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保秀，曾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山西义学的沿革及多维分析

牛保秀，曾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山西义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曾一度取代地方社学。清初义学在明代基础上有所发展，直到康熙时期才初成规模。由于清代官学已失去教育功能，私学成为清代基础教育的主力军，而义学作为清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其他教育形式的受众面更广，成为清代基础教育的主要承载体。义学既属于私学，官府不甚注意，义学背后的基层教育权力便成为地方精英竞争谋取对象，地方绅士、商人纷纷参与义学以谋求在基层社区中更大的话语权提高社会地位。因此，山西义学的沿革史又是地方官、绅、商、学等阶层的演变史。

山西义学；沿革；社会力量

义学，亦称义塾，多由地方善士捐资设立的学塾，以供贫寒子弟免费就读。一般认为，义学源于宋代宗族所设义庄之私塾，其主要面向族内子弟。元明时期，义学有所发展，多与社学并存，然兴废不定。而义学真正得以大规模发展，乃是在清康雍之际后。由于善堂善会的蓬勃兴起，一些地方官民也随之捐立义学，从而义学也普遍带有慈善公益性。清代义学的兴盛发展，对中国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风习俗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及至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兴起，义学也面临着很大冲击，或逐渐消亡，或转型改制，更改为学堂，结束了它的发展历程。山西义学在清代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但目前学界似乎尚缺乏关注，本文即对清代以降山西义学的发展沿革进行探讨，并试图阐析义学发展各时期官绅商等阶层在其中的作用。

提供免费教育的私塾、义塾自古就有，善人善士出于“义”多设学招徕周边子弟就读。宋元时期义学多设在宗族义庄中，用于教授本族子弟，这一时期的义学含义较为接近现在的公益性教育。明代有少量义学与社学并存，其性质也与社学相近，但“与社学相比，义学多由地方绅商、善堂（慈善团体），或管理所捐设，目的在于向贫寒聪敏子弟提供基础教育。此外，还有一种由家族中富绅所设，供族中子弟就读的义塾，与义学略同，数量亦视族人的财富与热忱而定”。[1](P203)民间兴办的慈善性质的义学在清代康雍以后才得以大规模发展完善，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俗均产生一定的影响。而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胡聘之在山西推动书院改学堂规制，伴随着学制改革，部分义学被改为国民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及女子学校，完成近代转型。而其他义学则逐渐消亡，结束了其发展历程。

一、清至民国山西义学发展的阶段分析

综清一代，义学发展起伏不定，大致又分四个时期：康乾时期、同光时期、嘉道时期和晚清时期。受捐办者、经费、规模以及社会参与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时代特征。清初顺治年间，政府明令每乡设置社学一所。但这一命令在山西并没有很好的得到贯彻落实，大部分地区并未设置。康熙四十一年，清廷始“定义学小学之制”，至及康熙五十一年，又谕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延师教读孤贫生童。此后，各地掀起了兴办义学的热潮。雍正时期重申了办学政策，提倡奖励培育出优秀人才的义学师。故在清中期，山西全省社义学达400多所，其中义学有333所，占80%左右，规模庞大的义学成为承担清代乡村基础教育的主要力量。最初的义学是官府教化地方的基层教育机构，由地方官员出资修建，义学师亦由官府延聘、支给薪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属于官办，这与教育权下移之后的义学性质还是有区别的，此时的义学与社学无异，其主持者为官府或有官府背景的官员。而之后绅士、商人参与接管义学，官府和官员渐渐退出，其性质才逐渐变为民间参与的公益事业，因此真正有社会力量参与的义学要从康熙后期开始。

（一）康乾时期 康熙时期，山西开始大规模修建义学。从记载来看，这个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热衷于修建义学的地方官员。如寿阳县戴梦熊、徐沟县王嘉谟、定襄县杨森等都是当地义学的开创者。但由于地方官任期短，加之官府并无专款经办义学，义学经费大多来源于民间捐赠的土地或寺庙财产，因此，虽然此时义学经官员倡导，但也离不开民间绅士资助，民间力量开始参与义学的发展。如文水县原有明朝社学四所，后全部改为义学，但仍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社师王泽与其父王居又在康熙时期设立四所义学，“方就业者甚众，迄泽长恪遵父业，训蒙不倦。有执资来者分毫不受。”[2](P11)晋南临汾县10所义学，“俱康熙年间，绅士刘彦柱等先后捐建”。[3](P215)由此可见，地方绅士参办义学成为地方公益性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大规模的参与则离不开官方的引导。

