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肠郁思”:于湖词性情说

2017-04-13王琳夫

绥化学院学报 2017年8期

关键词：性情词作词人

王琳夫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 121013)

“热肠郁思”:于湖词性情说

王琳夫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 121013)

分析于湖词作为“苏辛两际之桥梁”以外的艺术独特性对于重新审视其在词体诗化过程中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从陈廷焯旧评着手：“热肠”是创作者主体情感的迸发，也是其性情之厚在创作层面的外在体现；“郁思”是构词章法之巧妙，亦饱含着忧生爱民之思。所谓性情入词，不仅要求词作者的真情见性，更要求词人本身有着经得起时代考量的崇高品格。

张孝祥；于湖词；热肠郁思；性情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著有《于湖居士长短句》五卷。宛敏灏先生《张孝祥词校笺》辑录其词224首。历代词评家对于湖词均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在作词章法、意境营构等方面尤有建树。近代以来对于湖词评价则偏重于其中的爱国词，把张孝祥视为一般的南渡词人、辛派词人，亦或是承接苏辛之间的桥梁、苏词忠实的继承者，继承了东坡范式的超越旷达。但是从风格的独创性角度来看，于湖词却与苏辛，乃至同时代张元干等词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实际上，张孝祥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和李清照（1084-1156）、张元干（1091-1161）等南渡词人不同，张孝祥生于南渡之后（1132-1170），对于家国亡败、失所流离难有切身之感，又因中暑早夭与辛派中兴唱和群体未有过从。故而简单地将其视作南渡词人或者辛派词人是不符合实际的。从风格独创性的角度来说，陈廷焯提出的“热肠郁思”可能更切中于湖词的原貌。“热肠郁思”一语出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张安国词，热肠郁思，可想见其人。”[1](P27)其中“热肠”一词用在词评上是很少见的。随着晚晴以来词学“性情说”的兴起，刘熙载提出“词品说”，主张词品与人品的相互映照。从况周颐的“词心”到王国维的有我无我之境，清末三家亦不约而同的关注到了词人主体意志、人格品性对词体的影响。“热肠郁思”即是陈氏对于湖词“以性情为词”风格特征的概括。

一、“东坡范式”下的异与同

苏轼之学在南渡之后高宗、孝宗两朝广为盛行，在国辱偏安、社会反思的背景下，苏轼本身非凡的个人魅力和超越旷达的诗词之风正合文人士子之需。甚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俚语盛传。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张孝祥同样受苏学诗文观的影响。苏氏以才气作词，而张孝祥亦是“天才映发”，可以说是东坡范式最出色的继承者。“东坡范式”较早期的“花间范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抒情主体的内在情绪往往是矛盾的、具有冲突性的[2]，东坡词在冲突后会归于平淡，转向一种常人难及的超越，而张孝祥承袭了这样的矛盾性，却把超越表现得更为积极的、热忱。

张孝祥是有意学苏词的。谢尧仁在《张于湖先生集序》中赞其“活脱是东坡诗，力亦真与相辄”“东坡相先后者已十之六七”“今人皆以为胜东坡”，但张孝祥认为自己还要“更读十年”[3]才能赶上苏轼。可见张孝祥的创作在其生前就常与苏轼相比，就连两人的生平经历也很相似。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因乌台诗案几度沉浮；张孝祥上书为岳飞辩冤，累遭牢绁之灾。无论从意象选用，还是表达习惯上来看，于湖词有很多与苏词相近的地方，而这些相似中也有着明显的不同。苏轼的《西江月》写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而于湖词中则是“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在谈及官场生涯时，苏轼是“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而张孝祥则是“不识平原太守，向来水北山人。”“幸有田园故里，聊分风月江城。”这两首词有意模仿苏轼，在同样的创作语境下，使用同样的调子，却有着不同的用意。苏词中的转头即空的“大梦”变为张词的“有幸”“悠然”，其中蕴涵着完全不同的风味。同一组《西江月》中还有“湖雾平吞白塔，茅檐自有青旗”“千年圣学有深功。妙处无非日用”“解饮不妨文字”“天色寒呵且睡”等句。不可否认很多句子有很明显的模仿苏轼的痕迹，但是在相似的语境下，张孝祥用“自有”“无非”“不妨”“且”这样表示转折的词每一次都把悲愁之事，伤怀之情逆改过来，在词作中总是流露着乐观豁达的精神态度。

