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秋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习近平“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关系

黄静秋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四个自信”的建构有助于培养中国人民的自我肯定心理，彰显中国人民的主体觉醒意志，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情感。“四个自信”具有一种辩证的逻辑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道路自信是自信之根，是建构其他三个自信的根基、根本和根源。理论自信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思想引领，能够更好地形成理论自觉，更有效地引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正确方向。制度自信是建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现实保障。文化自信是自信之基，是建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石、基本和基础。

习近平；四个自信；内在逻辑关系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四个自信”，即“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P7)自信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具有向上性的态度、意志、情感。“四个自信”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高度认同感、信任感和拥护感。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较中国更快地实现了现代化，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居于落后地位，导致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丧失了自信，自卑基因和崇洋心理等消极因子隐性地契入了中国人民的身心，解构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而“四个自信”的建构有助于培养中国人民的自我肯定心理，彰显中国人民的主体觉醒意志，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情感，进而消解中国人民的自我否定意志，解构中国人民的客体屈从性，破除西方权威的至上性。“四个自信”能够从内生层面建构人们的自信心，使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站立起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一、道路自信：自信之根

道路自信是指对中国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现今世界多元性逻辑彰显，每个国家都有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国家发展道路的多向度趋势凸显。现今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自信就是强调中国人民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肯定感、满意感，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建构起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进而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提供坚固保障。由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渗透和中国在发展进程中滋生的问题导致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前景持有怀疑感，缺乏自信感，而道路自信的建构能够消解道路自信的空场化，破除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议性、动荡性、停滞性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权威性、合法性，进而最大限度地组织人们朝着共同目标奋斗，强化中国人民的聚合力，整合中国人民的固有能量，将其释放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可见，道路自信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深层次的助推力，促进其合法性的建构，进而更好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建构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且对其他三个自信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建构其他三个自信的根基、根本和根源。

道路自信是建构理论自信的根基。理论的建构需要根据现实情况来加以实现。道路自信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的确立，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达到澄明，能够为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保障。中国道路是中国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实践证明的始基。道路自信的形成能够使人们充分明确中国道路是契合中国实际、符合历史发展、满足人们需要的发展道路。只有人们对道路充满自信，对其具有深刻的认同感，才能够使人们更好地认同理论体系，形成一定程度的信服感，进而对制度充满自信。其次，道路不是固化的、僵化的、恒定的，而是根据社会现实不断地加以调整变化，因此中国道路是不断渐进、演化、发展的道路。理论根据道路的变化情况，不断地调整自身，使理论的发展轨迹符合道路的演进轨迹。因此，当人们对道路的发展充满自信，对其具有强烈的认可度，就能够进一步强化人们对理论的认可度，进而推动理论自信的建构。最后，理论的真实性、正确性、科学性需要通过实践进行检验，而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理论体系的最大实践，理论只有契合道路的需要，才能够“去伪存真”。因此，只有人们对道路充满自信，对其具有高度的坚定意志，才能够为更好地检验理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而使人们对理论充满信心，促进理论自信的建构。可见，道路自信为理论自信提供了生命力、指导力、实践力，是建构理论自信的根基。

道路自信是建构制度自信的根本。制度建构的要旨在于保障道路的建设和发展，制度建设需要根据道路建设的实际加以建构和调整。制度的建立是依据道路的实践加以实现，深受道路的影响。当人们对道路持有较大的自信心，从而建构起强烈的认可度、满意度、信服度，才能够对由道路而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较大程度的认可，进而对制度充满自信。其次，制度的完善需要根据道路的变化发展情况加以完善。因此，只有人们对依据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进行的调整变化的道路充满信心，形成强烈肯定，破除怀疑困境，消解自信空场，才能够对依据道路而不断加以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造就充满自信的制度样态，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制度信心的建构。可见，道路自信为制度自信提供了发展力、保障力和创新力，是制度自信建构的根本。