官员在义学初创阶段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模范作用。其中主要原因是执行中央政令。另外，地方官出于安定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兴建义学可以教化百姓，以防“刁民”滋事，这也是清政府公开宣布的办学目的。但地方官员多为流官，对地方没有太多情感，并不真正热心于教育事业，只是将其视作一项政绩，至于以后如何发展，他们并不关心。故在康熙五十二年兴办义学政策出台后，各地方知县多象征性的建起几所义学，至于其经费来源问题、管理运作如何等涉及义学长远发展的事务则不在其考虑范围。所以当地方官离任后，义学随着就废弃了。这反映出在义学初步建立起来之时，清中央政府试图通过某项政令来影响地方，但是从政令的实际效果来看，政策虽被执行，但却不能长久维持地方义学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单凭一条政令是不足以完成对地方教育重组任务的，要想完成这一目标，就必须要与地方达成妥协，并且借助地方绅士的实际影响力完成重组地方教育的目的。在中央和地方的妥协过程中，地方绅士就将获取义学的大部分管辖权，而对地方官个人而言，这种权力的交换正是他们乐意看到的，毕竟他们可以将地方义学发展视作自己的功绩，而这种功绩却不用大费周折。

从这一时期义学的空间分布来看，多数建于县城内，乡村寥寥无几。以太原府为例，据地方志所载，该地康熙时期修建的义学有18所以上，在村的只有介休县的一所，并且为村绅任復裕捐办。（康熙时期介休县共有两所义学，一所在城，为知县建）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其一，康熙时期山西义学初兴，与整个清代历史时期相比，这一时期义学数量还不算多，所以，就地域上看，应当是经济较发达的县城才有能力兴办。其二，清代对地方控制力与影响力有限。所谓“皇权不下县”，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渗透度，清代官府统治到县级行政单位就基本停止，往往难以干预到县级以下的乡村。在主要由地方官参与兴办义学事务上，乡村自然不在其管辖范围。而清初，统治者为巩固新生政权，防止心怀旧朝的地方绅士通过义学传播反清思想，特别强调严厉限制绅士特权，禁止士绅干预地方事务。缘此，身处乡村的绅士影响力缩小，丧失了社会财富的基础，力量急剧萎缩。[4](P308)对乡村义学的建设能力不够。因此，在官方力量不能到达、绅士力量受限的情况下，这一时期乡村义学寥寥无几。其三，这与此时晋商力量的不足也有较大关系。中国的商品经济在明末开始萌芽，但还局限在江南地区，所以明清时期所产生兴起的各类慈善机构和组织大多出现在南方，并且民间参与度高，资金充足。明清时期晋商虽然已经名声远扬，但从晋商发展史中可知随着票号兴起，利润增多之后，晋商才逐渐在地方乃至全国发挥重要作用。而票号自明末清初出现后，直到嘉道以后，同光时期才到兴盛起来。[5](P105)因此，此时的晋商对义学的影响力还很小。

继康熙雍正时期的初兴后，乾隆时期成为山西义学的兴盛时期。以太原府为例，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有明确记载的42所义学中乾隆时期就达19所，且都分布在乡村。在这19所有记载的义学中其捐办者都没有官方背景，据县志记载，其中有的为监生，而有的只有名字或被统称为“义民”。监生的身份为绅士。而“义人”或“义民”，或只记载名字的捐建者，其身份如何呢？在翻阅地方志时，笔者发现，地方志中所载义学大多为赞美知县政绩而写的碑记。而对于民间富家绅士的捐助或兴办只被一笔带过，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各方社会力量参与义学作用的评估。从当时政治条件、经济水平和前后兴办义学的比较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在政府没有专款兴办义学，地方官员任期大致在0．5－4年的时间里，且不说官员贪污腐败，地方经济、治安、防务等杂务之下，知县是否真正愿意兴办义学呢？众所周知，中国自古重科举，轻学校，重大学，轻小学，在这种传统下，长期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官员，在思想上是轻视义学的。因此，对于县志中记载的诸多捐办义学的“义民”身份，这里有几种猜测。

