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 嘉

（1．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政治·法律

“三个不适应”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关系辨析

曲 嘉1，2

（1．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目前学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出现的“三个不适应”现象完全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致，这实际上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观误读。因此，准确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客观影响，有助于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有效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三个不适应”问题。

三个不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将其置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发展并未和经济的发展实现同步，集中表现为“三个不适应”：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找准症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有人将文化发展中的“三个不适应”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联系起来，认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了文化发展局面的“三个不适应”。对造成“三个不适应”原因的错误分析，也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误读。实际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不是“三个不适应”产生的原因，而且“三个不适应”必须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解决，对此，笔者通过对“三个不适应”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进行辨析，试图增进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观误读

目前有人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错误解读为“以GDP为中心”的“GDP中心主义”。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科学理解。

首先，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出场的历史背景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心一意搞建设”是针对“四人帮”叫嚷的“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而言的。所谓的搞建设就是要使人民和国家富裕起来，这种富裕不仅仅指物质生活和物质文明，也应当包括精神生活和精神文明。实际上，邓小平在《一心一意搞建设》里谈到“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时就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1](P9)因此，邓小平同志所指的“建设”和“经济”不仅包括农业、能源和交通，当然也包括教育和科学。但是，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却变成了经济发展特征最为显性的“GDP”，变成了“唯GDP至上”，而忽视了教育、科学和文化建设。GDP中心主义不仅曲解、违背了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韬光养晦的发展战略，也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误读。在改革开放后的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了党和国家在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P290)

其次，从语义学上来分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也不能仅仅指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GDP”。一般意义上来讲，经济是指一定范围（国家、区域）内，组织一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与关系的系统的总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是在此意义上来使用。英文中economy（经济）源于古希腊语 οικονομɩα（家政术），οικοζ意为“家庭”，νομοζ意为“方法或习惯”。因此，经济的本来含义是指治理家庭财物的方法，到了近代则扩大为治理国家的范围。中文中的经济一词主要是“经国济民”之义。东晋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提到的“经世济俗”[2]指治理天下，救济百姓。隋朝王通在《文中子·礼乐篇》中明确提出“经济”一词：“皆有经济之道却不位不逢”。[3]《晋书·殷浩传》载简文帝称赞殷浩“沉积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4]所表达的意思都是指经世济民，管理国家，造福百姓。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学者王夫之、顾炎武、黄梨洲等提出学术要“经世致用”的口号。这种学术思想传播到江户时代的日本，“经世论”开始在日本部分学者中流行。至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时期，神田孝平首先在《经济小学》中用经济一词翻译英文中的“political economy”，指代货币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活动，意为“指维系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生产、消费、交易等的活动”。日语学术这种译法在清末西学东渐时，被梁启超引入汉语，沿用至今。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仅仅围绕GDP的增长来进行，而应该围绕维系社会生活的一切生产、消费和交易活动来展开。经济和经济建设不能仅仅涵盖物质文明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应该涵盖教育、科学和文化等精神文明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内容。

最后，即使从GDP中心主义来说，忽视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片面的GDP中心主义。GDP概念源自于交换产生财富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它是用货币来衡量的各种最终产品在市场上达成交换的价值。因此，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货币价值的文化及相关产品同样能够实现GDP的增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样能带来GDP数字的攀升。既然如此，为何我们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却选择了工业生产、房地产开发等产业来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略了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呢？其原因在于：一是文化及相关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等方面，这种支持作用主要基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一种对GDP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间接推动力，对GDP的贡献显然不如工农业、房地产等行业更为快捷和直接。二是发展文化产业、依靠文化产业来贡献GDP的增速，需要一定的物质财富作为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苛求在国民经济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置其它产业于不顾，而优先发展文化和文化产业。社会文化的发展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也同样取决于社会教育的发展程度。因此，从“GDP中心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GDP增长的应有之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很难有绿色GDP的健康，没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支撑，GDP的增长也会缺乏后劲的支持，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客观影响

