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琦，王人恩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周紫芝颂德诗文与政治生态

郑 琦，王人恩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周紫芝是宋南渡时期颇负盛名的诗人之一，晚年为秦桧作颂德诗文，为后世所诟病。对周紫芝颂德诗文的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背景，理解在秦桧高压政治生态下形成的文人士大夫的特定心理，是了解周紫芝颂德诗文的关键。通过对其文学作品的分析，也能看出在政治高压下产生的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衰退。

周紫芝;秦桧;宋高宗;谀颂

周紫芝（1082－1155），字少隐，号竹坡，南宋文学家，有《太仓稊米集》、《竹坡词》、《竹坡诗话》传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特为秀出，足以继眉山之后尘，伯仲于石湖、剑南也。”[1](P663)然而，在其为官的十三年中（1142－1155），却为秦桧及高宗进献大量颂德诗文，收录于其诗集《太仓稊米集》中，这些诗作成为周紫芝个人生涯中的巨大污点，从文学角度来看，也毫无价值可言，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和当时士人阶层生存的政治氛围。

一、周紫芝颂德诗文的形成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华夏民族面对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南渡之后，随着金兵的不断逼近，宋高宗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任命秦桧为相，推行降金政策。由此形成了这段时期文学的禁锢与停滞不前，这在上层的文人士大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高宗和秦桧确定了以和议为主的基本国策后，便开始对存有异议的大臣进行严酷的迫害，“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2](P13764)特务机构更是遍布京城，“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2](P13765)不仅如此，秦桧还掌握着官员的生死存亡，“自秦桧专国，朝士为所忌者，终身以添悴或帅幕处之，未尝有为郡者。”[3](P737)其高压政治十分残酷，不仅有文禁、语禁，甚至还对一些官员进行监视，一旦言语行为稍有不满，便进行迫害，甚至对其家族也不放过。“甚矣，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擦、赵鼎之子汾、王庶之子之荀、之奇皆不免焉。盖桧之心大狠愎，尤甚于章、蔡。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璃《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己病不能书，可畏哉！”[4](P371)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整个社会都弥漫在高压的政治氛围里，“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5](P566)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士大夫们连生存都变得十分艰难了。花甲之年入仕的周紫芝，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向秦桧进献了大量颂德诗文。其最初动机也许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免遭秦桧的迫害。向秦桧歌功颂德成了官员文士安身立命、避祸自保的唯一途径。士大夫们个个人心惶惶，无人敢再提抗金之事，周紫芝在《谢秦观文启》中写道：“窃惟当今，号称极治，国是既定，人敢异心？民风大同，下无殊俗。”[6](P395)“凡百执事之在位者，与夫州牧侯伯之在远方者，内自中朝，南连闽粤，西抵巴蜀，莫不长言永歌，愿祈公寿。”[6](P243)正是对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周紫芝对高宗的阿谀比对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宗在位时，曾以“尽孝”为名向金屈辱求和，金人放还高宗生母皇太后韦氏后，高宗政府臣僚上言：“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赖陛下圣明，虚心屈己，上天悔过，和好克成，归我太后，此诚国家莫大之庆，社稷无疆之福，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7](P1612)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周紫芝写下《大宋中兴颂》等一系列歌功颂德之作，也是无奈之举。宋高宗并非明主，父兄被掳走，对金人充满恐惧的他一上台起就确定了投降求和的方针，甚至在岳飞等人率领的部队对金战事节节获胜的情况下，他并无一雪前耻收复中原之心，反而将岳飞处死，以此取悦金人。“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8](P216)岳飞被处死让满朝文武以及士人学子不敢再对和议有所异议。岳飞宅第被高宗立为太学，周紫芝也作《太学落成二首》歌颂高宗：“小臣歌圣化，无地献菁莪”。[6](P150)周紫芝还曾作《大宋中兴颂》献之于宋高宗。事实上，在赵构统治南宋期间，大宋并未出现所谓中兴，而是士气衰落，人民颠沛流离，政治更加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即使南宋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也并未出现“中兴”。正如柳诒徵先生指出：“宋代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9](P516)宋朝的士大夫们将写文章当作政治活动的重要途径，因此写颂德诗文既是当时政治生活的重要反映，也是在秦桧高压政治下士大夫们不得已的选择。

