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志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论“二桃杀三士”文本演变中的情理冲突

牛志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二桃杀三士”是中国古代的另类鸿门宴，晏子以其阴谋成功推动了这场杀局，让三士成为了另类的悲情项羽。晏子的隐忍无情、虚与委蛇一反正史中其睿智英朗的君子风度，齐景公一手提拔三士，最后又一手葬了三士，透露出古代朝堂之上的生存斗争何其惨烈。文章通过比较分析这一故事在历史演变中的人物性格及各人物间的矛盾变化来探析这场杀局中的情感冲突，透过冯梦龙对原作的改编情况来看当时读者对这一故事的情感立场，阐明三士之死的矛盾演变和根本原因。

三士；晏子；齐景公；情理；死亡

“二桃杀三士”最早见于《晏子春秋》一书，名为“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汉代则出现了该故事的大量画像石，后世如《诸葛亮集》《艺文类聚》《西溪丛语》等书中均有收录，但受众不广。明代冯梦龙将其改写成为短篇小说，收入《喻世明言》，题为“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清人蔡元放改编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为《东周列国志》，其中亦收入“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一文。经过冯梦龙、蔡元放的改编，这一故事才大量传播开来。

一、三士和齐景公的情理冲突

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士因用勇功而受到齐景公的厚待，这是他们人生得意的起点，也是祸胎暗结的初始，因为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就是不对等的。《晏子春秋》中只是记载了三士没有对齐相晏婴行礼，而并未表现出对齐王有所不敬，但是当晏子将三士对他的无礼上升到国家层面时，齐王自然联想到了自身的安危，怕有朝一日三士对自己无礼，甚而危害到自己的统治，暗许晏子可以自由处置三士的生死，“二桃”的杀计也顺理成章地浮出了水面。《喻世明言》中三士与齐王的君臣矛盾公开化了，“三个不知文墨礼让，在朝廷横行，视君臣如同草木。景公见三人上殿，如芒刺在背。景公曰：‘此三人如常带剑上殿，视吾如小儿，久必篡位矣。素欲除之，恨力不及耳。’”[1](P338-341)此段言语颇有强臣欺弱主的意味，三士无礼齐王在先，从而降低了读者对齐王冤杀功臣的诟病。作者为了突出三士的蛮横，特地塑造了三士粗犷怪异的相貌，且点出三士是品行霸道的，这为齐王的杀心和晏子的杀计做好了正当的铺设，因而三士虽有恩于齐景公，但不得善终。

《东周列国志》中，三士与齐景公的关系则简单明了，三士以勇功获得齐王的赏识，虽然粗疏无礼，但景公仍十分惜才，不以为意。齐王为了嘉奖三士的英勇，封三士为“五乘之宾”，“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2](P29-30)即三士享受各自统领一辆总共有78人的兵车的荣誉，应该是很高的待遇了。在此文中，齐景公是被动参与到杀三士的阴谋之中的，且是被晏子裹挟，因为当三士自刎之时，“景公急使人止之，已无及矣。”[3](P725)

要之，《晏子春秋》中，齐景公因晏子的怂恿而默认了二桃杀三士的阴谋，《喻世明言》中齐景公则是有心杀之，亲自缔结了二桃杀三士的阴谋。《东周列国志》中齐景公则是陷入了晏子的杀局，无力挽救三士的生命。然三士毕竟都曾立下大功，三书中齐景公都以士礼安葬了他们。

二、三士与晏子的情理冲突

《晏子春秋》中，晏子作为齐相，在朝堂之上自是以政治眼光来观人，深谙政治礼节。政治人物自具政治权力，其言行影响国家权力结构的变迁，晏子身居相位，政治敏锐性自是很高，对于潜在的政治威胁自是想方设法去铲除。齐景公认为三士勇猛过人不好除之，晏子则曰：“此皆力攻勍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4](P72)透露出晏子对三士的轻蔑，认为其无智谋，易除之，且除之对国家没影响。但是三士的自刎证明了其并无政治野心，如此这一故事就成了“晏子为报一己私仇便利用景公对他的信任和自己的‘奸诈’将他们置于死地。”[5](P155)三士成了可歌可泣的人物，尤其是公孙接面临晏子的阴谋时仰天大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4](P72)这表明公孙接看破了晏子设局让他不得不以功争桃的困境，但却没有想到突围的办法，这更加证明了三士并非一味勇武，也颇具智慧眼光，但是这种智慧还不足以和晏子的阴谋一较高下，因而晏子显得卑琐阴暗，齐景公放任晏子奸计逞凶，则成了忘恩负义之人。

