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名杰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杨浦 200082）

压抑与抗争：汉代乐府诗的女性形象建构

董名杰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杨浦 200082）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始，这一时期，封建礼教初步定型却又尚未成熟，妇女虽受压迫却又尚未完全失声。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著称的乐府诗歌作为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塑造了众多身份各异、地位有差、苦乐不均的女性形象，深刻再现了当时妇女饱受压迫、奋而反抗的社会现实，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汉代女性社会生存的全景式写照。

汉乐府；汉代女性；社会生存；压抑；抗争

作为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汉乐府诗歌在其中塑造了众多身份各异、地位有差、苦乐不均的女性形象，深刻再现了当时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在社会中所遭遇的礼教压迫和男性霸权以及谋求独立、反抗压迫的艰难困苦，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较前世的文学作品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一、汉代：女性伦理道德不断强化

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始，在这一时期，统治中国正统思想上千年的儒学的官方地位得以确立，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礼教也初步定型。伴随着儒学确立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很快延续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就包括男女两性关系。儒家始终强调以等级名分教化社会，孔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P133-134)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生活小事，必须做到“正名”，而做到“正名”，则必须通过“教化”，“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2](P2503)，如此，以“正名”为目的的封建礼教不断得到强化。

作为“五经”之一的儒家经典《礼记》对“礼”有详细的阐述，其中就对“男主女从”的社会地位差别持有鲜明的立场：“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3](P323)如《礼记》所言，要求女子必须坚决服从于男性。更甚者，《礼记》载：“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3](P322)认为女子必须坚守贞节，即使丈夫去世也必须终身不嫁从一而终，直接剥夺了妇女的婚姻自由。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对先秦儒学思想进行一系列神学化的改造之后，在其中加入了后世封建女性必须严守的“三纲五常”，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伦理道德理论。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道：“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虚而行于末。”[4](P400)“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4](P400)“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P432-433)其将君臣父子夫妇比作阴阳之道，阳盛阴末、阳贵阴贱，将这一切神化，故在两性关系上，男尊女卑，男主女从，女子应该服从男子，这是天道人伦注定的应有之义。董仲舒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阴阳论述，在《礼纬》中得到了更为直观的描述：“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5](P4)“纲”意为“关键”，“夫为妻纲”意指男性永远处于主导地位，女子要以男性为中心，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这也成为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根据现代研究，被认为成书于东汉中期的《大戴礼记》对女性的生活准则有了更为明确和细致的规定：“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6](P467)“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妇长子不取。”[6](P468)“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6](P469)同为女性的东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班昭著《女诫》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告诫女性嫁于夫家之后应顺从以对。凡此种种，两汉四百余年，封建制度不断完善，儒学的官学地位不断巩固，思想亦不断深入人心，与此相伴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也是不断加深，对汉代及后世女性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灵上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二、压抑：夫权下艰难生存

汉代封建礼教初步定型，并随着两汉封建社会的发展，对女性的压迫也逐渐增强。在乐府诗之中，诸多诗篇将弃妇的凄苦和悲惨命运描写得淋漓尽致，一个个服从封建礼教、服从夫权的传统封建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玉台新咏》收录的第一首诗《上山采蘼芜》便是一首弃妇诗，这首诗描写的是女子被休之后上山采蘼芜之时偶遇前夫的场景，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当时女子地位之低。首先，诗中女子在面对这个给自己带来极大痛苦和侮辱的前夫却仍以跪礼相待，恪守妻子对丈夫应有之礼。其次，两者开始了一段新旧两人比较的对话，女子长跪所问的竟是“新人何如”，夫权等于天，诗中女子并没有责问或者怪罪丈夫抛弃自己，反而从自身找原因，看看自己是否在哪些方面不如新人，完完全全将自己置于一个低人一等的地位，顿使人产生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而这正是封建礼教长期压迫导致的必然结果，在当时那个时代显得尤为正常，若妇人以责难口气历数丈夫的不是，怕是会被当成离经叛道、不守妇道之类。然后，也是最为悲哀之处，丈夫回答新人对比旧人“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从诗文后面可知新人在女工纺织上对比旧人有所不如，同时只字未提有关“妇有七去”中的任何一去，由此可知，诗中女子并不是因为自身原因而被丈夫所弃，最大的可能便是丈夫喜新厌旧，故抛弃诗中女子，而可悲的是，原来的新人在丈夫看来已经是“颜色类相似”，随着时间流逝，这位新人在丈夫看来俨然已与旧人无异，或许在未来甚至也有被丈夫抛弃的可能性。可见，当时妇女嫁人之后的命运完全操纵在丈夫手中，甚至未满足“七去”也依然可以抛弃，不禁让人心生悲凉。最后，回过头来看，诗中女子是上山采蘼芜才偶遇前夫，“蘼芜”其实是一种香草，古人相信其可使妇人多子，诗中女子为了另嫁之后使夫家更为满意，就盼望自身能够多子多福，如此才能使自己不做到“七去”之中的“无子去”。