二、周紫芝顺应政治生态的心理分析

周紫芝最初并非是一个善于阿谀追求功名利禄之人。他曾说：“我亦澹少欲，鸿毛视金珠。”[10](P17110)大半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战争的迫害，“野宿宁堪度，风餐寔自怜。妻孥浑在眼，戈甲暗凋年。”[10](P17146)他早年生活在社会下层，对民间疾苦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写过不少针砭时弊的诗歌，《输粟行》云：“一兵唱乱千兵随，千家一炬无孑遗。莫养兵，养兵杀人人不知。”[10](P17088)道出了兵民之间深刻的矛盾，农民养着士兵，士兵却不能保护人民，反而成了迫害人民的罪魁祸首，作者对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作了生动的描绘，对此种社会现实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周紫芝最初也是主战派人士，力主抗金，收复故土，“两宫方蒙尘，百执被驱逐。皇舆既言归，壤地亦旋复。谁当挽天河，下洗忧愤辱。”[10](P17152)表达了渴望一雪国耻的愿望；“愿言田父各努力，会见西风禾黍长。将军官大马亦壮，肯使胡儿窥汉疆。”[10](P17090)希望能早日将金人赶走。他也曾向高宗上书：“专于任用，明于黝险，勇于刚断”，“坐视两宫远征异域，中夜卧起，悲愤交攻，自揣懦庸，不能挽强执锐以效死，惟有孤忠可以自献，是以敢陈芜狠之辞，不避猖狂之罪。”[11](P67-68)此时周紫芝对抗金之事，并不吝于歌颂。他也曾在诗文中表达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向，“安蓬枢者不应有愧于华厦，穿败裘者不必多羡于苍玉”[11](P42)；也曾怒斥过奸臣，“自是群奸误圣君，初心岂愿作忠臣。”[10](P17020)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对群小的愤恨，还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紫芝的诗教观承继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忠实地反映北宋末南宋初社会的种种乱象，对饱受苦难的下层民众饱含深切的同情。然而，并非“文如其人”，这样的铮铮傲骨只存在于1142年之前的周紫芝。1142年，周紫芝入仕后，其诗风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前的批判精神不复存在，转而开始为秦桧歌功颂德。那么，到底是何原因使周紫芝前后诗风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首先，秦桧对周紫芝有着知遇之恩。周紫芝曾“此生三度试甘酸”，[12](P610)一次又一次科考的失败让他几乎丧失了信心，在秦桧的帮助下，他才以特奏名的资格取得功名，这在其诗文中也有所体现：“某緜陋不才，加以门薄而地寒，人微而器穷，如瓦釜囊瓢，宜在草野，虽欲挽而致之，与鼎俎笾豆之器，杂然前陈于郊社燕享之间，有所不可。而钧播之下，万化斡旋，根荄非走。并用无遗，前者拔自菀库，置之省阔，稗司吏牍以主其藏，虽未得与鼎俎笾豆之器杂然前陈，固已不在草野间矣，感激之私，无以自发。”[6](P169)这段文字充分叙述了周紫芝如何从一介布衣进入仕途，道出了其与秦桧不浅的渊源。

61岁入仕的周紫芝，其为官经历可以说是伴随着其歌功颂德的诗作而前进的，1145年朝廷设六部架阁官，周紫芝以右迪功郎掌礼、兵两部。《谢礼兵部架阁官》有云：“分曹领事，久罹管库之劳。”[6](P391)《谢王侍郎荐举启》云：“职在版曹，猥司贱事……但忧垂尽之年，未有报恩之所，某敢不怀仕，非为贫之念，佩老当益壮之年。”[6](P390)秦桧的文学修养甚高，朱熹赞扬其文“做的甚好”，南宋学者王应麟也说其诗“皆可为格”[13]。因此，尽管向他献诗的人不胜其数，但能被秦桧看上眼的却不多，周紫芝便是其中之一。阿谀秦桧之人，最初的目的或是谋取私利，或安身立命，或加官进爵，周紫芝也不例外。经历了贫穷的周紫芝，已不愿再饱受贫寒，因文采不凡，得到秦桧的垂青，“始秦桧爱其诗云‘秋声归草木，寒色到衣裘’，留京，每一诗出，辄称赏不已。”[14]周紫芝也没有辜负秦桧对他的期待，颂德诗文层出不穷，其集中有《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又《时宰生日乐府》三首，又《时宰生日乐府》七首，又《时宰生日诗三十绝句》，又《时宰生日五言古诗六首》，皆为秦桧而作；《秦少保生日》七言古诗二首、《秦观文生日》七言排律三十韵，皆为秦嬉而作。《大宋中兴颂》一篇亦归美于桧，称为“元臣良弼”。[6](P2)从此以后，他便开始了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的为官生活，由“监户部曲院”调入京城，“壬戌复置六部架阁官六员，右迪功郎周紫芝掌礼、兵部”。再后来又任“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实录院检讨官，枢密院编修官”。这样的破格晋升，在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难怪周紫芝会对秦桧感恩戴德：“则某佩太师公相之恩，华岳不足方重，沧海难以拟深。周视此身，念无以报，唯岁以骸骸之词，而祈乔松之寿。区区自谓，其殆庶几焉。”[6](P553)这些诗句，便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与秦桧的渊源。