其一，普通民众。清中期民众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已不足为奇。尤其是参与在民间兴起的义学。如洪洞县志中记载的“王克杰，字云台，铁沟村人。家仅中产，而轻财好义，出自性生，村中旧无学塾，杰乃捐资延师，令寠人子弟皆就读，戚属中逋负者数”。[6](P262)从材料中可看出，王杰克为家境一般的普通民众，但仍热心公益，造福社区。其二，地主。在封建社会，地主有着比普通民众高的财力，又有着比商人高的社会地位。地主利用手中大量的土地和财力捐办义学，不仅有利于提高在当地的社会地位，还能博得政府嘉奖，以利于后代考取功名。其三，中小坐商。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大。因为从山西的人口职业情况来看，一些地区的从商人口占到了50%以上。[7](P9)这些人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并且有经济能力参与地方公益。中小坐商不会像行商一样四处奔波，亦不会像大的晋商一样投资土地、修豪宅。他们是地方社会扎根的一份子，虽然小富，但又没有能力扩建田宅。出于提高社会地位的考虑，亦有对地方的热爱，中小晋商更乐于为这种与政府有关、又有利于地方社会的义学捐款。而古代除官员和取得官府承认的学品可以在县志中有身份记载外，其他诸如商人、地主、富人等统称为民。如《乾隆崞县志》中的一段描述：“张盘，义民，鉴之子，富而好施。凡建义学，修道路，周恤困贫，岁捐金数百。”[8](P115)但据《晋商史料与研究》可以了解到张氏确是崞县有名的富户，经营布庄、杂货店和钱庄。而且，乾隆时期开始票号开始迅猛发展，晋商经济实力日渐增强，除回家乡修建屋宅外，他们也热衷于地方事务。这其中夹杂着对本族、本社区的感情，使他们愿意投资帮助地域人民。如乾隆七年，平遥兰村、北营村、曹冀村商人联合祁县两个村，集资于齐界庙兴办义学，招收当地贫寒子弟入学读书。[9](P315)

总得来说，康乾时期是义学初步兴起的时期，康熙初年，处于防止民间积蓄反对力量，传播反清思想，因而对地方绅士的控制非常严格，严厉禁止地方绅士干预基础教育，这是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加强地方控制的一种临时应急手段，这种高压政策在地方教育的压力之下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短时间内对当地绅士的抵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义学的发展停留于表面，代表着中央权力的官员一旦离任，那么他在任时期兴建起来的义学随即衰败。面对这种困境，清中央政府不得不接受绅士干预教育权的事实，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加强，地方绅士转过来支持清朝，反抗意识逐渐消失，因此，清政府和地方绅士开始互相认可，最终在基层教育权上达成妥协，即清政府将一部分教育权让渡给地方绅士，地方绅士可以通过掌握部分教育权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国家认可地方绅士的教育权，地方绅士保证通过教育来教化人民，政府与地方的妥协换来了康乾时期义学的初步兴起与发展。

（二）嘉道咸时期 嘉道咸时期山西义学由中部向南部铺开，并进一步由县城转向农村。这一时期义学的发展主要是绅士在起作用。如前所述，国家权力无法向下延伸，在社区所留下的权力空白给了身处基层社会的下层绅士运动的空间。至于绅士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活跃，本文有几点认识：其一，当时的社会背景所造成。虽说基层社会是清政府的统治盲区，但它是个“全能政府”，即不论是社会风俗还是国民生活，统归其管。所以，在康熙下令兴办地方教育，捐办义学时，大多是地方知县代办，这是其职责所在。但到嘉道咸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带动了士绅、商人群体的膨胀。这一阶层开始活跃起来，已有实力参与社区公益事业，义学就是其中一项。其二，与地方力量增强相反的是国家控制力的下降。嘉道咸时期，外国入侵，沿海多战事。清政府不得不增加军需开支，应付局面，便无力干预基层教育事业。与此同时，鸦片危机、农民起义横扫中华大地，更使清政府应接不暇，以上种种迫使国家力量退出基层教育，这给了力量日益强大的士绅阶层参与基层社会提供了机会。