《喻世明言》中，齐景公对三士的骄横十分不满，身为丞相的晏子自是心知肚明，因而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杀三士的队伍之中，导演这一场阴谋杀局。靳尚使齐时因晏子主张齐楚二国以和平为贵而遭到三士的训斥，可见三士是手握重兵的，强横到无视丞相晏婴的地步，只能齐景公发话化解尴尬场面：“丞相既出大言，必有广学。且待入楚之后，若果获利，胜似兴兵。”[1](P339)而三士依旧气焰嚣张，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且看侏儒小儿这回为使，若折了我国家气概，回来时砍为肉泥！”[1](P339)这是赤裸裸地对晏子进行生命威胁，身为丞相的他可不会认为这是三士的一时气话，但是晏子隐忍不发，只是礼节性地回答了景公的搭救：“主上放心。至楚邦，视彼君臣如土壤耳。”[1](P339)晏子身怀谋略，此去使楚，以其睿智通达使得楚王拜服，接着便向楚王道出了三士是两国和平友好的阻碍，成功拉上了楚国这个除掉三士的盟友。至此，晏子完成了他的谋划的准备工作，待归齐后更是获得了齐景公的支持，杀三士之计的雏形已具，而三士闻晏子成功使楚归来后怒不可遏，丝毫没有危机的警觉。接着晏子去拜见景公时马上说了三士的无礼甚甚，景公也道出了自己久欲除之的想法，晏子马上奉上了自己的妙计：“此三人者皆一勇匹夫，并无谋略，若如此如此，祸必除矣。”[1](P341)君臣间一问一答，配合默契，景公的王位和晏子的安危达成了利益的一致。如此，齐楚二王都成了杀三士的核心盟友，晏子就像幕后导演一般，他在宴会上极力利用三士摆功争桃的心态，给人以唯唯诺诺之感，待到三士自刎后，则笑曰：“非二桃不能杀三士，今已绝虑，吾计若何？”[1](P342)使得楚王拜伏而叹曰：“丞相神机妙策，安敢不伏耶？自今以后，永尊上国，誓无侵犯。”[1](P342)晏子之言表示了他对自己智谋的自信，而楚王的表现则恰好证明了靳尚使齐时晏子所说非虚，现今果以三寸之舌赢得齐楚两国和睦，表现出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城府韬略，手段温和而残忍，真是个笑里藏刀的丞相。

《东周列国志》中，三士进入晏子的视野，不是因为其神勇有功，而是其“挟功恃勇，口出大言，凌铄闾里，简慢公卿。……为国家之患，晏婴深以为忧，每欲除之，但恐其君不听，反结了三人之怨。”[3](P723-724)这是晏子精心设计二桃杀局的根由，因而下文的鲁公突然访齐一事很可能是晏子暗中谋划，因为这正是他除掉三士的最佳契机，鲁公或明或暗成为了这一杀局的助手。当宴会行至中途，晏子便奏请以鲜桃为两国君主助兴，且亲自去园中采摘，因故呈上六枚。这一系列的细节无不表明晏子的处心积虑和步步为营，若是别人去园中采桃，自不会只采六枚，一国丞相亲自采桃且充满了精心的算计，不如此，二桃不得出，三士无法除。宴会上面对三士报功争桃时，晏子的内心应该是窃喜不已的，而外在表现却神态自若，其谨小慎微的为人风格清晰可见。晏子好像循循善诱的斗牛士一样，以看似平淡如水的话语激起三士的争斗之心，真是杀人于无形的高手。公孙接是第一个报功的，晏子郑重其事地强调他的功劳很大，完全可以食桃；古冶子第二个报功时，晏子则表现出唯恐怠慢的状态，以示尊重，以安其心；田开疆最后一个报功时，晏子则以安抚拔高的语气表示：你的功劳比他俩大多啦，可惜没桃子了，就喝杯酒，等明年吧。堂堂齐国的将军，吃个桃竟然还要等一年？晏子的撩拨成功激化了三士的矛盾。三士死后，晏子对齐景公说了他的看法：“此皆吾国一勇之夫，虽有微劳，何足挂齿。若血气之勇，不过备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为齐轻重哉！”[3](P725)晏子认为三士只能算是国君的打手，其死于国家大局毫无影响，因为三士不懂君臣之礼，空有匹夫之勇，不识大体终成隐患。