其次，周紫芝并非是一个淡薄名利的文人。跟许多文人一样，出身苦寒的他对功名也有着强烈的诉求。周紫芝早年家境贫寒，“家贫，并日而炊”，家乡宣城也受到了金兵的侵犯，目睹靖康之乱，周紫芝对生活的艰辛和战乱的苦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夜宿山穴，挽木叶以自蔽，旦为积雪所埋，几不得出，顾无异沟中之豕”，[6](P477)对贫穷的畏惧成了周紫芝写作颂德诗最主要的动机，“翁今儿孙渐满屋，子六女八肩相差。”[10](P17415)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可以依靠，膝下众多的子女让他必须保证家庭经济来源。更何况他为官后的生活也十分惬意，“得闲如我少，扶步与谁来？”[10](P17104）生活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起色，即使丧失掉了文人风骨，但也坚决的选择贪恋仕途，随波逐流了。周紫芝曾在《见翟公异书》中：“则某区区之迹固已获尘于下执事矣，是用敢持咫尺之书，以挽高明之德也。阁下其与之进而终始之乎？抑亦怒而绝之也？某亦进退唯命之视听而已。”[11](P87)这段文字足以见得周紫芝对于功名的渴望，“某亦进退唯命之视听而己”。更是说的小心翼翼，卑躬屈膝。尽管他的诗文中有诸多隐逸诗，但却难以掩盖他对功名的诉求。他是一个奔波于官场，但又对山水隐逸生活充满向往的矛盾个体。在仕与隐的冲突中，对仕途孜孜不倦的追求最终占据了他人生的主要位置。尽管周紫芝自己也曾说：“此供官诗，不足观。”[15](P4088)但是在生活的压力下，他还是屈从于秦桧一党，随波逐流。

再次，就政治立场来说，周紫芝一贯秉持的是“主和”而并非“主战”，这就与秦桧在政治立场上达成了一致。周紫芝生活在战乱的年代中，对战争带来的民生凋零有着深刻的认识，战争对他的伤害是他“主和”政治立场形成的原因。我们从他写给秦桧的颂德诗文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政治倾向。“从来定乱必以战，公以不战为中兴。”[6](P183)“今公以道德为天子之宰，以儒术为一世之宗，以尧舜不战之兵而定乱。”[6](P202)秦桧的软弱求和政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与周紫芝主张与民休息的政见不谋而合。因此，他成为秦桧党中的一员也是合乎情理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受到整个时代环境、政治高压的影响。任何意识都不能脱离客观环境而独立存在。根据前文所述，秦桧的政治高压是十分残酷严苛的。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对秦桧撰写颂德诗文成为一种时代风气，几乎没有几个文人能避免。可以说，周紫芝品格上的污点，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三、特殊政治生态下文学光采的消失

尽管周紫芝写给秦桧的颂德诗文成为一时之盛，但随着秦桧的去世以及高宗的退位，这些诗文瞬间成了“如今有谁堪摘”的“满地黄花”，湮没在历史的车轮中了。周紫芝未入官前的作品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如《次韵伯尹食糟民示赵鹏翔》云：“尽枯膏血作军储，却买官糟贮饥腹”“黄尘白骨尚满眼，锦裘绣帽谁当前。烹羊热羔固不恶，饥民食糟真可怜。”[10](P17159)诗人将深刻的社会矛盾一一揭露，种田者连年劳作，却依然食不果腹。“黄尘白骨”“锦裘绣帽”“烹羊热羔”“饥民食糟”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深刻又具有强烈表现力的诗歌在周紫芝早期的作品中十分丰富。又如《避兵遣怀六首》，“江阔烽烟冷，城危战骑晓。虏从诸道入，将摊溃兵骄。万国昼多垒，三军夜击刁。干戈空满眼，谁议筑坛高。”[10](P17146)将战争年代宋兵的溃不成军，对金人的步步逼近写得十分详尽，“避地仓黄夜，悲凉郡郭西。扪萝危绝蹬，杖策困深泥。掩面怜痴女，回头愧老妻。惊魂犹未定，边马莫频嘶。”[10](P17147)将诗人逃难时的无助和狼狈写得十分生动。“心折来时路，身行乱后村。土兵呵白昼，野妇哭黄昏。贼去烟留屋，人归日在门。舂陵四万户，今日几家存。”[10](P17147)不仅写了悲惨的社会现状，也深刻地反映了尖锐的兵民矛盾，对腐朽懦弱的专制统治者提出了控诉。这样的作品多作于他未作官之前，此时南宋社会正处于危乱之际，作者也居无定所，因而写得非常深刻。这些诗作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精神，代表了周紫芝诗歌的最高成就。