道路自信是建构文化自信的根源。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互依存，中华文化的生成和丰富是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而生成和丰富的。中华文化的生成需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而加以实现，文化的生成需要从中国道路的实际情况出发，使其符合中国国情，进而建构起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中国文化的国粹。因此，只有人们对中国社会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坚定的信心，才能够进一步深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其次，中华文化的丰富需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而加以实现。中华文化的丰富不仅需要破除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还需要警惕西方文化隐性的渗透，因此中华文化需要始终跟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使其不偏离方向。故只有人们充分明晰中国社会需要走的道路，对其充满自信心，才能够进一步规范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而使人们对其充分自信。可知，道路自信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方向力、驱动力，是文化自信建构的根源。

二、理论自信：思想引领

理论自信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力的推动，还需要重视精神力的作用。理论自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引擎力，驱动力。理论自信就是强调中国人民对理论的认同感、坚定感、信服感，使人们能够充分信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充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使人们的实践活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的日益渗透和自身宣传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导致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持有一种不信任感更甚者达到反感的程度，对其的自信心严重缺位，而理论自信的建构能够消除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怀疑和抗拒，克服僵化保守思想，消解理论发展的阻碍力、停滞力和反抗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合法力、信服力和践行力，进而能够最有效化地引领人们的实践行为模式，强化中国人民的凝聚性，聚集全国人民的力量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构。可见，理论自信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思想引领。理论自信的建构能够更好地引领其他三个自信的正确方向，为其提供思想基础，使其符合社会主义的需要，消除迷失方向的危机。

理论自信能够有效地引导道路自信的正确方向。理论自信是建构中国自信的精神支撑，是道路自信的滋养力量。理论蕴涵着道路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在理论范畴指导中国道路的发展的精神力量。因此，理论是道路发展和深化的行动指南。理论为道路提供理论支撑，指引道路的前进方向。只有中国人民对理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对理论充满自信，才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正确地指引道路的发展，进而为人们坚定道路自信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力、维持力和支柱力，从内生层面实现人们对道路的自信。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当人们对其建构强烈的认知，持有较大的认可，形成高度的信任，才能够使人们能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道路充满自信，进而消除道路发展的困境，破除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可能性。

理论自信能够为制度自信提供精神支持，进而有效地建构起制度的自信心。制度自信的建构内核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价值合理性、正当性和科学性，理论自信的形成能够建筑制度的正确价值，为其提供精神动力，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合理化、正当化的内生价值。当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持有强烈的信任感、服从感和同意感，对其怀有极大的信心，就会充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活动。而正确的实践活动成果需要一系列制度加以落实，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建构的制度才符合国家的建设蓝图，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符合人们的利益诉求，进而才能够使人们充分肯定和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起制度自信的规范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如果缺乏理论自信的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可能会失去方向，脱离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进而使制度自信难以建构。因此，理论自信为制度自信的生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力。

理论自信的建构能够为文化自信的养成坚定思想的基础，为文化自信的建构提供正确的方向。文化是理论的决定力量，但理论对文化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能够对引导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当人们对理论形成强烈的自信心，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效，充分运用理论指导文化建设，引导人们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只有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人们的文化诉求，才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文化基因，强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关注、认可和尊重，进而使人们对中华文化充满信心，推动文化自信的培养。其次，在理论所蕴含的价值力量影响下，能够较好地破除西方文化的渗透，消解文化虚无主义，正确引导文化的发展方向，使其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建设的需要，契合中国人民的文化基因。因此，理论自信为文化自信的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正确的方向。

三、制度自信：现实保障

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一直备受争议，西方世界的分化手段，导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受非法抨击，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不利于制度自信的建构。通过强化制度自信的建构能够消解制度自信空场的现象，充分彰显制度的推动力，进而促进良善社会的实现。制度自信着重培养中国人民对制度的信服感、共识感t 拥护感，使人们肯定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合法性、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建构能够充分激发其内含的社会效力，充分展现其内在优势，彰显中国制度的特色，进而能够较好地推动社会政治、经济t文化的发展，充分激发社会的活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建构还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有力建构人们的主体性，消除阶级分化和剥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制度自信不仅对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还对其他三个自信的建构具有重大的价值。制度自信是建构其他三个自信的重要现实保障，缺乏制度自信的保障作用，其他三个自信难以真正实现。