三、三士人格的情理冲突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些死亡描写，其实都包含着对人物形象的一些道德文化批判。”[6](P86)三士在生死之际的言行最能表现其性格的多面矛盾，在《晏子春秋》中公孙接、田开疆报功不让，誓要得桃，且表明自己的功劳独一无二，不愿与人同享一桃。而古冶子的抽剑怒喝使得二人感到羞愧，继而反桃自刎，性格刚烈如此。古冶子至死认为自己功劳最大，独食一桃最为合适，但又对自己的过激言行使得二士自杀感到懊悔，认为自己不死就成了不仁不义，怯懦贪功之人，遂而自刎。《喻世明言》中，三士争功的语气舒缓许多，都以“其功若何？”相问询，并未直接开架，而是在晏子的挑拨后才起冲突。首先田开疆功劳因最大反不得桃而丢失颜面于两国君臣之前，自感羞辱万分，愤而自刎，这使得公孙接大惊的同时认识到了自己功小而贪桃太不谦让，兄弟自刎自己苟活是懦弱，也拔剑自裁。古冶子则道出了三人实亲如骨肉，二位兄弟已死，自己独活怎能心安！《东周列国志》中三士自刎场面与《喻世明言》的基本相似，只是将人物和事迹调换了位置，杀敌救主的公孙接功绩最大而不得桃，这恰恰就是晏子故意激化三士矛盾的关键所在。功劳最大而待遇最差，公孙接心底万丈怒火随着鲜血喷涌而出，勇将不可辱的意气让田开疆羞耻自刎，古冶子以同生共死的兄弟情义紧随其后死去。要之，从三士之死我们可以看到其人格的自我矛盾：第一，争强好胜但粗枝大叶，不懂进退之道，晏子正是抓住这一弱点布局引三士入瓮。第二，孤高自傲导致四面树敌却不知防备化解，使其在朝中成了众矢之的，危机时刻无人搭救；高傲导致的轻敌更为致命，没有提前探知晏子的举动使其被动挨打。第三，虚荣导致了兄弟情义的破裂。三士争桃各不相让，虚荣胜过了理性的冷静和感性的兄弟之情以至于拔剑相向，第一个人的自刎使才得其余二人醒悟过来。三士不懂中庸过犹不及的道理，最终身死。

结语

三士以其自在本性行于朝堂之上，他们有武将的秉直和霸道，崇奉最直接的武力至上原则，其毫无顾忌的言行更是成了众矢之的。而古代朝堂是乃阴谋密布之地，君臣之间、臣臣之间都互相戒备猜疑，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和谐场，是一个要谨言慎行才能存活的地方。三士自恃功绩而无礼于朝中一般官员，最终无礼于丞相晏子，无视官阶差距，无视政治礼数，甚而无礼于齐景公，这样的臣子注定以悲剧收场，因其不见容于众人。效忠君王是古代臣子最大的政治信条，即使三士神勇无匹，但只要有一丝不忠的嫌疑，都会立马被除掉，廉颇、乐毅和李牧都是一代名将，但都因不忠的嫌疑而黯然收场就是明证。要之，“二桃杀三士”在三个文本的故事演变中，其情感冲突更为激烈而深入人心，让我们对三士之死有了更清楚的把握：三士的自我人格矛盾是其走向悲剧结局的根本因素，而朝堂的生存环境又与其狂放不羁的本性格格不入，这引发了他们和丞相晏子与齐景公的矛盾冲突，加速了其走向死亡的进程！

[1][明]冯梦龙,编著.徐洪火,校点.喻世明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2]刘柯，李克和.管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明]冯梦龙.[清]蔡元放,编.刘先廷,评.东周列国志[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4]鄔宵鸣.晏子春秋选译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5]郭甜甜.《晏子春秋》中的晏子反面形象分析[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S2).

[6]李根亮.死亡与古代士人的人格——以明清小说中的死亡描写为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7).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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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8-0049-03

2017-04-07

牛志强（1991-），男，甘肃庄浪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