乾道二年秋，张孝祥过洞庭遇大风，船不能行，困于黄陵山之下作《西江月·阻风山峰下》。此时的张孝祥在潭州任上被贬，乘舟北上。仕途坎坷，羁旅之愁又被迫露宿在张孝祥的笔下变成了“波神留我看斜阳”，尽管路途舛折但依然相信“明日风回更好”。这与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近的旷达之中，却又无处不流露着对生活的热情。苏轼在“任”字的使用上明显要比张孝祥执着。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在面对无法改变的现状时，苏轼的旷达更多体现为听之任之，安然自守，而张孝祥的旷达则更偏向于看到事物有利的一面，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张孝祥身体不佳，多病缠身，38岁而早夭，其词多为壮年做所，于湖词中总是洋溢着对未来乐观的希冀，陈氏所说于湖词整体风貌之“热肠”就体现在这种两宋词中罕有的积极一面。

《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写于公元1161年宋军在虞允文的率领下于采石矶大败17万金军之际。张孝祥毫不掩饰喜悦之情，在其中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击楫誓中流”。如果说前句的“小乔初嫁”“赤壁肥水”是承袭苏轼之遗风，那么结句就是张孝祥本色当行。“我欲乘风去”表面上看似化用苏轼“我欲乘风归去”，然而恰如前文所说，张孝祥学苏的表象中，总是暗含着与苏轼相反的用意：苏轼的乘风归去后是“又恐琼楼玉宇”，而张孝祥则是乘风击楫，砥柱中流，破浪而前。苏轼的旷达豪放的气质在张孝祥这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诠释。张孝祥之后的词人则或多或少受到了于湖词热忱情绪的感染，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词人渐渐吸纳了这种气质，可以说是张孝祥开拓了旷达词风的内涵。

二、性情入词的尝试

于湖词中的“热肠”表现在具体词作中，是词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其说是“热肠郁思”，不如说是“性情”。在两宋理学背景下，性情一词不单是纯粹的个性情感，“性”是道德心性，“情”是饱含着个人情志的受道德约束的秉性，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真性情”不仅要求词作者的真情见性，更要求词人本身有着经得起时代考量的崇高品格。另外，“性情入词”也是于湖词继承苏轼“以诗为词”，在“文有活法”这一理念的引导下融“性情”于词的独特创作法式。

说“性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词人敢于把自己作为抒情主体直接填入词中。于湖词224首中，含有“我”字的词作多达55首，所占比例高达25%。如诺曼·雅各布森所言：“诗歌的显著特征在于，语词是作为语词被感知的，而不只是作为所指对象的代表或感情的发泄，词和词的排列、词的意义、词的外部和内部形式具有自身的分量和价值。”[4]诗歌中语词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大都有着其特定的作用。合乐而歌的宋词在这一点上更有别于其他诗歌态势：词更多时候是面向听众作为一种艺术作品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作者通常把自己藏于情境之外，比如常借女子、拟人化的景物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虽然这难免使人感到隔阂，但传统观点认为词应该是婉曲的、雅正的，“我”字入词和俚语入词一样，应该是慎之又慎的。苏轼以诗为词打破了这一局面，张孝祥为首的词人们逐渐开始尝试把一些更简洁而又真切的字填入词中，“我”字是个很标志性的选择。要注意的是，“我”并不一定是指词作者本人，也可以是词人所需要代言的抒情主体，更进一步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人称代词意象”。这种意象把抒情主体直接变成了词作的一部分，把以往客观视角所带来雅正、唯美之感，变为主观的、热情的“我在台上看风景”。主客观相容是词体诗化、徒诗化的外在表现之一，词从民间歌谣、精致的乐章渐渐向吟咏性情的诗篇、案头文学转变，张孝祥作为两宋之交最重要的词人之一，这种变化在其作品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更加直白的表达并不意味着艺术性的降低，相反张孝祥认为“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5]，在其词中总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创造性构思，这些创造性构思通常又和“我”作为一个表达的意象载体直接在作品中出现联系在一起，如“波神留我看斜阳”“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等等。在这些词里，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使自己和自然景物、天地神仙等本来难以感知的事物产生了直接的互动，使词人和这些事物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抒情主体与自然万物之间主动的、积极的联系使于湖词既是在描写玄奥之事，也始终保持着热情洋溢的整体风貌。以人称代词意象入词为代表的性情之语一则表现了作者本身的自信，从用字到表情达意的驾驭能力，二则能将读者更快地带入到词人所构建的情境中来。实际上在于湖词中，“我”字通常和动词连用，如“待我仙郎折桂枝”“还照我登楼”“斜阳唤我归船系”“借我绳床小住”等，这些“待我”“照我”“唤我”“借我”构成的表达有着强烈的诉说感，使读者好像变成了倾诉的对象，亦随词人的豪迈之气起舞，再不能“置身事外”。