所以，这一时期受战争赔款影响，苛捐杂税增多，办学情况虽不如前后景气，但“松了绑”之后的山西义学却得到了扩展、深化。与康熙时期的初创，乾隆时期的猛增相比，这一时期的义学虽然整体增速放缓，但在乡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崞县一地区，在嘉庆、咸丰、道光年间所建的四所义学中，仅一所原平镇义学为贡生复兴扩建，其余三所均为新建的乡村义学。且四所义学中，两所为绅士所办，一所绅商合办，一所为商办。[10](P358)就太原府而言，在这一时期仅在村里增办了一所义学。且为榆次县商人利用社仓余息所建。寿阳县的两所义学，为村人捐地115亩所建。

另外，这也是上层绅士阶层接管、复兴义学的一个时期，并且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地区由绅士首次建起了义学。“康乾盛世”时期是中央政权比较强大的时期，如前所述，官员为博得政绩而兴办义学，致使义学随着官员的流动而兴废无常。到嘉庆时期，绅士除兴复旧时倾废的义学外，还接管了义学管理权。如《嘉庆介休县》志所载：“城关义学本明季知县李公若星祠，雍正元年知县单含改建……岁久倾毁”，[11](P316)嘉庆十七年，绅士梁誉佐等集议，“将地出售得银三百五十两，再各捐资，于华岩寺空基建造为李公若星祠，仍设义学于其中。”[11](P316)县志中对绅士梁誉佐的生平是这样记述的：“梁誉佐，号桂圃，乾隆癸卯举人，以大挑二等授五寨县训导，嘉庆己未遵例改授内阁中书，勤慎供职，嗣以疾引归，屑心谦和，……而邑有义举辄量力输资，悉心筹划，不少懈，如东关义学久废，其制与众绅士重新整饬，严立规条，延师课读，迄今游其门者，无不赞颂焉。”[11](P444)可看出，梁誉佐为上层绅士，有官职，但又以个人身份兴建和管理义学。这种现象普遍于山西各地，如嘉庆十三年解州举人耿膺瑜捐建了本地区第一所义学。[3](P215)永济县两所义学中的一所是在嘉庆六年由绅士、商人筹款所建。共捐三百两发商生息，岁得24两生息银以资，另一所由书院租课项下支给。道光二十五年太谷县绅员崇本在该县南沟子村捐立义学。乾隆二十年由郭县知县所建7所义学俱废，到道光年间，绅士邢兼建，捐钱一千两，地36亩。道光十七年其子又捐地14亩。嘉庆三年绅士段芳泽在申村捐义学一所。咸丰二年绅士李桢在大牛店村捐义学一所。[3](P215)可以看出，此时交给社会管理的义学资金来源渠道更广阔了。并且，义学力量的壮大，使其成为书院的重要补充。

除绅士外，商业发展对义学的影响也逐渐凸显。随着商业的发展，发商生息成为义学收入的重要途径，义学的经费要通过商人来维持，因此，商人是否能够成功地扩大义学的本金则关乎义学的发展，商人群体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参与地方教育之中，只是这种参与度还比较微弱，同时也是一种被动参与状态。如保德县、永济县等地区义学学师束脩都来源于生息银。但此时商人乃“四名之末”的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对义学的参与。因而，在方志中，这些商人的身份多不被记录下来，统称为“民”。如咸丰七年著名的晋商之家的家族范家、田家在西长镇建凤翔书舍等义学。而官方记述是这样的：“咸丰七年，仓正田克、范奇英、范子鸿建义学于西长镇，名凤翔书舍”。[3](P215)道光十七年，保德县商人王辅清捐房宅一所，钱二百千，生息24千，志中他的身份被记载为“民”。[3](P215)还有义学为地方义学资金大多来源于商人，虽钱款、管理跟官员毫无关系，在记载中义学依然为该地方官“劝捐”。这种局面在同光时期，随着商人力量的强大才被打破。