若是说《上山采蘼芜》反应的汉代社会底层或平民女子的艰难生活，那么由东汉后妃班婕妤所作的《怨歌行》描绘的则是在那高高宫墙之中生活的“高贵”女子的凄然景象。全诗以“扇”自喻，此扇由产自齐国的丝绢所制，皎洁如霜，暗示女子出身高贵、品性高洁，“出入君怀袖”比作女子受宠，时常相伴君王身边，但在宠爱之外则是惶恐，深怕自己就像因为秋天来到而被收藏起来的扇子一样被无情抛弃，结果正如其所想，帝皇对女子的宠爱中途断绝，就犹如扇子被弃置于箧笥之中，我们眼中看到的是一位失宠之后独居深宫凄凉的后宫女子。作为封建帝王的女人，可以说是当时天下女子中最为高贵的一群人，可就在她们享受锦衣玉食、荣华富贵的背后却是无尽的辛酸悲凉，即使受君宠爱，亦不过是君王的玩物，当不再受宠被君王无情抛弃时，留给她们的只有冰冷宫墙所围成的巨大牢笼。而对于她们来说，君王的宠爱居然是“恩情”，在封建王朝之中，这种不平等地位所带来的只有对女子深深的伤害。诗歌作者班婕妤乃汉成帝后妃，能“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2](P3984)知书达理，德才兼备，然如此才女终究逃不过帝王喜新厌旧、终老后宫的结局，班婕妤作《怨歌行》又何尝不是自己看穿世事之后心境的一种体现。

“汉乐府弃妇诗中的弃妇，无论是什么原因被休弃的，也无论她们对婚姻悲剧的态度如何，都是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下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和至高无上的夫权的牺牲品。”[7](P142)通过汉乐府诗歌，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社会底层的平民女性还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后妃，封建礼教对于她们的束缚并未因她们的身份差别而有丝毫的改变。两汉以来，伴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完善，儒学官学地位的巩固，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及封建礼教不断深入人心，汉代女性在当时那个男权主导的社会地位之低、生活之难令人愕然，甚至无数女子在思想上就已经习惯甚至默认了这种男权主导的现实，无助彷徨地活在男性阴影之下。