“性情入词”不仅是说词中流露的热情自信，也不单指某种创作手法，更包含了对国家百姓的热切关怀，一种生民济世的情怀，以及从中体现的词人本身的人格魅力。宋史载张孝祥“读书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绍兴二十四年年仅23岁的张孝祥以廷试第一的身份三元及第，成了新科状元。《四朝闻见录》载秦桧曾问张孝祥“学何书”“观谁诗”，张孝祥对曰“颜书、杜诗”，秦桧感叹道“好底尽为君占却”[6]。天下的好事都让张孝祥占去了，就连当朝宰相都要嫉妒。另外，北宋以来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使得文士们也不再以“马上功名”为荣，甚至认为“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逐强番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7]。极尽吹捧状元的社会风气恰逢上三元及第、少年得志的张孝祥，这种“状元崇拜”使得张孝祥一夜成名，为馆阁坊间称道，虽然也因此而遭到秦派的排挤打压，但少年得志、状元经历对于湖词的风格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为于湖词注入了难以掩饰的豪情与自信。在“短发萧骚襟袖冷”之后，定是“稳泛沧溟空阔”，由“稳”字表现出作者主体意志强大的掌控力。这种掌控力流露出的作者的自信在于湖词中并不鲜见。张孝祥少年得志，又才气逼人。属文作诗，和铅舒纸，挥笔而就，是为数不多的不专事填词，仅凭才气信手拈来，就能心手相得的词人之一。又因张孝祥中暑早夭，于湖存词多是壮年所作，故而词中展现出的热情洋溢、英姿勃发的整体风貌，与其他南渡词人大有不同。

少年得志步入仕途的张孝祥，才华横溢之余不免意气风发，爱憎分明。在殿试中夺了秦桧之孙秦勋的名次，上任之初又上书为岳飞申辩，甚至还直接拒绝了秦桧党羽的联姻。张孝祥是秉承苏轼的“人品即是词品”观念的，所以当浓烈的主观情感融入词作当中时，就有了于湖词中很多针砭时弊，饱含着词人爱国情感的词作。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宋将张浚听讫为之罢席的《六州歌头》。这首词创作于宋孝宗二年张浚率领的宋军北伐战败之际。淮河边境尽数撤防，主和派得势，向金国派遣使臣，进贡乞和。主战派爱国义士们纷纷上书孝宗，张孝祥也义愤填膺，但却因“小儒不得参戎事”[8]遭到批驳。当其赴建康张浚处做客时，目睹淮河彼岸沦陷国土上的凄惨景象，敌人兵马在昔日的国土上肆无忌惮的驰骋，而南宋朝廷却苟且偷安，使节纷驰，这样的情景让人看了是多么的“若为情”，失望之余，满腔热血的张孝祥为之感到羞愧。张浚听罢此歌亦情不能自已，奈何力有不逮，为之罢席而去。不得不说，作为一篇以时政为主题的词作，又在公共场合演唱，它几乎就是一篇讨伐残暴的侵略者和懦弱的主和派的檄文。朱熹认为张孝祥父子诗词“使人奋然有擒灭仇虏、扫清中原之意”[9]。刘熙载《艺概》谈到的“张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10]显示了这首词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在爱国人士间产生的强大共鸣。恰就是这样一首极富感染力和功效性的词作，又蕴含着作者毫不掩饰的个人情感，在保持词作艺术性、音乐性的同时淋漓尽致的表达个人的主观感受，用“若为情”“气填膺”这样的性情之语强化感染力。可以说“性情入词”最大程度上的体现是这种词品即人品，此我即真我的坦荡的词风。

三、“沉郁词说”与“文有活法”

张孝祥秉承“文有活法”所表现出的别具匠心的构思，是暗合陈廷焯的沉郁之说的。沉郁即关乎词人的性情之厚，又代表着词作本身“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的审美特性。词人的“郁思”保证了于湖词在“热肠”的性情流露之余又有着独特的艺术韵味。