此外，周紫芝的作品中还有许多山水景观诗，也写得十分出色。这类诗歌多描写自己的个人生活，抒发真情实感，寄情于山水，流连于诗酒，游走于天地，此时诗人虽然穷困，但潇洒隐逸于山水，也十分自在。《鹧鸪天》云：“荷气吹凉到枕边，薄纱如雾亦如烟，清泉浴后花垂雨，白酒倾时玉满船，钗欲溜，髻微偏，却寻霜粉扑香绵，冰肌近着浑无暑，小扇频摇最可怜。”[16](P607)这首诗中用了“荷气吹凉”“薄纱如雾”“霜粉扑香绵”“小扇频摇”来表现暑热，意象新奇，均是日常可见之事，以此来表现天气之暑热，毫不造作生硬。再如，《湖居春晚杂赋八绝》[10](P17145)是诗人任职在监户部曲院时所作，描写了晚春湖边景色，“水边寒食双飞燕，柳外料阳卧一牛。”描写雨后的恬淡的风景，“倚床相伴一枝藤，强作春遊老不能。”写下雨时淡淡的哀伤，“懒吹云去风无力，打得花残雨可怜。”带有一种暮春的萧条。这几首诗寓情于景，语言清新明丽，形成简洁清新的风格。

在周紫芝的颂德诗文中，大体包含两类内容，一类是对虚假太平盛世的称颂，例如：“新阳入谷春欲回，瑶池春早桃花开。”[6](P169)“帝居七星中紫宸，黄金掣销天开门。”[6](P183)“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6](P183)“令公清德流无尽，依旧秦淮绕故城。”[6](P202)这样的诗句在周紫芝颂德诗文中比比皆是，大同小异，这里不一一列举。还有一类便是对秦桧软弱求和政策的无条件支持，例如：“自从罢武销剑戟，外户不闭俱安眼。”[6](P169)“四国无兵谁不喜，共说升平自今始。”[6](P169)“今太师大丞相魏国公，以尧舜无为之道而事君，以尧舜好生之德而用武，用能不战以成功，自修盟以来至于今日，不交一戟，不遣一镞，而天下大定，其不世之功，无穷之利。”[6](P183)这些诗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有“御府”“庙堂”“圣贤”等，不断称颂秦桧这位“贤臣”，毫不掩饰的表现了周紫芝的阿谀之态，将谀颂的本事发挥的淋漓尽致。

写诗须有真情实感才可发挥其“兴观群怨”之功能。周紫芝的谀颂诗内容趋同，思想空虚，几乎毫无文学价值，但从社会价值来讲，其诗又是我们了解南宋政治生态的一面镜子。

综上所述，尽管儒家十分强调气节，但是气节在当时的南宋社会已荡然无存，向金纳贡，俯首称臣，就已经丧失了国家气节。士大夫阿谀奉承，也失去了文人参与政事应有的责任感与担当。正如沈松勤先生所说：“士大夫们自觉地营造了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创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尽管这些诗文具有一定的伦理标准和儒家诗学的理论依据，但锐气顿失，灵光耗散，卓识幽闭，使‘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坛呈现出一派‘弥望皆黄茅白苇’之势，成了宋代文学史程中的一个转折点。”[18](P68-69)周紫芝就是当时社会中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的文学才华被高压政治消磨殆尽，晚年所作颂德诗文成为他生涯中难以磨灭的污点，尽管早年留下诸多佳作，但晚年却在专制腐朽的制度下，成为政治生态的牺牲品。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必然。

[1]（清）永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清）毕沅.续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2.

[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5]（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下，卷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14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清）王船山.船山全书(11)[M].长沙：岳麓书社，2010．

[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10]傅璇琮，倪其心，许逸民主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一六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2]唐圭璋.全宋词(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3]（明）王应麟.玉海(卷二零三辞学指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

[14]范 镐.宁国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

[15]（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6]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7]沈松勤.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合议”期间的文学生态[J].文学遗产，2003(03)：55－69.

Zhou Zizhi’s Flattery Poems and Political Ecology

ZHENG Qi，WANG Ren－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Jimei University，Xiamen Fujian，361021）

Zhou Zizhi is one of the famous poet of Song period，writing flattering poem for Qin Hui in his late years，criticized for future generations．The analysis is not divorced from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specific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 formed in Qin Hui high－pressure political environment，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Zhou Zizhi＇s poem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 literary works in his early years，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cline in the value of literary works produced under the political pressure．

Zhou Zizhi；Qin Hui；Emperor Gaozong of Song；flattery

I206．2

A

〔责任编辑 裴兴荣〕

1674-0882(2017)04-0056-04

2017-04-25

郑 琦（1992－），女，山西临汾人，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王人恩（1958－），男，甘肃白银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