在。他具有先锋性的女性意识来源于初露端倪的女权运动，以及坡在与女性交往中形成的对女性的重视、甚至是赞赏。爱伦·坡的女性意识更拓宽了他作品中的人文情怀，也为他的哥特小说增添了浪漫气息，组成了他美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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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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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8-0060-04

2017-03-01

孙霖（1992-），女，上海人，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