制度自信为道路自信的建构提供重要的保障。道路自信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命运，但是如果缺乏制度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加以落实和保障，道路的发展难免会与现实社会脱节，进而不利于道路自信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依据中国国情，在社会各个领域建构起的一整套关系密切并根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完善的制度体系。制度为道路开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保障。如果道路的开辟和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规范化、程序化、合法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成果便不能得到巩固和落实，发展成果便会迷失方向，社会离心力便会日益凸显。因此，当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有强烈的信服感、认同感、顺从感，对制度充满自信，就能够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制度加以保障的道路的信心，进而推动道路自信的建构。可知，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建构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为道路自信的生成提供了重要保障。

制度自信为理论自信的建构给予了可靠的保障。理论属于精神领域，是一种价值力量，是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决定思维，精神的力量需要通过物质手段加以实现。因此，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通过制度这一手段加以实现。如果理论体系的建构没有通过制度加以保障，那只能束之高阁，进而不能够较好地发挥其所蕴涵的力量，导致理论的价值引导失效化现象凸显，最终不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建设，人民的实践。因此，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制度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当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定的信心，对制度充满自信，才能够使人们充分信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接受理论对自身行为的影响，进而促进理论自信的生成。可以看到，制度自信是建构理论自信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为理论自信的形成提供了可靠保障。

制度自信为文化自信的建构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生产力量。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生产力还需要文化力的推动。尽管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力，但是没有制度加以保障，文化的潜力也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发挥其具有的内在动力需要通过制度来加以规则化、合法化、程序化。如果文化力量不能充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那也只是海市蜃楼，并不能够产生实际效用。因此，当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对其具有较大的认可度，服从制度规范人们行为，有效发挥制度对文化的保障作用，进而能够推动中华文化彰显其内在价值，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最终强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度、信任度和敬仰度，促进文化自信的建构。可见，制度自信为文化自信的建构提供了制度保障，进而强化其践行力度，充分发挥其内在力量。

四、文化自信：自信之基

习近平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P7)文化自信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动力。文化自信的建构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振兴中华文化，破除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渐微的危机，突破西方文化的垄断格局，还能够极大地强化人们的主体自信，充分激发人们的文化基因，解构中国人民的文化自卑心理，打造自我文化的价值认同，凝聚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进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可见，文化自信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促进其内在价值的有效实化实现。文化自信不仅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功能，而且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习近平认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P25)因此，文化自信是建构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石、基本、基础。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建构的基石。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的精神基因，能够从内生层面激发道路自信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需要中华文化给予深厚的底蕴支撑。文化基因对人民、国家、民族的影响是内生的，与生俱来的，它作为一种隐性因素潜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通过形成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规定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路径，进而保障了道路的合法性、有效性、人民性。因此，道路自信只有通过文化自信才能形成一种充分的自觉，进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行动，最终决定着道路的选择。如果缺乏先进文化的影响，道路选择将是盲目的、非科学的。道路选择缺乏正确性将很难获取人们的认可，进而使得道路自信难以建构。因此，文化自信是建构道路自信的基石。

文化自信是建构理论自信的基本。理论与文化都是属于精神范畴，根据文化大逻辑的观点，理论属于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居于第一顺位，是根基，而理论则居于第二顺位。可以看到：“理论是一种关乎价值观念、抽象的甚至是逻辑化的特殊文化。”[3]中华文化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当人们对中华文化持有坚定的信心，对其充满自信，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理论自信的实现。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的源泉，文化自信为理论自信提供了科学化、合理化、有效化的思想文化资源，文化自信的强弱程度直接影响着理论自信的强弱程度。如果人们缺乏对中华文化的信心，理论自信就没有生长的基础，成为无源之水。

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建构的基础，是制度自信的内要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华文化的基因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建构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文化的本质。不同的文化决定着不同制度形式的建构。因此，制度自信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需要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故当人们对中华文化形成较大的认同度，对其充满自信，才能够强化人们对制度的认可，推动制度自信的建构。如果缺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就失去底蕴，进而难以支撑其形成和发展。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够使制度自信更有保障，进而充分更好地发挥其内在力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前进，2016(7).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张首映.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之根[N].人民日报，2016-09-30(007).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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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8-0036-04

2017-04-07

黄静秋（1992-），女，广西藤县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2017年度研究课题（XYCSW2017017）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