（三）同光时期 同治和光绪时期，山西社会也不断被卷入近代化过程中。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人群体实力越发强大，票商、钱庄、盐商等一度成为左右清政府财政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乾隆后期绅士是参与维持义学的主体，那么嘉道时期的商人在兴办义学的过程中影响逐渐增大，并开始触及义学管理权，形成绅商共治义学的局面。

自鸦片战争后，沿袭千年的贱商之风在朝野上下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重商”、“商战”之呼声不绝于耳。清政府的重商政策和社会舆论有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是官府，社会对商人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尊敬。士人从商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人队伍的文化素质，同时晋商崇儒的文化根性也起到一定作用，正如刘大鹏在其日记中写到的：“商贾之中，深于学问者亦不乏人……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往，不敢轻视天下人矣。”[12](P48)故“儒商”与绅商在山西社会中似乎有着同样的地位，为社会所广泛接受。近代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绅商阶层已经形成，[13](P57)并在社区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亦官亦商的绅商与绅士相比，在社区中有着更高的威望和地位，同时加上自身的财力，因此总能更有效的代表官府在社区中发挥作用。总之，他们有着形式多样的特权。[14](P179)

如地方商人秦氏在传统绅士李用清其所著的《归儒书院碑记》一文中，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商人身份。他们开始利用自身财力参与地方教育，身份地位已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秦君醒清，典商也，从薛仁斋先生来，且因仁斋求余为归儒书院序，询其命名之义，则买废寺而改为义学者也。懿哉此举！韩子所谓人其人，庐其居者，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不意数百年后奋然而起者，乃出此素不业儒之手。倘所谓豪杰之士耶，顾院号‘归儒’，必儒之所为远胜于佛而后可，夫读书而专为干禄计，与假学佛法以求供养者，相去几何？闻醒清虽业商而好读《小学》，自辟此书院即延仁斋先生主讲，继又延王生逊卿、董生惟敏，皆仁斋高弟，类能躬行心得、申明孝弟之义，不汲汲于科名，于归儒之名庶有当乎。余于仁斋先生相去不可以倍蓰计，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之，不能自己。感醒清此举，不觉睪然望赧然愧也。”[15](P555-556)

秦氏乃是清代晋商乔家的合伙人，曾与山西乔家并驾齐驱。从上文可以看出，以秦氏为代表的晋商人一扫“市井俗态”，开始重视传统的正途——科名，并以儒家伦理道德律己，仗义疏财，体现出商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商人兴办义学的出发点往往是为家族培养儒学人才，希望通过科举正途出身来巩固壮大家族势力，在参与义学的过程中，无形地卷入地方教育之中，这种通过自身财力参与基层教育事业，逐渐介入基层教育权之中，将一部分财富转移到教育事业上成为一种资源转换的形式，这种转换一方面有利于为家族培养人才，壮大实力。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商人透过对基层教育的干预对地方社区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不仅提升了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地位，还逐渐控制一部分原来由地方绅士控制的教育权力，出现绅商共治的局面。这种主动的介入行为反应出商人力量的增强，同时也反映出商人自身的意识不断增强，这种现象不断出现就反映出商人的近代转型。