三、反抗：压迫下维护自我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此时在儒家伦理基础上形成的封建礼教虽然不断加深对妇女的压迫，但尚未如后世，特别是宋明时期般激烈，汉代女性也并非完全屈从于礼教，也有许多女子以自己的坚强和勇敢来捍卫女性的尊严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在汉乐府诗歌中，《上邪》可以说是女子对自身向往的美好爱情所进行的最为大胆赤裸的表白，诗中女子以五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显示自己与男子爱情的坚贞，“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妇女对理想,幸福生活的追求,也表明了她们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挑战,同时鄙视和指责了那种朝秦暮楚,不重意气行径”[8](P71)。无名氏所作《皑如山上雪》（一说汉代卓文君所作《白头吟》）描述的弃妇是一个对待爱情始终如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子。诗歌首先将爱情比作上山雪、云间月般纯洁无暇，容不得些许瑕疵，再言“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鲜明地展现女子的勇敢果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七去”之中的“妒去”，可女子依然对丈夫进行了控诉并决然离去，极大地挑战了当时社会的男性霸权。其次，女子表明自己当年出嫁之时尚不啼哭，是坚信能够与心爱之人白首，表明了自己对待爱情的高尚态度，然自己的愿望与现实终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事实上，在当时的封建礼教之下，女子的“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最后，女子言及男子应当重情轻利，似在回应之前男子之所以有“两意”的原因，亦是对男子人品的不屑，如此将矛头直指自己的丈夫，可以说完全偏离了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教育。

乐府诗歌中对抗封建礼教最为壮烈和悲剧的当属被称作“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诗文前序就交待整篇诗歌的主要内容，焦仲卿之妻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这位刘氏不仅知书达理，在夫家更是十分尽心，然“大人故嫌迟”，焦母对兰芝仍然是百般苛责。刘兰芝既嫁入焦家，却无尽地受焦母压迫，稍有抗争，便是“七去”之中的“不顺父母”，是什么让刘兰芝在夫家活得如此辛苦呢？当然是当时的封建礼教。然刘兰芝表现出了当时女子不可能具有的勇气和胆识，居然毅然地自请“谴归”，有如此女性做出如此之举，这也折射出在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汉代，封建礼教尚未完全控制女性的思想，还是会有女性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尊严的社会现实。尔后，刘兰芝之兄却又硬把兰芝许配给了“府君”，最终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双双殉情的结局。当封建礼教的枷锁无法挣脱之时，刘兰芝却不向命运低头，宁愿以死抗争，这或许是当初汉代女性面对命运不能自主之时反抗封建礼教压迫最为激烈最为悲壮的方式。

在乐府诗歌中，还有很多女性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幸福而奋起反抗的诗文，如《羽林郎》的胡姬柔中带刚，坚决反抗豪强的调戏，也有《陌上桑》的罗敷机智应对“使君”的强娶，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汉代女性身上坚贞、睿智的高贵品质，也让我们知道在封建礼教初步定型的汉代，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屈服于男权和礼教压迫之下，依然有不少女性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社会生存做出应有的抗争。

结语

文学是时代的反应，“汉乐府民歌约有四十首，其中写妇女或涉及妇女问题的诗歌约占一半。从这些民歌中我们看到当时的妇女为追求爱情、婚姻幸福，追求尊严的地位而呐喊着、斗争着以及她们在封建宗法礼教的压迫摧残下血泪生活”[9](P25)，深刻再现了当时妇女既饱受压迫亦有奋勇反抗的社会现实，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汉代女性社会生存的全景式写照。纵观整个汉代，可以看到伴随着封建礼教不断巩固、封建伦理道德不断深入人性，以男性为核心的父权夫权意识形态的不断延续，汉代女性的社会生存境遇随着汉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恶化，女性集体在面对夫权强势时基本都是缄默与屈从，更甚至于主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这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所幸的是，作为封建社会前期的汉代，儒学虽确立官方正统地位，但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规范还尚未根生蒂固，对女性的禁锢与压迫还留有一丝喘息的空间，汉代女性并未完全集体失声，依然会有女性勇敢地站出来，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维护女性的自我尊严，努力拯救自己日益恶化的社会生存境况。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黄奭.易纬诗纬礼纬乐纬·礼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7]杨抱朴.诗经、汉乐府弃妇诗发微[J].社会科学辑刊,2000(4).

[8]石远忠.析汉乐府民歌中的劳动妇女形象[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9]廖红.从汉乐府民歌之弃妇诗看封建社会定型期的妇女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S3).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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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8-0046-03

2017-03-24

董名杰（1994-），男，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艺术人类与民间文学、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