如果非要把“三个不适应”的成因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联系的话，那也至多是一种客观的原因，是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绝非主观追求的结果，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间接的因果关系主要基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决定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适应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从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变革最先开始，从而引起生产关系和整个经济基础的变革，随之是上层建筑的变动，这个适应过程往往伴随上层建筑的相对滞后状况，并经过长期不断的磨合和调整，最终适应社会的进步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也是从生产力的变革开始的，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重要子系统的文化建设却并未实现“高速增长”。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演变而变化的社会文化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并未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完善地建立起来。文化不可能像工农业生产那样能够迅速地完成积累和增长，它必然要经过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循序渐进地构建，绝不能奢望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一味地责备政府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决策和执行的不力。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来分析，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三个不适应”，也从反面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造成的社会转型的内部环境和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难度。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临着对内改革的内部环境和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对内的改革造成了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伴随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这种转型当然包括社会文化的转型。“后文革”时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理想价值观念系统的重建任务一直没有完成。旧的信仰体系坍塌了，而新的没有建立起来。[5]创建一个新世界远比打破一个旧世界要难得多；社会文化的建构同样也比经济的积累更为复杂。开放的外部环境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首先面临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战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加快，世界各国间的思想文化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激烈。“西方发达国家把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把它渗透到方方面面”。[6]社会转型意味着旧有的社会文化体系趋向瓦解，新的社会文化体系尚未建立，在这个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建设更新的“空档”期，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更新增加了阻力。与此同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身也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任务，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绝非一日之功。总之，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比保持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更有难度，更具挑战性。

三、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三个不适应”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因此，很多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中的问题都需要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三个不适应”主要是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增长，落后于国民素质提高的要求。概言之，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即是加快文化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解决“三个不适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加快文化发展，解决“三个不适应”不能仅依靠大讲文化来解决文化问题，更不能依靠大讲政治宣传来矫正文化发展的不足，我们所要加快发展的文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这是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的政策导向。如果单靠文化方面的努力来推进文化发展，就是文化路线上的形而上学，就会走“唯文化论”的道路；如果仅依靠政治方面的宣传和群众觉悟的提高来推进文化发展，就会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就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来看，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文化与经济和政治都呈现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撇开价值判断，一元主义的文化与计划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无疑是高度协调、相互支持、非常“配套”的。[7]这种匹配和协调无疑是当前“三个不适应”的体制和政策原因之一。

其次，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解决“三个不适应”需要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手段。第一，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一定的公共财政支持。整体上，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投入文化事业费支持文化机构的运行；二是通过投资文化设施，改善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支持文化设施建设。[8]对于这些物质条件保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政策层面提供了保障，“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完善投入方式，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9]第二，科学技术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物质条件，“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开辟了当代社会的‘效益化’道路，使人类的劳动条件得到根本的改善，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使人免除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从事更富有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使人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科技使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10]

再者，文化产业化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部分。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生产力，是科学发展的硬支撑。大力推动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新抓手和拉动居民消费的新引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亦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概括地说，发展文化产业，具有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居民消费、增加劳动力就业、促进跨越式和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和发展空间：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作的贡献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文化企业总量偏少，基础薄弱等。[11](P150)《决定》提出了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全面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12](P156)要实现这个发展目标，必须改革文化体制机制，通过改革破除旧体制，创新适应发展的新体制，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本身也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文化体制改革领域的具体体现。

最后，发展与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需要“硬实力”来保驾护航。这个“硬实力”的建构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主导来完成。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末形成了一股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世界各大文明向传统文化回归，中国也兴起了传统文化热。在此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抛出了所谓“文明冲突理论”，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POWER）概念，世界各国纷纷重视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尽管硬实力依然是根本和基础。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我们很难发现有国家的硬实力懦弱不堪，而其文化软实力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和效仿，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推进必须有“硬实力”来保驾护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此外，硬实力的构成因素中除了基本资源等自然要素（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要都需要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完成。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晋)葛 洪．抱朴子内篇[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3](隋)王 通,郑春颖译注．文中子中说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万俊人．从伦理学的视角看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信仰重建“道德重建中官德示范不可或缺”[N].东方早报，2012-5-16．

[6]秦 宣．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方式新变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0-15．

[7]陶东风．文化批判的批判[J].天津社会科学,l997(03)：72－75．

[8]本报评论员．加大财政保障,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N].中国文化报,2012-6-26．

[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10]马得林．自然辩证法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11]编写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Out of Place＂and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

QU Jia1.2
（1． School of Marxism，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Henan，453007；2．School of Marx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2488）

Recently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ree Out of Place＂appear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is completely caused by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which is actually misunderstanding．Therefore，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and its objective effect，would help u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ree Out of Place＂in 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

Three Out of Place；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socialist culture

D616

A

〔责任编辑 赵晓洁〕

1674-0882(2017)04-0001-04

2017－04－07

河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14QK54）

曲 嘉（1981－），男，河南漯河人，在读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