（四）民国时期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加之义学自身衰落，“虽府郡县犹有义学之设，然执事者不过遵循故事，而迄无成效。”[16](P272)可见义学在这一时期已然不再适应社会需要，必须进行转型。有些地方的义学随着书院改学堂的推行而走向了消亡。纵然在光绪时期偏远乡村相继由绅士村民建起了义学，但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义学随着这一改革浪潮，其历史使命也接近了尾声。首先，在山西巡抚胡聘之的推动下，大多书院一并义学改为学堂。后在民国时期，禁止设立私塾，各地义学陆续改为小学校。其经费或继承原有义学所剩经费、或由各村负担。如洪洞县署村公立国民学校为民国元年九月士绅郑德昌、杨淑旌等创办，“由旧有义学筹定公款二百余缗，专充该校经费。”[6](P183)将义学改为初等小学堂，逾年正月，东乡下交寺由吉绅廷彦提倡，公立高初两等小学堂，是为翼城创立学堂之始。”[17](P131)我们可以看出，绅士在这一时期，依然在起着重要作用。有的甚至依然像义学一样捐办着国民学校。如“李兴雨，羊村人，清监生，好义乐施。村中原有义塾一区，以学资无多，行将就废，乃捐地四十八亩归入义塾，为贫寒子弟就学之资。嗣改国民学校，仍充校费，造就益宏识者重之。”[18](P122)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义学的变革得力于官府倡导，而开明士绅在这一过程中又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也发现，在早期的义学改学堂、学校进程中，多地义学依然摆脱不了传统教育模式的桎梏，义学师摇身一变为学堂教师，教授的课程仍以四书五经为主。

但在1912年后，社会力量进行了分化与重组。在乡村社会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士绅不同的力量。林济将其称为“新乡绅”，他们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新学教育，具有一定的新学知识，但他们并不以其文化特征而享有功名身份特权。同时也有与传统士绅相通的地方，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政治统治力量。能够以一种超越一般经济利益的政治态度统治农民。[4](P359)1917年阎锡山在山西开始实行村治，这一政策的实施也推动了乡村教育的普及。这样，原来绅士负责的义学成了基层社区的事务，正如阎锡山在村政实行的第五年后所说：“五年以来，凡教育普及，实业振兴，户口编查，人事登记，以及一切兴利除弊的事，得力于村制实多。”[7](P89)新式教育带有一定的开放性，促进了人们的文化观念、思想解放和新政的推行，反过来一定程度上也配合了阎锡山“村治”运动的实施。

这样，在政府的号召下，新乡绅组织农村公产接管乡村学校。另外，陈序经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改良。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时期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探讨与实验中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也使乡村义学在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乡绅的带领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开始接受新式的近代教育。

二、小结

综清一代，绅士和商人在义学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者对以义学为代表的基础教育的参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康乾时期，国家与地方绅士达成妥协，绅士开始参与地方教育，这种妥协推动义学兴起发展起来；嘉道时期，地方绅士继续干预基层教育，义学的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商业发展，商人开始被动地参与到义学发展过程；同光时期，由于受到外来资本主义的强行干预，商人在不断冲击中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一部分绅士的转型，二者开始合流形成绅商群体，就义学发展来看，此时形成绅商共治的局面。民国时期，由于国家力量的增强，开始收回原本属于国家的教育权力，反映在义学方面就是义学的转型，一部分义学得以保留并逐步转变为新式学堂。以上只是粗线条的梳理出义学发展脉络，但我们仍可从这一历程中看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都以不同方式介入到义学的发展过程，官、商、绅、士的力量相互杂糅，又相互依赖，正是这种历史的张力与合力推动着义学在波折中完成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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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Shanxi Donation School

NIU Bao－xiu，ZENG Gui－l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y，Changsha Hunan，410081)

Shanxi donations school originated in the Song dynasty，and once replaced place Shexue in the Ming dynasty．In the Qing dynasty ，it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Ming dynasty，it was not into scale until Kangxi period early．Because the Qing authority has lost its education function，establishes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basic education，and as an important education part，donations school is composed of the Qing dynasty，reach a more than other forms of education，become the main bearer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is time．because donations school both belong to the private，government not attention to it，the basic education became local elite competition power behind the seek object，place gentleman，businessmen are involved in about to seek a bigger say in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to improve social status．Therefore，Shanxi donations school evolution history is also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local officials and landed gentry，business，such as learning class．

Shanxi donation school；evolution；social forces

K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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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志强〕

1674-0882(2017)04-0023-06

2017-04-25

牛保秀（1991－），女，山西大同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

曾桂林（1975－），男，湖南蓝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慈善史及灾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