张孝祥长于用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笔法创造生动玄妙、明快高旷的意境。这种创作方式在词中很少见，但是在诗中却由来已久。苏轼以诗为词的理念对张孝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具体如何将诗的作法融入词中，张孝祥却有着自己的理解，在学杜、学苏之余还融合了江西诗派的神思傲绝。江西诗派崇尚奇拗的诗风，尤其注重炼字谋篇，在张孝祥的词作中亦充满了神思妙想，或是身在水晶阙中，变作驭风之仙；或羽节缥缈下天端，化作驾鹤仙翁。于湖词中，作者从不吝惜用这些看似荒诞的仙侠之语表现自己的逍遥豪迈之情，用及类似“水晶宫”“白银阙”这样神游天宇之外的游仙词多达几十首。虽然张孝祥曾与多位僧人交游，受佛家道家影响，但这些游仙词更重要的是在作者巧妙的构词中表达了对现世时局的关注。“昨梦归来帝所，今朝寿我亲庭。只将此宝伴长生。谈笑中原底定”（《西江月》），词人还是无时无刻不念及安邦护国的梦想，只可惜自己力不能及，找不到更现实更直接的方式来挽救日趋衰颓的懦弱王朝，但即使是寄希望于仙侠庇佑、异宝生辉，也乐观的认为一定可以击败藩敌，底定中原。于湖词中的“郁思”不仅仅体现在游仙词上，积极地与自然景物产生互动也是其一大特色。向荷花倾诉又抱怨荷花“不应人”（“无奈荷花不应人，背立啼红雨”），最怜惜人儿的是岸边的杨柳，却只是因为“船儿曾系”（“岸边杨柳最怜伊，忆得船儿曾系”），这些表达生动巧妙，让人不禁拍案叫绝，为词人的郁思妙语倾心不已。像“两山浓翠相呼”“酒兴因君开阔，山容向我增添”，这样的说法亦是别有韵味，稼轩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受此影响。“郁”为深厚之意，作者的郁思巧句构成了于湖词旷达词风独具特色的一环。

另外一方面，江西诗派对炼字、用典格外关注，主张点铁成金、每一字皆有来处。汤衡在《张紫微雅词序》中称赞张孝祥：“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初若不经意，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9]可见在炼字用典方面张孝祥也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在用典、化用前人诗句时，张孝祥更青睐于楚辞、《庄子》这类颇俱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文典籍，在描写江湖水景时，楚地特有的草木、楚辞中所描绘的阮湘仙神之典在于湖词中占很大比重，以楚地为描述对象的词作多达34首，如“回首叫虞舜，杜若满芳洲”“淮楚襟带地，云梦泽南州”。张孝祥自诩吴山楚泽行遍的“荆楚剑客”，一则源于其“家住楚尾吴头”“我家住在楚江滨”。张孝祥生于乌江，少迁芜湖又先后在平江、靖江、潭州等地任职，基本都属吴楚旧地，故而对“楚人遗俗”（《拾翠羽》）有着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张孝祥由杜诗中脱胎的沉郁顿挫全主风骚的词学观，使《楚辞》对于湖词产生了由表及里的深刻影响，正应陈廷焯对其“郁思”的评价。陈廷焯认为作词之法首贵沉郁，在对于湖词的评价中，郁思不仅是表现一种独到的创作构思，也糅合了陈氏主张的沉郁的词学观，而他认为最沉郁者莫过于《风》《骚》，认为国风和楚辞是“忠厚之至，沉郁之至”的词的源头。

张孝祥偏好楚辞另一大原因则是源自对爱国诗人屈原的钦慕。在自己的词作中多次借用屈子之典，在缅怀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的同时亦以屈子自况，借汨罗江的清流表现词人自己“表里俱澄澈，肝胆皆冰雪”的忠肝烈胆。湘江可以说对屈原和张孝祥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屈原因谗言被放逐于阮湘之地，张孝祥也险遭缧绁之灾，从桂林北归行至湘江。在惊人相似的历史情形下，张孝祥怎能不心生慨叹。词中作者大量引用了《楚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典故，几乎无一字不有出处，却又浑然天成没有丝毫斧凿之迹，除了词人本身才气使然外，张孝祥本身与屈子高度契合的高洁品性与无比相似的外部环境，使得文辞志三者得以完美相融。乐观豁达的心境与“沉郁”的作词之法并不冲突，“郁思”既是性情之厚，也是作词章法之厚；既是化字用典中的根祖风骚之厚，也是于国于民的情感之厚。

四、陈氏“热肠郁思”辨

南宋以来对各词评家对于湖词多有肯定，有关张孝祥的词集《于湖集序》在他死去不久就已辑校流传，各类词选对他的词作也都有选录，但其选录的通常只是于湖词中的雅正之作，王国维综合前代各家观点，把于湖词定义为“豪壮典丽”，而关注其豪放词者又通常局限于《六州歌头》等针砭时弊之作。张孝祥在东坡之后，稼轩之前，对辛派词风无疑是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之功的，然而以往的评价往往在关注张孝祥承袭了苏轼之旷达词风而忽略了于湖词风格在过渡继承之余的独创性，所以说陈氏“热肠郁思”之语颇有见地。

“热肠郁思”这一评价，陈廷焯还将它用在了另外一位词人之上。陈氏将清代词人张惠言亦评为“热肠郁思，若断仍连，全自风骚变出”[1](P114)。张惠言本无意学于湖词，就张惠言的《词选》的选词标准而论，张孝祥只有《六州歌头》得到了他的认可，并未给予于湖词特别的关注。从词人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还是家学渊源来看，其二者亦不相同。所以说《白雨斋词话》对张孝祥和张惠言两位不同时代的词人“不约而同”的评价值得深思。

尽管两位词人的差异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是茗柯词和于湖词却仍有着明显的内在相通之处。张惠言主张词要“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张孝祥亦认为可“以诗为词”。自东坡后倚声家们逐渐将诗、赋的笔法融入到了词中，但由于词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有所不同，对诗赋作法的理解亦有差异等原因，即使是同样的以诗为词表现出来的具体风格实不相同。历代有意或无意间受东坡词影响的词人们，在其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风格，而茗柯词和于湖词在其中表现出了共同的特质。为改变词坛中日益僵滞的词体雅化之风，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主张以性情入词。和渐渐脱离创作实际的浙西派以雅正为尊的创作导向相反，“性情入词”不被词以雅正为宗的传统观念所束缚，认为创作者可以在词中自如地挥洒自己的情感。另外，这种吟咏性情的模式也有别于要眇宜修的传统词体抒情态式，其所谓性情是结合了“诗言志”传统以及受儒学道德约束的情志、秉性。在这样的理念影响下，“性情入词”使《茗柯词》与《于湖词》两家不同时代的词作竟表现出了十分相近的色彩。以张惠言最负盛名的《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为例，虽然在意象选用、表现方式来看和于湖词中任何一首都不相近，但是从“吹彻玉城霞”到“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其间洋溢着的积极乐观的精神，以及在对自己学生的勉励之中流露着作者自身对生活的热忱是和于湖词异常的相似的。张惠言主张词应有比兴寄托“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表现在词作中是用异乎寻常的自然晓畅的语言（即“微言”）来构造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今日非昨日，明日复何如”“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即使是以今人的视角来看亦是如此的明快上口，如珠落玉盘脆而有声，粒粒分明，这样酣畅淋漓直抒胸臆的词中隐含的特质与于湖词之“热肠”差近。另外作为“热肠郁思”在创作法式层面的表现，诸如《茗柯词》中“要使花颜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这种物我两化，借用自然界的草木景物与词人热情互动的笔法在于湖词中更是十分常见，如上文提到过的“酒兴因君开阔，山容向我增添”等。而张惠言所认为的词要有所寄托则恰应了于湖词中饱含着的爱国忧民之思。

因此，谭献盛赞张惠言这种既沉郁又疏快的词风“开倚声家未有之境”[11]并不完全恰当，只不过作为此类“热肠郁思”词风尝试者的张孝祥，表现出来的只是真实的情感流露，才气使然，囿于时代所限，在尚以雅正为宗、苏学盛行的两宋之际没有合适的阐发环境，甚至可能就连张孝祥自己也没有在意这种由性情主导的创作实践。而陈廷焯却敏锐地发现了这种茗柯词和于湖词中本无联系却不约而同的内在的特征，融合了自己“沉郁顿挫”的词评理论后，以“热肠郁思”加以概括。

结语

性情一词不是单指个性情感。“性”是道德心性，“情”是饱含着个人情志的受约束的秉性。所谓“真性情”不仅要求词作者的真情见性，更要求词人本身有着经得起时代考量的崇高品格。总的来看，“热肠郁思”是于湖词以性情为词的具体表现。其中其前者更多体现在词中洋溢着的作者主体意志表现出来的积极乐观的心态、直言不讳敢于袒露的赤子之心和对生活本身的热忱。而后者则是在构词之法、典用之思、性情之厚等多方面诠释的结合。“热肠”和“郁思”这两个独特的评价偏重角度有异却又暗含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郁思和热肠的表象并不冲突，陈廷焯自己也说：“杜陵情到深处，每多感激之辞，盖有万难已于言之隐，不仅明目张胆一呼，以舒其愤懑，所谓不郁而郁也。”[1](P142)可见陈氏的“沉郁”之说不是囿于某一种固定的表达态势，只要是“情到深处”也是符合沉郁标准的。白雨斋虽以沉郁顿挫为宗，但在不同情境下亦可以有新的形态的阐释。

[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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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谭献.箧中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王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